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言
  中国儒教的礼制构想涉及国家、乡村、家族以及个人等各个层面，在传统社会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礼仪。自先秦时代的《仪礼》以来，有关礼仪的书籍就有庞大数量的积累。与被称为“三礼”之经书有关的注释书及其解说书，不仅涉及所谓的“礼学”问题，更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依据三礼文献进行仪礼实践等问题有关，为此而制作的有关“礼制”的仪礼书也达到了相当的数量。
  其中，作为家族礼仪的手册而最负盛名的礼仪书，便是南宋朱熹（1130—1200）亲自撰写的《家礼》。这是一部有关冠婚丧祭（葬祭）的指导书，其对象不是王侯贵族，而是以士人为中心的一般阶层，后来随着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传播，该书得到广泛的阅读，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尽管儒教礼仪与日本儒教的关系问题，常常容易被人遗忘，但是朱熹《家礼》在日本的影响，毕竟是不容忽视的。①
  在这里本文想以藤井懒斋为例。懒斋一般而言以《本朝孝子传》的作者而广为人所知，其作为儒者的面相则不太受到关注。但是，其所著《二礼童览》作为窥探江户时代初期《家礼》的接受情况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能成为考虑“孝”思想与葬祭礼仪的关系的很有趣的事例。
  一 儒学家藤井懒斋的生平
  藤井懒斋（1617—1709）是京都人，名藏，字季廉，通称胜藏。号懒斋或伊蒿子。本来称为真锅（真边）仲庵，医术则是从学于京都的冈本玄治，随后在九州筑紫的久留米藩成为藩医。在长期作为优秀的医者的生活期间，他在京都遇上了山崎闇斋和米川操轩，开始钻研朱子学。此后，延宝二年（1674），五十八岁的藤井辞去了久留米藩的职务，回到京都，讲授儒书而广收门徒，随后就在京西的鸣滝隐居。他与中村惕斋有深交，作为笃实的朱子学者一直活跃着，享年九十三岁。①
  其著作有《北筑杂藁》一卷（写本）、《藏笥百首》三卷（刊本）、《本朝孝子传》三卷（刊本）、《假名本朝孝子传》七卷（刊本）、《徒然草摘议》三卷（刊本）、《国朝谏诤录》二卷（刊本）、《二礼童览》二卷（刊本）、《大和为善录》三卷（刊本）、《竹马歌》一卷（刊本）、《睡余录》（写本）等，特别是他在久留米藩辞职之后居住京都的时期，投入大量精力到著述当中。他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型的学者。
  懒斋的著述的特色之一是用日文书写的教育类书籍比较多，《藏笥百首》《徒然草摘议》《假名本朝孝子传》《二礼童览》《大和为善录》都是如此，被认为是面向一般大众的启蒙读物。
  懒斋的名字在今天不太为人所知，但他其实是江户时代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儒者，作为京都的朱子学者也很有名。例如少年时代在京都学习医术的雨森芳洲在《橘窗茶话》卷中回顾道①：
  余童艸时，米川仪兵卫、中村迪斋、藤井懒斋，俱以经学教授京都。信从者众。
  这里提到的米川仪兵卫和中村迪斋，就是后面会提到的米川操轩和中村惕斋。
  又，宍户光风的《元禄太平记》是记录元禄时代之世态的同时代记录，在卷七以“今之学者掐指计之”为题，在列举了山崎闇斋、林罗山、松永尺五、三宅道乙这些江户草创时期的著名儒者之后，以“今此时若论所存之真儒，当属何者”为设问，称伊藤仁斋、中村惕斋、藤井兰斋（懒斋）、浅见絅斋四人为“京都儒者亲四天王”②。对懒斋的评价由此可见一般。
