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总之，从理论上看，徂徕对“道”的政治化解释，一方面彻底颠覆了“道”的形上化，同时也消解了“道”的道德化，从而阻断了政治与道德的连续，政治不再被看作是道德的延伸，与此相应，人为规范与自然天理也不存在连续性，对于这种独特的思想形态，我们已不能用中国传统儒学来加以规范。应当说，最早揭示这一点的丸山真男的徂徕研究仍具有典范意义。但是政治与道德、规范与自然的分离是否意味着西方“近代性”在近世日本的萌芽，则尚可再议。
  在方法论上，徂徕以古言征古义的古文辞学方法作为儒家经典解释的手段存在诸多自身的局限，他在反对“以今言视古言”用力过猛之余，反而走向“以古言视今言”的另一极端，表面上，他欲通过这种方法以求复归原典、重现孔子之道，实质上，在他的解释理论中有个人色彩浓厚的价值判断，未必如其所言他的一套言说与“圣经本意”吻合无间。
  在现实关怀上，徂徕欲重建制度的勇气十分可嘉，他基于礼是“缘人情而作”的立场，主张后人可以“斟酌己意”以及根据“心之所安”的心理学原则来解决礼的现实问题，符合当时中国礼仪日本化的历史走向，但是他也深深感到在与中国文化传统落差甚大的日本，理想的圣人礼仪显得非常遥远，而他的重订丧礼的尝试具有多少现实可行性也令人怀疑，这也是他为何在面对“行礼”层面的具体问题时颇感无奈的思想原因之一。
  从历史上看，徂徕基于人心“如面”、人性“多样”、道为“多端”的多元主义立场，反对文化的本质同一性，并以此对中国朱子学以及反对朱子学的日本古义学（伊藤仁斋）展开猛烈批判，其理论企图且不论，就其理论效果看，必将对中华文化一元论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当朱子学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之后，在思想文化舞台上就相应地增强了多元文化产生的可能性。对此，徂徕可能并没有清楚的意识，他也许只是想若要重现儒家原典的意义，就必须清算朱熹理学的谬误，但是当人们了解到朱子学也存在种种严重问题，于是就有可能令他们觉得作为外来思想的中国儒学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儒家经典若不经过一番重新解释的意义转化，就无法与日本现实社会相适应。
  最后须指出，事实上，徂徕通过对中国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所建构起来的乃是日本化儒学。也正由此，所以我们说，虽然徂徕是宋儒形上学的颠覆者，但他不可能是孔子之道的重建者，徂徕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加速推动了中国儒学向日本儒学的转化进程，从而使得德川思想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各种可能性和多样性，而徂徕学的思想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