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东亚儒学’研究何以必要？”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作为21世纪学术研究的新愿景之“东亚儒学”的提法，首先是针对20世纪东亚各国人文学术界的儒学研究的反思。20世纪中国新儒家学者从国族命脉不绝如缕的历史变局之中奋起，在方法论上批判“科学主义”（scientism）与清代考证学，在文化立场上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致力于以儒学研究唤醒国魂的事业，当代新儒家以中国文化之复兴自任，展现徐复观（1904—1982）先生诗所说“岂意微阳动寒谷，顿教寸木托岑楼”③的气概。20世纪中国新儒家弘扬儒学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并将这种精神资源转化成诸多体大思精的著作，在20世纪世局板荡、花果飘零的时代里，确实贡献卓著。
  但是，因为受到民族主义框架的局限④，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基本是一种国族论述。其实，日本的儒学研究也深深地浸润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氛围之中。吉川幸次郎（1904—1980)早已指出，德川时代（1603—1867）日本儒者所努力的基本上也是将中国儒学“日本化”的学术事业，是一种民族主义色彩很强烈的学问。①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大战期间甚至出现以“日本魂”重新解释《论语》的著作，将《学而》解释成为天皇的教育敕语而背书，极尽扭曲之能事。②20世纪韩国儒学的研究，也是在韩国的国家框架中进行。
  “东亚儒学”的提出，就是有心于使儒学研究挣脱各国民族主义的牢笼，不再受困于日语所谓“一国史”（いっこくし)的格局之中，使儒家“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③的人文精神传统，更弘扬于21世纪全球化新时代的东亚思想界，使儒学研究贡献于世界的和平。
  从20世纪东亚各国民族主义挣脱出来之后，“东亚儒学”研究就能够免于为单一国家而背书，而且较能宏观地分析儒学与东亚各地域社会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将东亚各国儒学的发展视为儒学的普遍性价值与东亚各地域之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特殊条件互动之表现，并分析各国文化主体性在与儒学互动中的发展与融合。
  第二，“东亚儒学”的提法之所以必要，乃是针对20世纪东亚各国学术界所采取的“以西摄中”的研究进路的反思，而有心于在21世纪重访并弘扬作为东亚文化主流的儒家核心价值，以作为全球化时代新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以及亚洲的崛起，知识界许多有识之士愈来愈感到建立在18世纪以降欧洲启蒙文明的人文精神（humanism），由于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已不足以因应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需求，所以，必须重视并开发非欧洲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蕴蓄的人文精神资源。④在迈向文明对话时代新人文精神建构的过程中，东亚儒家文化中所潜藏的丰沛的人文精神传统的重探与诠释，是一项值得努力以赴的学术事业。
  论述至此，读者不免滋生疑问：“东亚儒学”研究的提倡，如果只是为了21世纪东亚的和平与全球化时代新人文精神的建构，那么，我们所重视的岂非仅着眼于“东亚儒学”的边际效用而不是它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正如涩泽荣一（1840—1931）撰写《论语算盘》一书①，提倡“义”“利”并行，所着重的是《论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性价值一样。果如是，则“东亚儒学”的提倡，在21世纪也就不能免于被工具化的危机。
  针对上述疑虑，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提倡“东亚儒学”研究，不仅重视儒学所能产生的效用，更重视儒学的内在价值内涵。东亚儒学源远流长，发展出一套“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庸》）②的道德价值理念。这一套价值系统，将修己与治人熔于一炉而冶之，“成己”“成人”不断为两橛，“内圣”修为不遗“外王”事业，这一套所谓“儒家整体规划”（the Confucian project）③以“修身”为核心，始于家庭伦理，而延伸于政治伦理、环境伦理与宗教伦理。
  如果说作为价值意义的“东亚儒学”是“内在范畴”（inner realm），那么，作为效用意义的“东亚儒学”就可以说是属于它的“外在范畴”（outer realm）。两者对照而言，价值义的“东亚儒学”是“体”，效用义的“东亚儒学”是“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由“用”以显“体”，在“体”以摄“用”，体用不二，内外一如。因此，“东亚儒学”研究首先应聚焦于东亚儒学传统中之核心价值，尤其是“仁”学的溯源、重建与新诠。东亚儒家“仁”学所潜藏的人文精神，才能获得梳理与弘扬，儒学之贡献于21世纪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