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文本之中常有论述前后不一的情形，此前辈早已见及。如唐君毅先生：“韩元震《朱书同异考》，尝谓其前后有四说。兹本其言，更加以引申而论之。大率朱子初以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答张敬夫书）……至于其答吕子约书，谓‘操舍存亡，虽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则道心之微，便亦在此’，此则以由人心之操而存，即见道心之微。……”②，唐先生认为，朱子人心、道心之说，前、后历经四变（此处未全抄出），而此一灵感的抒发，则是来自韩国儒者韩元震（字德昭，号南塘，1682—1751）《朱子言论同异考》一作。③
  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朝鲜一朝之学风大致对朱子相当崇敬，主流即是程朱学，陆王心学反而不显，甚至还会被视为异端。韩国儒者对朱子言论考究得相当精细，依着唐先生的介绍，可以发现韩元震已注意到朱子言论不一致的问题，以下抄出韩元震《朱子言论同异考序》之文：
  前圣而作经莫盛于孔子，后贤而传义又莫备于朱子，故学者必读孔子之书而后可以尽天下之义理，又必读朱子之书而后可以读孔子之书也。然孔子生而知者也，故其言无初晚之可择；朱子学而知者也，故其言不能无初晚之异同，而学者各以其意之所向为之取舍，往往有以初为晚，以晚为初而失其本指者多矣。朱子之书多失其指，则孔子之书亦不可读也，而道于是乎不明不行矣。尤翁晚岁深以此为忧，既释《大全》之书，又欲考论其同异而辨正之。既始，其功才到十余条而止，呜呼，其可恨也已。元震自早岁即已受读朱子书，反复通考，盖用一生之力其于异同之辨，庶几得其八九于十。于是悉疏而出，或考其日月之先后，或参以证左之判合，或断以义理之当否，以别其初晚，表其定论，而言异指同者，亦皆疏释而会通之，编为一书以续成尤翁之志。僭猥则有之矣，而学者或有取焉，亦庶几乎为读是书之一助耳。元震于此重有感焉，孔子，天地间一人而已矣，朱子，孔子后一人而已矣，有孔子则不可无朱子，而尊朱子者乃所以尊孔子也。不幸世衰道微，邪说并起，甚有以侵侮朱子，改易其说为能事，是诚不知尊孔子也，而其祸将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吁，亦痛矣。①韩元震谓：孔子作经最盛。然而，考察典籍所载，应该说孔子述经、删经而不是作经，一般依《礼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②《论语》中孔子则自明：
  “述而不作。”③但《孟子》一书却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④如果孟子所言是真，那么孔子至多也只是作《春秋》，而无他经之作，应也不至于“作经莫盛于孔子”。
  然而，韩氏之语当是别有旨趣。韩氏所属时代为中国清朝，在当时，不仅《五经》，包括《四书》也称得上是“经”，此时《四书》业已经过朱子的编订批注①，其中，《论语》记载孔子语言，《大学》的《经一章》，依于朱子，亦是孔子的话而曾子述记，而《中庸》为子思所编，内容甚多“子曰”之处。另外，如《易传》，一般也被尊奉为孔子及其后学所完成。因此，韩氏认为孔子作经最盛，亦诚有所本。
  韩氏又谓：“后贤而传义又莫备于朱子！”此指朱子之遍注群经，居功厥伟而可称为道统的接续者。②又曰：“必读孔子之书而后可以尽天下之义理，又必读朱子之书而后可以读孔子之书。”③这是站在朝鲜朝之尊孔、尊朱思想上来说。然而，对于孔子或《四书》之言，众家的诠释不尽相同，以宋明理学为例，便有心学、理学与气学等不同学派的诠释。而韩氏则以为，朱子之说最为正统，以朱子诠解《论语》最为准确，此外的心学、气学则不可信。
  韩氏又说明，在阅读孔子与朱子的文献时需有不同的切入方法，理由是，孔子与朱子不同。孔子是生而知者——这是程朱与韩氏对孔子的尊称，孔子虽自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④又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⑤不过对于《八佾篇》“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之叙述，朱子则引尹和靖之语而谓：“礼者，敬而已矣。虽知亦问，谨之至也，其为敬莫大于此。谓之不知礼者，岂足以知孔子哉？”⑥此指孔子是生而知者。又如《论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①朱子则诠释为：“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②亦是在说孔子为生而知者。朱子是引《中庸》“生知、安行”之说而来赞美孔子。
