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弘扬朱子理学 坚定文化自信”朱子文化研学会举行
  2021年3月25日，以“弘扬朱子理学坚定文化自信”为主题的朱子文化研学会在福建安海石井书院举行。研学会由中共福建安海镇委员会、福建安海镇人民政府、福建安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由松熹中学、养正中心小学承办，目的在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活态视野下朱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促进朱子文化的研究和交流，打造安海朱子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安海文化的影响力。
  研学会上，与会嘉宾从“朱子文化与安海”“朱子文化对现代教育的价值”“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朱子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将来可能会产生的海外影响力”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同时，现场还连线了海外乡贤，他们在视频中讲述“朱子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朱子文化盛宴。
  福建安海历代人文荟萃，扬名翰苑，蔚然可观，朱松、朱熹、朱在祖孙三代，都缘结安海，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1130年安海建镇，朱熹的父亲朱松为首任镇监，其间在安海“鳌头精舍”开讲理学，后人称他是“泉州开讲理学第一人”；23年后，即1153年，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也经常到安海宣讲义理，开启民智；1211年，“鳌头精舍”扩建为“书院”，由朱熹的第三子朱在主持书院的兴建工作。书院建成后因地取名“石井书院”，是古代泉州“四大书院”之一。
  第六届厦门（同安）国际朱子文化节暨第十四届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
  2021年7月18日，厦门（同安）第六届国际朱子文化节在朱子首仕地厦门市同安区举办。本届朱子文化节以“熹光永照与民同安”为主题，通过举办开幕式、“朱子首仕同安与社会治理”论坛、朱子之路研习营、文化雅集等系列活动，旨在打造一张同安地理名片、一节时代先贤课堂、一条文化旅游线路、一个经济文创品牌，构筑具有国内外影响力、辐射力、传播力的朱子文化地标。
  本届朱子文化节由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宣传部、厦门市同安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朱子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主办，厦门市同安区闽南文化研究会协办。
  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国财提出同安将把百年党史与闽南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大力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朱子留下的宝贵财富，加强研究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朱子学会会长、前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致辞中讲到，今年的国际朱子文化节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使用了大量先进的新媒体技术，用先进的载体对传统的优秀文化进行诠释与传播，使其更加适应新时代，更能够为百姓特别是青少年所接受，这是举办形式的创新或变化。
  “朱子首仕同安与社会治理”论坛在朱子书院开展。厦门市同安区社科联主席林永富先生首先致辞，他向全体营员表示了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随后，现场的专家学者们围绕“朱子首仕同安与社会治理”这一议题展开了精彩的演讲。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讲述了朱子首仕同安的经过，以及他在为官期间所面临的征税与教化的道德两难，这也是朱子远离官场的重要原因。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介绍了朱子为官期间的重要举措，比如正经界、清查版籍、整顿赋税、重修学舍、复兴礼制等，这种“同民安”的理念与实践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仍有借鉴意义。作为文献学领域的专家，华中师范大学董恩林教授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例介绍了朱子礼学思想，他认为，朱子礼学思想的创新性与系统性尽皆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西安交通大学常新教授则把朱子放回南宋时期的政治结构与历史局面中，展现了朱子在同安任上实现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论坛还连线了海内外其他专家学者。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蒋秋华教授围绕朱子有关同安的诗歌，介绍了朱子在同安的活动情况。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以朱子《大学章句》“絜矩之道”章为例，介绍了18世纪朝鲜儒者韩元震对朱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海村惟一教授通过梳理朱子《四书集注》传入日本后形成的五山、藤原、罗山等朱子学流派，介绍了日本朱子学的创立过程。各位专家共同解码朱熹在同安期间的社会治理实践启悟，充分挖掘朱子文化精髓，研讨朱子学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价值。“‘朱子首仕同安与社会治理’这个主题紧紧贴近当前的社会需要，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朱子学会会长、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说，这正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的体现。
  第十四届朱子之路研习营始业式举行。研习营师生来到朱子书院前庭，随着咸和之乐响起，朱子之路研习营始业式（释菜礼）正式开始。研习营总顾问、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先生作为献官升堂点阅众人，然后沃盥、焚香，向朱子祭酒、献芹。接着，厦门大学朱人求教授作为祝者，恭读祝文昭告朱子，向这位伟大先贤致以无尽的追思。读毕祝文，献官、祝者皆落座，全体学员执行了拜师礼。释菜礼结束后，全体营员参观了新华网AI复原技术数字展品，该技术让静止的朱子像活动起来，生动还原了朱子的神情体态，仿佛朱子真的跨越了时空与今人对话。
  第四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
  2021年7月20日，“八闽文化之旅·第四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受疫情影响，此次开营仪式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主办方在福州设主会场，在香港、澳门、台湾和福建三明设分会场，共有200多名来自闽港澳台的青年学生在线上或线下参加。
  开营式上，福建省委常委周联清表示，自2017年以来，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已成功举办四届，帮助许多首次来闽的学员通过探访朱子遗存和理学圣地，唤起文化记忆，增进文化认同，已成为促进闽港澳台青年相知相融的传承文化之旅、心灵契合之旅。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杜源生表示，从研习营举办首届至今，社会影响逐步提升，已成为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交流的亮点和品牌。希望营员们通过对朱子文化的深入研习、交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为促进闽港澳台青年的心灵契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教育科技部部长蒋建湘，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荣怀，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孔子学院院长韩孝荣等在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孔子学院出席仪式。朱熹第26代裔孙、福建省政协常委、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向担任研习营团长。
  研习营采取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视频连线、观看直播课程、线上研学及微信实时交流等形式，开展相关活动。在朱子出生地尤溪重点展示南溪书院祭祀仪式、大型歌舞剧《儒风雅韵·朱子礼仪》两项片段。在朱子故里和终老地展示两所朱子创办的著名书院。在研学方面，开设两场朱子文化讲座，青年们相聚“云”端，走进朱子出生地三明尤溪和朱子故里武夷山等地，感受朱子礼乐魅力，追思大儒风范，感悟朱子文化丰富内涵与哲思之美。此次活动由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等8家单位联合主办。
  赣台“朱子文化”国学教育论坛举行
  2021年7月30日，由上饶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主办，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上饶市朱熹学院协办的“赣台‘朱子文化’国学教育论坛”在上饶师范学院举行。武夷学院、安徽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淡江大学等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
  论坛分开幕式和交流发言两个阶段进行，分别由中共上饶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周少华、学校朱子学研究所所长徐公喜教授主持。安徽大学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尼山学者解光宇就山东乡村儒学，台湾“中央”大学杨祖汉教授通过线上就“经典活化”，武夷学院姚进生教授就“朱子文化物化”，浙江海洋大学韩伟表教授就“送传统文化到船头”等传统文化传承做法作了介绍。
