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格物论及诚意论，构成其工夫论域中的两大论述，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研究，在此不遑详述。值得一提的是唐君毅先生的相关研究，他的研究令笔者受益匪浅，同时也感到略有重新探讨之余地，这里先对其主要论述略加介绍，以引出本文所要面对的问题。
  唐君毅（1909—1978）对《大学》一书的文本结构及其思想义理有精深独到的研究，整理出了被学界称为“唐本”的《大学》改本。①唐君毅首先对《大学》文本有一基本梳理，以为“《大学》之文，原自具首尾，而文义完足”②，此立场接近于王阳明（名守仁，1472—1529）以《古本大学》为义理自足圆满之立场，然而唐氏却以为“朱子、阳明之论致知格物，皆无当于大学本文之文理，及朱子重订章句，与阳明一派固守大学古本，皆非是”③，对朱王两家《大学》诠释的基本立场提出了批评。进而唐氏对朱王两家在《大学》诠释上的具体理论得失做了如下判断：“朱子讲格物，不直对物讲，而冒过物字，而以物之‘理’为所对之故”，“阳明讲格物，已不对物讲，而以正意念之不正，使归于正，而使事得其正，即为格物。……如此释大学，亦将使大学之物之一字落空。物字在于二家，既皆落空，则吾之本末之次序，与事之始终之先后之次序之重要，即亦为二家所忽视。”①质言之，唐氏立足于《大学》经文“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之义，来衡断朱熹阳明两家之于《大学》诠释均有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二家都看轻“物”字，因此，不论是朱熹（晦庵，1130—1200）注重穷物理，还是阳明注重正意念，其结果却使得穷理与诚意彼此分离而不能兼容。
  的确，上述唐君毅以本末之物与始终之事作为理解《大学》义理系统的关节点，为历来注家所忽略，诚为洞见。重要的是，他所提示的朱王两家在工夫论域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之关键——亦即格物穷理与诚意正心如何打通为一的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然而我以为，若在阳明，他以《大学》之要在诚意②为基本立场而排斥格物在其工夫论域中的首要地位，所以对阳明而言，格物与诚意自然不构成工夫次第的关系问题，因为这并不是阳明所要解决之问题；若在朱熹，由于他在工夫论领域中秉持涵养居敬、进学致知③这一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因此他就时常被居敬与穷理、格物与诚意究竟何者为先或何者为本的问题所困扰，构成其工夫论域中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从表面上看，格物与诚意在《大学》工夫论系统中自有其先后次第问题，然而就问题之实质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朱熹整套工夫论域中的理论问题，例如其中特别涉及朱熹的居敬涵养工夫在其格物论中的地位问题，如果我们将《大学》八条目看作是一整套工夫论系统，那么格物与诚意显然同属于内圣领域的问题而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工夫又构成必然的理论紧张。①因此，对朱熹来说，格物与诚意之关系问题其实是其整套工夫论述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
  本文出于论述上的逻辑需要，不可能对整套朱熹工夫论思想进行全盘的考察，而将探讨之重点放在朱熹的格物论及其与诚意论之关系方面，主要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将对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之由来做一简要的梳理，指出朱熹构成其格物理论的过程中对二程的格物论述有取有舍，反映出朱熹在格物问题上的独特思想立场；其次，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正面论述进行必要的考察，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系统中的首要地位；第三，我们将考察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进而考察反身穷理之于格物论的关系，指出朱熹已明确意识到居敬穷理具有“互相发”的关系；第四，问题将逐渐逼近本文的核心：“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我们将要揭示朱熹的工夫论述自成一系统，正是在此系统之中，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至多只能是齐头并进、互相发明；第五，我们将审视问题的视野转换至政治文化的层面，来进一步考察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在面对君主进行思想劝说之际，他们是如何劝导君主从事工夫实践的，从中我们意外发现，格物致知理论几乎让位于诚意正心理论。最后在结语部分，我们将对朱熹工夫论存在的某些问题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