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孟子虽自称“私淑”孔子，但反对孟子思想者，常区分孔子与孟子之别，江户后期儒者冢田大峰《孟子断》的一句话可为代表①：
  夫孟子之志，则虽固宗孔子也，而其学风则非孔子之正统也。所谓四端之心以求仁义礼智，谓性善以明仁义之有于己，浩然之气以谓仁义之功用，及存心、放心、尽心之说，皆是孔子之所未尝言，言其所未尝言者，岂谓之嫡宗乎哉？孔子则不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曾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孟轲则不主学，徒求之于心，四端、性善、养气、存心、尽心之说，皆是使人自思者也。以孔子见之，则是所谓以思无益而已。以其所谓无益者，如何得岂孔门之关钥。
  上述之言是针对伊藤仁斋视“孟子之书，为万世启孔门之关钥者也”之说，充分说明孟子的许多主张是“言孔子所未尝言”。对于仁斋视《论语》为“宇宙至极第一书”，《孟子》是《论语》的最佳解释者，批判这样论点最早的是古文辞学派荻生徂徕，徂徕对治仁斋学的思想武器则是“道存六经”。①从时间轴上，所谓“道存六经”一开始就切断孔子与孟子思想的不同，把《孟子》作为对立关系来凸显其所谓的“先王之道”，认为孔子代表“先王之道”之继承者，孟子则是开创“儒家者流”的始作俑者。徂徕极力地浚别“先王之道”和“儒者之道”，曾叹道：“吁嗟！先王之道，降为儒家者流，斯有荀孟，则复有朱陆，朱陆不已，复树一党，益分益争，益繁益小，岂不悲乎。”②徂徕弟子太宰春台也一再说明：“古者未有儒家，子思、孟轲之流，降为儒家。秦汉之际，乃有是名，则与诸子百家为伍而已，曾谓先王之时有儒家乎！”③太宰春台更论孟子之害：
  轲自以为孔子之徒，而其不达道如是，自是先王之道，降为儒家者流，遂令后世谓儒者难与进取，千百年来，儒生之谈，无补于国家，由轲之误也。然此祸胚胎于子思氏，而成于孟氏，则荀卿之非二子，可谓知言也。④
  按此处所谓“儒家者流”，春台特指为“无补于国家”，不为世用，只知教授生徒，舌耕以食者，足见其非孟之深。⑤观其《孟子论》之作，一一批判孟子的养气论、经权论、心性论、王霸论以及管仲论等，《孟子》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几乎不为春台所接受。
  “先王之道”的经典在六经，由于经过孔子的整理，孔子乃有整理六经之功，“道”的源头还不在孔子，所以对于私淑孔子的孟子之著作，只是“私言”，但却被宋儒拿来解“孔子之道”对此，徂徕批评道⑥：
  近世诸老先生多以《孟子》解《论语》，亦未知孟子与外人争者也，岂足以解门内之言乎，其（诸子）解经，皆以理而不以道，可谓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矣，其专心四书而忽略六经，亦坐是故耳。
  如是，《孟子》成为与“先王之道”对立的经典，形成“古道”失真的源头，导致宋儒借《孟子》解《论语》，使孔子之道失真，如徂徕以下所说①：
  程朱诸公，虽豪杰之士，而不识古文辞，是以不能读六经而知之，独喜《中庸》《孟子》易读也，遂以其与外人争者言，为圣人之道本然。又以今文视古文，而谓乎其物，物与名离，而后义理孤行，于是乎先王孔子教法不可复见矣。
  以上批判宋儒“以今文视古文”“不能读《六经》”“独喜《中庸》《孟子》”，都凸显出时间轴上的“古”才是“道”的源头，寻“道”必从《六经》之古文辞，不可只从“今文”着手。徂徕的圣人观也是从“古”的立场而发：“古有圣人，今无圣人，故学必古。……故欲知今者，必通古；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后六经益明，六经明而圣人之道无古今，夫然后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论世。”②如是徂徕所谓“圣人—古道—六经—古文辞”都是验证“先王之道”的关键。那么《孟子》的问题在哪里？徂徕说③：
  孔子尝曰：“默而识之”，为道之不可以言语解故也。孟子而下，此道泯焉，务欲以言语尽乎道也，以聒争于不知者之前焉。夫人不可以言喻也，况可以言服其心乎，故其言之明畅备悉，适足以为一偏之说耳。故性善性恶，聚讼万古，程朱性理，不过为坚白之辨，悲哉！
  原来孟子及宋儒的问题是“言语尽乎道”，心性论之辨开启宋儒聚讼纷纭的性理学，根本违反孔子“默而识之”的不可道的原则。徂徕认为“道”不能是那样被“言语尽乎道”的道，《孟子》成为徂徕用来凸显“古道”的对立者，由《孟子》的对立，照映出以下徂徕学的特质：
  第一，六经的“先王之道”之“古道”，并不等于孟子所谓的“王道”之“今道”。
  第二，六经之道具体地展现在先王制度之礼乐刑政，根本无孟子抽象的心性论的争议。
  第三，只有六经下的君臣绝对观，没有孟子的君臣相对论。
  第四，圣人是不可学而至，不是孟子所言“可学而至”。
  由此可知，宋儒以孟子为师，开发出更上层抽象玄理的性理学，如今徂徕从孟子的对立面釜底抽薪，找回时间轴的古道。在这里笔者看到了《孟子》在徂徕学上扮演着脉络性转换的对立关系，“时间”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要素，孟子学成为徂徕回返先王之道轨迹的对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