  据悉，“赣台‘朱子文化’国学教育论坛”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对台教育交流项目——“赣台‘朱子文化’国学教育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两岸学界的联谊与交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海峡两岸朱子文化论坛”举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决议》内容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讲话精神，发挥朱子文化在“以情促融”方面的纽带作用。2021年10月19—22日，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福建社会科学院、武夷学院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朱子文化论坛”在福建武夷山市举行。论坛开幕式由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张文彪主持，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小新、武夷学院副院长廖斌、九州出版社副社长王守兵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刘小新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福建是朱子文化的发源地，同时又是台湾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这种同文同祖的双重关系推动朱子文化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资源。因此，发挥朱子文化在闽台文化融合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强调朱子文化在两岸交流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进一步加强重要领域学术交流，不断增进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廖斌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武夷山市是朱子学的发祥地，朱子学的诞生使福建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翻开了新的篇章。朱子学在传入台湾后充分发挥了经世致用的功能，在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增强台湾同胞与大陆的文化联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朱子学已成为台湾的一种文化传统，在台湾社会的各个时期都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是两岸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因此，本次论坛的议题对海峡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九州出版社副社长王守兵在致辞中从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全集》中钱穆对朱子的评价入手，肯定了朱子学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成果，并希望大家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关注经典普及工作。
  本次论坛共邀请了50多位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出版界人士聚焦朱子理学思想、朱子文化在福建和台湾的发展、传播及影响等内容，围绕朱子易学与理学思想、朱子礼学与四书学研究、朱子学多元诠释与发展以及朱子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性四个主题进行研讨。
  在朱子易学与理学思想研究方面，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认为朱熹对于《易》太极之理内在于其中的交易、变易底蕴以及画前之易的理解，融入了相关理学的视域。在此视域下，朱熹又在思想史家、哲学史家的品格背后，蕴含着思想家、哲学家的品格。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泉州黎明大学纪委书记、教授林长红与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林振礼在合作论文中对明代蔡清《虚斋看河图洛书说》进行了初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辉副研究员对元代福建地区易学的发展做了梳理，山东社科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恒从“太极”之辩角度论述了早期理学的内在张力等议题；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培高梳理了朱熹将“诚”解释为“真实无妄”是对宋代新儒家诸多解释的综合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诚”由“道德本体论”到“宇宙本体论”不断升格的过程，是理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与佛道二教对抗不断深化的过程。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崔海东则更为宏观地论述了朱子道体中的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等相关概念。
  在礼学与四书学研究方面，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涂可国集中对朱熹的责任伦理基本内涵、责任伦理主体结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结构、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内容指向结构四部分进行了论述；而华侨大学的冯兵教授从情感性、宗教性、实践性三重维度对朱子的礼学观进行了总结。在更为具体的方面，武夷学院副教授王志阳以祝板坫图与豆图为中心考察了《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礼图制作原则；福建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周元侠以朱子《家礼》为中心论述了朱子门人在闽学官学化进程中的贡献。四书学研究方面，华侨大学教授杨少涵认为基于唐宋八大家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与政坛上的巨大影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彰推进学界士人对《中庸》相关话题的注意与研究；而福建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薛孝斌对《孟子》“子弟多暴”做出新的解释。
  在朱子学的多元诠释与发展方面，厦门大学教授谢晓东对东亚儒学中人心道心问题的哲学意义进行了集中论述，提出这一问题存在四个难题，而这些难题凸显了人心道心问题的哲学深度与广度；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赵建功对朱子会通儒佛的努力及其反思进行了论述；武夷学院副教授黎晓铃论述了朱子对道谦禅法的理解；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李璐楠对晚明李材的儒佛之辨思想进行了梳理，认为明宗和辨异是李材思想的一体两面；福建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陈文庆对明代丘濬的《朱子学的》进行了阐述；台湾朱子学会秘书长、武夷学院副教授黄柏翰认为传统书院精神强调人格修养与道德实践呼应了当代通识教育追求全人教育的理念；厦门大学博士生袁素以朱熹为中心对絜矩之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承认”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厦门大学博士生张茹梦将朱子经权观与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视域进行了对比研究；厦门大学博士生刘舒雯从道德心理学角度对孟子礼观进行了分析。
  在朱子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方面，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汪霏霏认为朱子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正是朱子文化可普遍化的因素和穿透力、影响力，使朱子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度进行传播。具体到朱子文化在福建的发展和传播，福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传标对朱子在福建长乐的足迹及门人进行了梳理；福建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黄太勇对朱熹创立“闽学”的家族因素和福建地域因素进行了阐述；同样，朱子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也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张品端对朱子学与两岸文化认同及其展望发表了观点，提出应当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两岸文化发展和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共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两岸文化协调发展和创新要从道统和学统上寻求“共同价值”，在民族认同上培养“共同记忆”，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在两岸和平发展上创造“共同想象”。培育出两岸坚实的生活基础、合作基础和价值观基础，开创出一个全新的两岸文化协调发展和创新格局。除此之外，武夷学院教授兰宗荣对海峡两岸朱子文化研学旅行的现状、问题与建议进行分析，武夷学院陈国代副教授集中讨论了朱熹学传入台湾的作用和影响，南平市台办助理研究员罗小平对朱子学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泰山与武夷”武夷会讲开讲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2021年10月19日，2021世界遗产·武夷山朱子文化系列活动之“泰山与武夷”武夷会讲在朱子故里武夷山市五夫镇新紫阳书院开讲。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五夫，共叙“孔孟儒学和朱子文化”渊源，传承古文化，共话新未来。
  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照南，省文史馆研究员、第四届南平市政协主席、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张建光，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教授宋立林出席活动。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武夷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吴邦才主持会讲。副市长林湫出席活动并致辞。
  “武夷会讲”活动沿用了宋代朱子开创的“会讲”形式，以学者间对话的方式进行讲学论道，传习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杨朝明、马照南、张建光、宋立林四位学者立足时代和现实需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探讨如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分别作《做好“两个会讲”增强文化自信》《新时代如何弘扬朱子文化》《道在武夷理行天下》《礼乐文化精神及其当代转化》主旨对话。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要深度解读孔子、朱子文化精髓，从传统的民本思想、教育思想中汲取智慧，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促进历史文脉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全力把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保护好、利用好。
  泰山和武夷山都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孔子和朱熹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本次会讲是鲁闽两山对话的新起点、新征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把儒学思想与当代精神和时代内涵相结合，将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化交流，为两地文化发展提供新思路、注入新动力。
  会讲活动前举办了紫阳楼开馆仪式。紫阳楼是朱熹在武夷山的主要生活和讲学场所，也是传承弘扬朱子文化的主要载体。紫阳楼重建工程是福建省重点项目，朱子文化园的子项目，也是武夷山市围绕文化传承高地发展目标，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融合发展，打响朱子文化品牌的具体举措。
  《经学与实理》新书研讨会举行
