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这里我们将主要探讨四位注释者的观点，即东条一堂（归入折衷学派或考证学派），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均为考证学派大家），增岛兰园（属于宽政以后兴起的“正学派”朱子学）。不过，需说明的是，江户中后期日本儒学思想界风气转移虽然有一定的逻辑规律可以探寻，然而事实上学派之间的界限和时代区分并非是绝对的。
  如前所述，古学派的思想影响至为深远，其表现之一便在于“撕裂”了江户儒学思想界，使得此后的各派儒家学者陷入纷争，尤其是各派的后学末流拘于门户，各执己见，相互攻击，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满，由此催生了折衷学风。另一方面，考证学风也随之兴起，这股学风既受到清朝学术提倡实证的思想影响，同时也是以上溯汉唐古注、寻求判断标准为手段，以便确定折衷学风盛行之后各种思想学说的是非对错。①及至宽政年间（1789—1800），以昌平黉为中心的朱子学得以复兴。与此同时，各派思想趋于折衷和融合，以至于不少观点趋于相近。
  第一位是东条一堂（1778—1857）。东条一堂年轻时前往京师，投入被认为是考证学派开创者之一的皆川淇园（1735—1807）门下求学。后来回到江户，在昌平黉边上开办私塾，昌平黉的众多师生都来向他拜师求学。他精通古代的章句注疏之学，极力排斥朱子学。
  在《中庸知言》“鬼神”章的注释中，一堂引用仁斋第一点质疑的《中庸》第16章全文，并在注释末尾对仁斋的质疑做出了回应，他说：“此章以‘诚之不可掩’一句为主。”在他看来，按《中庸》所说“不诚无物”，人事是至为显著的，若不能感动人（物），那是因为没有诚心，与此相反，鬼神则是最为微妙的，它“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却能使天下之人对它奉承敬畏、虔诚祭祀，原因就在于鬼神之“诚”，所以说此章的宗旨就在于：“此正假无形之鬼神，以形有形之人事，非专赞鬼神之德也。”②接着一堂引用徂徕的观点，将“诚”解释为“勉强伪饰”之反义词，“率性”而行即无须勉强，如此便是“诚”，而“鬼神”并无思虑勉强，故可用来比拟人之“率性”而“诚”。可见，他将视线拉回到“人事”领域，于是，“鬼神”章也就与前后几章得以贯穿，这样也就对仁斋第二点有关《中庸》存在“脱简”的质疑进行了反拨。
  第二位是大田锦城（1765—1822）。大田锦城的学统可以经由山本北山（1752—1812）上溯至井上金峨（1732—1784），两位均为折衷学派的大师。锦城本人擅长经学，他将经学分为长于训诂的汉学、长于义理的宋学和长于考证的清学。他广泛阅读清朝考证学者的著作，积极吸收他们的成果，成为日本考证学派的大家。
  锦城对“鬼神”章的整体看法与一堂比较接近。他在《中庸原解》“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一句之下，便道出了对这一章主旨的看法：“是假鬼神之情状，说微之显，诚之不可掩。故曰：如此夫。此字，指鬼神也。可见此章非说鬼神矣。”①他认为想要使父母真正安心（第15章），就必须内心真诚（第16章）地去孝顺父母，舜之所以称得上“大孝”（第17章），也正因为他能“反身而诚”。所以说：“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此章上承父母之顺，下起舜之大孝，一气贯穿，可谓妙矣。”所谓反身而诚，是从内心细微而隐秘的念头着手，即为“慎独”，锦城强调：“古之慎独，畏敬鬼神之降临也。”②若于隐微之处能做到“慎独”，便可收到显著的效果，所以说“微之显，诚之不可掩”。由此，锦城将第16章与第1章的“莫显乎微，故慎其独也”以及最后一章“知微之显可以入德矣”贯穿起来，得出“微显二字，实贯穿一篇，是亦可谓妙矣”③的结论。
  第三位是海保渔村（1798—1866）。海保渔村24岁时来到江户投入大田锦城门下，锦城初次见到渔村便极为惊异其才学，料定他将来必然大有成就。而渔村也的确没有让锦城失望，因为锦城等人开创的日本考证学正是在渔村手上臻于成熟。渔村《中庸郑氏义》成书于1851年54岁之际，与1834年37岁时成书的《大学郑氏义》兼采郑玄及朱熹等人的注释不同，《中庸郑氏义》几乎全依郑注。不过两书均能博采众家之长，既注重文字训诂，又不偏废义理阐发，故被认为是训诂与义理兼备的上乘之作。
  在鬼神问题上，由于朱熹极欣赏并采纳了郑玄（127—200）的解释，因此，一依郑注的渔村与朱熹的见解反而可以相通，只是在有关张载“良能”说和程颐“功用”说的具体提法上，他对朱熹全面接受张、程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通观渔村的注释，可谓精义迭出。例如他根据《中庸》文本的“体物而不可遗”一说，指出：“天地之间无一物而非鬼神纲维之而主宰之者。是故凡有一物，则必有鬼神寓焉。可见无物而无鬼神，无处而无鬼神。其每照鉴而谓祸福者以此也。否则圣人制礼，祀山川……岂虚设之耶？”①可见，渔村将鬼神问题与天地万物、吉凶祸福、祭祀礼仪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强调祭祀礼仪制度是以天地自然为依据的，这是其他几种注释所未有的观点。
  不过渔村也汲取了其师锦城的观点，认为应将“鬼神”章与上下两章打通，才能把握《中庸》有关鬼神论述的旨趣所在，他说：“承上章言君子之道，自家以及国天下，其本在于反身而诚。顺乎父母，即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其义亦犹是也。是此章所以承上章以起下文舜之大孝也。”②这是说，鬼神章的重点就在于“反身而诚”，进而实现“孝治天下”，换言之，鬼神问题与“诚”及“孝”的问题不能割裂。其实，这是我们在锦城那里就已经看到的观点。
  第四位是增岛兰园（1769—1839）。最后我们以日本朱子学者为例，来了解他们的看法与上述三位学者有何异同。增岛兰园是江户后期的朱子学者，曾师从号称“宽政三博士”之一的朱子学者古贺精里（1750—1817），后来出任昌平黉教授，成为幕府的儒官。他广泛涉及经史百家而归宗朱子学。著有《大学章句参辨》和《中庸章句诸说参辨》等重要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他首先列举后人对于朱熹章句的疏释，例如明代蔡清《四书蒙引》和清代李沛霖、李祯《四书朱子异同条辨》等，其次以朱熹章句为准，来判断疏释的得失，最后对各章宗旨进行综述。
  兰园的思想立场完全忠实于朱子学，他对“鬼神”章的宗旨进行了这样的总结：“此章言鬼神，以明费隐，见道不可离之义，非明鬼神也。”③“费隐”出自第12章：“君子之道，费而隐。”意思与“显隐”相同。“道不可离”则见第1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朱熹在第12章的总结中指出：“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④“其下八章”当然包括第16“鬼神”章，即第13章至第20章为止（第20章之后，是有关“诚”的讨论）。毫无疑问，兰园不仅对12章至20章的这一“局部”进行了整合，而且还试图对《中庸》文本的整体构造进行整合。对于《中庸》的这一解释立场，可以说与朱熹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认定“鬼神”章“非明鬼神也”，在这一点上，其立场却又与东条一堂、大田锦城和海保渔村等人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不论是朱子学者还是考证学派，他们的思想已有趋于接近的一面，有关《中庸》鬼神问题的诠释便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