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上所述，佐藤一斋在《大学》文本中采用了“旧本”，他对《大学》经文中“格物”问题的解释、在《近思录栏外书》中对王守仁“致良知说”的肯定、又将王守仁的学说内容作为依据来引用，甚至在有关《孟子》文本的解释当中，展示出对“良知”和“万物一体之仁”说的肯定，而在理气论问题上也表现出对王守仁学说的赞同，所有这些都表明佐藤一斋在《栏外书》当中是非常明确地以阳明学者的身份来阐发自己的学说主张的。
  于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他这样以阳明学者的身份来表明自己的思想，与他作为昌平阪学问所（译者按，指幕府设立的官方学校机构）的儒官地位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
  众所周知，由于宽政二年（1790）开始实施的所谓“宽政异学之禁”，在幕府以及诸藩管辖的学校中，只能讲授朱子学。因此，对于在以昌平阪学问所为代表的幕府以及诸藩的教学机关中担任职务的人来说，如果尊奉朱子学以外的学问，那么就意味着失业。然而，身为昌平阪学问所的著名儒官的一斋，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公然发表倾向于阳明学的言论，而且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给自己招来麻烦，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就在于一斋所编撰的《栏外书》等著作在江户时期始终未能出版发行。
  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佐藤一斋的评价，正如相良亨所说：“与其说他在刻意区分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差异，倒不如说他致力于在折衷过程中，探求孔孟精神。”①于是，大多数学者都称其为朱王折衷者。然而，之所以会导致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人们在进行评价时所能依据的数据，只能是刊刻本以及书简等公开问世的数据，犹如相良亨在进行评价时那样，他所依据的就是当时公开发表的随笔集——《言志四录》。②
  在江户时期，对人的思想进行公开评价的时候，当然只能以刊刻本作为评判依据，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也正由此，如果将一斋生前刊行的著作与其原稿进行对照的话，就会发现其中的有些地方，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而进行了修改。就连在公开发表的佐藤一斋的代表作《言志四录》之一的《言志耄录》当中，也存在像高濑代次郎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刊本与手稿之间前后不一。他说：“在刻本《言志耄录》中，未见主张朱陆合并的记录，但在手稿中却可以看到很多。”可谓意味深长。③由此可以窥看，尽管身为儒官，却对遭受“蛮社之狱”的爱徒——渡边华山见死不救，谨小慎微甚于常人的佐藤一斋对于出版自己著作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事实上，一斋对发表有关阳明学的著作表现得尤其谨慎，这一点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也能了解到。天保四年（1833），大盐中斋（1793—1837）将自己所写的“藤树先生真迹之跋文”和《儒门空虚聚语》的序文以及他站在阳明学立场上为《大学》所做的注释书——《古本大学刮目》一并寄送给佐藤一斋，并请他为《古本大学刮目》写序。可是，佐藤一斋于次年天保五年（1834）才予以回复。在回信中，一斋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对中斋的两篇文章进行称赞之后，对中斋请他为《古本大学刮目》写序的要求却明确表示：“若付梓之际，有姚学（译者按，指阳明学）之味的内容，还当谨慎为宜。”①可见，一旦涉及阳明学著作的出版或公开发表，一斋就采取了有意回避的态度。
  于是，在江户时期，《栏外书》系列著作始终没有公开出版，只能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如上所述，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出版经费等外在原因，不如说是一斋自身的主观选择。《栏外书》系列当中最早刊行的是《传习录栏外书》，但是，这已经是在明治三十年（1897），一斋逝世三十八年后的事情了。②
  在江户时期流传的一斋手稿中最为有名的，可以说是楠木硕水的《传习录栏外书》写本，也就是《传习录读本》三卷。所谓《传习录读本》，是指楠木硕水在《标注传习录》中加入自己的文字而记录下来的写本，他在其卷首的序中这样写道：
  诸序及句读且用朱书者，皆从一斋先生《读本》写录。但用蓝者，则就陈龙正《阳明要书》录其一二耳。安政六年己未（1859）十二月于江都锡难老轩之下。
  于是，《传习录栏外书》就通称为《读本》。另外，从楠木的序跋，我们也能清楚地了解到，本书是楠木硕水在《传习录栏外书》当中增加了校订《阳明先生要书》的内容而完成的，而且楠木的校本在《传习录栏外书》的各种写本当中，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浅显易读。①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佐藤一斋不公开发表《栏外书》系列著作，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阳明学者身份感到惭愧。现今，佐藤一斋的藏书以及手稿，大部分都收藏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旧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河田文库。其中的《栏外书》系列，除了佐藤一斋的手稿以外，还有其弟子所抄写的一套誊写本。②其实，佐藤一斋的字迹很拙劣，上面提到的明治时期刊行的《传习录栏外书》和近年来出版的《佐藤一斋全集》③都是依照这些誊写本整理出来的。一斋为何要对这些不打算发表的《栏外书》让其弟子誊写呢？当然，他自己并没有对此说明理由，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推测他的内心想法。他在天保元年（1830）的《传习录栏外书》誊写本的跋文末尾这样写道：
  ……方今学者率皆务博竞多，从事于无用虚文，荡不知返，其弊殆极矣。物极必反，天之道也。吾知不出二十年，世必注明此录，以阐王子之旨者。吾老矣，不及见也。果然，我《栏外》诸说终亦归于覆瓿。虽然，前人为是诠者尠，则后之人或视以为注脚嚆矢，亦未可知也。
  可见，一斋对《传习录》有着极高的评价，他坚信即便当下的学者都从事无用的空洞学问，二十年后也会注意到《传习录》，而且当“王子之旨”大明于天下之际，我的“《栏外》诸说”一定会起到开端的作用。我们从这篇跋文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一斋对自己身为阳明学者，有着强烈的自负感。正因如此，所以他才特意为了二十年以后，准备了这套《栏外书》的誊写本。
  然而，一斋的预想似乎有些太过乐观。虽然阳明学的确在幕府末期成了志士们的精神支柱，但是致力于探究《传习录》文本以及“王子之旨”的努力，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没有达到一斋所期望的那种程度。在他写下这段文字六十年之后的明治三十年（1897），《传习录栏外书》才被首次刊行。此后，尽管有很多中国学者也开始参考这本书，但是，对一斋《栏外书》的创作过程之细节却缺乏研究，对其学术价值以及在研究一斋思想上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完全认识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且不论二十年以后，即便是在经过了一百八十年之后的今天，《栏外书》系列绝不能让其“归于覆瓿”，我们必须在重新认识其价值的基础上，将其视作新的研究起点继续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