  2021年10月23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主办的“《经学与实理》（下文简称《经》）新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书进行了深入的评议和探讨。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研讨会的缘起，表达了清华哲学系对经书研读及经典解读新著的重视与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章伟文教授在致辞中对《经》的书名及其旨趣进行了解读，认为“经学”是儒学的基础，而“实理”则与“虚理”相对，强调经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仍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就新书进行引言介绍。许家星指出，新书主题为朱子四书学，四书学是经学与哲学交叉的领域，朱子《四书集注》是“经学哲学”的最典范著作，也是思想与学术结合最好的一部经典；《经》一书解读朱子的方法是以朱述朱，抓住朱子“刻意经学，推见实理”的学术宗旨，忠实于朱子自身解释经典的进路，有意避开本体论、心性论等解读朱子哲学的模式。他结合自己十余年研治朱子四书学的心路历程，从资料搜求、方法论反思、观点创获等方面，细致全面地对书中各章内容进行了介述，并就“四书学”是否应该加双引号或书名号、四书学是否是朱子学术的中心等问题和与会学者进行了探讨。
  上午的会议发言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教授李震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郭晓东认为，新书内容和解读文献的方法启发性很大，在对道统的分析和四书与《太极图说》的关系问题上还可讨论得更深入。章伟文认为全书引用材料广泛，值得借鉴，四书学和易学一样，是一个由经、传、学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是整个学术流派思想史的呈现，四书学可不加双引号，另外对五经学和四书学的关系问题、朱子和佛道教的关系问题的阐释可以更加深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淑红认为，《经》以朱子解朱子的研究方法、按照动态视野解读朱子著作的文本考据方法以及朱子学义理方面的深入阐释都具有开创性贡献，回归了四书系统的话语体系与论说结构，实现了经、史、哲的三位一体与三维互动，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但关于四书学如何落入朱子学整个系统中，以及朱子如何批判、吸收异端杂学的论述有待扩充。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田炳郁以“朱子诚意论的知行关系”为题，结合新书对“意”的看法，对朱子诚意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通过对“太极与四书”这个老问题的再讨论，赞同书中对《近思录》中“四子”涵义的解读，提出“太极”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的界定值得再探讨。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邓庆平从四书何以成为一个思想有机体、如何还原朱子四书本意以及道统说对四书的意义三个方面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下午上半场会议由郭晓东主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张尚英认为，《经》以求是和创新的方式，开辟了朱子道统说的新路径，在对“十六字心传”和“忠恕一贯”问题上的阐释可以更细致。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树业认为，《经》将经学向度和理学向度合为一体，对当代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高海波认同书中对道统说的论述，认为朱子的“中和之悟”受到了《太极图说》的启发，朱子思想发展历程是本体、工夫并进的，符合道统说的两个面向。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敬峰认为《经》显豁出“考据与义理的统一”“动静交错的视角”“经学和哲学的一体”的学术特质，以朱子研究四书的方法研究朱子四书学，十分具有启发性，对朱子四书学的儒佛之辩和海外传播情况方面的论述有待丰富。清华大学哲学系袁艾受书中朱子有意增删经典文献中虚词的启发，在西方汉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野下讨论了朱子的语言哲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增光认为，《经》的重要特色是把道学研究和经学研究合为一体，“经学哲学”改变文献学视野的限制，《经》可作为经学哲学研究的典范。在自由讨论环节，许家星教授一一回应发言中提出的问题，与会学者就“太极”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周子对朱子的意义，以及道统论的线索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下午的下半场会议由高海波主持。复旦大学教授何俊赞扬了《经》高度聚焦四书学和论述系统细致的特点，就宋明理学对身体的关注问题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田智忠就道统是否可以分为两个脉络、四书学以及功夫论—心性论框架谁先产生、周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楷以“论荀子义命观的二重批判性”为题，就儒家义利之辩和社会批判功能进行了分析。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旺认为，《经》以朱述朱的方法意识以及用由经学推见哲学的研究进路对中国哲学有极大的补正和推进意义，同时提出在此基础上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可以将朱子四书学的理论结构提炼出来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朱雷认为，《经》分析细密，史料翔实，并以“克己复礼”一词诠释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清华大学国学院黄湛比较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清儒学案序目》所选案主的差异，认为可以窥见《序目》中的理学“脉络筋节”，指出钱穆先生认为可将理学作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主线。在自由讨论环节，参会学者就宋明理学的圣贤人格及后世演变、朱子四书学特点、易学和太极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唐文明和清华大学副教授赵金刚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唐文明指出，研讨会议题集中、讨论深入，有交锋意味，达到了学术争鸣预期。他强调朱子对经典的重视与当下对经典的重视相互呼应，使得会议对朱子四书学的讨论意义更加重大。赵金刚指出，会议观点丰富，对朱子学研究有很好的推进意义，其中关于道统脉络、“太极”在朱子学中的地位、易学与四书学关系、四书学的体系，以及四书学与道学、佛学之关联等问题都可以在今后有进一步更深入的专题讨论。
  “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工作坊举办
  2021年10月24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主办的“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工作坊在清华大学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许家星在致辞中回忆了朱子门人后学研究这一项目的缘起。自2013年中华朱子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在南昌大学提出要推动朱子门人后学的研究，以及2014年南昌大学成功将此项目申请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来，有关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在这几年中取得了全面进展。本次工作坊既是对过往成果的总结与分享，也是对未来研究新进展的探讨与展望。许家星报告了自己十年来持续对朱子门人饶双峰的研究成果。他从文献辑佚、思想研究、后世影响等层面全面分享了他的研究缘起以及心路历程，并介绍了关于饶双峰文献的记载、现状及目前辑佚概况，饶双峰在朱子门人后学中的地位、饶双峰思想的特色以及后世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展示出目前学界关于饶双峰研究的最新进展。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振萍以明清之际的塾师群体为切入点，从对这一“沉默的大多数”的研究，展现了明清之际由王学到朱子学的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黄振萍认为朱子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教化与践履，塾师这个群体正是朱子学对社会影响的例证。明代儒学重视基层教化，由此可以得见明代养士之成效。明清鼎革之际，作为底层士子的塾师，他们沉痛反思，从事教化，试图通过对内圣外王的强调和贯彻，复兴国家与社会。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田智忠从心性论、理欲关系等角度对王船山针对辅广的回应进行了探讨，并从文献搜集与海外关切两个方面反思了进一步完善研究的可能进路。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陈石军以在师承效力衰退时判断朱子后学的标准为问题意识，从吴澄对于《尚书》的研究切入，深入到经学著作之中分析吴澄的思想与朱子学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要对地域之间的联系以及后人建立的宋学师承系统保持警惕，直接从原典中开展研究。
  上午下半场会议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程旺主持。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田炳郁结合程复心的《四书章图》以及胡炳文的“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以大量图示与朝鲜研究为案例，阐释了他对于心、性、情的相关理解。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邓庆平从三个方面强调了儒学门人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对于儒学中的门人进行研究，既能体现儒学的社会性与延续性，又能在彰显历史性贯通的同时推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俊分析了元儒吴澄对《春秋》的诠释，她认为从其学术源流和学术特色可以看出吴澄对于朱子的尊崇，这具体表现于吴澄对《春秋》是否自含褒贬的判断、吴澄对伦理纲常的强调等方面。
  下午会议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郑淑红主持。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成群从南宋时期徽州地域特征谈起，分析了元代新安理学发展的背景，区分了元代前期与元代后期新安理学家之间的异同，阐释元代新安理学家对于元代与理学的重要贡献。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加才结合自身的学习历程反思了当代的中国哲学学派研究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目前缺少对中国哲学总览式的研究，应以多学科视野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并加强学派的文献集成研究，提升中国哲学学派研究的深刻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汤元宋以对“北溪之怒”的两种评价为切入点，结合朱熹后学与陆九渊后学的相关资料，全面且深刻地分析了朱陆之间的差别，着重区分了《陆九渊全集》中的年谱与单行本年谱之间的不同，从材料的拓展与分析的精微两方面深化了对朱陆之争的研究。
  清华大学哲学系孟少杰认为陈淳对于陆学的批评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从本体论层面到工夫论上对陆学的批评，体现了鲜明的个人色彩，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朱陆异同之论。
  最后，“朱子门人后学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杨柱才对本次工作坊作总结发言。杨柱才强调，相比于兴盛的阳明后学研究，通过这个项目的集体攻关，历史资源更为丰富的朱子门人后学研究的薄弱现象已经得到明显改观，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日益被重视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但是，学术的推进没有终结，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共创富有时代特色的成果。
