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牧隐李穑（1328—1396），高丽末期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士大夫，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性理学者，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14岁（1341年）通过国子监考试，26岁中举，官至宰相。但1389年恭让王即位之后，他因受到李成桂党派的弹劾而多次入狱。1392年朝鲜建国之后，李成桂多次劝其入朝做官，但为了坚守气节，他自始至终予以拒绝，最终在1396年于骊兴去世。①
  牧隐是14世纪儒学家的代表，他所生活的高丽后期学界已经基本吸收了朱子学理论，而他对朱子学见解独到，利用朱子学全面展开了其哲学理论。
  众所周知，朱子学是发源于北宋时代的新儒学，到了南宋，由朱子集大成，进而使得新儒学思想理论的体系化。朱子学传入时期的高丽思想界动向与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可以用下表②来表示：在中国元代之前，朱子学已经由南宋开始传入高丽，这与民间学者及僧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①然而，朱子学真正被韩国社会所吸收则是在安瑜去元朝访学之后。当时安瑜从元朝将朱子的文章以及孔子像、朱子像摹写带到高丽。一般认为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是从安珦（1243—1306）开始，经由白颐正、权溥、禹倬推广普及，再经由李斋贤—李谷—李穑等继承，进而融入韩国社会。这一时期的朱子学与其说是理气心性论，不如说是以经为主的实践伦理。它反映了当时儒学者对佛教脱离社会现实而导致各种问题出现的情形进行的反省，表达了恢复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当时李穑正是通过对朱子学的研究，进而构建了当时儒学者所追求的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高丽末期士大夫分为两派，即旧法派和新法派。②他们都试图把朱子学作为社会改革的思想，但在遇到社会变动所衍生的问题时，二者的解决方式以及政治实践有所不同。前者的中心人物是李穑，他主张在武臣集权期或者元朝干涉期通过恢复高丽旧官制来克服当时所面临的困局，官制改革应该以“先王之法”“古制”“旧法”为基准等。与此相反，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郑道传，他主张应该全面彻底地改革由于当时的法度、制度所造成的弊端，确立一元化的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新法派认为对先王之法可以进行酌情删减，并尝试以朱子学为基石，制定新的法度及制度。前者则期望在高丽王朝范围之内，推进稳健的改革方案，进而维护既得利益；后者则试图通过改朝换代，进而实现激进的改革，从而排斥既得利益。在思想方面，前者紧密结合朱子学所具有的改革性，将朱子学融合吸收成为维护体制的思想；后者先将朱子学定位为“正学”，同时对·《周礼》的国家社会理念、功利主义的汉唐儒学等思想也予以积极的、部分的肯定。③
  两派之间主张的不同也表现在对孟子“恒心/恒产”思想的认识上。前者重视“恒心”，认为“恒产”由“恒心”所决定，即“恒产”是涉及外在的、物质的、社会的概念，而“恒心”是涉及内在的、道德的、个人的概念。他认为，导致“流移”“流亡”崩溃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的人性问题、伦理问题。①旧法派虽然也指出了权势阶层的搜刮和国家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有不足之处，然而这些与个人的道德问题相比，仍然属于次要原因。②但新法派的中心人物郑道传引用《管子》和《孟子》的观点，指出“衣食足以知礼节，仓廩实足以知廉耻”，这才是天下太平的基业。③因此他们认为从“恒产”可以产生“恒心”。同时，赵浚认为导致“流移”“流亡”之类民心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基础的崩溃。他指出，百姓之所以从事艺人、贼寇之类的活动，正是因为没有“恒产”，进而失去“恒心”而导致的。④因此新法派士大夫主要致力于保障农民生计以及稳定小农生产基础等方面的事情。⑤
  本来，李穑与李成桂的交情极其深厚，但是由于旧法派与新法派思想的极度对立，导致二人关系破裂。高丽禍王被罢黜废位之后，权力的中心便倾斜于新法派，然而李穑坚守气节，自始至终坚持了自己的思想。
  充满气节精神的李穑思想，其理论根据究竟是什么呢？如前所述，李穑的思想土壤是朱子学，同时，李穑所处的高丽时期，士大夫对朱子学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本论文目的就在于探究朱子学中的理论是否能够构成李穑思想的哲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