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懒斋与京都朱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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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7054
颗粒名称: 二 懒斋与京都朱子学者
分类号: B244.75
页数: 6
页码: 500-505
摘要: 本文记述了藤井懒斋与中村惕斋有着密切关系。中村惕斋是懒斋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二人在著作和跋文方面多有合作。他们共同设计了位于九州佐贺的多久圣庙(孔子庙)中的孔子像。川井正直是另一位与懒斋有关的人物,他是京都茶商,也是懒斋的友人。川井正直对父母的葬礼和祭祀进行了非常谨慎的实践,懒斋还为他撰写了传记。同时,与懒斋相似的朱子学者如山崎闇斋、三宅鞏革斋、米川操轩等也对儒教的葬祭礼仪进行了研究和实践。中村惕斋特别在葬礼和祭祀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著有相关著作。懒斋与伊藤仁斋则持有批判态度,他们的礼学和葬礼实践与伊藤仁斋无关。总体而言,江户时代初期的朱子学者们在研究儒教礼乐和葬祭礼仪方面积极合作,并注重将儒教观念与实践相结合。
关键词: 藤井懒斋 京都 朱子学者

内容

(一)与中村惕斋的关系
  懒斋的上述活动,实际上与中村惕斋、川井正直等京都朱子学者们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让我们来看与懒斋最亲密的中村惕斋(1629—1702)。
  关于两人的关系,可以举出很多事例,例如宽文元年(1661)中村惕斋完成了女训《比卖鉴》的草稿,此后惕斋在不断增补的过程中采用了懒斋《假名本朝孝子传》中描写孝女的几章内容。①又如贞享元年(1664)五月,惕斋为懒斋的《本朝孝子传》写了跋文《本朝孝子传后叙》,贞享四年(1687)十一月,这次是懒斋为惕斋的《比卖鉴》撰写了序文。惕斋的《比卖鉴》和懒斋的《假名本朝孝子传》都是以日文书写的儒教的教育书籍,相互有所关联而成。
  元禄十三年(1700),在九州佐贺的多久圣庙(孔子庙)中塑了孔子像。本来,多久圣庙是多久邑主多久茂文所创建的,由茂文的师傅佐贺藩的儒者武富廉斋所设计,廉斋是懒斋的久留米藩医时代的朋友。在这里安置的孔子像作为江户时代所铸造的孔子像,到今天也依然很有名,但本来这是惕斋和懒斋的共同设计。②也就是说,多久茂文—武富廉斋—懒斋—惕斋,是这一系列的人使得多久圣庙以及孔子庙的制作成为可能。另外,由此也可知,懒斋与惕斋一样,对于礼乐都有很深的造诣。①
  惕斋在元禄十五年(1702)去世,此后,为惕斋的《孝经示蒙句解》撰写序文、为增田立轩的《惕斋先生行状》写跋文的,也正是懒斋。
  如此,虽然在年龄上懒斋比惕斋要大十二岁,但两人作为朱子学者,出于共同的立场对彼此互有敬意,互相合作的事实,通过很多资料可以得到佐证。
  (二)与川井正直的关系
  川井正直(1601—1677)是京都的茶商,号东村。从学于山崎闇斋,以持敬体究为宗旨,与中村惕斋、藤井懒斋也有深交。②年龄上比懒斋大十六岁。懒斋在《川井正直行状》中详细记述了其生平(《事实文编》卷十九),惕斋依据此而撰写了《跋东村翁行状》(《惕斋先生文集》卷十一)。③
  应当注意的是,懒斋在畅销书《本朝孝子传》卷下《今世》部分中为川井正直立传,称许其孝行。
  川井正直
  正直,洛之商家〔号布袋屋与左卫门〕,川井其氏也。宅在铜驼坊之室町。
  年垂五十始志于学,受读小学之书于山崎氏,然后方知往日之薄于奉亲,赧然耻悔,谨身节用务致父母之乐……
  已丑正月父遂不起。正直哀戚踰节,〓粥绝口。至其丧纪,则遵朱子家礼,少出入之。屋后有一小亭,居之以为丧次,自非省母,不敢辄出其户,家事悉委妻子,无复所问。唯灵座昕夕之奠以致己力。
