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之名其实来自日本，确切年代暂无考证，至少在19世纪末近代日本已作为学术概念得以确立①，其狭义盖谓朱熹本人的哲学思想，其广义则指后朱子时代由其弟子或后世朱子学者继承和阐发的朱子学思想，更宽泛地说，则应包含13世纪以后传入朝鲜以及日本的朱子学思想，其中含有朝鲜及日本儒者对朱子思想再诠释而形成的朝鲜（韩国）朱子学或日本朱子学，恰与中国朱子学构成鼎足之势。近年来，随着东亚儒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在中国，台湾学界甚至出现了“东亚朱子学”之名称。②要之，朱子学固然拥有一定的价值关怀、义理构造等一套思想系统，但是这套系统并不是固定不变、自我封闭的，必然经由后人的诠释和阐发，从而得以再生或重组，显示出朱子学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派概念还是作为一套思想系统，它本身就处在历史过程当中而得以不断发展。
  不过就大陆学界看，数十年前，人们在谈论朱子学之际，尚不免受国别史的意识限制，似乎朱子学仅有本国的地域性意义，较少关注乃至无视朱子学是否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意义等问题。当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互动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随着东亚儒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人们已意识到儒学既是一种地域性知识，同时也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意义，套用时下全球化理论的说法，儒学恰是一种“全球地方性”（glocalization）的知识价值体系。重要的是，儒学既有国别史的狭义地域性因而有其分殊性特征，但同时又有包含东亚地域各国在内的广义地域性因而又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意义。
  无疑地，孔孟原始儒学且不论，12世纪由朱熹（1130—1200）开创的朱子学曾在东亚社会风靡一时，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李氏朝鲜）或作为一般知识形态（如德川日本）而获得了某种普遍形式，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说，朱子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东亚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以儒家式的文化本质主义来笼罩或宰制其他地域的本土文化，相反，文化多元性恰恰是保证全球地域性知识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朱子学只有与各地域文化展开积极对话，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机。然须指出，文化多元论并不意味文化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强调地域性知识的特殊性并不能成为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对抗性论述，套用朱熹理学的说法，“分殊”中有“理一”，而“理一”必展现为“分殊”。
  那么，当朱子学传入日本，又遭遇了怎么样的命运呢？朱子学的普遍原理在日本文化的语境中又有哪些特殊转化？或者说，当我们将朱子学置于东亚儒学的视域来考察，又能看到朱子学有哪些值得深思的变化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本文以德川儒学“古学派”代表人物伊藤仁斋（1627—1705）为例，来考察其通过重新发现儒家经典古义，以颠覆朱子学对儒学核心概念“仁”“道”的形上学建构，从而重建仁斋学意义上的“仁学”和“道论”，其结果却推动了儒学日本化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仁斋学又被称为“古义学”，在德川早期“古学派”当中很有代表性。①仁斋的两部重要著作《论语古义》和《孟子古义》便以“古义”命名，显示其有复原《语》《孟》古义的思想企图——即欲以“复古”为名义来重构孔孟的思想世界。在他看来，孟子以后，儒典本义尽失，及至宋代，情况已十分严重，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他们的经典解释及其建构的所谓“理学”或“心学”不但与儒学古义发生严重偏离，而且掺杂了佛老异端之学的诸多因素，使儒学面临迷失方向的危险。为使儒学重返正轨，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孔孟学的原义，而孔孟原义即在《论》《孟》“古义”之中，与此同时，更有必要对朱子学发起挑战，反过来说，批判朱子学是关涉到孔孟儒学之本义能否得以重见天日的大问题。
  仁斋的朱子学批判几乎是全方位的，他不仅企图颠覆朱子的形上学，特别是对朱子学的天理观、天道观来一个兜底翻，同时，对朱子学的居敬穷理的一套工夫论也予以重新审视甚至批判改造。但是倘若批判仅止于批判而无任何理论建树，那么批判就只是情绪性的发泄而已。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仁斋学有自己的理论追求，他批评“理为死字”，是为了重构“生生不已之理”的天道观，他批评“以仁为性”“以仁为理”，则是为了证成“仁为圣门第一字”、仁即“爱而已矣”的命题，以此来重构“仁学”。然而在当代日本学界，几部颇有代表性的仁斋学论著，却对其仁学思想鲜有正面关注②，有点令人费解。那么，“仁”与“道”在仁斋学的思想体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有何重要思想意义？他的仁说及道论的思想建构与孔孟儒学及程朱理学又有哪些异同？他的“反朱子学”的理论企图是否获得了相应的理论成功？这些将是本文尝试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