南平市图书馆

相对于其前辈李栗谷的“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⑨的观点，南塘做出了一个根本的转向，即四端由纯善变成兼善恶（有善有恶或可善可善），这就使其人心道心思想在东亚儒学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
  “四端”一词来自《孟子》一书，该书有两章提到了该词。其中比较完整的表述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七情”一词来自《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在孟子那里，他是以心善说性善，即以纯善的四端之心来证明性是善的。①不过，在朱熹那里，四端就出现了另外的含义，即四端的表现除了是善之外也有恶。“恻隐羞恶，也有中节、不中节。若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便是不中节。〔淳〕”②当然了，朱熹仍然认为四端主要还是善的。在韩国儒学中，和退溪辩论四端七情与理气之关系时，奇高峰（名大升，1527—1572）曾经提到过朱熹所说的四端也有恶的问题。“夫以四端之情为发于理而无不善者，本因孟子所指而言之也。若泛就情上细论之，则四端之发亦有不中节者，固不可皆谓之善也。有如寻常人或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亦有是非其所不当是非者。盖理在其中，乘气以发见，理弱气强，管摄他不得。其流行之际，固宜有如此者，乌可以为情无有不善？又乌可以为四端无不善耶？”③不过退溪和高峰并没有就此深入探讨之。④栗谷和成牛溪（名浑，1535—1598）辩论四端七情和人心道心时，似乎并未注意到朱熹的四端也有恶的论述。宋尤庵（名时烈，1607—1689）则注意到了朱熹所说的四端兼善恶的问题：“恻隐羞恶之有善恶何也？因性之有善恶而然也。孟子之言性，取善一边而言，故于恻隐羞恶，亦指善一边而言。程、张因孔子性相近之说，而兼言有善有恶之性，则朱子之言恻隐羞恶之有善有恶者，亦因性有善恶而言也。”⑤南塘接受了朱子和尤庵的观点，然后他就据此批评李栗谷：“栗谷所谓四端纯善无恶者，亦恐为不备也。”⑥以及批评韩国儒者农岩：“但四端纯善之论，比朱子说为未备耳。”⑦
  南塘对四端七情持有的是同质论的观点。其同质论有两个要点，价值同构与外延同构。南塘告诉人们：“四七一情，则皆是气发理乘而皆兼善恶也。”①也就是说，从价值判断来看，四端和七情是一样的，都是兼善恶的。或者说，四端七情是价值同构的。南塘接着写道：“故七情约之为四端，四端衍之为七情。四外无七，七外无四。则四七非二情也。”②情感的总体可由四端衍化为七情，也可以由七情化约为四端。“盖四端衍之为七情，七情约之为四端，非有二也……四端为经，七情为纬，而错综为一。则七情四端，果是二物乎？”③四端七情不是二物，而是一物，是异名而同实。或者说，四端七情是外延同构的。那么，韩南塘追随朱熹、高峰和尤庵的四端七情同质论之观点，其用意何在呢？愚以为，这是为了对退溪的四端七情、人心道心分理气的釜底抽薪，从而一举击溃理气互发说。为了证明四端纯善的必然性和依据，退溪认为这是由于理发，或者说完全是理的作用；而七情之有善有恶的依据，则是气，故而是气发。④南塘以朱子的言论为根据，而不是以孟子的言论为根据，指出四端也是兼善恶的。在他看来，这就等于搬去了退溪及其学派理气互发说的根据。可以认为他是想对理论对手予以釜底抽薪，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即理气互发说是错误的，而气发理乘一途说才是正确的解释四端七情以及人心道心的观点。人心道心问题是在四端七情问题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理气互发说开辟的另一个战场。⑤南塘或以为，在理气互发说的两个战场中，四端七情论是主战场，道心人心论是副战场。从主战场摧毁理气互发说之后，再从副战场摧毁之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