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现在，我们探讨如何研究“东亚儒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我想提出两点有关研究方法的建议：
  第一，从东亚儒学中的重要命题或核心概念的发展史来看，许多重要的论述确实是由中国儒者首先提出，然后层层推扩到周边地区，类似同心圆的展开过程。举例言之，朱子在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撰写《仁说》这篇重要而深刻的哲学论文①，将人之存在提高到宇宙论与形上学的层次，为儒家核心价值“仁”之论述建立一个新的典范之后，朝鲜儒者与日本儒者的“仁”学论述，都环绕着朱子的解释典范而展开，日韩儒者可以羽翼朱子或批驳朱子，但绝不能绕过朱子。德川时代日本儒者伊藤仁斋（1627—1705）早年长期浸润于朱子学中，在32岁时撰有《仁说》一文②，基本上循朱子思路而发挥。18世纪日本儒者丰岛丰洲（1737—1841）以“仁说”为题撰文批判朱子学的“伦理二元论”的哲学立场。③浅见絅斋（1652—1711）也撰《记仁说》一文，强调体用一贯，不可分割。④大田锦城（名元贞，1765—1825）更撰有《仁说三书》，其中《洙泗仁说》一文取以爱言仁之立场。⑤
  从上述东亚儒者“仁”学论述的展开来看，我们研究“东亚儒学”确实首先必须先对作为问题意识之起点的中国儒学有所掌握，才能对同一个概念或命题在日、韩、越各地之展开与争辩有切实的了解。我们可以再举一例阐释上述研究方法的建议。在朝鲜儒学史上出现极为重要的“四七之辩”⑥，其中“四端”一词出自《孟子》，“七情”一词出自《礼记》，均可见中国儒学中的核心价值理念确实是韩儒“四七之辩”的源头。朱子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①陈荣捷主张《仁说》撰成于1171年，参见陈荣捷：《论朱子之仁说》，氏著：《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40—42页；Wing-tsit Chan，“ChuHsi's‘Jen-shuo’（Treatise on Humanity），”in his ChuHsi:New Studi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pp.155-157。但刘述先与束景南主张应为1173年，参见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139—146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6页。李明辉从思想内涵认定为1173年较为可信，参见氏著：《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80页。我采取1173年之说。
  水来”①，东亚儒学之所以生生不息，日新又新，与中国儒学之源头活水实密不可分。
  但是，上述研究方法的提议，也不能持之太过，而以中国儒学为唯一而最高的范本，并取之以检核周边地域之儒学，距离此一最高范本尚有多远。如果采取这样极端的一元论研究进路，我们就很可能忽略儒学传统在与各地域文化互动之后的多元发展，从而忽视儒学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生机勃勃的伟大生命力，使彩色的东亚儒学图像，被简化为单色的中国儒学的不同版本。因为忽略“一”存在于“多”之中，从而未能正确理解潜藏在“一”之中的丰富思想内涵与活泼的生命动力，所得实不能偿其所失。上述论点引导我们进入第二个研究方法的提议。
  第二，“东亚儒学”的研究可以聚焦于儒学的核心价值或命题，与各地域文化或特殊政经社会条件之互动与融合，一方面观察源起于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或命题，在异域所开展的新生命；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各地域文化与思想的主体性之形成、建立与发展之过程。
  举例言之，当中国战国时代孟子提出“仁政”这个政治理念时，“仁政”一方面是对战国纷扰世局的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针对战国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②的政治现实的“反事实性”（counter-factuality）的论述；另一方面从“仁政”源自“仁心”而言，“仁政”论述又展现“观念论”（idealism）的哲学立场。这种哲学立场虽然是儒家的主流思想，但是，17世纪以后日本与朝鲜近世儒者论“仁政”，所强调的是“政术”而不是“政理”，日韩儒者判断“仁政”与“仁者”时，所采取的是“功效伦理学”远过于“存心伦理学”的立场③，他们所重视的是“功利伦理”（utilitarian ethic）而不是“道义伦理”（deontological ethic）。④凡此皆与东亚近世实学思潮之发展密不可分。①因此，我们在研究东亚儒学中的“仁政”概念之发展时，如果只以孟子的“仁政”理论作为唯一典范，我们就很可能未能正确掌握日韩儒者所处的实学思想氛围与语境。
  第三，“东亚儒学”的研究，除了以上所说两类有关“核心价值理念”研究工作之外，也可以从社会史、经济史或政治史角度进行研究。举例言之，社会史的东亚儒学研究，可以对东亚书院组织或东亚礼仪制度等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进行东亚读经方法、三教合流现象或《易经》理念的风水学等的比较研究。政治史的东亚儒学研究，可以进行东亚儒家政治思想与王权秩序或天下体制之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经济史的东亚儒学研究，可以研究东亚儒者对各国经济问题的论述等。这种类型的研究，聚焦于东亚儒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史的交光互影之处，确实值得努力以赴。
  总而言之，“东亚儒学”这个思想传统，呈现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1127—1206）的诗所刻画的“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②的景象。如果说中国儒学是“一”，而日韩等各地域的儒学是“多”，那么，我们研究东亚儒学必须“一”与“多”兼容并蓄，并且深刻体认：“一”正是在“多”之中才能开发其潜能，壮大其生命；各地域儒学的多元诠释，不但不减损中国儒学的“一”，反而经由“多”的孳乳浸润而繁衍丰富“一”的意涵。因此，“东亚儒学”的研究，既必须追溯其中国儒学的遥远源头，从“多”观“一”，体察中国儒学日新又新的生命力量，但又必须从“一”观“多”，以厘定各地文化主体性之发展，庶几通观全局而得其肯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