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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思想议题在脉络性转换的过程中可以有“增减”关系，亦可以是“对立”关系。本节集中探索孟子政治思想在德川学者的脉络性转换的“增减”关系，又因增减关系有程度强弱的区别，故又可分为“强意的”与“弱意的”脉络性转换关系。本节拟以仁斋学的尊孟学者为例说明之，尊孟学者虽高度肯定《孟子》，但细检之下，有些关键思想仍有被脉络性转换的情形。如果原文本是A，透过对A转换的“增减”关系，成为与A不同的B，图示如下：
  （一）“强意的”脉络性转化关系：以伊藤仁斋的孟子学为例
  此类以伊藤仁斋的尊孟思想家为主，指一方面吸收孟子学，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转化孟子学，如仁斋高度尊孟子，但仁斋的实学性格，减煞了孟子内在超越的心学，故孟子的思想有被“强意地转化”创造而成为仁斋的实学。以下我们以仁斋的管仲论为例。
  众所周知，孟子耻为管仲，认为“管仲不足为”（《孟子·公孙丑上》），甚严“仁之心”与“仁之功”之分际。仁斋本于尊孟立场，倡言以仁义为宗①：
  孟子之学，以仁义为宗，而所谓浩然之气，亦皆指仁义之功用而言。
  唯仁斋所强调的“仁义之功用”，与孟子所言之“仁义”有别。仁斋虽以爱释仁，但对孟子即“心”以言“仁”“义”则有所保留，不承认孟子所强调的“心”
  的优先性，甚至高度评价管仲，将“管仲之仁”同于“圣人之仁”②，甚赞管仲安民济世之功。仁斋《论语古义》中释“桓公九合诸侯”章，如是称许管仲之仁③：
  （孔子）但举九合之功，以称其仁，何者？甚能修举王法，挽回风俗，利泽恩惠，远被于天下后世，则其为德甚大矣！故曰：“如其仁！如其仁！”盖仁大德也，非慈爱之心顷刻不忘，则固不可许，而济世安民之功，能被于天下后世，则亦可以谓之仁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君于百里之地，皆能朝诸侯，有天下为仁，是也。此所以虽高弟弟子，不许其仁，而反于仲许之欤！
  从上引文可看出仁斋甚称许管仲之仁，而将之比拟于孟子所称许的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诸圣人，原因是他们皆有“天下为仁”之功，即“仁之大德”的体现。仁斋又为管仲不死君难辩护，谓公子纠虽为兄，桓公为弟，但强调二人嫡庶有别，可不以兄弟议论之，我们从《论语古义》中所见仁斋之论管仲，全是正面评价，并许之为仁。
  但令人困惑的是，仁斋既许管仲为仁人，极推尊管仲之事功，却又在《童子问》中说：“管仲非王佐之才”，仁斋说①：
  问：“管仲何以不得为王佐之才。”曰：“有志、有才、有学，而后可以行王道。无其志，则不能以天下为己任；无其才，则不斡旋大事；无其学，则虽有志、有其才，然在区区功利之间，而不能济大道，此管仲之所以止为管仲也。若使管仲知汤武之道，便是伊、吕之俦。予尝序鲁斋心法曰：‘有实学，而后有实德，有实德，则实材随焉，是也。’管仲虽有材，而不足为实材者，为其无学也。”
  如前所述仁斋论王道乃就“实德”的成效而言，无关乎个人的道德修养，故推尊管仲之事功，是极自然之结果。这里引文中，仁斋所非议管仲的亦非“实德”，乃在管仲之“无学”，因“无学”故不能有“实学”，因不能有“实学”，故仅在区区功利之间打转而不能知“汤武之道”，因此无法成为伊尹、太公望之王佐之才。如此便衍生一个关键问题，即是：一个仁人，竟可以是“非王佐之才”，岂不矛盾？这牵涉到仁斋对“仁”的诠释问题，仁斋并不似孟子或宋儒将“仁”视为“天之尊爵”（《孟子·公孙丑上》）或可尽天下之理，仁斋的“实德”不限于“仁”，谓“盖以仁之成德，不可以一德尽之也”②。“仁”既被降位与诸德同等地位，而仁斋又重“实德”之功效，因此称管仲为仁人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管仲之所以仅为“霸才”乃因其无“实学”，因无“实学”，则管仲之“才”乃非“实才”，所以只在区区功利之间，不能济大道，如此我们可知仁斋特强调“实学”的重要性甚于“实才”“实德”。
