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韩国儒学虽然是在吸收中国儒学，特别是朱子性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并不是单纯的按部就班、移花接木，也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或复制。韩国儒学是在适应韩国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对中国儒学进行了更加深入而细致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韩民族的文化精神（Ethos）。如果说中国儒学是宇宙论层面上具有包括性的“远心的哲学”，那么韩国儒学则是人性论层面上具有内在性的“求心的哲学”。因为宇宙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只要认识并了解了人的本质，宇宙便自然而知。中国儒学已经在“大宇宙”方面做足了功夫，于是韩国儒学便开始细致地挖掘人的内面心性。与中国儒学相比，重视人的内在性情与道德情感，确实是韩国儒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理”概念的发展演变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上文考察了韩国儒学史上几大重要学派代表人物对“理”概念的不同认识，从中可以一窥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特色。理这一概念虽然是发端于中国，但儒学东传至朝鲜半岛，在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许多变化，很多的概念术语也因此被改变或创新。性理学者退溪和栗谷基本沿用了朱子学“理”的概念，只是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和延伸而已。退溪的理具有实在性、尊严性、价值性以及能动性之特征，其中能动性在其中尤为突出。传统朱子学一般认为理无情意、无造作，不具有活动性，但退溪为了界分四端与七情，为了强调四端在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中也能够自由发显，不顾逻辑牵强而强烈主张四端为“理发”，由此也推出了理动、理到说。这些都是为了强调理作为活动主体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理优位”意识。相比之下，栗谷更注重理气二者的妙合，他提出“理气之妙”来说明理气二者的关系，认为二者具有协调互补、价值平等的关系，并结合理气特性将这种关系用“理通气局”来表述，突出了理的自若性与气的局限性，在“理一分殊”的基础上更加凸显了气的活动性作用。阳明学者霞谷则反对朱子的“理”，认为其只是虚理，不仅没有能动的作用性，而且脱离现实世界和具体事物，并提出了自己的“生理说”。霞谷认为，生理不仅能够认识并判断客观事物，同时也是具有活动能力的、生动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理）和兼有生动的特性（生）的学问体系。实学者茶山的理则反映了东西思想的调和，茶山一方面积极反对传统朱子学的“理”，同时又主张儒家的“实理”，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吸收西学思想，认为理是非独立存在的“依附之品”，理并非万物之一原，只有上帝才是主宰和创造万物的终极存在。
  就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思想的基础，而思想又具有哲学产生的背景。韩国儒学的特征在于不仅重视纯粹的道德性，而且还追求实现这种道德的现实制度和力量。换而言之，韩国儒学追求的是理想道德与现实实践的和谐发展。朝鲜建国之初亟待确立性理学作为官学的权威和地位，要用性理学的“理”来证明朝鲜建国的合理性和正统性，故退溪极力主张理的至尊优位性以及能动性，特别是在退溪生活的16世纪，虽然儒学思想的社会体系已经得以确立，但勋旧派固守权势导致诸多社会弊端出现，士林派极力反击却导致士祸发生，在颠倒黑白的现实背景下，为了揭示纯粹的道德义理可以在现实中实现，退溪极力主张理的能动性就是为了从理论上确立人之善行在现实中实现的当为性。到了栗谷时期，士林政治已经趋于稳定，国家经历了太祖和太宗的创业期以及世宗和成宗的守成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栗谷认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更张期”，主张应该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法治措施来实现制度变革，于是他在重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基础上提出了“理气之妙”。而且，为了强调社会现实之多样性的变化，他极力主张四端为“气发而理乘之”。到了朝鲜后期，国家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这也促使性理学观念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但当时性理学者偏重于理气等逻辑性论争，过分空理空谈，并大搞朋党政治而引发祸乱党争，因此阳明学者霞谷以及实学者茶山批判朱子学僵硬的学问体系，积极探索并创建了自己的学问体系。特别是朝鲜后期，面对西方异质文明的侵入，阳明学需要确立心的主宰性和原则性地位，因此霞谷提出了“生理说”。茶山生活的年代处于18世纪中后期，当时受外敌侵略而影响的经济已逐渐恢复，韩国也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走向工商社会，士林政治开始衰退，进而出现了强化君权的荡平政治。不仅如此，朱子学的理论体制也已动摇，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呼吁开放的、多样的思想体系的指导。于是茶山一方面主张回归传统洙泗学，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学之影响，努力探索找到社会发展的新思路。由此可见，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与演变，反映了当时社会变化及思想发展的趋势，并为引领时代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韩国儒学思想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