  如是者既十有九月而母又逝。其礼皆不降于前丧。哀痛殊甚,毁瘠更加。通二丧计之,凡四十有余月,愈久而愈谨矣。忧色卒不去面。
  初父没未葬时,父之执若干辈与浮屠氏相谋欲以火化。正直忧之,夜窃送榇,躬亲埋筑于洛东之紫云山,妣亦卒祔。方是之时,洛中以儒礼居丧者寂无闻焉。故正直反为众口所讪,然不敢为意,断然行之。自此之后,间有丧至三年者,安知其不兴起于正直哉。
  据此可知,曾是室町商人的正直在接近50岁的时候才开始跟从山崎闇斋学习《小学》,然后醒悟到对父母之孝顺的重要性,对父母尽孝养之事。若仅仅如此,则他只是一个热心的孝行实践者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父母去世之后,遵循“朱子家礼”而进行葬礼并服丧。这里,父亲去世的“己丑”是在庆安二年(1649),正直50岁的时候,悲叹不已的正直将屋外的小亭定为“丧次”,也就是居丧的屋子,谨慎地服丧。“自非省母,不敢辄出其户”,是依据《家礼》的《丧礼·大敛》:
  中门之外,择朴陋之室为丈夫丧次。斩衰,寝苫枕块,不脱绖带,不与人坐焉。非时见乎母也,不及中门。
  意思是说,在会见母亲以外不出丧次,在当中一直谨慎服丧。仅仅是对“灵主”也就是神主(位牌)进行供奉(“奠”),就十分齐备了。
  如此,对父亲的服丧经过了十九个月,这次轮到母亲去世了。和父亲的情况一样,正直很悲痛地叹息并虔敬地服丧。“通二丧计之,凡四十有余月”,是对父亲服丧的十九个月加上对母亲服丧的二十七个月的月数吧。依据《家礼》,对于父亲以及母亲的服丧是在大祥之后的禫,要持续二十七个月的时间。要而言之,正直所服的是三年之丧。
  不仅如此,依据上面的记述,害怕父亲会被火葬的正直在夜间偷偷地将榇运送到洛东的紫云山进行埋葬,在之后母亲也陪葬在那里。这应当会使周围人感到吃惊的行为,正直“断然行之”,毫不介意。
  另外,这段纪事之后还引用了正直的话,他认为,对于家贫而无法祭祀父母的人,即便供奉之物较少,也应当持敬而祭之。他是依据《家礼》而重视葬仪和祭祀,并进行实践的吧。
  在《本朝孝子传》中,每个传都附录有京都狩野家第四代画师狩野永敬的插图,在这里附上川井正直的图。图中描绘了他对父母之神主供奉供物并虔诚地叩头的姿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本朝孝子传》近世部分所收录的当代孝行谭一共有二十话,懒斋在其中记载了其友人川井正直的事迹。如前所述,《本朝孝子传》在当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广泛阅读,敢于实践儒礼的葬祭的正直的形象,也无疑是很脍炙人口的。
  (三)其他朱子学者与儒教葬祭礼仪
  除此以外,在懒斋的周围,与儒教葬祭礼仪相关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例如山崎闇斋(1619—1682)是如此,又如三宅鞏革斋(道乙,1614—1675)著有儒教葬祭礼仪之书《丧礼节解》二卷以及《祭礼节解》二卷。①
  刚才提到的米川操轩(1627—1678)也是如此。操轩原本是京都乌丸的商人,名一贞,字干叔。少年时代跟随三宅鞏革斋的父亲三宅寄斋学习,是被寄托将来的秀才,随后跟从山崎闇斋、又从学于近江的中江藤树,不久就回归朱子学,在鞏革斋那里进行钻研,并收了很多门徒。他也是惕斋、懒斋的朋友。对其葬祭礼仪实践,中村惕斋的《操轩米先生实记》(《惕斋先生文集》卷十二)是如此描述的:
  三十岁冬,父疾。先生侍奉匪懈,往往终夕不眠,内外皆称孝。明年二月,竟丁其艰。先生悲痛踰节,殓瘗馈奠之事虽为时所制,不能展志,然略依礼修之……三十四岁……是年十二月,母上坂氏没,先生宅忧毁戚,过于前丧。近世国俗,丧祭皆归释氏,不知有先王之典,士夫之家虽有据先儒家礼,粗仿其仪者,而尚稀稀。先生与家兄商议,治二丧皆以礼,至是又营祭室,奉父祖及旁亲神主,凡朔望节序之参,岁时忌日之荐,必斋戒修洁以竭诚意。诸友皆感起,各讲其礼。