  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与情商”论坛举行
  “喜看今朝海峡论坛聚两岸菁英，共话千年朱子理学赋时代情商。”2021年10月29日，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与情商”论坛在福建福州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福建省社科联、福建省关工委、朱子学会共同主办，福建省情商研究会、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少先队工作学会、省合唱协会、省家庭教育研究会联合承办。论坛由福建省关工委宣传委副主任、福建省情商研究会党支部书记邱孝感主持。
  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刘群英在致辞中指出，朱熹是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内涵深刻、内容丰富，对于涵养社会价值、培养公众美德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福建省关工委凝聚共识打造朱子文化品牌，积极推动朱子文化传承发展，先后举办七期海峡两岸青少年朱子文化研习营、联合主办“朱子之歌·两岸同声”音乐会等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闽台两岸青少年交流交往。她希望，通过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与情商论坛的举办，进一步深入挖掘朱子文化和现代情商学之间的关系，不断挖掘和提升朱子文化的时代价值、人文价值、教育价值，充分发挥朱子文化的涵养作用和社会影响。
  朱子学会会长、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举办朱子文化和情商论坛，从情商视角来重新审视、梳理、研究朱子文化，深入挖掘朱子文化在涵育家国情怀、传承家风家训、教育成长成才等方面的论述，用情商新理念重新发现朱子文化的时代意义，指导当代人的生活和学习，这是一件具有现实意义的实事。朱崇实表示，当前福建省正在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朱子文化品牌建设如火如荼，通过海峡两岸专家学者深入挖掘、系统研讨、广泛传播，让朱子文化研究和情商研究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源头活水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勇气，不断拓展新视野、新领域，创造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情商新思想新体系。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台湾专家学者以书面论文形式参加论坛。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创会理事长朱茂南在贺信中表示，如何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培育良好品德，以及人才与人力的塑造，是社会着重的焦点，特别是在疫情时代，人与人之间交流加剧发生转变，科技与人文的对话走向新的特点。朱子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朱子文化结合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并将其落实于百姓生活，台湾从朱子家训、朱子礼乐等十大方面进行了20多年的实践，这也是朱子情怀与现代生活联结的崭新尝试，与情商的内涵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参与该论坛的闽台专家共提交了40多篇论文，从多元视角研究朱子文化，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朱子文化有很多新的启发。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福建省关工委副主任、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省委文明办原主任、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照南作《现代情商视域中的朱子家训》主旨演讲，福建省情商研究会会长高立新作《披荆斩棘的朱熹：在内卷的时代拒绝躺平》主旨演讲。
  本次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与情商论坛创新形式，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线下230多人参会，在线直播吸引了海峡两岸8.15万人次观众在线观看、互动。
  江南儒学研讨会举行
  2021年11月19—21日，“2021江南儒学研讨会暨《从经学到理学》新书座谈会、《宋明理学史新编》工作坊”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青浦－复旦江南文化研究院主办，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协办。
  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的30余位专家参加此次会议。
  复旦大学何俊教授在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畅谈“江南儒学”的概念、分期及其发展。与会学者围绕江南儒学的学术主张和学派发展、江南儒学的历史人物、江南儒学与地方文化、江南儒学的文本结构和诠释方式、江南儒学的生活世界及其历史影响、特点等具体问题，分五场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探讨。研讨涉及经学、理学、目录学、医学、农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视角和领域，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儒学”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和细化。
  新书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何俊教授新作《从经学到理学》进行了高度评价。工作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吴震教授对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明理学史新编》相关工作加以阶段性总结，参加项目的各位专家分别汇报了所承担任务的进展情况。
  在研讨会闭幕式上举行了“江南儒学奖学金”颁奖典礼。该奖学金由上海彦序服饰有限公司所设立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江南儒学研究基金”所支持，旨在鼓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在校学生研究江南儒学相关问题。在此次研讨会同时开设的学生专场上，“江南儒学奖学金”获得者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交流和研讨，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主持学生专场研讨会并评议。
  《从经学到理学》新书座谈会召开
  2021年11月21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新书《从经学到理学》座谈会在上海召开，郭晓东教授主持。
  郭晓东教授认为《经学到理学》对当前的宋明理学研究来讲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该书不仅是在发生史意义上讨论理学如何从经学转出，更重要的是讨论了广义的理学与经学的问题，纠正了当前宋明理学研究中聚焦于流而忽略了源、聚焦于本体工夫框架而忽略了儒学整体性的问题。指出新书代表着作者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性思考，强调何教授在书中将关注人间加入到宋明理学的主流精神中，试图把我们曾经被窄化的宋明理学研究重新恢复到它原本应该有的面目，这是新书的最大意义所在。
  何俊教授对新书作了一个整体性的介绍，包括写作缘起、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新书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整体分析确定一个全面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当中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有什么性质？第二个是为什么选这样的一些内容来进行讨论？选这些内容主要是来自马一浮先生的思想，马一浮先生就是从整个经典系统来思考。第二部分是书的主体，把整个研究落实到具体的经典解释当中，分门别类地来谈五经和四书，包括《孝经》。同时基于时间线的考虑，选择门类当中的代表性著作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专门分析顾炎武的思想。在研究方法上，何教授强调其着重是在经学史与学术史的意义上、从文本的处理层面来进行讨论，同时有意识地兼顾了思想史的进路，是以学术史、经学史为主的哲学分析，希望通过新书能够在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式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在文献资料上有一些拓宽，能够把宋明理学的研究放在整个中国知识传统当中去理解。
  吴震教授认为何教授在方法路径方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自觉的意识，即把思想史和学术史打通为一，兼顾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又有思想性又有学术性。新书在方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会通性，一是突破性。会通性是把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等都会通起来。突破性即抓住一些重要的议题，在方法运用和问题意识等方面都有新的展现。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专题性，专题性被抓住了就有可能达到许多新的成就，有许多创新的可能性。新书各章是独立的一个专题，各独立的专题互相之间又有关联，不是孤立的。这个关联性就表现在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经典诠释视野。新书在内容上，体现了理学的精神的丰富性，同时在审视理学整个思潮的时候，也有一个整体性的展现，由于整体性的展现才让我们认识到理学思想的丰富性。为此，在关注经典的同时怎么把它们连贯起来，把它们放在从经学到理学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作为整体来审视，从而把宋明理学精神的丰富性提出来，何教授开创了一个新的成功范例。新书还涉及了与马一浮有关的当代意识。马一浮在《群经统类》中关于“统类”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具有当代性的提法。统是一统的统，类是分门别类的类。马一浮赋予新的含义即多样的统一。多样和统一两者之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期待何教授今后进一步、更全面地拓展马一浮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篇章。
  方旭东教授把何教授的三部著作《南宋儒学建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从经学到理学》合在一起做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深入解读了何教授多变中的不变的宗旨，认为作者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方法论的自觉，不是走哲学的、概念分析的路径，而是思想史的路径。晚明、南宋、经学各一本，看似多变，不变的是何教授一直关注的儒学的真精神。这种对儒学真精神的把握，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社会，乃至实践的领域当中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教授对儒学真精神的把握，有一种经世的意识在里面，即对经世之心的关注。
