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以上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朝鲜心学”的三点特征。
  第一，朝鲜儒学在朝鲜王朝时代并非被分类为“性理学”派或“实学”派，而是在被称为“心学”的学问领域内进行着钻研。为什么从正式开始接受宋学（程朱学）的朝鲜王朝建国时起，朝鲜儒学家对“心学”持有关注呢？这是因为在同时代的中国思潮，即元明时代宋学（程朱学）的心学化潮流中，《大学衍义》及《性理大全》开始被明代帝王作为必读文献。朝鲜的君主也要求朝鲜儒学家们进行“人主之治在于心学”这一命题的研究。在实行科举制度的朝鲜王朝，侍奉君主的儒学家们为了能够成为王的智囊，一定会与这个命题相对峙。但《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言与同时代的政治状况并不一致，因此朝鲜儒学家们致力于如何合理且整合性地解释这一难题的工作。在此“心学”的思潮中，作为“心”之修养而被重视的就是“敬”。对于“敬”的思索，并非只有李退溪在进行，从权近以来直至朝鲜王朝末期，这是所有儒学家们的共通思想课题。
  因此，不能否定的是，若动辄以“性理学”或“实学”这样近代才成立的学问范畴为依据来通观朝鲜儒学，往往会产生看错其特征的危险。同时，若过于强调这两个学问范畴，则会有丧失与中国及日本关联性的危险。因此，我们理应有必要把朝鲜儒学作为“朝鲜心学”进行一次重新认知。
  第二，关于朝鲜儒学中阳明学的发展，曾经有过把朝鲜儒教特性定义为“朱子学一尊主义”而无视阳明学的时代。近年来，陆续出现了如中纯夫《朝鲜の阳明学》（2013）等扎实的研究成果。据中氏所言：“阳明学传入朝鲜应在王守仁（1472—1528）生前的1521年。因此朝鲜阳明学具有可同中国相匹敌的历史时长。但正式且体系化地接受阳明学，应该要等到阳明学传来百年之后，即郑齐斗（号霞谷，1649—1736）出现之时。”①中氏认为，对于阳明学的关注，是从17世纪末开始出现的。
  但是，如同前文所述，李睟光《芝峰类说》中已出现对阳明学的好感。可以明确的是，在“正式接受阳明学”之前，朝鲜对王阳明已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三浦秀一曾说过：“宋末元初的心学运动具有两个立场。其一，作为圣贤之学继承者，特别尊崇朱熹的立场；其二，如实地体现自我内心才算是心学的立场。这两个立场又具有在各自内部互相对立争斗的特征。”②朝鲜王朝建国时所传入的“心学”化的宋元哲学，本来就是一个与阳明学有着高度亲和性的思想体系。因此在朝鲜王朝，陆象山及王阳明的文本并非是不能阅读的禁书。另一方面，《性理大全》中揭示了学习“圣学”的主要问题便是有关“心”与“敬”的问题，同时也收录了许多陆象山的学说。可以说，在如何解释“心学”这一问题上，根据儒学家各自的关注点或解释方法的不同，如将朱子学（宋学）与陆王心学进行同化、折衷或排斥等，存在各种形态。
  第三，李退溪曾对王阳明进行批判，这是在研究朝鲜心学时值得关注的。作为性理学代表的李退溪，留下了批判王阳明的文本，这些文本成为朝鲜儒学是“朱子学一尊主义”的重要根据。在李退溪对王阳明的批判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退溪先生文集》卷四十一《传习录论辩》中的第三个“辩曰”部分：
  辩曰：不本诸心而但外讲仪节者，诚无异于扮戏子。独不闻民彝物则，莫非天衷真至之理乎？亦不闻朱子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乎？心主于敬，而究事物真至之理，心喻于理义，目中无全牛，内外融彻，精粗一致，由是而诚意正心修身，推之家国，达之天下，沛乎不可御。若是者亦可谓扮戏子乎？阳明徒患外物之为心累，不知民彝物则真至之理，即吾心本具之理。讲学穷理，正所以明本心之体，达本心之用。顾乃欲事事物物一切扫除，皆揽入本心衮说了。此与释氏之见何异？而时出言稍攻释氏，以自明其学之不出于释氏，是不亦自欺以诬人乎？彼其徒之始明者，不觉其堕坑落堑于邪说，乃曰言下有省，亦可哀哉！
  这里李退溪所猛烈批判的是，对于朱子“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以及“心主于敬，而究事物真至之理”，即“敬”才是“心”之主的教诲，阳明完全没有理解。关于李退溪对阳明的这段批判，友枝龙太郎说：“阳明学说中，完全没有显示出朱子所言的理与气、性与情、心与理、心知与物理、知与行等对立面。继承朱子学的退溪，反对阳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通过这些批判论点可以看出，‘理气不离不杂，妙凝对待’的辩证思维是退溪学说的核心。”①但是这个看法只是一面之词。因为阳明所主张的“心即理”这一命题，对于主张“心主于敬”的李退溪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观点。两者的对立，正如三浦所言，“宋末元初心学运动”具有“各自内部互相对立争斗”的特性。李退溪与王阳明的哲学在“心”的实践修养问题上，基于完全对立的立场提出了各自的解答。
  稻叶岩吉指出：“在李朝五百年的近代历史中，可列举出相当多的致力于实学经济（亦即民生）并取得相当成绩的人物。”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致力于实学经济（亦即民生）”的儒学家并不是从“性理学”或“实学”的立场来进行努力，而是从作为帝王的“治心”之学（“圣学”“心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来构想“实学经济”及“民生”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策略。可以说，所谓“朝鲜心学”，不过是与王者的治世方略密切相关，从而发展起来的学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