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研究朱子学时，学者常会为朱子言论之不一而感到困扰，例如，关于“心”的意涵：心是气之灵，所以要归属于气？还是心本具性理？究是本心或气心，历来各家的诠释多不相同。①又如，冯友兰曾言：朱子需要两个世界。②而刘蕺山、黄宗羲等人也以朱子“有物先天地”③之说，而判朱子似有割裂理气之嫌。朱子自己曾言：“山河大地陷了，理还是在。”④如此看来，理与气应当可以分属两个世界，然而朱子又说理气不离，那么，好像又只有一个世界。此外，朱子判理、气的先后，有时是理先气后，有时是理气同时。而朱子谈论孟告之辩时，认为告子四变其说，即所谓诐辞、淫辞、邪辞、遁辞①，不过也说告子的错谬根源，在于“生之谓性”的主张。②
  当面对朱子言论前后不一致的时候该当如何解读？何者才是朱子的定论？关于朱子所留下的文献，或整理自《大全》③，或整理自书信，或出于《四书章句集注》，又或者出于《朱子语类》等，彼此间各有各的谈论重点，而这便是在研究朱子学时所必须面对的方法学问题。④虽然从大方向来看，朱子学整体体系的宗旨相当一致，但是论述之间若干的不一致也是存在着的。当此之时，也就需要寻求解决方法，以下试举几种：
  1．思想前、后期的改变：可将朱子思想内涵视如一持续变动的有机体，又或者，当朱子建构学说体系时，也有可能前、后时期出现差异。如朱子中和旧说的“性体心用”与新说的“心统性情”，此可视为前、后期的思想改变。⑤又例如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方法运用，也是使用前、后期思想改变的原则方法。⑥
  2．视诠释对象而有不同的说法：例如，关于“心”的定义，在面对佛学时，由于佛家也重视“心”，朱子此时便视“心”的地位居次，而以“性”为重，心即是气，即是佛家所言之“心”，而只到气此一形下之层面；然而，如果面对《孟子》的“本心”时，心便不只是气，而是理气合、心性合的“本心”，涵具形上之层面。
  3．从文献的创作背景来衡量：例如，当《四书章句集注》与《语类》冲突时，则当该以《集注》为主。因为《语类》是上课学生笔记，可以推论这样的记载比起《集注》而言，应当还属思索当中，《集注》则由朱子亲自执笔，则可视为是朱子认真思考后的作品。又由于《语类》是学生笔记，出现讹误的可能性也较大。
  4．无法从单一文本而判为定论：例如，当朱子在文章中强调“理气不离”时，却不能因此认定“理气不离”即是定说，亦需考虑到朱子在其他文章也谈“理气不杂”，也就是说，朱子可能兼采二说，此二说于朱子学说中各有妙用、各代表着朱子思想的不同层面。
  5．谈论的次数多寡：例如，朱子有时言“知觉是智之事”，此属形上，有时则言“知觉不可训仁”，此属形下①，“知觉”究属形上或形下？这可以透过搜录相关言论，从中分析朱子讲述时的次数多寡，而来判定何者较接近朱子心目中的想法或是主要意思，其中，谈论次数较少的，便要尊重次数较多的说法。
  6．对朱子学说纲领、精神的掌握：有些争议是朱子学说内部的问题，例如，韩儒论争的“四七之辩”、未发心体是属纯善或有善有恶、朱子学是否也是“心即理”之说等，这些问题主要仍需透过对朱子学说的理解与掌握，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结论，当然也可辅以其他或前述各种方法而来归纳、整理出头绪。
  在当代新儒家中，研究朱子学较具代表性者，当推牟宗三与唐君毅两位先生。牟先生认为朱子是别子为宗②，而唐先生虽也见及朱子的援引外学③，却以“伟大”来形容朱子之学。唐先生亦不去分别宋明儒学之中谁是正统、谁是别子，而牟先生则认为阳明为正统、朱子为别子。至于牟先生认定朱子的心是气，而唐先生却不如此。④唐、牟二先生的看法会有如此差距并不意外，这在韩国儒学史上业已是存在已久的论争，如韩儒“四七之辩”之中，李滉（字景浩，号退溪，1501—1570）依着陈淳的见解，视心是理气合①，至于李珥（字叔献，号栗谷，1536—1584）则认为心是气，发者是气发，而理乘气，理不活动；此双方阵营也都有朱子文本以为根据，而难以得出定论。以下，先透过唐君毅先生之文，来对韩儒面对朱子言论不一的因应之道进行了解。先谈韩元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