  范立舟教授首先强调“经学即理学”这一口号，可以理解为如果得不到经学的养分，义理之学是不可能茁壮成长的。其次认为《从经学到理学》一书共10章，大都是从宋代理学家对经典的诠释入手，具体细致地分析了以经学为载道之器而求经世致用的为学路径与为学工夫。对理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概念与典范人物作了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又完全依据他们的经典诠释而展开，就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方式看，有着鲜明的特点，也显现出独创性之所在。列举了书中啖助、胡瑗等几个例子分析理学怎么从经学中转出，而理学自称“明体达用”，就意味着个体道德意志的弘扬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切应该是等量齐观的价值追求。同时指出何教授的著作大多采取专题深入的形式，不作过多的知识本身枝节上的纠缠，直奔主题和问题，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也不显得突兀、孤立，暗中体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杨柱才教授首次从经学与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本身来切入，认为经学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聚焦领域，是共性的时代性的要求。其次指出何教授的新书有方法上的自觉的反思，即其如何做此书的一个方法系统，提出了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识论的问题。新书提出理学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不应该割裂而应该要呈现它自身的完整性，强调了知识的完整性和过程性。从完整性上讲，新书中五经的研究皆有顾及，且有意识地保持经本身的完整性，还加上了被称之为“小经”的《孝经》。从过程性来讲，选定的注本跨度从晚唐到清初。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理学随着经典诠释的演进而愈加丰富，呈现出知识和义理发展的一种过程性。这个过程是延续的，理学的义理和知识在丰富和发展。新书第二章，专门讨论马一浮的“六艺论”与《群经统类》，明确表示该书所选经注的书目来自《群经统类》，但对于经注及其研究的知识上的完整性和过程性的强调，则是何教授的自觉思考和定位。第三，《从经学到理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理学。在新书中，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论孟精义》是有意识地去体现理学的主题，选择这些著作都是有作者的思考在里面。
  郭美华教授认为从新书中能领会到一种哲学与知识的关注，作者分析了知识的实证性和实用性的统一问题，在整个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开放性本身的丧失问题等。新书饱含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切情感，这个情感弥漫在字里行间。何教授一方面非常明显地指出我们传统知识系统的缺陷，同时又在不断地表达着自己那种不竭的、昂扬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承担、抱负、责任与使命感。就宋明理学的展开历程，认为何教授关注的是从理向心的转化。
  何益鑫副教授认为何教授对于《周易》这样一个特定的文本跟理学的发生做出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新的解释方式，即在四维的展开过程当中，引入了赋值和聚合这一解释方式。从这样一种四维的展开过程当中，何教授尤其强调《程氏易传》在辞的向度上发展得特别充分。由辞然后讲理，在讲理的过程当中，蕴含了新格式。以这样的视域，又可以统摄后续宋明理学关于易学的解释活动。这个解释非常有意义，意义在于在这样一个易学的视域当中，交代出了理和事、心的原初关系。
  张天杰教授认为何教授的三部著作都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引。《从经学到理学》就是传授我们现在怎么研究宋明理学。传统的经学研究，大量的是偏向文献研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从文献和义理的关系出发去研究，新书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论的指引。
  韩书安助理研究员认为新书从中晚唐一直讲到清初李光地、顾炎武，是一个长时段知识史的考古发掘。何教授以马一浮《群经统类》为线索指引，揭示出中国近世思想史的主脉是从经学中转出理学，并且对理学的根本精神也做了深度诠释，这在研究范式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新书基于经学与理学的互动诠释，立体而全面地还原和展示出了古代儒者的知识图谱和精神镜像。
  “朱子学与当代文化振兴”学术研讨会暨朱子学会换届大会举办
  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由厦门大学、朱子学会主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学研究院共同承办，国家社科基金社团活动资助的“朱子学与当代文化振兴”学术研讨会暨朱子学会换届大会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本次大会于线上与线下同步进行，学界知名学者、知名人士及本校的师生代表近150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代表参加了会议。
  11月27日上午，大会于厦门大学科艺中心多功能厅正式开幕。朱子学会会长、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邱伟杰线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儒联副理事长杨朝明，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朱子学会副会长朱汉民，韩国朱子学会会长、韩国建国大学哲学系郑相峰，日本福冈国际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日本汉字文化共同体研究会会长、韩中日东亚人文学会副会长海村惟一于线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朱人求主持。
  邱伟杰副校长为本次大会作开场致辞，他首先代表厦门大学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回顾了朱子学会的发展历史，指出百年来，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薪火相传、硕果累累，同时对朱子学会在朱子学的研究和推广上创造的卓著成绩作出高度评价，最后预祝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随后，郑相峰教授、杨朝明教授、朱汉民教授、海村惟一教授依次于线上为大会致辞。
  最后由朱崇实教授于现场致辞。他指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讲话精神，抓住时代主旋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充分肯定了朱子学会的工作，并期待专家学者对发掘朱子学时代内涵及其当代表达发表真知灼见。
  开幕式后，陈支平教授主持召开朱子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朱崇实会长代表朱子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向大会作《朱子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他报告了五年来朱子学会在朱子学国际交流与合作、海峡两岸朱子文化合作与交流、服务地方与社会经济、朱子文化普及与推广、朱子学研究的显著成就五个方面的相关工作成果，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续以传承和开拓朱子文化为己任，把旧学商量与新知培养结合起来，开创朱子学会工作的新局面。
  报告结束后，大会首先对《朱子学会章程》（修订）核准表决，并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朱崇实当选新一届朱子学会会长，陈支平、乐爱国、何俊、肖永明、杨立华当选为副会长，谢晓东当选为秘书长。大会成立朱子学会第三届顾问委员会，由陈来、高令印担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最后朱子学会第三届会长朱崇实发表讲话，他对朱子学会本次换届的圆满成功、对所有当选者表示衷心祝贺，并对第三届理事会提出五点要求：一要加强团结协作，将朱子学会建成一个更具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团体；二要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对朱子学会的领导；三是朱子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学会要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四是理事会要尊重顾问委员的意见建议；五是加强秘书处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更好地担起责任、完成使命。
  朱子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后，大会主旨发言正式开始，由黎昕教授主持，朱杰人教授以“从《大学》看朱子的民本思想”为题、杨立华教授以“论朱子对张载‘一物两体’思想的融摄”为题、何俊教授以“朱子的精神——行道不以用舍而加损”为题、向世陵教授以“从孟子到朱熹的‘仁术’义辨”为题、肖永明教授以“明清之际异端论与儒学的发展路径”为题、曾亦教授以“朱熹与两宋时期的太庙东向位之争”为题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11月27日下午，大会以分组讨论形式进行，共设置了两个线下分组和六个线上分组讨论会场。本次会议分组讨论除了设有学者和研究生报告论文以外，还设有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及研究生畅所欲言，研讨气氛热烈。
  11月28日上午，大会于科学艺术中心多功能厅举行第二场主旨发言、闭幕式与总结。姚进生教授主持主旨发言，郭晓东、尹波、杨柱才、许家星、乐爱国、吴邦才、朱清、马照南八位学者分别围绕主题做了精彩发言，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闭幕式由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朱子学会副会长乐爱国主持。在闭幕式上，冯兵、夏芬等学者分别代表线下会议第一组、第二组进行总结发言，常新、邓庆平、涂可国等学者分别对线上会议作代表发言。陈支平教授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谈了三点感受：一是现在是研究朱子学的最好时代，学者们精神振奋，信心十足；二是朱子学要紧跟时代的脉搏，既要做深入的学术研究，也要弘扬、继承和推广朱子文化；三是目前朱子学的研究广度、深度大大拓展，朱子学术研究定会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朱崇实会长为大会致闭幕词，他感谢了线上线下参会专家的积极参与、慷慨分享，感谢了所有为会议提供保障的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感谢了厦门大学的领导、有关部门对会议给予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同时朱会长把感谢化为期望，期望朱子学会万古长青、万古长新，期待大家共同努力不断赋予这个伟大事业以强大的生命力，将朱子学会越办越好！
  本次“朱子学与当代文化振兴”学术研讨会暨朱子学会换届大会的成功举办，在加深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拓宽与会人员学术视野等方面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朱子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的会议成果。
  （李茜）
  第五届“朱子文化寻源之旅”举办
  2021年12月2日，由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台湾书院联谊会、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朱子文化寻源之旅”在武夷山朱熹园正式启动。海峡两岸朱子学研究青年专家、闽台书院青年代表和全国著名书院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术交流会、朱熹诗句取意书法展、实地参访朱子文化遗存等形式，感受朱子文化熏陶，探寻新时代下朱子文化的创新发展。