  韩氏之所以先说孔子是生而知者，显是语带玄机，这是为了要与朱子做一对比，其问题意识便是：孔子是生知之圣，而朱子是学而后得，是“学知、利行”一流，于是在学知的过程里便会经常转变说法，以致有前、后不一的论调。孔子言语未尝有异，朱子则非，而《朱子言论同异考》的著作，便是要替朱子的话语爬梳条理。
  朱子既为“学知、利行”者，思想有其前、后转变，那么当该如何得出定见？韩氏认为，这非得经过一番翔实考证不可，不可各凭己意而来解读朱子，否则若将朱子前期说法视为后期，后期视为前期，则离朱子本意愈来愈远，最好能够依着朱子年谱或是书信上所嘱时间等数据，而来进行各种说法的时间考证，才能判读出何者为前期或后期之说。
  韩氏此处有可能是在批评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同书以为，朱子晚年思想有所悔悟而转向良知说，举朱子主张心可以顿悟以及“本心”的相关说法等，而视朱子归宗到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此举也许是明知故意；朱子早期的“中和旧说”因受胡宏影响，而有性体心用、心能顿悟的说法，不过这也已是朱子早期的文献，后来也有“新说”的提出，王阳明把朱子早期说法当作晚年定论，令人不解。又“本心”二字本是孟子提出，只是在朱子“心具理”的义理下也可论及“本心”，这仍是放在朱子理学体系下来谈论，与王阳明的良知学有段距离。
  又韩氏所讥嫌的，也有可能是继王阳明之后的李绂（1675—1750）。李绂的代表著作《朱子晚年全论》，内容即是顺着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说法，而且更为激烈；王阳明只抄出朱子的少数文字，李绂却摘录了大量的朱子言论，以证明朱子晚年悔悟而改正为心学。李绂的说法同样不足采信，而韩氏的生年（1682）较李绂稍晚，当时中韩之间的文化传播极为便利，有可能韩氏已接收到李绂的作品内容，所以提出贬斥。
  那么，为何一定要对朱子思想之前或后期做出判定？韩氏以为，朱子的思想若不考据出前、后期之分野，则容易产生误解，而朱子思想真意既不可得，也就无法确切地理解孔子，如此，真正的大道、真理也就无从得知。这也是韩氏念兹在兹、用心再三的原因。
  韩氏又说，这并非是自己个人的担忧，早在师辈级宋时烈（初名圣赉、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时便已发现这一问题。①宋时烈是在阅读《大全》②、《朱子语类》时，有感于因为各书之间或是同一书中本身论述的不一致，以致造成后学的纷乱与争论，于是着手编撰《朱子言论同异考》一作，不过由于年纪太大，只编列十几条。③而韩氏感念于此，遂而接续宋时烈之慧命，编撰《朱子言论同异考》。
  因此，《朱子言论同异考》一书有两个版本，一是宋时烈所编，只有二十多条，另一为韩氏所编，内容较多。不过，韩氏所编版本迄今未收入《韩国文集丛刊》。而当面对朱子言论不一之时，韩氏如何解决？在此韩氏对自己的方法学做了简述。韩氏说，自早便对朱子学熟读再三，对于朱子思想奥义颇为精熟，此为理解朱子思想的基本条件之一，若非如此，则欲处理朱子文献前、后之不同，反而容易失误；而以自己积累的能力来查考朱子言论的异同，大致可以判准出十分之八九。④
  关于韩氏之方法论，依序有如下步骤：
  1．考查年代为基本功。如中国清代的王白田有《朱子年谱》之考查，而今人束景南也有《朱子大传》《朱子年谱长编》等作品，这些都是为了研究朱子学所下的深功夫。即是从朱子的书信中进行年代的分析与条理，以推断朱子言论的改变。
  2．就考查出的证据研究彼此之间的异同。即韩氏所言“参以证左之判合”。
  3．就文献的义理来推断前或后期思想。不过，在这一点上，很容易流为各说各话，例如湖、洛论争之时，韩氏与李柬（字公举，号巍岩，1677—1727）两人便对朱子学的未发心体究为纯善或有善有恶、人性与物性为异或同等问题上进行争辩。
  4．精熟于朱子学才能不为所惑。即是说，朱子的言论乍看之下显得矛盾，不过这仅是表面的冲突，无关于前、后期思想的不同，如果能熟悉朱子学说，也就不会随着字面上的互斥而感到困惑。例如，朱子既言理同气异，也言气同理异；理同者，指人、物皆分受同一天理，无有偏倚，而气异者，则指人、物之气禀彼此不同。又气同者，指人、物皆有其动物性、有其知觉，而理异者，指由于气质的不同，人、物的气质之性也不同。
  在此，笔者亦补充几点方法如下：第一，若《语类》之言论则不如朱子自注的《章句集注》来得重要。第二，文献证据数量较少者，便要尊重数量较多者。例如李滉的“理发、理到”之说，虽然朱子也提过，但若与朱子理学整体之相关论述来比较的话，则见出朱子提及“理发、理到”的场合极少，这就比较不能作为朱子的定论。①第三，尽量做到不受派系情结之影响，而让文献自行说话。
  以上是韩氏研究朱子说法歧异时的方法论，后文韩氏再度尊朱，强调必须尊朱才能尊孔。韩氏之尊朱，并与尊孔做一联结，有其时代之背景，若是说要透过阳明学以切入、遵奉孔子，亦无不可。然究实而言，朱子以其学术贡献与对《四书》的发扬而受到后世的推崇，亦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