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把握朝鲜儒学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即以李退溪为代表的“性理学”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譬如，1990年韩国出版的《儒教大事典》中，“性理学”定义如下：
  （性理学）是关于性命与理气的学问。儒教经典最初由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经验教训构成，时至宋代，其中加入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而得以重新构建，此即为性理学。……性理学通过以理气的概念为中心解释宇宙与人类的形成和构造，深入探索人类在社会中的正确道理，进而开拓出以往训诂学所未能触及的领域。性理学是贯穿宇宙与人生、普遍与特殊的庞大而深邃的学问体系。其核心内容可大致分为太极论、理气论、心性论、诚敬论等。①
  这一学问体系“以理气的概念为中心解释宇宙与人类的形成和构造，深入探索人类在社会中的正确道理”，“大致分为太极论、理气论、心性论、诚敬论等”。该体系在日本和中国普遍称为“宋学”或者“朱子学”①，却为何在韩国被称作“性理学”呢？
  尹丝淳对此做如下解释：
  这是因为，朝鲜的性理学有自己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的特点与独特性。首先，仅从术语来看，中国多使用“理学”“道学”，在与西欧频繁接触的近代以后，更喜欢使用“新儒学”。而韩国虽然也多用“理学”“道学”，但“性理学”一词使用更多。在学问的内容方面，在中国“阳明学”兴盛，它作为广义的性理学，即宋明哲学范畴中的“心学”，代表明代的思想界。然而，在韩国却未看到其兴盛。韩国以“程朱学”为中心的性理学得到显著发展。虽然称作程朱一系的性理学，但韩国关于“四端七情论”等心性论的研究比中国的还要更深入。②
  “朝鲜的性理学”，具有区别于中国性理学的“特点与独特性”，诸如“四端七情论”等心性论的研究比中国还要更深入，这一点就体现了其意义。换句话说，朝鲜的性理学不同于中国宋代的“理学”“道学以及明代的“心学”，它是对“四端七情论”等心性论做深入研究的学问。的确，在中国与日本并没有产生关于“四端七情论”这种心性论的激烈论争。因此，此说法本身并无欠妥之处，但尽管如此，为何朝鲜又要将心性论的研究称为“性理学”呢？
  “性理学”一词原本并没有被用于宋明哲学的研究中。朝鲜儒学中首次出现“性理学”一词，大概是以柳成龙（字而见，号西厓，师从李退溪，1542—1607）《西厓先生文集》卷十七《睡轩集跋》中的记载为开端：“郑汝昌字伯勖，河东人，号一蠹。以孝行荐为参奉，辞不就，登第为翰林，官至安阴县监。与金宏弼同志，师金宗直，事性理学。”然而，若不是“性理学”，而是“性理之学”，则可追溯至更早的时代。金宗瑞（1390-1453）等编写的《高丽史节要》卷二十四“忠肃王丁巳四年（1452成立）”条中有如下记述。
  夏四月，检校佥议政丞闵渍，撰进《本朝编年纲目》。上起国初，下讫高宗，书凡四十二卷，渍稍有文藻。而心术不正，不知性理之学，其论昭穆，至以朱子之议为非，所见之偏，类此。①
  似乎自高丽时代开始，有关“性理”的学问业已以“性理之学”的称呼被频繁使用。在大量用例中，李栗谷（1536—1584）《石潭日记》卷上隆庆四年庚午关于李退溪的如下记载，不仅是一个朝鲜时代“性理之学”的用例，而且作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本而闻名：
  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枢府事李滉卒。滉字景浩，性度温醇，少以科第发身，晚乃志于性理之学，不乐仕宦。乙巳之难，李芑忌其名，奏削官爵，人多称枉，莒还奏复爵。滉见权奸执柄，尤无立朝之意，拜官多辞不就。明庙嘉其恬退，累加其阶，以至资宪。滉下居于礼安之退溪，因以自号，衣食仅足，昧于淡泊，势利芬华，视之若浮云。然季年筑室于陶山，颇有林泉之趣。明宗末，屡下召命，滉固辞不至。明庙以贤士不至叹为题，命近臣赋之，又命画工，模滉所居陶山为图而进之，其景慕如此。滉之学因文入道，义理精密，一遵朱子之训，诸说之异同，亦得曲畅旁通，而莫不折衷于朱子。
