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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节，我们确认了一点：即在宋末元初之际而展开的“作为圣贤之学的继承者特定的尊朱立场”，与此相关，朝鲜心学则继承了这一立场。那么，朝鲜儒学是否就只是单纯接受了中国儒学？为了验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确认对朝鲜儒学产生影响的“心学”相关文本的特征。以下所列举的文本共有《大学衍义》《四书章图》《圣学心法》《性理大全》《心经附注》五种。③
  （一）《大学衍义》
  由于元朝同高丽曾有着密切联系，明太祖朱元璋一直特别警惕朝鲜王朝同北元的联合动向。④因此，在尚处朝鲜王朝建国初期的太宗元年（1392）、三年、四年，朱元璋就接连下赐《大学衍义》，同时要求弃用高丽时代所使用的“直译体”（受蒙古语影响的口语体而并非正规汉文）而改用正规汉语，并在太宗二年就立即设置了司译院，加速推进了汉语教育的准备工作。①对于十分重视同明朝关系的朝鲜王朝来说，比起世宗时代所下赐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建国初期所下赐的真西山《大学衍义》是必须学习的最重要文本。②
  作为南宋朱子学派的代表性儒者之一，真西山在反抗韩佐胄（1152-1207）所实行的伪学逆党之禁（将朱熹及二程之书列为禁书）的同时，致力于道学的复兴。③除了《大学衍义》43卷之外，真西山还著有为李退溪所爱读的《心经》及《西山读书记》61卷等书，对朝鲜儒教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真西山的思想特征，是主张把“端庄静一”作为修养工夫；比起致知更强调诚意，比起穷理更强调存养；并把“用敬”作为第一工夫，对理的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心经》是征引了如《尚书·大禹谟》“大心惟危，道心惟微”、朱熹《敬斋箴》《求放心斋铭》《尊德性斋铭》等有关“心”的圣贤格言而编纂成的书。在正文开头，真德秀把《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称作“万世心学”④，并把抑制大心且坚持道心之事称作“心学”。从此以后，朱子后学逐渐习惯性地把朱子学称作“心学”，于是，关注朱子学的心学面相便逐渐蔚为大的潮流。⑤
  《大学衍义》开头的《帝王为治之序》中，记有：“盖人君一身，实天下国家之本，而谨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为人君者，孰不知身之当修，然此心一放，则能暂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谨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无往而不如是，夫然后谓之永。”①因为人君一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所以成为人君之人，无论哪一天都不能大意，必须永远把“谨”也就是修身放在心上。
  又，《帝王为学之本》中记有：“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引者按，即《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乃尧、舜、禹传授之心法，万世圣学之渊源。人主欲学尧舜、亦学此而已矣。”②正因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抑制人心且坚持道心才是“尧、舜、禹传授之心法，万世圣学之渊源”。而对于帝王来说，“修身”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被反复提及。可以说，《大学衍义》是王者必须时常挂在心头的修身解说之文本。③
  （二）《四书章图》
  在14世纪初的元朝，出现了空前的出版风潮，面向初学者的插图本或附有图解的解说本大为流行。作为二程后裔的程复心（1257—1340）著有《四书章图》（1337？），此书是通过图解来阐释四书的文本，是作为这一风潮中的一环而诞生的读物。④
  在《四书章图》书前《蕖括总要》的“圣贤论心之要”中，关于“敬”有如下说明：
  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学者熟究于主一无适之说，整齐严肃之说，与夫其心收敛，常惺惺法之说，则其为工夫也，尽而优入于圣，亦不难矣。①
  “一身之主宰”是为心，“一心之主宰”是为敬。学者探明了“主一无适”的内面工夫（《近思录》“存养”篇四八章）与“整齐严肃”的外面工夫（《近思录》“存养”篇四五章），“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尹和靖语），探求“常惺惺”之法（《上蔡先生语录》卷中），那么进入圣域也就不困难了。
  那么，“心”与“天理”的关系究竟如何。程复心继“圣贤论心之要”之后，又以“论心之虚灵”为题，论述如下：
  《朱子语类》曰：“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卷五，人杰录）窃谓心之本体虚，故具众理，而仁义礼智之性，无不全备，寂然不动者是也；心之本体灵，故应万事，而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随事发见，感而遂通者是也。②
  从《朱子语类》中，程复心引用了“虚灵自是心之本体”的观点，并将心定义成是“具众理”且“感而遂通”之物。程复心更是在“论心之神明”的末尾叙述道：“主吾身统性情，天也，道也，性也，心也。皆一理也。其妙于无迹者，则言天。其托于有形者，则言道。其赋予于人者，则言性。其存主于人者，则言心。”③认为在都具有“主吾身统性情”这一“妙”行为的特点上，天、道、性及心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对于为什么“敬”（活敬）的修养会带来“心”与“天理”的相合这一问题，程复心试图用所谓的“妙”，即神秘主义的解释来进行回答。
  （三）《圣学心法》
  《圣学心法》是明成祖永乐帝（1403—1424在位）在永乐七年（1409）时，为了训诫子孙（实际上是皇太子朱高炽）而编纂的书。①从各种经传里所记载的圣贤言语中，选择整理出与《大学》的理论，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选取了王遂《心学》中所载北宋五子（周、邵、二程、张）的话语，以及南宋张拭、吕祖谦、朱熹、刘清之的话语，同时编者还引用了自己的文章。②这本书在中国被批评为“模糊事实的欺骗之书”③，但在朝鲜却被广泛接受④。
