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堪称江户儒学殿军的安井息轩（1799—1876）在其《中庸说》中也认为“鬼神”的落脚点在于借“鬼神”以论“诚”，他在该章注释的末尾以委婉的口气指出：“诸家主鬼神说之，似失之。”①据此，“鬼神”章“非明鬼神也”的观点，可以说是江户学者的最终定论。
  然而事实上，“鬼神”章“非明鬼神也”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渔村即已引用中国学者的相关看法，如明儒高拱（1512—1578）曾说：“此即鬼神也，以发明显微之义耳，意非在于鬼神也。”②颇喜明人著述的江户儒者对此或许并不陌生。不过，来自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上述各派江户儒者为何都如此讳言“鬼神”。最让人惊异的是，以考证学著称的大田锦城在引用《礼记·祭义》的“僾然必有见乎其位”“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这段话时竟然将其中极重要的“必”字予以删除，这就与一向讲求实事求是的考证学精神背道而驰，从中可以窥见，对他们而言，此“必”字所具有的肯定语气，必将得出“鬼神”实有的结论，这就与“非明鬼神”的观点立场难以圆融。于是，就有必要通过直接改动经典原文来解除思想上的困惑。就其结果而言，这样的做法便与仁斋否定《中庸》文本真实性的态度如出一辙。③由上可见，尽管上述四位注释家都致力于捍卫了《中庸》文本的整全性和连续性，但仁斋设定的“红线”——不能正面谈论“鬼神”——在他们那里却始终未敢打破。
  在此意义上，闇斋门下“三杰”之一的佐藤直方（1650—1719）针对仁斋的批评或许也适用于这些学者：
  俗儒亦讨论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基本思想，关于鬼神却没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不论鬼神，遇人分析琢磨之际，即搬出“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论
  来搪塞，极力避开话题。号称近时大儒之人中，未闻有论说鬼神者。①
  关于江户儒者何以讳言鬼神，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思考：一方面正如仁斋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基于“敬鬼神而远之”这一孔子的立场，这既是儒家传统，同时也反映了日本民俗中敬畏鬼神的风俗②；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缺乏祭祀体验以及对汉代以来以“气”论鬼神的思路缺乏认同有关。也正由此，他们大多对中国的鬼神观在思想上感到“不适”，故只能照着儒家经典所写来进行注释，却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同时由于在祭祀制度方面缺乏安排，由此导致祭祀体验也相应缺乏，故而对经典文本中难以理解的内容便倾向于怀疑乃至否定，从而使得经典体系发生“崩坏”的现象。更吊诡的是，经典“崩坏”之后，却并没有导致如他们所期望的“拯救”效果。
  正如岛田虔次所指出的，对于中国本土思想家朱熹来说，是绝对不会否认鬼神祭祀的。③因此，讳言鬼神不仅与日本的荻生徂徕之立场截然不同，而且也与中国的朱熹有很大的距离。与朱子学的距离还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来。例如东条一堂在《中庸知言》中已经涉及《易传》之“鬼神”与《中庸》之“鬼神”（亦即朱熹《中庸章句》所谓“阴阳之鬼神”与“祭祀之鬼神”）是否属于同一的问题。一堂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海保渔村则对两者进行了综合性的理解，他力图将鬼神与天地万物、祸福以及祭祀等统一起来加以理解。显然，这也正是朱熹所追求的目标。渔村的观点或许可以说是江户后期儒学在这一问题上与朱子学最为接近的一次“照面”，这也充分说明他的思想工作不仅在考证方面而且在义理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
  而关于朱熹的立场和目标，除了从朱熹在《中庸》注释时屡屡强调“阴阳之鬼神”与“祭祀之鬼神”这“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以外，还可参考《朱子语类》如下一条正好涉及渔村提及的天地万物和吉凶祸福的语录：“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与这屈伸往来者相感通。如卜筮之类，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说你心上事，才动必应也。”①实际上在《中庸》的语境中，有关“显微”或“费隐”的讨论借助于对“鬼神”的讨论而得以展开的同时，“鬼神”之兼具“显微”“费隐”的特点也得以充分显现，由此对于沟通天与人、平常自然与微妙神奇起到了关键作用。
  只不过，与一堂立场如此不同的渔村，最终的结论也仍然是以“诚”为主线诠释“鬼神”章。这么说来，即使不满于仁斋以来日本思想界对于《中庸》之整全性与连续性的否定，但这些儒学者们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可能与朱熹的“朱子学”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中庸》等儒家经典“拯救”的最终指向并非是朱熹等人建构起来的以《四书》为中心的学问思想体系，而有着他们自身对经典的理解，同时也可看出仁斋学在江户后期儒学思想界存在巨大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