  该文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近代《石潭日记》被多次发现。首先，李肯翊《燃藜室记述》（1911）卷十八关于宣祖朝儒贤李滉的部分，从《石潭日记》引用了一句“性度温顺，粹然如玉，少以科第，发身晩，乃志乎性理之学，不乐仕宦”（《石潭日记》）②。这一引用成为近代“性理之学”得以再次发现的开端。其次，张志渊《朝鲜儒教渊源》（1922）记述了“吾东儒教性理之学，自丽季郑圃隐始倡，而历数百年传道继统者，虽不无其人或遭罹史狱或遭士祸，其遗言微旨多不传于世，惟退陶先生深探性理之源，始有四七理气之发明，而于是诸家异同之论起矣”①。或者：“朝鲜儒教界，程朱氏性理之学至退溪而始集大成，已有先儒氏定论矣。学于退溪以道学、文章、德行、事业，为一世名公者甚多。”②并将“性理之学”作为大问题提出。他指出，韩国人自高丽时代就已经将朱子学作为“性理之学”加以接受，而且，李退溪深入探讨“性理之源”并引发各种讨论，李退溪才是“性理之学”的集大成者。此外，玄相允《朝鲜儒学史》（1948）第五章中记述了“性理学在朝鲜儒学史上所占的位置”“性理学兴盛的原因”“性理学的学风”“朝鲜性理学的内容”③，并将李退溪与李栗谷作为“性理学者”确定下来。以下《儒教大事典》（1990）中对“韩国性理学”的解释中阐释了“性理学”一词被认为非常恰当地表达了朝鲜儒学的特征这一观点：
  （韩国的性理学）高丽时期接受元代的性理学作为合理且伦理的思想掀起新的学潮。李穑、郑梦周、吉再等指出当时佛教的弊病，主张推崇儒教。郑道传、权近等不仅批判佛教的弊病，进而站在性理学的立场，从学术上批判佛教的教理。通过这些过程，思想史完成了从佛教到性理学的转换。尤其在郑道传、权近等帮助李成桂建成以儒教为国教的朝鲜国，制定法律与国家的基本政策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吉再继承了反对朝鲜建国的郑梦周的学风，建立义理学之学统，该学风由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赵光祖等继承发扬。但是，性理学迎来其学术上的繁荣时期，则是在进入16世纪之后。李彦迪阐明太极即理，徐敬德解释了太虚之气。李滉与李珥是韩国性理学之双壁，他们分别与奇大升、成浑就四端七情进行了精密的论辩。④
  通过回顾“性理学”这一术语的历史，会发现朝鲜儒学者自高丽时代就已经将宋学（程朱学）作为“性理之学”接受并学习。然而，可以说到16世纪柳成龙时“性理学”才作为术语固定下来，至近代，作为近代的“性理学”被重新解释而备受关注。将李退溪与李栗谷视为“韩国性理学之双璧”无疑是近代的解释，在朝鲜王朝时代，“性理学”一词并不是频繁使用的术语。①
  另一方面，普遍认为，从高丽到李退溪、李栗谷的“性理学”流派形成之后，以丁若镛为代表，作为新儒学流派而兴盛的是“实学”。关于“实学”，《儒教大事典》解释如下：
  （“实学”）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理性，是一种将实证、实用精神作为学问之真谛而兴起的儒学学风。这种学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我国，随着近代意识的萌芽而产生，尤其是在我国，于壬辰倭乱之后萌芽，英、正祖时迎来全盛期。在中国，明末清初始发，盛行了约三个世纪的时间。如此看来，此学风是一种通过充分理解当时的王朝社会，发展儒学的经世理念，提出典型的社会经世政策以及支撑这些政策的理论体系，从而试图调整面临危机的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与规定。“实学”一词被用于指这种学风，在我国，是由1930年代郑寅普、崔南善、文一平等民族主义史学家完成的。他们在朝鲜固有的学术意义上，确定“朝鲜学”这一概念，同时将上述朝鲜后期的学术倾向命名为“实学”。②
  “实学”这一术语现在已经完全固定下来使用，然而将其解释为是“将实证、实用精神作为学问核心而出现的儒学”或者“伴随近代意识的萌芽而形成的儒学”，其实是近代之后由日本学者提出的。权纯哲指出，稻叶岩吉（1876—1940）发表在《朝鲜》（第166号，1929年）上的《圭齋遺構を手にして—實學派の表彰如何》一文，是最早提到“实学（派）”的资料，并介绍了稻叶的如下观点。
