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吴震在《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一文中，曾注意到前文注解所引澳大利亚学者梅约翰（John Makeham）的论文之说：“近年来台湾所以兴起东亚研究，乃是一部分学者为了应对‘去中国化’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②，并指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如果台湾地区的儒学研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民进党当局，则其研究并不能宣称是一种学术性的工作。但若说东亚儒学研究计划的提出具有一种“策略”以取得其他人文社会学门的认同并取得政府的研究经费，则其策略不在于“去中国化”，而在于当时“全球化”的浪潮。因此，由“全球化”产生有别于“一国”研究的“东亚”研究，是基于学术趋势而产生的，并不是一种附和于国家政策的作为。
  事实上，国际学界对东亚儒学的区域研究早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等“工业亚洲”（Industrial East Asia）何以能成为经济快速发展之区域？由此可见早期学者的东亚研究与全球化的议题息息相关。不难看出，当时国际学界对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笼罩于韦伯（Max Weber,1824—1920）论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之下。①80年代的学者修正了韦伯的说法，转而认为儒家文化并不阻碍资本主义之发展，而且是“东亚优势”的基础。②之后波士顿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以为韦伯所论阻碍现代化的儒家思想是指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理论，而不是支配普通百姓日常行为规范的儒家伦理，他特别把儒家体现于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称为“世俗化的儒家伦理”（VulgarConfucianism）。③伯格的解释，得到研究东亚经济发展之华人学者的支持。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儒家文化可促成东亚经济发展的论点再度遭受质疑。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Historyand theLastMan,Free Press,1992）认为：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将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结束，后者解决物质需要问题，前者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福山的论点在中国又引发了讨论。
  本文所以重提这段研究东亚的历史，在于指出西方学界之重视东亚的区域研究，最初的重点在于在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下，东亚世界如何适应、转化的问题。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东亚对于全球化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变化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因此，即使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西方霸权对东亚世界的殖民，也不能阻止全球化生活形态对人们的改变，这显见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确实感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正面效益。相同的，我们也可以依此方式去观察19世纪以前的“东亚化”。“东亚化”意谓东亚各国在其原本政经文化的形态下，卷入了三股文化的力量，而产生了生活风貌上的改变。东亚化初期所面对的是中国的政教思想与印度佛教之宗教形式的输入，而后期所面对的则是西风东渐后基督教文明及近代化物质生活形态的输入。换言之，19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的变化，正是一个全球化的缩影，东亚各国的人们首先遭遇的是外来的思想及生命观改变了他们对生命与生活的思考。由此而言，东亚儒学的研究者首先要问的问题应该是：针对这种改变，儒学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带来什么影响？而不是他们是否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儒学。更何况不论是中国儒学或其他国家的儒学也都处在一种与其他文化的交融变化之中，如9世纪以来的中国儒学所面对的是佛教所带来价值及经济上的混乱，这种情形随后也发生在14世纪的朝鲜半岛，而后再影响到日本。由此，可以看到儒学在东亚所扮演的是如何面对、改变、适应政治及生活情势的理性参照基础，而非仅仅是一种知识社会的文化装饰品。以儒学作为一种理性的参照基础，它所能作用的范围何在？从黄俊杰所言的“脉络化”而言①，儒学可以作用在“本土的”“外来的”“制度的”“世俗的”等四个个别的脉络，以及这四个脉络之交错、辩证的关系中。以佛教的传入为例，佛教在东亚各国中原先是“外来”的，但后来却是“本土”的，如宋明儒学中的许多新的解释，就与佛教的理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又如日本德川时期末期的阳明学，是促成了德川幕府退位之“大政奉还”及“明治维新”进展的重要力量，但因为阳明学最为鼓舞的是下层武士，因而比较像是“世俗”的而与“制度”的儒学无关。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之后产生了“作为国家主义者所提倡国民道德的阳明学”②，这种发展也使得日本的阳明学走入了“制度”的脉络。儒学在朝鲜也是如此，朝鲜儒学的表现在于上层的制度面是十分明显的，但由《大学》中所推及的“孝”“悌”“慈”的概念①，一方面又有朝鲜儒学对《大学》的特殊解释，一方面又与普遍的人性有关，因而同时具有“世俗”“制度”“本土”“外来”的性质。
  对照讨论东亚化与全球化的种种问题，可知两者共同具有“世俗”“制度”“本土”“外来”这四个脉络，因此前现代的“东亚化”与现代化的“全球化”似乎可以归入相近的范畴。如果“东亚化”与“全球化”具有相近的讨论结构，则在思考“全球化”的问题时，也具有思考“东亚化”的意义，反之亦然，二者之间具有参照意义上的连接点。从“东亚化”及“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儒学的意义，可以发现在“东亚化”的过程中，儒学在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作用。对于真正的儒学接受者而言，儒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经典所透显出的应对生活世界变化之智慧；而对于在朝贡体系从事外交工作的官方学者而言，儒学或诗学所代表的是本国的汉化水平，因而在各国聚会的场合中，儒学或诗学的修养具有竞赛性。②就研究方法而言，后者或许可以用“中央—边陲”概念来说明，但前者却不适合用“中央—边陲”“高—下”“主—从”的范畴去讨论。引申而言，在现代全球化的趋势中，朝贡体系已然瓦解，取代它的是大国对小国的经济合作及援助体系，在经济合作及援助体系中儒学是否能发挥作用？这是值得再加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