  开营仪式上，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叶雄彪表示，朱子理学是福建最重要的一张文化名片，讲好朱子的故事，阐述好朱子理学文化、文学教育、民本思想等系统性成就，对于增进文化自信、加深两岸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一次活动，两岸同胞多交流、多走走看看，群策群力，共同传承朱子文化，让朱子的思想和精神照亮我们的文化创新之路。
  台湾书院联谊会顾问曾旺鑫通过视频致辞时说，今年是朱子891年诞辰，两岸各地举办多种活动纪念朱子，这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时，两岸传承朱子文化各有特色，相信在不断的交流中，一定能融合各自的优点，整合出一套可实践的论述。
  此次活动为期2天，其间举行“武夷论道”学术交流会、《大儒朱熹》观影分享会，参访建阳考亭书院、建本博物馆、五夫镇兴贤书院、紫阳楼等地。活动旨在在形式与内容创新上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在实地深入感受朱子文化的氛围中，探寻朱子文化传承发展道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朱子学与当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21年12月4日，“朱子学与当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聚焦朱子学的历史脉络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围绕朱子学的新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既进一步发掘朱子学高博而悠远的文化价值，又身体力行、推己及人地传承、发扬、实践朱子学的社会价值。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朱子集先贤的学问之大成，于道学的基础上构建了朱子学的思想体系，然而其理论中不仅提出了形而上的天理世界，同时也强调了形而下世界中的实践理论体系，形成了贯穿于形上形下的理论（天理）——实践（工夫）价值取向。
  传统的思想文化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当代社会，但作为道德教化的朱子学，其意义对于当代社会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围绕《大学章句》谈及朱子的民本思想并提出，朱子认为民为国之本，国为民而立，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且君轻民贵是不容颠覆的天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谢遐龄则提出，《朱子家礼》中所涉及的冠、昏、丧、祭，祠堂和制服等制度，依然需要在现代社会继续推行，从而实现礼制的现代化，这对于当代的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傅小凡认为，朱子对于“鬼神”的阐释这一“理学鬼神观”是作为家族制度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是维系着家族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精神桥梁，贯穿于祖祖辈辈。
  形而上的理学落实到社会群体的实践意义上时，便是儒家所强调的工夫论思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杜保瑞从朱子的经典诠释学中概括了儒家本体工夫论的涵义，认为从具有价值意识概念的本体论工夫到种种具体的实践活动，无不彰显出朱子所强调的“为学方法”和“工夫次第”。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人求以“格物致知”为中心阐述朱子的工夫论，他认为“格物致知”是有别于西方知识论的工夫认识论，以“格致工夫”来体认知识、感悟道理，是实现合内外之道的一种方法，能够达到“心与理一”的圣人境界。
  朱子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无论是对于社会整体还是每个具体个体，都具有方方面面的影响，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黎红雷认为，企业家们应当传承儒家的责任观，成为当代的“新儒商”，从而做到严于律己、德以治企、仁以爱人、信以立世、万物一体。作为企业负责人的企业领导也要在企业管理中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将传统学术理论和当代企业管理实践结合，能总结出珍贵的企业管理思想并更好地运用于实践。鉴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国情的特殊性，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俞秀玲认为，朱子对于《吕氏乡约》的完善与思考对当前乡村治理体制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推动朱子学研究深入发展
  “明清朱子学代表未来朱子学发展的增长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谈到。关于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论文在此次会议中占了近四分之一，印证了这一判断。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胡发贵以罗钦顺和王阳明之间就《朱子晚年定论》的辩论为主题，剖析了朱子在明代的影响。他认为，直至明代末期仍然有像罗钦顺这等大儒坚守着程朱理学捍卫孔孟的道统，反对阳明心学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常新以清朝初期关中地区的学术发展为例分析提出，尽管朝代更迭、学界争论不断，清初关学的基础仍然在于朱子学，并秉持扬弃的态度发展朱子学。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书院教授李敬峰以《大学古本说》为文本依据，探讨了李光地对于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研究员齐金江依据朱子经学图式的图说学，以《仁说图》为中心阐释了朱子学对于“退溪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俊和厦门大学哲学系江鎏渤则分别从元代的儒者吴澄和晚明的儒者郝敬关于《春秋》的文本入手，探讨了朱子后学中对于诠释儒家经典的诸多问题。
  当代朱子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界青年学者注入新鲜血液。会上，多位青年学者发表了新锐观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研究员李明书从关怀伦理学的范畴探讨了儒家的圣贤关怀思想；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芝庆从宇宙论的层面上讨论了朱子关于堪舆、鬼神和感通的思想；厦门大学哲学系吴瑞荻重新探析了理气论中“心”的定位问题，并综合既有学说作出商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吴娇对理学家杨时的《诗经》学作了深入考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朱学博重新辨析了朱熹和林栗的纠葛。
  此次会议由中华朱子学会与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尤溪县朱熹诞生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服务中心、尤溪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
  （王广禄 林泽品）
  “气与朱子学心性论”学术工作坊举办
  2021年12月10日，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朱子学会联合主办的“气与朱子学心性论”学术工作坊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主要围绕陈来先生新作的《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一文进行，由陈来先生进行学术报告，与会学者就此文章和议题展开讨论。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陈来先生针对朱子所说的“气不用事”的思想进行了学术报告。陈来先生认为，朱子在两次中和之悟有关已发未发的思考中，并没有出现“气”对已发未发影响的讨论，但是，随着其晚年“气质之性”观念的确立，在有关“未发”的讨论中，“气”的观念成为讨论中的一个要素。他由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关于“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指出在这种脉络中气的用事与否就成为界说未发已发的一个基本要素。由此问题意识出发，他以饶鲁、胡居仁、薛瑄、陆陇其等人为例考察了理学史中对朱子“气不用事”思想的不同理解。陈来先生认为，如果对“未发”从性去理解是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心派有主张未发为中者，也有主张未发不中者；在主性派之中，以未发指天地之性为天地之性派，以未发为气质之性为气质之性派。
  针对陈来先生的学术报告，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高海波、赵金刚等针对报告中所提到的朱子学中的心气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汤元宋、刘增光，天津社会科学院李卓等认为文章中所提到的从气质之性的角度去理解未发是以往的朱子学研究中不曾注意到的面向，这涉及到朱子学中如何理解恶的来源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田智忠、许家星从朱子门人后学的角度提到了黄榦、饶鲁等人对朱子“气不用事”思想的理解；
  国际关系学院唐纪宇、中国政法大学秦晋楠、首都师范大学陈睿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丽珠、北京中医药大学程旺等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谈了这篇文章对《朱子哲学研究》中所涉及问题的继承与发展。
  在工作坊的最后，陈来先生特别指出，朱子学内部有许多内在的讨论因为与当代哲学的议题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不受重视，这是深入朱子学研究须要加以改变的。研究朱子学首先要看出朱子学中的复杂性，把理论上的可能性完全展开，这样才有可能深入朱子学的内部义理结构。
  本次工作坊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朱子学会有关朱子学及其门人后学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为进一步持续推动朱子学的发展，清华国学院与中华朱子学会将会开展更多的相关活动。
  （魏鹤立）
  “程朱理学与乡村振兴”暨2021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年会举行
  2021年12月18日，“程朱理学与乡村振兴”暨2021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年会在安徽屯溪举行。老徽州地区一府六县的徽学专家学者及程朱理学研究会会员近50人参加。
  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会长翟屯建主持会议。陈平民、方利山、毕新丁、胡时滨、方静、倪群分别以《程朱理学与当代社会》《徽州文化的传承弘扬与歙县绿色发展》《朱子思想在近当代婺源的挖掘、传播与运用简述》《和谐共处互利共赢，为乡村治理的“义理”——以黟县宏村的发展为例》《朱熹绩溪之行留下的墨迹及影响》《以＜文堂乡约家法＞为例浅谈朱子乡村礼仪的历史作用及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为题作了主旨演讲。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黄山市1997年成立新安朱子研究会，2003年更名为程朱理学研究会。
  “中华复兴伟业中的传统文化滋养——刍论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讲座举行