  不止说圭斋一人，在高丽，包括把棉花种子从中国带回朝鲜的文益渐、于创制谚文（朝鲜文字）有功的申叔舟、改革大同法这种纳税体系的赵翼，还有推行钱法的金堉、深入探究土地制度的朴趾源等人，仔细算来即使在李朝五百年的近代，致力于经世济民，并取得不菲成绩的人应该为数不少。……但是，在我看来，十八先贤中大部分都不属于实学者，他们以谈诗说赋、熟知礼论见长，不同于给百姓生活带来影响的实学派。一方面动辄像口头禅一样谈论现代朝鲜人缺乏经世济民思想而备感困扰，另一方面，又在表彰善于文章诗赋之人之后，说他们还不及这种实学派，持论自相矛盾。①
  稻叶将高丽时代以后的“致力于经世济民”，不“谈诗说赋、熟知礼论”，“给百姓生活带来影响”的儒学者全部看作“实学者”。但是，其后的崔南善（1890—1957）在《朝鲜历史》（1931）中认为柳馨远、李瀷、安鼎福、申景浚、柳得恭、韩致奫、李重焕、李肯翊、郑恒龄、丁若镛、朴趾源、洪大容、李德懋、朴齐家等人有“实学之风”，他们的学问是“实证实用之学”，指出他们作为于“英祖、正祖时期兴起的实事求是之学，是李朝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崔南善的这一观点为玄相允的《朝鲜儒学史》所继承，形成了理解当今“实学”的基础。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稻叶只是将柳馨远之后的儒学家排除出“实学者”之列。按照稻叶的观点，应该把自高丽时代直至朝鲜王朝时代所有的“致力于实学以经邦济世”的儒学者看作“实学者”。稻叶与崔南善的观点不同，源自两人对“实学”的不同认识。稻叶以所有前现代的朝鲜王朝儒学者为对象，而崔南善则将“实学”限定于具备推动朝鲜现代化这一要素的儒学者们。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崔南善而言，“实学”是一个极为现代主义的概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有时会从“心学”的角度理解朝鲜儒教。《儒教大事典》的“心学”定义是：“以‘心’为基本概念的思想。心学始于孔孟，吸收了一部分神仙思想与禅学的学术方法，兴盛于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王守仁。广义而言，心学是一门修养心的学问，有时也指全体儒学。一般而言，以性为最高原理的程朱哲学称作性理学，与之相对，心学指将心作为最高原理的陆九渊、王守仁的哲学。”①这依据了宋明理学中一般而言的把陆象山、王阳明的学问称作“心学”的定义。
  但是，众所周知，李退溪喜欢读真西山的《心经》，这说明朝鲜儒学者对“心”抱有非同寻常的关心。例如，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曾多次论及“心学”②，试将之征引如下：
  （1）太祖15卷，七年（1398戊寅／明洪武三十一年）12月17日（己未）
  己未／左政丞赵浚、兼大司宪赵璞、政堂文学河仑、中枢院学士李詹、左谏议大夫赵庸、奉常少卿郑以吾等，撰《四书切要〔四书节要〕》以进。笺曰：人主之治，系于心学，当精一执中，涵养扩充，以为修齐治平之本。历选圣贤之书，《语》《孟》《庸》《学》，盖尽之矣。……伏望清燕之间，时赐睿览，以正心学，由约而博，以尽四书之大旨，温故而知新，日就而月将，则将见终始浃洽，德业隆崇，圣贤之道复明，雍熙之治可致矣。
  （2）中宗26卷，十一年（1516丙子／明正德十一年）10月8日（丙辰）
  御夜对，讲《近思录》。参赞官金安国曰：“文宗于理学，用力潜心，究不怠，至于《近思录》《大学衍义》，亲自参考，以御笔释义，或加点切，沈潜玩味，探其微奥。上若体念笃行，则治化，自此而生矣。”说经奇遵曰：“文宗尝曰：‘自见《近思录》，所得甚多。’于此，可以知先王沈潜性理之学也。《近思录》，乃心学之阶梯，至为要约，于此用功，而存养省察，先知治心之要，则自然日就高明，万事万务，洞达无碍，所当穷究玩解。自古三代以下之君，孰不欲善治？然未能善治者，以其道学不明，驰心于末务也。帝王当尽其心学，无少间断。”上曰：“理学，所当用力。”侍读官韩效元曰：“上于理学，向意如此，侍从之人，孰不致意？ 自上终始如一，以至诚开导，则自然有兴起者矣。”上曰：“近来无理学之人，予意则欲其崇尚理学耳。”
