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相较于前小节“强意的脉络性转换关系”，“弱意的脉络性转换关系”指的是一方面赞成孟子学，但另一方面又高度受限于日本封建体制下的尊君脉络，在中日彼此的不同脉络下，企图扭转孟子某些政治思想的解释，以兼容于日本体制中。何以言“弱意”？乃相较于前者带有强意的“主体脉络性”而言，此模拟较不凸显主体性脉络，而是正视时空脉络之不同以求化解二者出现的紧张性。其中最明显之一即是孟子的“是否尊周”的议题，成为辩论的焦点，尤其日本在封建体制下，有其特殊的朝幕体制，“尊周”议题常围绕在是否尊王室的政治意义之议题，因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幕府将军之实质权力，在名义上仍然需要得到天皇的敕许，当幕府权力结构出现松动之际，尊周议题便特别敏感地涌现而出，而孟子的论点常是儒者论述朝幕紧张关系的引爆点。尊孟儒者碰到这类议题，若不选择回避，则势必要对孟子进行回护，颇费周章，从而出现委婉而“弱意的”脉络性转换的诠释关系。
  孟子的不尊周思想，迭受历代学者所指责，尤其到了宋儒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学者指出孟子之所以不尊周，除了身处战国时代的政治黑暗背影之外，亦与其王霸之辩与君臣相对观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内在要求息息相关。②至于日本尊孟儒者似乎倾向解释孟子是尊周之论，非孟儒者则一致批判孟子的不尊周论。例如极为尊孟的古学派伊藤仁斋，他并不指孟子为不尊周，而说：“孟子说齐梁王以仁义，欲其自悟僭王之非，而尊周室也。”连尊孟者也都倾向解释孟子仍然是尊周之论，显然与宋儒划分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之论截然不同。于此又可见孟子思想在日本脉络下的求同存异之消融情形，颇缓冲了现实政治的紧张关系。而其间的关键脉络，当不离日本的万世一系之天皇体制，如一位折衷学者冢田大峰（1745—1832）一语道出日本儒者何以辨尊周议题，他说①：
  中夏开辟以来，废兴存亡，皆无常矣，唯以天命与民心，而未必以世系乎。如我东方，开辟以来，世系以御天下，复未尝有天疏民背之上也。未尝有天疏民背之上，则或有天亲民怀之下在焉。然未尝得革天命也。
  上述言中国“唯以天命与民心，而未必以世系”，实道出了中日对汤武革命或尊周王室之所以有不同理解的关键原因。如果日本没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日本儒者或许不会对孟子的汤武革命论或是否尊周论如此敏锐，但也正因日本有此天皇体制以及其所根据的神话史书，才使得孟子的政治思想能在异国文化中掀起如此大的波澜。由此亦可知，尊孟儒者不太可能把孟子解释为不尊周室者，乃因有此一特殊性的政治脉络，故须用委婉而弱意的脉络性转换方式以回护孟子，如伊藤仁斋之子伊藤东涯（1670—1736）即说②：
  方孟子之时，周室衰弊，不足以服天下，诸侯放恣，民憔悴于虐政，然则劝齐、梁之君，行王道以安天下，文武之心也，不此之出，而还致纷争，故非之固非所以非之。
  冈田龟（号月洲）针对反孟论作品的《思问录》，特有以下之评论③：
  孔子之时，天下惟一周王，除吴楚之外，诸侯未有僭号者，君臣之分犹明，故得唱尊周之说。及孟子之时，天下诸侯，尽皆吴楚也，七王国皆方千里，而周才存有七县，又为权臣所夺，分为东西二周，周王寄食其间，当时周人犹不知有王，惟知有权臣耳，况列国乎？而欲使孟子袭尊周之说，请问往何国，见何人，而开口鼓舌。譬如揭衣冠裸国之市，强聒终日，无有一人过而问者，则惟有抱济民之道，深隐岩穴耳。设使孟子如长沮、桀溺，不顾此民涂炭，而独洁其身，吾恐又有以背驰孔子责之者。又云①：
  按周烈王时，齐魏皆僭称王，至显王时，他诸侯皆称王，于是君臣之义既绝矣。周室之祚亦亡矣，虽存犹亡也。孟子初至梁，在显王之三十三年，其至齐之年，虽无明据，亦必在至梁之前后。二国之主既以王自居，视周犹一小侯，故孟子亦从而王之，今谓孟子唱劝王之说，诬亦甚矣。
  冈田龟从孔孟时代的历史背景已截然不同，论孟子在战国时代根本不存在尊周的问题，因当时的历史脉络是已无周王室可尊，各诸侯已然称王，这是历史事实，并不是孔子时代尚有周王室可尊，因此孟子根本没有倡议劝齐、梁之君为王这回事。伊藤东涯指出向来批判孟子的不尊君或劝行革命之事，都是“非之固非所以非之”，将尊周论还原到孟子时代，认为周室王令已经不行于天下，诸侯纷争，人民憔悴于虐政，故只有一颗“安天下”之心，即文武之心而已，因而主张孟子劝齐、梁为王，只是基于此心，无关尊君与否或劝行革命。以上冈田与伊藤之论都是典型的脉络性转换之解释方法，如将其论点放到日本脉络，当深知其回护孟子之心，采取的是一种“弱意的”方法论立场，方不致令孟子政治思想在日本时空脉络下有所扦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