  就以上仁斋与孟子管仲论的分歧而言，可窥仁斋虽尊孟子学，但在谈王霸或管仲之际，减煞了“仁心”的优位性，强化了他以“实学”为基准的优先性。这种转换，关键在于仁斋主张“心”“性”各殊，反对以“心”言“性”，又认为“仁”乃非“性”之属，而是属于“德”的范畴，强调“圣人贵德不贵心”“皆不以心为紧要”①，如丸山真男所言：“连开口言德行，发与说扩充的道学者仁斋，政治的契机也要从个人伦理离开而独自化。”②可见仁斋之“心”是一种“经验意义的认知心”，而非“道德价值意义的超越心”。③质言之，仁斋言“仁”，事实上均只强调孟子“仁”之现实性，减煞了孟子“仁”的根源意义之超越“心”，所以仁斋以“爱”言“仁”，称管仲为仁，着重在“成德”的“爱人”，而较缺乏“成己”的自反自觉根源意义。亦即仁斋着重“成物”的“推广”一面，却未能对“成己”的超越状态加以关心，基本上仍是汉儒以“仁”解释“爱人”的旧套，仁斋后学者原双桂（瑜，1701—1773）在《桂馆漫笔》中即批判说：“仁斋之徒，盖皆模糊调停，散漫自恣，不知道之精微。然而其行己亦多庸凡鄙俗，乏俊异卓立之志，阙脱尘超凡之操”④，原双桂之批评，指出了仁斋学问虽尊孟子学却又不是孟子学的问题性。
  笔者质疑的是，仁斋并没有认为他的学问不是孟子学，但显然他很清楚孟子羞比于管仲、斥管仲仅成就霸道，而何以仁斋最终要以管仲无“实学”来自圆其说？答案可能是：无非想转化孟子以心解释所有“德”或“性”的问题，让孟子学回到“实学”的轨道来。仁斋作为町人学者，在庶民阶层里打滚，他对孟子“不忍仁之心”就可推“不忍仁之政”的那套仁政理论，应该相当保留。太过理想化的“心学”，若做不出利益群生的事情来，那只是“虚学”罢了。因此仁斋驳斥佛、老之说：“大凡无补于天下国家之治，无俾于人伦日用之道者，皆谓之邪说暴行。若佛、老之学，后世禅儒高远隐微之说是矣。”①则可知仁斋重视的是“有补于天下国家之治，有助于人伦日用之道者”的“实学”观。妙的是，仁斋曾出入禅学近十年，对心学有独到的体会，当然也很清楚孟子心学与禅门心学的关键不同，因此笔者认为仁斋不强调孟子心学是“刻意的”，而不是“误解的”，刻意稀释并转化孟子的心学优位性格，回到他深有体会的人伦日用之“实学”，这是仁斋对孟子学“强意地转化”的脉络性转向诠解的一个鲜明例子。这类“强意地转化”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体性脉络之意向性。
  （二）弱意的脉络性转化关系
  相较于前小节“强意的脉络性转换关系”，“弱意的脉络性转换关系”指的是一方面赞成孟子学，但另一方面又高度受限于日本封建体制下的尊君脉络，在中日彼此的不同脉络下，企图扭转孟子某些政治思想的解释，以兼容于日本体制中。何以言“弱意”？乃相较于前者带有强意的“主体脉络性”而言，此模拟较不凸显主体性脉络，而是正视时空脉络之不同以求化解二者出现的紧张性。其中最明显之一即是孟子的“是否尊周”的议题，成为辩论的焦点，尤其日本在封建体制下，有其特殊的朝幕体制，“尊周”议题常围绕在是否尊王室的政治意义之议题，因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幕府将军之实质权力，在名义上仍然需要得到天皇的敕许，当幕府权力结构出现松动之际，尊周议题便特别敏感地涌现而出，而孟子的论点常是儒者论述朝幕紧张关系的引爆点。尊孟儒者碰到这类议题，若不选择回避，则势必要对孟子进行回护，颇费周章，从而出现委婉而“弱意的”脉络性转换的诠释关系。