  懒斋的著作中现在最有名的是《本朝孝子传》三卷。此书以中国的孝子传为范本，以汉文记录了日本的孝子七十余人，在贞享二年（1685）刊行之后数度增刷，成为畅销书。井原西鹤（1642—1693）的《本朝二十不孝》便是搭了这种爆发式流行的便车，以其为基础撰写而成为佳话。③《本朝孝子传》在江户时代诸多刊行的孝子传说当中，与幕府的《官刻孝义录》一并是非常重要的文献，懒斋在该书刊行两年之后的贞享四年（1687），又刊行了汉字与平假名交织并用的《假名本朝孝子传》。④
  那么，关于《本朝孝子传》的写作动机，当然是懒斋作为儒者想要提倡“孝”。如他在同书的自序中就写道：
  大哉孝之为行也，天下之善皆原乎此。若曰不原乎此而有善者，则无是理。故传有之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人，则禽兽也。
  “孝”是一切善行的基本，不本于“孝”，则善行皆不可能，他又依据《孟子·离娄上》的“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主张如果不实践“孝”，则等同于禽兽，强烈呼吁不成为禽兽而作为人的普遍性。这段话在同书的中村惕斋的跋文中也有被引用和强调，很好地体现出极度重视“孝”的儒者的形象。事先说一下，在后文中论及的葬祭礼仪的实践也与“孝”的理念有着无法切断的关系。
  二 懒斋与京都朱子学者
  （一）与中村惕斋的关系
  懒斋的上述活动，实际上与中村惕斋、川井正直等京都朱子学者们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让我们来看与懒斋最亲密的中村惕斋（1629—1702）。
  关于两人的关系，可以举出很多事例，例如宽文元年（1661）中村惕斋完成了女训《比卖鉴》的草稿，此后惕斋在不断增补的过程中采用了懒斋《假名本朝孝子传》中描写孝女的几章内容。①又如贞享元年（1664）五月，惕斋为懒斋的《本朝孝子传》写了跋文《本朝孝子传后叙》，贞享四年（1687）十一月，这次是懒斋为惕斋的《比卖鉴》撰写了序文。惕斋的《比卖鉴》和懒斋的《假名本朝孝子传》都是以日文书写的儒教的教育书籍，相互有所关联而成。
  元禄十三年（1700），在九州佐贺的多久圣庙（孔子庙）中塑了孔子像。本来，多久圣庙是多久邑主多久茂文所创建的，由茂文的师傅佐贺藩的儒者武富廉斋所设计，廉斋是懒斋的久留米藩医时代的朋友。在这里安置的孔子像作为江户时代所铸造的孔子像，到今天也依然很有名，但本来这是惕斋和懒斋的共同设计。②也就是说，多久茂文—武富廉斋—懒斋—惕斋，是这一系列的人使得多久圣庙以及孔子庙的制作成为可能。另外，由此也可知，懒斋与惕斋一样，对于礼乐都有很深的造诣。①
  惕斋在元禄十五年（1702）去世，此后，为惕斋的《孝经示蒙句解》撰写序文、为增田立轩的《惕斋先生行状》写跋文的，也正是懒斋。
  如此，虽然在年龄上懒斋比惕斋要大十二岁，但两人作为朱子学者，出于共同的立场对彼此互有敬意，互相合作的事实，通过很多资料可以得到佐证。
  （二）与川井正直的关系
  川井正直（1601—1677）是京都的茶商，号东村。从学于山崎闇斋，以持敬体究为宗旨，与中村惕斋、藤井懒斋也有深交。②年龄上比懒斋大十六岁。懒斋在《川井正直行状》中详细记述了其生平（《事实文编》卷十九），惕斋依据此而撰写了《跋东村翁行状》（《惕斋先生文集》卷十一）。③
  应当注意的是，懒斋在畅销书《本朝孝子传》卷下《今世》部分中为川井正直立传，称许其孝行。
  川井正直
  正直，洛之商家〔号布袋屋与左卫门〕，川井其氏也。宅在铜驼坊之室町。
  年垂五十始志于学，受读小学之书于山崎氏，然后方知往日之薄于奉亲，赧然耻悔，谨身节用务致父母之乐……
  已丑正月父遂不起。正直哀戚踰节，〓粥绝口。至其丧纪，则遵朱子家礼，少出入之。屋后有一小亭，居之以为丧次，自非省母，不敢辄出其户，家事悉委妻子，无复所问。唯灵座昕夕之奠以致己力。
