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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以伊藤仁斋的尊孟思想家为主，指一方面吸收孟子学，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转化孟子学，如仁斋高度尊孟子，但仁斋的实学性格，减煞了孟子内在超越的心学，故孟子的思想有被“强意地转化”创造而成为仁斋的实学。以下我们以仁斋的管仲论为例。
  众所周知，孟子耻为管仲，认为“管仲不足为”（《孟子·公孙丑上》），甚严“仁之心”与“仁之功”之分际。仁斋本于尊孟立场，倡言以仁义为宗①：
  孟子之学，以仁义为宗，而所谓浩然之气，亦皆指仁义之功用而言。
  唯仁斋所强调的“仁义之功用”，与孟子所言之“仁义”有别。仁斋虽以爱释仁，但对孟子即“心”以言“仁”“义”则有所保留，不承认孟子所强调的“心”
  的优先性，甚至高度评价管仲，将“管仲之仁”同于“圣人之仁”②，甚赞管仲安民济世之功。仁斋《论语古义》中释“桓公九合诸侯”章，如是称许管仲之仁③：
  （孔子）但举九合之功，以称其仁，何者？甚能修举王法，挽回风俗，利泽恩惠，远被于天下后世，则其为德甚大矣！故曰：“如其仁！如其仁！”盖仁大德也，非慈爱之心顷刻不忘，则固不可许，而济世安民之功，能被于天下后世，则亦可以谓之仁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君于百里之地，皆能朝诸侯，有天下为仁，是也。此所以虽高弟弟子，不许其仁，而反于仲许之欤！
  从上引文可看出仁斋甚称许管仲之仁，而将之比拟于孟子所称许的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诸圣人，原因是他们皆有“天下为仁”之功，即“仁之大德”的体现。仁斋又为管仲不死君难辩护，谓公子纠虽为兄，桓公为弟，但强调二人嫡庶有别，可不以兄弟议论之，我们从《论语古义》中所见仁斋之论管仲，全是正面评价，并许之为仁。
  但令人困惑的是，仁斋既许管仲为仁人，极推尊管仲之事功，却又在《童子问》中说：“管仲非王佐之才”，仁斋说①：
  问：“管仲何以不得为王佐之才。”曰：“有志、有才、有学，而后可以行王道。无其志，则不能以天下为己任；无其才，则不斡旋大事；无其学，则虽有志、有其才，然在区区功利之间，而不能济大道，此管仲之所以止为管仲也。若使管仲知汤武之道，便是伊、吕之俦。予尝序鲁斋心法曰：‘有实学，而后有实德，有实德，则实材随焉，是也。’管仲虽有材，而不足为实材者，为其无学也。”
  如前所述仁斋论王道乃就“实德”的成效而言，无关乎个人的道德修养，故推尊管仲之事功，是极自然之结果。这里引文中，仁斋所非议管仲的亦非“实德”，乃在管仲之“无学”，因“无学”故不能有“实学”，因不能有“实学”，故仅在区区功利之间打转而不能知“汤武之道”，因此无法成为伊尹、太公望之王佐之才。如此便衍生一个关键问题，即是：一个仁人，竟可以是“非王佐之才”，岂不矛盾？这牵涉到仁斋对“仁”的诠释问题，仁斋并不似孟子或宋儒将“仁”视为“天之尊爵”（《孟子·公孙丑上》）或可尽天下之理，仁斋的“实德”不限于“仁”，谓“盖以仁之成德，不可以一德尽之也”②。“仁”既被降位与诸德同等地位，而仁斋又重“实德”之功效，因此称管仲为仁人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管仲之所以仅为“霸才”乃因其无“实学”，因无“实学”，则管仲之“才”乃非“实才”，所以只在区区功利之间，不能济大道，如此我们可知仁斋特强调“实学”的重要性甚于“实才”“实德”。
  就以上仁斋与孟子管仲论的分歧而言，可窥仁斋虽尊孟子学，但在谈王霸或管仲之际，减煞了“仁心”的优位性，强化了他以“实学”为基准的优先性。这种转换，关键在于仁斋主张“心”“性”各殊，反对以“心”言“性”，又认为“仁”乃非“性”之属，而是属于“德”的范畴，强调“圣人贵德不贵心”“皆不以心为紧要”①，如丸山真男所言：“连开口言德行，发与说扩充的道学者仁斋，政治的契机也要从个人伦理离开而独自化。”②可见仁斋之“心”是一种“经验意义的认知心”，而非“道德价值意义的超越心”。③质言之，仁斋言“仁”，事实上均只强调孟子“仁”之现实性，减煞了孟子“仁”的根源意义之超越“心”，所以仁斋以“爱”言“仁”，称管仲为仁，着重在“成德”的“爱人”，而较缺乏“成己”的自反自觉根源意义。亦即仁斋着重“成物”的“推广”一面，却未能对“成己”的超越状态加以关心，基本上仍是汉儒以“仁”解释“爱人”的旧套，仁斋后学者原双桂（瑜，1701—1773）在《桂馆漫笔》中即批判说：“仁斋之徒，盖皆模糊调停，散漫自恣，不知道之精微。然而其行己亦多庸凡鄙俗，乏俊异卓立之志，阙脱尘超凡之操”④，原双桂之批评，指出了仁斋学问虽尊孟子学却又不是孟子学的问题性。
  笔者质疑的是，仁斋并没有认为他的学问不是孟子学，但显然他很清楚孟子羞比于管仲、斥管仲仅成就霸道，而何以仁斋最终要以管仲无“实学”来自圆其说？答案可能是：无非想转化孟子以心解释所有“德”或“性”的问题，让孟子学回到“实学”的轨道来。仁斋作为町人学者，在庶民阶层里打滚，他对孟子“不忍仁之心”就可推“不忍仁之政”的那套仁政理论，应该相当保留。太过理想化的“心学”，若做不出利益群生的事情来，那只是“虚学”罢了。因此仁斋驳斥佛、老之说：“大凡无补于天下国家之治，无俾于人伦日用之道者，皆谓之邪说暴行。若佛、老之学，后世禅儒高远隐微之说是矣。”①则可知仁斋重视的是“有补于天下国家之治，有助于人伦日用之道者”的“实学”观。妙的是，仁斋曾出入禅学近十年，对心学有独到的体会，当然也很清楚孟子心学与禅门心学的关键不同，因此笔者认为仁斋不强调孟子心学是“刻意的”，而不是“误解的”，刻意稀释并转化孟子的心学优位性格，回到他深有体会的人伦日用之“实学”，这是仁斋对孟子学“强意地转化”的脉络性转向诠解的一个鲜明例子。这类“强意地转化”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体性脉络之意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