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近思录栏外书》中佐藤一斋的见解。②首先从结论来说，这本作为《近思录》的注释书是非常特殊的。尽管《近思录》是一部被称为“朱子学之圣典”的著作，但是，一斋却频繁地引用王守仁的观点来解释其中的内容。书中所引用的王守仁的观点共有34条，包括直接引文和一斋所概括的间接引文。除了引用朱熹学说（大多引自《朱子语类》）以外，引用王守仁的部分最多。③另有三处引用了陆九渊的学说。众所周知，王守仁的学说，大多是在对朱子学的反假定当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大多数的场合，一斋的引文内容与其说有助于对《近思录》的理解，倒不如说恰恰相反，大多是些与朱熹观点相对立的内容而有碍于理解《近思录》。例如，在《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第78条中，记述了程颐（伊川）与谢良佐（显道）之间的一段问答：
  谢显道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伊川直是会锻炼得人，说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④
  在这段问答当中，程颐向谢良佐表明了修养工夫的必要性。对此，一斋引用了王守仁在《传习录》中卷《启问道通书》中讲的一段话：“《传习录》，周道通举此条为问。文成答曰：‘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在这段引文当中，王守仁认为，程颐与谢良佐的这段对话内容只不过是他们两人的个人见解，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孔子“天下何思何虑”这句话的本来含义。在引用了上述这段引文之后，一斋附上了自己的注释：
  愚谓文成见解都出其独特，与旧说不同。《朱子语类》云：程子道恰好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学底工夫。文成释此语，又与朱异。
  在这里，一斋表明王守仁的理解“独特”，同时，他也表明这段问答所表述的正是朱熹教人“下学底工夫”的观点。关于王守仁的上述见解，因为与朱熹有所不同，后来受到了批评，但是，没有人进一步揭示朱王双方到底谁的理解更好。因此，从一斋的注释中我们看不到他到底偏向于朱熹和王守仁的哪一方。关于一斋大量引用王守仁学说的这种做法，上面提到的山崎道夫则表示：“在调和程朱学与陆王学之主张的过程中，一斋的学术是有其亮点与特色的。”①明确地为作为朱子学者的一斋进行辩护。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接下来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第83条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②在有关此条的注释中，佐藤一斋表示：
  本书“天心”下尚有数语。曰：“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愚谓此语极精诣，与余姚致良知之旨相吻合。文公何以削之邪？
  在一斋看来，朱熹《近思录》将该文接下来的有关“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对比论述删去，这个做法是应当受到批判的，而批判的理由并不是来自文献学，而是来自是否与“余姚致良知之旨”相符这一纯粹哲学上的理由。众所周知，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是阳明学与朱子学的重大分歧点，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斋明确地站在阳明学的立场上，对朱熹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差异模糊化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另外，从内容上也可看出，一斋在本书当中将朱熹、程子、王守仁这三位进行比较之后，所得出的往往是王守仁的学说最为优秀这一结论。《近思录》卷十三“异端之学”第4条载：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
  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①
  这是批评佛教割裂了“上达”与“下学”。一斋对这条文字的注释是：
  朱子以“尽心知性”为知，以“存心养性”为行。程子则以“尽心知性”为上达，以“存心养性”为下学，故以存养一段为竺氏所无也。至于孟子本意，则如王子所云：“尽心知性是圣人分上事，存心养性是贤人分上事。”此说毕竟不可易耳。
  一斋认为，朱熹将“尽心知性”看作知、将“存心养性”看作行，而程子（程颢）将分别以“上达”和“下学”来区分“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相比之下，将这两项工夫内容分别认定为“圣人分上事”和“贤人分上事”的王守仁的学说才是不容更改的定论。
  另一方面，在本书中也能找到几处认为朱熹、程子的学说与王守仁的学说有着相同价值的评论。比如，在《近思录》卷八“治国平天下之道”第5条：
  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得其分也。……故皆有定志，
  而天下之心可一。……①
  程颢认定在古代社会，人们的地位与德性是相符的，人人都有志向，人心皆安定。对此，一斋评注道：
  余姚《拔本塞源论》，可谓详尽无余蕴矣。然其论所归，不出于此条之范围。学者宜反复而得其意。
  在一斋看来，《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即《拔本塞源论》）中的论述比该条记述更加详细，不过所得出的结论则是一致的。然而，须注意的是，尽管与该条一样，《答顾东桥书》也描绘了古代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但是，正如其中所描述的：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
  这是说，三代社会景象之所以值得称赞，是因为万物一体之教在当时的社会得以深深扎根的缘故。因此，这完全是根据王学的万物一体论②所得出的结论。一斋认定两者的结论相同，就此来看，他对该条的把握就是以王学的万物一体论为依据的。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为学大要”第83条依据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对《近思录》文本进行了批评，此外，正如“异端之学”第4条所示，他对王守仁学说的评价往往高于对朱熹的评价，而在“治国平天下之道”第5条当中，他对程朱学说与王守仁的学说则给予了同样的评价。由此可见，这些评论都是站在王学立场上思考问题的结果。因此，佐藤一斋在《近思录栏外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阳明学的立场应当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