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户儒学的“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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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7003
颗粒名称: 二 江户儒学的“天人合一”
分类号: B244.75
页数: 3
页码: 327-329
摘要: 本文记述了朱子学中“天人合一”的理论在江户社会的应用和争议。儒学认为“天道”是秩序与和谐的象征,人类应与“天地”为一体,在朱子学中追求法“天道”的理论根据。然而,这意味着只有一部分人如天子、诸侯等被赋予卓越品德的人才能实现“天人合一”。荻生徂徕等“古学”派儒者则批判朱子学的“天人合一”说,认为“天地”的变化不可知,但圣人敬畏“天地”,并通过圣人治世的德与“天地”之德为伍,重新解读了儒学的“天人合一”说。伊藤仁斋作为“古学”派的儒者,回应了这一问题,其思想态度具有重视实践、强调德行、回归经典等特点,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 朱子学 江户社会 争议

内容

儒学作为实现太平之世的思想根据,受到了将军家以及有力大名的欢迎。德川家康提出,德川家居于天子(将军)的地位是基于“天道”。幕藩体制确立期的有力大名,亦在“天道”中发现了天子、诸侯身份的根据。①他们基于幕藩体制的政治统治,要在朱子学中追求法“天道”的理论根据。为此,只有以内心自觉到“天理”之所在,对外展开以“天理”为法则的实践,才能实现与“天地”并立的政治效果。这即是对于他们而言的“天人合一”。
  但是,这意味着朱子学所说“天人合一”的担当者,在江户社会的现实中,仅限于天子、诸侯等被赋予卓越品德的一部分人。实际上,相比一般庶民和下级武士,对于讲解儒学的多数儒者而言更不主张自己的日常生活情感以及实践活动是与“天人合一”说相隔绝的。
  当然,江户初期朱子学的主要人物,在理论上就是如此直接地接受“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代表,从藤原惺窝以下的见解中即可看出。
  夫天道者理也。此理在天,未赋于物曰天道。此理具于人心,未应于事曰性。性亦理也。……凡人顺理,则天道在其中,而天人如一者也。狗欲,则人欲胜其德,而天是天,人是人也。①
  人性中具备天所赋予的“理”,因此只要遵循“理”则“天人合一”就是可能的,而顺从“气”的过与不及而生的人欲则人就会远离天。这一基于朱子学“性即理”原则的“天人合一”说,被林罗山、松永尺五等惺窝门人(京学派)与山崎闇斋及其门人(闇斋学派)所继承。
  但是,“天人合一”是对于众人可能的“理论”,与其实践主体不得不被限定于天子、诸侯等上层武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能否对此问题予以完整的回答,这是江户儒学所预设的重大课题。江户儒学提出的回答,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提出生育万物的“天地之心”与奉行仁义礼智的“人心”为一体。这是从林罗山、松永尺五等(京学)主要人物的讨论中所能看到的一个典型。如春萌(元)、夏茂(亨)、秋实(利)、冬藏(贞)的生育“天地”万物之心,即人所具有的“仁”“义”“礼”“智”之心。人无论是谁都要努力践行“仁义礼智”,以此即能实现“与天地为一体”。
  第二,同样提倡“天地之心”与“人心”为一体,但是作为二者联结的媒介,则强调某一象征性的儒学价值人概念。山崎闇斋的“敬”,晚年接触阳明学之前的中江藤树的“孝”,皆被赋予媒介的作用。通过“敬”与“孝”所说的道德含义在于,已经充分地将一般庶民的存在考虑在内。
  第三,基于“事天地”的解释重新定义“人与天地为一体”,这一立场的代表即贝原益轩的思想。益轩提出只有“天地”才是生长、发育万物的根源,对于人而言最大的努力即是报其大恩。通过“事天地”而阐发“天人合一”的理论,将一般庶民的存在亦考虑在内,可以说这是益轩独特的理论。
  以上三种类型,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根据朱子的学说,认为“天人合一”的可能性向万民开放。与此相对,在根本上批判朱子学的“天人合一”说,通过与朱子学说不同的思想观念理解“人”与“天地”的关系,这即是江户儒学中所谓的“古学”思想一派。
  特别是荻生徂徕基于以下立论:(1)“天地”的变化是不可知的;(2)但是,“天地”给予圣人聪明睿智之德,圣人亦敬畏“天地”;(3)借助这样的圣人治世,其德与“天地”之德为伍,重新解读了儒学的“天人合一”说。①徂徕将追求“与天地为一体”的实践主体限定于天子、诸侯,充分地认清德川时代现实的政治、社会管理体制,重新定义了儒学的“天人合一”说。
  那么,同样被认作是“古学”派的儒者伊藤仁斋,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呢?另外,其思想态度中具有哪些特点,在此体现出什么样的思想史意义呢?以下,将按照上述的江户儒学史动态,分析仁斋学的“天人合一”理论。

知识出处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这部《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全书共由四篇三十七章组成,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本书的四篇结构是:一、“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二、“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三、“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后是两篇“附录”,分别是“近十年来日本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近十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本书进一步拓展了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认为,通过本书的出版,“东亚朱子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有充分理由得以成立(如同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东亚儒学”或“东亚哲学”已渐形成一般),进而,本书的出版也得以重新展现了中国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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