  如是者既十有九月而母又逝。其礼皆不降于前丧。哀痛殊甚，毁瘠更加。通二丧计之，凡四十有余月，愈久而愈谨矣。忧色卒不去面。
  初父没未葬时，父之执若干辈与浮屠氏相谋欲以火化。正直忧之，夜窃送榇，躬亲埋筑于洛东之紫云山，妣亦卒祔。方是之时，洛中以儒礼居丧者寂无闻焉。故正直反为众口所讪，然不敢为意，断然行之。自此之后，间有丧至三年者，安知其不兴起于正直哉。
  据此可知，曾是室町商人的正直在接近50岁的时候才开始跟从山崎闇斋学习《小学》，然后醒悟到对父母之孝顺的重要性，对父母尽孝养之事。若仅仅如此，则他只是一个热心的孝行实践者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父母去世之后，遵循“朱子家礼”而进行葬礼并服丧。这里，父亲去世的“己丑”是在庆安二年（1649），正直50岁的时候，悲叹不已的正直将屋外的小亭定为“丧次”，也就是居丧的屋子，谨慎地服丧。“自非省母，不敢辄出其户”，是依据《家礼》的《丧礼·大敛》：
  中门之外，择朴陋之室为丈夫丧次。斩衰，寝苫枕块，不脱绖带，不与人坐焉。非时见乎母也，不及中门。
  意思是说，在会见母亲以外不出丧次，在当中一直谨慎服丧。仅仅是对“灵主”也就是神主（位牌）进行供奉（“奠”），就十分齐备了。
  如此，对父亲的服丧经过了十九个月，这次轮到母亲去世了。和父亲的情况一样，正直很悲痛地叹息并虔敬地服丧。“通二丧计之，凡四十有余月”，是对父亲服丧的十九个月加上对母亲服丧的二十七个月的月数吧。依据《家礼》，对于父亲以及母亲的服丧是在大祥之后的禫，要持续二十七个月的时间。要而言之，正直所服的是三年之丧。
  不仅如此，依据上面的记述，害怕父亲会被火葬的正直在夜间偷偷地将榇运送到洛东的紫云山进行埋葬，在之后母亲也陪葬在那里。这应当会使周围人感到吃惊的行为，正直“断然行之”，毫不介意。
  另外，这段纪事之后还引用了正直的话，他认为，对于家贫而无法祭祀父母的人，即便供奉之物较少，也应当持敬而祭之。他是依据《家礼》而重视葬仪和祭祀，并进行实践的吧。
  在《本朝孝子传》中，每个传都附录有京都狩野家第四代画师狩野永敬的插图，在这里附上川井正直的图。图中描绘了他对父母之神主供奉供物并虔诚地叩头的姿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本朝孝子传》近世部分所收录的当代孝行谭一共有二十话，懒斋在其中记载了其友人川井正直的事迹。如前所述，《本朝孝子传》在当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广泛阅读，敢于实践儒礼的葬祭的正直的形象，也无疑是很脍炙人口的。
  （三）其他朱子学者与儒教葬祭礼仪
  除此以外，在懒斋的周围，与儒教葬祭礼仪相关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例如山崎闇斋（1619—1682）是如此，又如三宅鞏革斋（道乙，1614—1675）著有儒教葬祭礼仪之书《丧礼节解》二卷以及《祭礼节解》二卷。①
  刚才提到的米川操轩（1627—1678）也是如此。操轩原本是京都乌丸的商人，名一贞，字干叔。少年时代跟随三宅鞏革斋的父亲三宅寄斋学习，是被寄托将来的秀才，随后跟从山崎闇斋、又从学于近江的中江藤树，不久就回归朱子学，在鞏革斋那里进行钻研，并收了很多门徒。他也是惕斋、懒斋的朋友。对其葬祭礼仪实践，中村惕斋的《操轩米先生实记》（《惕斋先生文集》卷十二）是如此描述的：
  三十岁冬，父疾。先生侍奉匪懈，往往终夕不眠，内外皆称孝。明年二月，竟丁其艰。先生悲痛踰节，殓瘗馈奠之事虽为时所制，不能展志，然略依礼修之……三十四岁……是年十二月，母上坂氏没，先生宅忧毁戚，过于前丧。近世国俗，丧祭皆归释氏，不知有先王之典，士夫之家虽有据先儒家礼，粗仿其仪者，而尚稀稀。先生与家兄商议，治二丧皆以礼，至是又营祭室，奉父祖及旁亲神主，凡朔望节序之参，岁时忌日之荐，必斋戒修洁以竭诚意。诸友皆感起，各讲其礼。