  （3）明宗4卷，元年（1546丙午／明嘉靖二十五年）7月28日（壬午）
  壬午／上御朝讲。侍讲官周世鹏曰：“伊川作四箴，而皆主于礼，朱子曰：‘礼者，画出一个天理，可尊则尊，可敬则敬，事事物物，皆随处合理者也。’二帝、三王，皆以礼而合于天理，故人欲不行。人主一身，先明天理，以合于礼，则天下争慕之，贤者乐而行之，愚者畏而从之，天下皆入于天理。此帝王所以重天理者也。夫学术有三，一曰心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词章之学。是三者，兼行于后世，诂词章，独为之主，而心学则微暗而不行者久矣，是天理不明而然也。后之帝王，不及古昔圣贤者，亦由于舍本而务末也。愿上沈潜玩索，日与经幄大臣，研究探讨，使四方观瞻取则焉。”
  （4）仁祖2卷，元年（1623癸亥／明天启3年）7月24日（壬子）
  上昼讲《论语》于文政殿。右赞成李贵曰：“李元翼今方呈病，右相若遇重事，则必云当议于领相，故无一事成就者。今之急务，须择一相臣而委任，使之主断国事可也。”李晬光曰：“李贵之言甚当。今有两大臣，而无一担当国事者，恐殿下委任之诚，有所未尽也。殿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筵臣日进嘉猷，而尚未臻至治者，岂殿下虽有从谏之名，而未尽用言之实耶！书云尔言底可绩，禹拜昌言者，非但嘉其言也，必用其言也。帝王之学，以治心为本，方今所讲《论语》《大学衍义》虽好，犹不若《近思录》《心经》《性理大全》等书也。儒臣中从事学问者，宜常常顾问也。臣恐殿下图治之心，或未免始勤终怠。若以心学为本，则必无是患矣。”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太祖、中宗、明宗、仁祖等历代人主共同遵守“人主之治系于心学”这一原则。需要注意的是，中宗十一年10月8日条中有记述：“文宗（引者按，朝鲜王朝第五代王，1414—1452）尝曰：‘自见《近思录》，所得甚多。’于此，可以知先王沈潜性理之学也。《近思录》乃心学之阶梯，至为要约，于此用功，而存养省察，先知治心之要，则自然日就高明，万事万务，洞达无碍，所当穷究玩解。”文宗学习《近思录》虽说明他潜心研习“性理之学”，但更重要的是，文宗主张知悉《近思录》乃“心学之阶梯”“治心之要”才是先决条件，这一点说明“性理之学”与“心学”被认为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学问。
  又，明宗元年7月28日条载：“人主一身，先明天理，以合于礼，则天下争慕之，贤者乐而行之，愚者畏而从之，天下皆入于天理。此帝王所以重天理者也。夫学术有三，一曰心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词章之学。”由此论述可以看出，人主乃“帝王”，必须重视“天理”，修习“心学”。
  将在下文详细论述的是，朝鲜王朝的儒学从建国之初即是作为“帝王之学”也就是为政者之学问而存在的，绝不是普通大众的学问。这一点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有本质的不同。即便同样称之为“心学”，石田梅岩所创“石门心学”也是在构思上与之相对立的学问体系。毋庸赘述，它也不同于中国的象山心学、阳明心学。“朝鲜心学”说到底并未超出宋学的范围，它是于宋学的范围内体认“天理”“性理”，并致力于“治心”的学问体系。而且，其直接根源于阐述“帝王之学”的真西山的《大学衍义》。
  认识朝鲜儒学时通用的性理学、实学、心学，有其各自的术语变迁史，分别在经历近代的再解释后而通用至今。本文并非要否定性理学、实学这些术语的有用性，而只是想指出，这两个术语是在近代的再解释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概念。相比之下，“心学”一词迄今为止虽在解释朝鲜儒学之际鲜受关注，却是朝鲜王朝时代儒者所频繁提及的概念。①因此，接下来本文试从“心学”的角度勾勒朝鲜儒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