  比起作为自我修养的“敬”，“永保天命”的“敬天”之“敬”更被重视。天有“视听”人类的能力，天与人是“相为感通”的，所以人心若是无视敬天，那么天命就会离去。故可以认为，象山心学所标榜的“人君之心，莫重于敬天”的观点，在被人们引用的同时也受到了重视。即便永乐帝的意图在书中被强烈体现，但明初的“敬”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己，而是为了强调不能失去天命或是皇权，因此才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这样的解释长期以来从未变更过。这说明当时“敬以直内”正向“敬天”发生转移，或者说“性理之学”正在向“心学”转向。
  （四）《性理大全》
  明代永乐帝命人编纂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即所谓的三大全。三大全的刊行与传播，带来了儒学史上的一代变革，即科举考试全以此为据，排斥除此以外的所有诸家解释。另一方面，对于逐渐固定化的朱子学解释，也出现了批判的声音。同时，又随着阳明学的出现以及显学化，明末出版了大量的四书解释书。在这一过程中，唤起了对于心之修养的强烈关注。①
  实际上，《性理大全》看上去虽然好像收录了各种学说，但若仔细阅读，会发现多数收录的还是真西山及吴澄等心学的言论。在《性理大全》的“圣学”一项中，作为“朱子曰”的内容，采录了如下言论：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②
  帝王之学，虽与韦布不同，经纶之业固与章句有异，然其本末之序，窃以为无二道也。圣贤之言平铺放着，自有无穷之味。于此从容潜玩默识而心通焉，则学之根本于是乎立，而用可得而推矣。③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④
  这些言说所指示出的是，借由“人主”即“帝王”的“一心”之状态，可决定“天下之事”，这个被重新构筑起来的学问就是“圣学”。以下所采录的作为“西山真曰”的言说也好，还是作为“临川吴氏曰”的言说也好，都很明显是在进一步补充加强这一结构。
  西山真曰：惟学可以养此心，惟敬可以存心，惟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①人主之学，其要在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为出洽之本。②
  临川吴氏曰：心学之妙，自周子、程子发其秘学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无欲故静，程子云有主则虚。此二言者，万世心学之纲要也。③
  伊洛大儒，嗣圣传于已绝，提敬之一字为作圣之梯阶。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新安大儒继之，直指此为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其示学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为之主。主于敬，则心常虚。虚者物不入也。主于敬，则心常实。实者我不出也。敬也者当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④
  《性理大全》这一庞大的选集，是为了指示出“圣学”即“人主之学”乃致力于“敬”之“存心”的学问而编成的文本。而且忠实地沿袭了《圣学心法》的理念。由于《性理大全》，学习“圣学”成为朝鲜儒学家们的义务，他们也因此不得不特别关注“心”与“敬”的问题。李退溪把收录于《性理大全》中的朱子仁说，几乎全文⑤引用在他的《圣学十图》第七《仁说图》中，这是一个能够充分说明《性理大全》给予朝鲜儒学多大影响的典型例子。①
  （五）《心经附注》
  程敏政（号篁墩，1444-1499），徽州人，受标榜“和会朱陆”的新安理学派影响，对陆象山的心学有极大关注。程敏政曾给元代徽州婺源（朱子故乡）的学者程复心《心学图》作注，撰有《心经附注》（1492）。②此书作为李退溪一生的指针而被其钟爱。在书的前序中，程敏政对于“敬”有如下叙述：
  盖尝反复纟由绎，得程子之说，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谨独，亦曰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直内是本。朱子亦曰：程先生有功于后学，最是敬之一字，敬者圣学始终之要也。盖是经所训不出敬之一言。③
  程敏政在此引用了朱子的“敬者圣学始终之要”，并称经书之教应以“敬之一言”为基础。同时在文中，相对于真德秀“《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的说法，《附注》中作为“程子曰”而引用了“尹和靖尝言：（程子）先生教人，只是专令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则百事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习之既久，自然直所得也”的言论。且程敏政还加上了按语，评论道：“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诚学者希圣之枢要。然敬以直内，其本也。”④认为“敬以直内”才是根本。又引用了“朱子曰”的一段话：“问人有专务敬以直内，不务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惟恐不直内，内直则外必方。”并加上按语：“敬义之说，先儒多对举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氏朱子之说，又有宾主轻重之辨。学者详之。”⑤可以看出，程敏政认为，敬与义的“宾主轻重”之区别是必要的，而敬才是最为主要的。
  至此，我们概览了《大学衍义》《四书章图》《圣学心法》《性理大全》《心经附注》的一些思想特征，从这些文本中可抽出一个共通的“心学”命题，如《四书章图》中“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性理大全》中“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为之主”等命题所揭示的那样，“心”的问题及其与此相关的作为德目之“敬”的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朝鲜儒学家开始意识到对于个人修养而言，最重要的修养是作为一身之主的“心”之修养，而“心”之修养又必须以“敬”为主。
  朝鲜受同时代中国即元明时代成为主流的带有“心学”倾向之思潮的强烈影响，在熟读与“心学”相关的文本的过程中，朝鲜儒者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受同时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朝鲜儒学家引发了有关人主即帝王的“治心”问题的强烈要求，并开始关注德目之“敬”的问题，致力于探讨“心之修养在于敬之修养”这一共同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