  如此，在父亲去世之际，虽然有时俗的限制，但依然基本依据儒礼而进行葬仪，此后，当母亲去世时候，也排除佛教色彩，而依据《家礼》进行葬仪，同时设置“祭室”奉祀祖先之神主，对于时节的祭祀也没有缺漏。由此，其友人也深受感动，开始采用儒教的礼仪。
  米轩操办父母的葬礼是在三十岁也就是明历二年（1656）以及三十四岁也就是万治三年（1660），是在前述井川正直给父亲举行葬礼的庆安二年（1649）的稍后进行的。或许可以认为，是正直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吧。
  其次，操轩与惕斋一样，都研究蔡元定的《律吕新书》等乐律之书，可见其对儒教的礼乐也很关心。①
  接下来，不管怎么说，中村惕斋率先进行了儒教的葬祭实践与研究，并留下了相关著述，这一点很重要。承应二年（1653）对父亲进行儒礼之葬礼的惕斋，不久就立了祭祀祖先的祠堂。在元禄三年（1690），惕斋基于长年的考察，做了丧礼之书《慎终疏节》四卷、祭礼之书《追院疏节》一卷，并且撰写了对上述文献的详细资料集《慎终疏节通考》六卷、《追远疏节通考》五卷。②
  懒斋与惕斋的忠实门徒增田立轩（1673—1743）也有交往。③立轩依据惕斋的《慎终疏节》以及《追远疏节》，记录了惕斋日常所言并整理出记录的笔记，是以日文出版了总括性的《慎终疏节闻录》四卷以及《追远疏节闻录》不分卷的人物。④
  除此以外，虽然未必清楚是否有直接交友关系，与伊藤仁斋、中村惕斋、藤井懒斋并称为“京都儒者亲四天王”的浅见絅斋对于《家礼》五卷进行了句读，在元禄十年（1697）出版。另外，京都的书商兼学者大和田气求（？—1672）在稍早一些时候的宽文七年（1667），用日文翻译了丘濬的《文公家礼仪节》，题为《大和家礼》出版，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江户时代初期，以中村惕斋为首的朱子学者为中心，进行儒教礼乐的研究，并且与孝的实践相配合，讲究儒教葬礼礼仪并进行实践。懒斋是在这股潮流中撰写《二礼童览》的。
  另外，懒斋与伊藤仁斋（1627—1705）是完全同时代的人，也都是活跃在京都的学者，但出于朱子学者的立场，懒斋以及惕斋、川井正直对于仁斋的学问多有批判。①因此他们的礼学以及葬礼实践都似乎与仁斋没有关系。
  三《二礼童览》的思想
  （一）《二礼童览》的撰写
  《二礼童览》二卷二册是丧礼和祭礼、也就是关于葬仪和祖先祭祀这两个儒教礼仪，依据《家礼》，并加上汉字和平假名交替使用的日文的解说。上卷为丧
  礼，总计三十九页，下卷为祭礼，总计十九页。②
  关于该书的撰写目的，在其自序中写道：
  丧祭之二礼，如从于世间之习俗则觉心头不快，遂希冀于稍许有朱文公《家礼》之面影，秘而自抄略其书，改为俗语，使妇女儿童之辈亦可读之，以此为可为而书之。终成此二卷，而名为《二礼童览》。
  换句话说，他依据朱熹的《家礼》，为了在日本进行推广而摘录了《家礼》，为了让妇女儿童也能理解，而混合了俗语、俗礼来进行书写。该书的目录如下：
  卷上 丧礼
  初丧一
  护丧主宾司书司货二
  备用三
  治棺四
  神主五
  志石六
  沐浴七附袭
  入棺八
  发引九
  治葬十
  虞祭十一
  坟墓十二
  居丧十三附祥禫
  奔丧十四
  返葬十五
  诸亲十六
  君丧十七
  卷下 祭礼
  卜日一
  斋戒二
  备物三
  陈器四
  用人五
  具膳六
  仪节七
  祔食八
  忌日九
  墓祭十
  庶子十一
  通礼十二
  由上可见，《二礼童览》基本遵循了《家礼》一书的构成，但并没有对所有细节都加以一一解说，而懒斋对于他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事项进行了集中性的说明。