  2021年12月18日，“中华复兴伟业中的传统文化滋养——刍论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讲座在厦门筼筜书院举行，主讲人为朱清顾问，主持人为朱子学会秘书长谢晓东教授。
  谢晓东：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朱清部长的讲座现在开始。讲座的题目是“中华复兴伟业中的传统文化滋养——刍论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朱部长的履历，很多人都熟悉，但我还是依照常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朱部长是朱子学会顾问，福建省闽学研究会顾问，中宣部《纪录中国》传播工程人文历史纪录片《大儒朱熹》顾问，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兼职教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武夷学院、福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省社会主义学院（也是中华文化学院）和三明学院、莆田学院客座教授，省图书馆正谊书院特聘研究员，省社科研究基地闽台书院与经世致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省方志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文明办主任、省委外宣办主任、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和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朱部长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入研究，今天很荣幸请到他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做这个讲座。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朱部长。
  朱清：我首先感谢厦大国学院的陈支平院长和谢晓东教授，谢谢你们高看和信任，特别安排了今天的这场讲座。我是来向大家汇报的，主要是结合自己的从政经历，汇报一下这几年同党政干部及社会各领域人士，在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中探讨了什么。我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体会提供大家，在学术研究上做参考，由此考虑学术研究怎么面向社会。
  近几年来，我给党政机关的理论学习中心组授课较多，也到党校的处长班、青干班举办讲座，通过交流，加深体会，逐步形成我的讲稿框架。今天的讲座，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在学习传统文化方面需要了解些什么，应该给他们提供些什么。他们肩负着一方或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的施政与治理工作，位处社会的管理层，他们的学习很重要。我以为，党政干部的学习必须靠学术成果做支撑，同高校的学术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我很乐意来这里汇报一下自己给党政干部授课的议题。
  刚才我已经表达了，首先还是要感谢厦大国学院对我的信任。今天厦大又给我很高的荣誉，上午支平院长在筼筜书院给我颁发了厦大国学院客座教授的聘书，我深感荣幸。从此要做一名合格的厦大人，要为厦大国学院的事业尽到自己的职责。这也促成今天要来同大家做一个探讨。
  这里，我要做个说明，过一会儿（五点钟）我要到筼筜书院那边参加两岸国学论坛的闭幕式，所以这场讲座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个多小时，因此有两件事或不尽如人意，一是难以展开去说，二是无法来做互动的安排。为方便交流，我给大家每人送了一份讲座内容的书面提要，包括列出要讲到的古文原文，供大家对照和参考。提要中已经表述的一些内容，我就不去一一赘述。今天，我按照一分钟180字的语速，做概要式的汇报，希望今后有机会来做互动。今天的讲座，还请谢晓东教授多加指教。
  今天的讲座，刚才已经点了题，就是从中共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讲起，探讨为何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然后，刍论朱子理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时代意义。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时说，我们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这个阐述很重要，指出中共的党史和大历史观无不贯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汉语大词典》里，“复兴”这个词指什么？是指“衰落后再兴盛”。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列强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所以，百年前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悲惨境地，让百姓不再受辱，能过上好日子；让文明不再蒙尘，华夏之光重现于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是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一个表述。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觉醒中，把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思想铸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汇聚起最广大民众的力量，英勇奋战，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今，14亿人民沿着党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中共十八大闭幕半个月后，总书记就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他还说：现阶段也出现了百年未见的国际格局大调整，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去年他又提醒：“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面对机遇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
  历史是教科书。2013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7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四个地方走出来”，包括“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2014年的第18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又强调：“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大家注意一下，十九大以来，我们党的实践有一个突出的新气象，就是把握了中华文明传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合融通，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十九大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了党章的总纲。前不久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第470页，对此事专门做了说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入党章，写进党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提升，党的建设、党的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今天讲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已经是党章的要求，党员干部要不要去传承和弘扬，怎样去传承和弘扬，已经是一个要不要讲党性的问题。
  今年3月，总书记来闽考察，专程到武夷山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和理学研究情况。他说：“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朱熹园，党的领袖首次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而且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刚刚铺开之际，2月20日开动员会，3月22日总书记就来到武夷山朱熹园。在这里，他聚焦理学，纵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启迪世人：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步履踏实，走向成功。我以为，这是一个大道理。
  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又深刻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结合”并列的论断，写入最近刚公布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及其历史经验的“决议”，极大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水平，这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胜利。
  中华文明史，反映着历史规律和民心向背。它展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宗旨定立的缘由，展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龙去脉，展露共产党为何赢得人民拥戴成为领导中国的坚强核心，展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从而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以上是我对续写中华文明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的概述。下面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这里要先讲一下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前提。不弄清前提，学习传统文化就会陷入碎片化和茫然，就不知所以然，就把握不住方向。
  这两个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前提是，要厘清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家思想，等一下会讲到儒释道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儒家思想是主流，这个含义就是我们现在讲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就是传承弘扬儒家的思想，这一点要清晰，没什么可含糊的。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时候就指出，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华文明产生深刻影响”。这也是前面总书记讲到的，这是历史决定的，是文化传统决定的。
  我们不妨从防控新冠疫情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在当下是最直观的。去年3月，总书记在武汉说：“武汉人民坚韧不拔、高风亮节”“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人民日报》当时刊发这一段话，激励武汉人民，激励全国人民持续坚定地同新冠疫情做斗争。