  孟子的不尊周思想，迭受历代学者所指责，尤其到了宋儒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学者指出孟子之所以不尊周，除了身处战国时代的政治黑暗背影之外，亦与其王霸之辩与君臣相对观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内在要求息息相关。②至于日本尊孟儒者似乎倾向解释孟子是尊周之论，非孟儒者则一致批判孟子的不尊周论。例如极为尊孟的古学派伊藤仁斋，他并不指孟子为不尊周，而说：“孟子说齐梁王以仁义，欲其自悟僭王之非，而尊周室也。”连尊孟者也都倾向解释孟子仍然是尊周之论，显然与宋儒划分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之论截然不同。于此又可见孟子思想在日本脉络下的求同存异之消融情形，颇缓冲了现实政治的紧张关系。而其间的关键脉络，当不离日本的万世一系之天皇体制，如一位折衷学者冢田大峰（1745—1832）一语道出日本儒者何以辨尊周议题，他说①：
  中夏开辟以来，废兴存亡，皆无常矣，唯以天命与民心，而未必以世系乎。如我东方，开辟以来，世系以御天下，复未尝有天疏民背之上也。未尝有天疏民背之上，则或有天亲民怀之下在焉。然未尝得革天命也。
  上述言中国“唯以天命与民心，而未必以世系”，实道出了中日对汤武革命或尊周王室之所以有不同理解的关键原因。如果日本没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日本儒者或许不会对孟子的汤武革命论或是否尊周论如此敏锐，但也正因日本有此天皇体制以及其所根据的神话史书，才使得孟子的政治思想能在异国文化中掀起如此大的波澜。由此亦可知，尊孟儒者不太可能把孟子解释为不尊周室者，乃因有此一特殊性的政治脉络，故须用委婉而弱意的脉络性转换方式以回护孟子，如伊藤仁斋之子伊藤东涯（1670—1736）即说②：
  方孟子之时，周室衰弊，不足以服天下，诸侯放恣，民憔悴于虐政，然则劝齐、梁之君，行王道以安天下，文武之心也，不此之出，而还致纷争，故非之固非所以非之。
  冈田龟（号月洲）针对反孟论作品的《思问录》，特有以下之评论③：
  孔子之时，天下惟一周王，除吴楚之外，诸侯未有僭号者，君臣之分犹明，故得唱尊周之说。及孟子之时，天下诸侯，尽皆吴楚也，七王国皆方千里，而周才存有七县，又为权臣所夺，分为东西二周，周王寄食其间，当时周人犹不知有王，惟知有权臣耳，况列国乎？而欲使孟子袭尊周之说，请问往何国，见何人，而开口鼓舌。譬如揭衣冠裸国之市，强聒终日，无有一人过而问者，则惟有抱济民之道，深隐岩穴耳。设使孟子如长沮、桀溺，不顾此民涂炭，而独洁其身，吾恐又有以背驰孔子责之者。又云①：
  按周烈王时，齐魏皆僭称王，至显王时，他诸侯皆称王，于是君臣之义既绝矣。周室之祚亦亡矣，虽存犹亡也。孟子初至梁，在显王之三十三年，其至齐之年，虽无明据，亦必在至梁之前后。二国之主既以王自居，视周犹一小侯，故孟子亦从而王之，今谓孟子唱劝王之说，诬亦甚矣。
  冈田龟从孔孟时代的历史背景已截然不同，论孟子在战国时代根本不存在尊周的问题，因当时的历史脉络是已无周王室可尊，各诸侯已然称王，这是历史事实，并不是孔子时代尚有周王室可尊，因此孟子根本没有倡议劝齐、梁之君为王这回事。伊藤东涯指出向来批判孟子的不尊君或劝行革命之事，都是“非之固非所以非之”，将尊周论还原到孟子时代，认为周室王令已经不行于天下，诸侯纷争，人民憔悴于虐政，故只有一颗“安天下”之心，即文武之心而已，因而主张孟子劝齐、梁为王，只是基于此心，无关尊君与否或劝行革命。以上冈田与伊藤之论都是典型的脉络性转换之解释方法，如将其论点放到日本脉络，当深知其回护孟子之心，采取的是一种“弱意的”方法论立场，方不致令孟子政治思想在日本时空脉络下有所扦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