  《二礼童览》是在元禄元年（1688）十一月，懒斋72岁的时候，由西村孙右卫门刊行，自序上面写的是“万治三年七月日”，因此原稿早在万治三年（1660）的久留米藩医时代就已经整理完毕了。①
  至于为何在此时著述，则是因为次年也就是宽文元年（1661）六月，父亲了现去世，懒斋依据儒礼而服三年之丧，可能是预期到父亲之死而作的吧。
  在父亲去世之后，懒斋是如何虔敬地进行葬仪以及服丧，其友人武富廉斋
  的《月下记》中有详细记载①：
  伏父病床，不久而终，闻讣告，哭哀，闻丧之勤而逾礼。久之向主上请登三年之暇，葬于京北山鸣滝，临坟墓近而哭哀，诣其墓所而拜，就位而哭，全如初丧，行步徒跣，易服而著藤衣，庐居于塚之上，寝苫枕块，不脱带，拄杖起卧，朝一溢米［手里一合］、夕一溢米为粥，如此啜事三月，其后食麁饭而饮水，至一期年，祭小祥，初食野菜与木之实，居丧中寂寞度过，至哀而哭哀，不忘思亲。人来若不言则不答，沐浴亦如虞祔练祥之祭之时。过三年，祭大祥，大祥之后，中月而毕禫之祭，饮酒，食鱼肉，还归于常。阕丧，归筑紫久留米城而事之，久岁月而不怠职务。
  如此，在父亲去世之后，懒斋从久留米藩主那里取得三年的休假，返回京都而实行葬仪和服丧。在这里记载了行步徒跣与庐居，寝苫枕块，朴素的饮食，更进一步地进行小祥、大祥与禫祭，基本是按照《家礼》的顺序进行，很容易看出，这当中贯穿了忠实于儒教之礼仪的意思。
  另外，在居丧期间著“藤衣”，朝夕“一溢米”（一把米）为粥而啜之，这是在《二礼童览》卷上《居丧》中也能找到的记述，可见《二礼童览》撰述的直接动机就是即将到来的父亲的葬礼吧。
  （二）特色
  1．基本方针——推荐儒教礼仪
  《二礼童览》的特色有很多，首先，以日文书写，较平易近人。这是与前面介绍过的江户时代初期的《大和家礼》并肩的作品，基于尽可能使儒教礼仪为社会所知与普及之意图。又，如前所述，该书并非一一追随《家礼》的仪式先后，而是选取重要部分加以说明，因此可以看作是关于《家礼》的一种启蒙书。
  2．对于日本国情的考虑
  懒斋对于日本的国情与民俗也有所考虑。在该书自序中他说道：
  阅此（引者按，指《二礼童览》）者曰，此事有阙漏，与法有违，而可言依从家礼哉。我答曰：暂且如此旁观而不以为可怪之事，亦不妨碍乡俗，自然对其方法不知不觉即会得，后若又遇丧，则渐次追加而当修订之。最初不省略事而全不违此法，己以不适而敬远之，见者闻者以为怪而难之。如此则何以行家礼哉。即便之后又加以订正，能做到此为止，亦甚于不作为远也。
  在这里，懒斋对于有人会提出非难，认为《二礼童览》没有依循《家礼》，主张自己是考虑到在日本也能实行的可能性。即便是这样的内容，也要远远胜于完全无法实施《家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懒斋并非顽固的原理主义者，他有寻求与日本的国情相符合的意图。
  除此以外，在居丧期间未必拘泥于《家礼》之说，有参照当时广泛流行的“神祇服忌令”①（卷上《诸亲》）、对于供品避开“料理兽类”（卷下《备物》），都是考虑到日本的风俗习惯的结果。
  3．采用重要的儒教礼仪
  如此考虑日本国情的懒斋，当然也有不肯让步的礼仪。其代表就是对于神主（位牌）的奉祀和祖先祭祀、哭之礼等。
  首先关于神主：
  神主为古圣贤依据天地阴阳之象数而始作。尤当尊之。（卷上《神主》）
  他说：
  若有水火盗贼之难则当舍我身命而救神主。若为家财而使神主遭火炙水浸，则当受天罚。（卷下《通礼》）
  神主是去世的祖先之魂寄宿之所，可以说就是祖先，故应当得到尊重，这是继承了《家礼》的思想。
  关于祭祀神主的祖先祭祀，他说：
  娶妻亦是为助此祭，生子亦是为使此祭相续，得官禄而喜亦是为使此祭笃，流浪而不幸亦是因此祭之阙也。古人缘何视此为终身大事，当尽心体之。（卷下《斋戒》）他特别强调，这是“终身大事”。另外，关于哭之礼，懒斋认为这应当是要举行的：