  如此,在父亲去世之际,虽然有时俗的限制,但依然基本依据儒礼而进行葬仪,此后,当母亲去世时候,也排除佛教色彩,而依据《家礼》进行葬仪,同时设置“祭室”奉祀祖先之神主,对于时节的祭祀也没有缺漏。由此,其友人也深受感动,开始采用儒教的礼仪。
  米轩操办父母的葬礼是在三十岁也就是明历二年(1656)以及三十四岁也就是万治三年(1660),是在前述井川正直给父亲举行葬礼的庆安二年(1649)的稍后进行的。或许可以认为,是正直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吧。
  其次,操轩与惕斋一样,都研究蔡元定的《律吕新书》等乐律之书,可见其对儒教的礼乐也很关心。①
  接下来,不管怎么说,中村惕斋率先进行了儒教的葬祭实践与研究,并留下了相关著述,这一点很重要。承应二年(1653)对父亲进行儒礼之葬礼的惕斋,不久就立了祭祀祖先的祠堂。在元禄三年(1690),惕斋基于长年的考察,做了丧礼之书《慎终疏节》四卷、祭礼之书《追院疏节》一卷,并且撰写了对上述文献的详细资料集《慎终疏节通考》六卷、《追远疏节通考》五卷。②
  懒斋与惕斋的忠实门徒增田立轩(1673—1743)也有交往。③立轩依据惕斋的《慎终疏节》以及《追远疏节》,记录了惕斋日常所言并整理出记录的笔记,是以日文出版了总括性的《慎终疏节闻录》四卷以及《追远疏节闻录》不分卷的人物。④
  除此以外,虽然未必清楚是否有直接交友关系,与伊藤仁斋、中村惕斋、藤井懒斋并称为“京都儒者亲四天王”的浅见絅斋对于《家礼》五卷进行了句读,在元禄十年(1697)出版。另外,京都的书商兼学者大和田气求(?—1672)在稍早一些时候的宽文七年(1667),用日文翻译了丘濬的《文公家礼仪节》,题为《大和家礼》出版,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江户时代初期,以中村惕斋为首的朱子学者为中心,进行儒教礼乐的研究,并且与孝的实践相配合,讲究儒教葬礼礼仪并进行实践。懒斋是在这股潮流中撰写《二礼童览》的。
  另外,懒斋与伊藤仁斋(1627—1705)是完全同时代的人,也都是活跃在京都的学者,但出于朱子学者的立场,懒斋以及惕斋、川井正直对于仁斋的学问多有批判。①因此他们的礼学以及葬礼实践都似乎与仁斋没有关系。

知识出处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这部《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全书共由四篇三十七章组成,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本书的四篇结构是:一、“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二、“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三、“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后是两篇“附录”,分别是“近十年来日本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近十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本书进一步拓展了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认为,通过本书的出版,“东亚朱子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有充分理由得以成立(如同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东亚儒学”或“东亚哲学”已渐形成一般),进而,本书的出版也得以重新展现了中国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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