  或曰：不解丧礼动辄教以举哀之意，盖人之哭泣自内而起。在此言哭而其时内若无所动，则不能哭。若依然命哭之，则非诈伪之道乎。予曰：不然。此处若知圣贤曰当哭之，则我心之悲自然能起，此非诈伪之哭也。此教之妙也……若有丧而为小人平生之挂念，则与犬马丧亲之事无异。此是圣贤之深意，使人不陷于为禽兽而垂教之。（卷上《发引》）
  也就是说，对于哭仅仅是形式的批判，“我心之哀伤亦自然而被引起”，这正是与“禽兽”有所不同的人类的存在方式，而承认其实行。
  4．佛教批判
  还有一点，《二礼童览》的葬祭礼仪是以佛教批判为基调的。特别是对于火葬的批判非常严厉。例如：
  生为士之母之人，死而舍弃为人之乞食比丘尼，为人子者心能安否。若于此时任凭俗法而置之，后闻圣贤丧葬之礼法而无限后悔，若悲伤之时则又当如何。（卷上《入棺》）他说：
  朱子曰：父之心若固执不变，则随其心，唯独火葬则当逃之。其他皆皮毛之事，火葬伤亲人之身。再无比此更忧心之事。（同上）
  前者是攻击亲人在死后被作为出家者的看法的不合理性，火葬是“伤亲人之身”，对此必须了然于心，不管如何，火葬都是必须避免的。
  本来懒斋作为儒者，对于佛教有种种非难，不过他对于佛教是对亲人薄情的认识才是最根本的。①为了让父母不坠入地狱而强调写经或者读经、念佛，结果却是轻视对于父母生前的孝养。《二礼童览》作为儒教礼仪之书，可以说是为了对抗佛教葬祭而写的。
  四 结论
  本文围绕着藤井懒斋的《二礼童览》进行了考察。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17世纪江户时代初期的京都朱子学者团体非常真挚地实践儒教葬祭礼仪。特别是以中村惕斋为核心的人们——川井正直、三宅鞏革斋、米川操轩、增田立轩等——相互提携，互相影响，懒斋在这当中是重要人物，声望很高。
  他们（译者按，京都朱子学者）希望朱熹的《家礼》也能在日本得到实践，留下了很多相关著作。在这当中，比较早的著作是三宅鞏革斋的《丧礼节解》和《祭礼节解》，之后是懒斋的《二礼童览》，在这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中村惕斋作《慎终疏节》《追远疏节》以及《慎终疏节通考》《追远疏节通考》，增田立轩又作《慎终疏节闻录》《追远疏节闻录》进行了概括。
  大和田气求的《大和家礼》、浅见絅斋的《家礼》标点本的出版等，这些也是在京都的朱子学者们的行动下顺水推舟而产生的东西。
  懒斋的《二礼童览》基于《家礼》，是为了使得儒教礼仪在日本得到普及而用日文写作的著作，在那里有“父母去世之后，子女对于葬仪和祭祀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才是好的”这样的切实的关注。可以说，是在涉及儒教与日本国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同时，试图推进儒教礼仪的劳苦之作。
  最后想要指出的是与“孝”思想的关系。懒斋在《本朝孝子传》当中，编辑与刊载了日本的孝子美谈，是作为重视孝的儒者之所作。而且，《二礼童览》中所出现的葬祭礼仪，实际上是为了对亲人的“孝”，与《本朝孝子传》以及《二礼童览》可以说是硬币的正反面的关系。
  “孝”不单是观念，在伴随实践的同时才开始具有意义。在此，郑重地埋葬逝去的父母，对其灵魂进行恭谨的祭祀也是孝不可缺少的行为。江户时代的儒者作为信奉儒教者，对于“孝”的思想（译者按，着重号原有，下同）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还试图在葬礼以及祖先祭祀之礼仪上有所表现，《二礼童览》可以说是很好体现了将江户时代对“孝顺父母”的颂扬与儒教葬祭礼仪的实践相结合的著作。
  陈晓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