  总书记的武汉讲话，引用了诸多典故。我在提要中把这些典故专门列了出来。这些典故的出处距离今天最近的也有1000多年，远的则有2500多年。比如“坚韧不拔”，语出北宋苏东坡的《晁错论》；“众志成城”，取自东周左丘明的《国语》。这些词语念起来都很熟悉，而它的由来就有这么悠久。又比如“高风亮节”和“善作善成”，都是取自司马迁的《史记》。这里还有不少故事，比如“同舟共济”是《孙子兵法》中的故事，说吴、越两国过去结有世仇，某天这两国人同乘一条船过河，上船的时候还干架，船开到河中央遇到了大浪，眼看就要翻船。于是，这时候双方摒弃了前嫌，协力稳住船身，才躲过此劫。它告诉人们，在险情面前要抱团扶危。“守望相助”出自《孟子》一书，说对付盗贼和瘟疫，邻里之间要结伴援救，光靠一家对付不了。还有“再接再厉”，取自唐代政治家韩愈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斗鸡联句》，是对娱乐活动斗鸡的观察感触，说公鸡相斗，每次交锋前都要在地上磨一下嘴尖，比喻做事欲求成功的话，要不断加力。总书记还为全球抗疫多次呼吁“共克时艰”，此话出自南朝文学家颜延之的五言诗《从军行》，指众人出征同行，要并肩携手攻坚克难。以上古语所表现的集体主义、社会担当、天下和合等思想都尽显儒家底色。
  我们党持守“惠民安邦”的治国传统，抗疫施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挥出制度的优越性和非凡的领导力。在座的老师同学，可能有来自武汉或湖北各地的。大家看到了，那时候有无数勇士逆行驰援主战场，10多亿人主动居家隔离。世界赞叹中国“惊人的集体行动力与合作精神”和“了不起的成就”。表彰会上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展现了中华文明深厚底蕴”。近段时间里，大家也感受到境外病毒的输入，引发了一些地方的疫情再现。各级党政、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共筑防线，切断传播链，迅速降风险，使社会尽快恢复正常。这在厦门，每一位市民也都有切身感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个报道，说中国的防控疫情是“滴水渗入，海啸般应对”。这里也体现了儒家的集体意识。
  谈到儒家，就必说朱熹。朱熹世尊“朱子”，是宋代思想家，孔孟之后的“新儒学”代表。他的理学集大成，把儒学推上了新高峰，维系了中华文明历久不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朱子理学为“后孔子主义”。
  朱熹的一生多在福建度过，居武夷山近50年。总书记考察武夷山时说：“朱子理学的很多东西，包括它的形成和讲述都发生在这里。”我们还要知道，朱熹的行迹也遍及八闽各地，他走到哪里都护国恤民和兴教办学，如他10余次来福州，在多处讲学，这是有史料的记载。福州的王庄一带至今还保留两个地名，一个是“紫阳”，一个是“讲堂前”，都是民众对朱子过化的感念。不久前开通的地铁2号线，其中一站就叫紫阳站，就是纪念朱熹。朱熹还赋诗描绘福州的西湖，诗句有：“越王城下水融融，此乐从今与众同”，“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说什么呢？他说，挖湖开浚为的是造福百姓。他任同安主簿，在县衙门里设“牧爱堂”，挂上一个大匾，写“视民如伤”四个字，警示官员要爱民不要扰民。此类事，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朱熹的学说发祥于闽地，所以福建称“理学名邦”。今天的福建人应当多了解这位在中华文明史上贡献卓著并且恩泽后代的先哲。以上说的这个前提，告诉人们一定要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什么？从儒家思想到“新儒学”，要顺着这个主流来传承来弘扬。
  第二个前提是，要端正视角。就是你要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思维去看这个传统文化。有三点，一是历史眼光，就是要将古代的人和事放在其所处时代的条件下去分析，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二是聚焦主干，就是要把握本质，不纠缠枝节。你纠缠枝节，甚至是臆想的推测，或者人云亦云，现在网络上仍有不少亵渎先哲的种种说辞，那就会陷入文化的误区，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和传承。三是古为今用，就是要以史为鉴，服务当代。这是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上述两个前提，供大家思考。接下来，讲七个问题。我以为，学习、弘扬、传承和发展朱子理学，要研究以下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溯源孔子和儒学。大家熟悉朱熹的一首非常出名的诗，叫《观书有感》。这是他的读书体会、学习心得，其中说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的“源头”指什么，说法很多。我的看法，指“孔子思想”最妥当。作为儒家的继承者，朱熹的思想源头在孔子，这肯定不会错。孔子名丘，字仲尼。《朱子语类》中有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不是朱熹创造的，是朱熹摘录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同感，说是若无孔子点亮了思想的明灯，人类将长久地陷入愚昧。所以，讲朱熹和理学必须追溯孔子和儒学。
  2500年前，孔子生活的东周时期，“儒”字与“柔”字相通，含教化之意。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后人尊他为至圣先师，再后来前面加个“大成”，称“大成至圣先师”。“儒”这个字在中国的造字中，属合成字，“人”字加个“需”字，创立儒学表示要解人之需，表示它是一门求实的学问。
  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他的曾祖辈因为避内乱迁居到鲁国。他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败落，所以他了解和同情底层社会。这一条很重要，成大事的人应当对底层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孔子就有这样的经历。孔子的第一个职业是粮库的保管兼会计，后来做到宰相，一路上来都关照民生。这是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反映他对待社会、对待民众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和所为，使得权贵们对他不满，弃他不用。弃他不用的具体原因很多，真正原因是他关照民生，这是本质问题。表面上尊重他，但要重用他就不行，因为他同统治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用今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这就是政治问题。官当不成了，仕途中断了，但他没有气馁，也没自弃。他就办私学和周游列国，矢志不渝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标“天下为公”，率领弟子们编订儒学的典籍。他不是随便搞个汇编，采编的是那些合乎“天下为公”的东西。这些典籍体现他的思想倾向，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些典籍各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是《诗经》，汇集了东周前的民间诗歌300多首。二是《尚书》，记载尧舜以来历代明君的言行。要传承明君的言行，不是所有君主的言行。三是《礼记》，这同我们今天生活的关系最密切，它阐述国家的典章制度及社会的行为准则。四是《易经》，就是描述阴阳交替现象以揭示万物生长的规律。五是《春秋》，记录诸侯国的重要事件，留给后来的统治者以警示和借鉴。这些典籍在西汉的时候被称为“五经”。历史上另有“六经”之说，说孔子还编有一部专论音乐的《乐经》，用以陶冶人的心性，也用以规范人的言行，音乐能起这个作用。相传秦朝焚书时《乐经》被毁，到西汉只剩“五经”，今天能看到的就是“五经”。
  思想史上，凡是宗师的学说多因弟子的优秀而传承。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去世后，弟子们将与他的对话整理成《论语》一书，反映他在政治、伦理和教育等方面的见解。之后又出了《孟子》一书，记载孔子的后传者孟轲的治世语录。但立“五经”的时候，《论语》、《孟子》都没有被看重。过了1300年后，朱熹把这两部书列入“四书”，并且摆在“五经”之上，这是一个重大的提升。宋代的时候流传着一个故事，叫“半部论语治天下”。版本很多，比较可取的是这样一个说法，说开国元勋赵普早年征战，读书甚少，当宰相后“知识恐慌”。宋太祖就要求他要多读书。赵普认认真真找来一部书，如获至宝，放在家中的箱子里锁起来，生怕搞丢，每天退朝后就回家读书。这一来，他的治政才干与日俱增，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说赵普读书后判若两人。赵普死后，人们打开他的“藏宝箱”一看，里面是半部《论语》。说“半部”是个笼统的概念，就是说这部书不太齐全，古代的书多是一册一册分开放的。《论语》是语录体，内容本身并没有内在次序的关联，第一章可以放在最后，最后一章也可以放在前面，书的收集和排序就不那么规范。总之，这箱子里的书不齐全，就称它“半部论语”。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读书很重要，读什么书也很重要，更揭示了《论语》的价值。
  话说回来，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当代人很难把“五经”都通读一遍，当然做学问的研究生可以。让干部和社会各领域的人都把“五经”通读一遍，还是古文，怎么读？“五经”有38.5万字，多数人是很难做到的。但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领会其中的精要是什么。我想，这也是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个任务，能够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要提取出来，告诉给大众。我认为，感悟孔子有两点最重要，一是他的政治观点，一是他的教育观点。
  首先是政治上，孔子宣扬“仁政”，讲“为政以德”，“仁”就是德；他也讲法治，就是“克己复礼”，“礼”是指规范，用来约束人的言行，那个时期所说的“礼”就是法。但孔子强调，还是要“以德为先”。孔子还认为仁政礼治都要靠教育，他主张“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有两层涵义，一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体现的是人文精神；另一层意思是，教育要覆盖全民，国家才能安定。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一半人有文化，一半人是文盲，这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就不能稳定？这是非常明确的道理，是治国的思维。所以，后来中国人经常要讲“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就把教育和国家治理、国家的兴旺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兴起的“学习强国”活动，也是从“教育强国”中来的。“学优则仕”也有两说，一说要让博学者做官，社会才有福祉；另一说是对读书人说的，说你读书人要有好品行，要用所学的知识去服务国家。学而优，就要出去为国家做事。古人说的这个“仕”，是指做官，做官的本意是料理公务、为国做事。自古以来，勤政廉政的官员，是造福大众的，是受人民爱戴的，写入族谱里光宗耀祖，回到故里叫“衣锦还乡”。福州的三坊七巷里有个“衣锦坊”。我在福州讲学时说，最早居住在“衣锦坊”的都是官员，那时没有商人住“衣锦坊”。在古代，就是这样。反之，如果叫不学无术者去做官，或者是做官的人满腹经纶，但只为了谋私利，那这个社会就会遭殃。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是有深刻意涵的。后来的一些人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读书做官就是为了贪图私利和荣华富贵，这是偏见。做官不等同于做庸官做贪官。庸官贪官的存在，不能代表所有的官员。中外古今、历代历朝，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官员、没有好官，今天的话指“公仆”，就会完全乱套。我们要从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正道上去理解孔子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孔子的上述观点体现的是“民本”与“济世”。
  儒家的思想境界很高远，但其发展得很坎坷。我们看秦始皇统一中国，算是厥功至伟了。可秦朝建立后焚书坑儒，苛政暴敛，最后的结果是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其统治不到15年就被推翻了。推翻后怎么样？华夏重现于分裂。各路兵马打到后来剩下两支，一个楚，一个汉，楚汉之争又4年，最终刘邦取胜立汉，才使江山再统。就是说，秦朝仅维持15年，而后的中国又回到四分五裂，到了汉朝才又实现了统一。秦朝的短命和得失，昭示了“仁政”的重要。汉初的中国曾经选择了一条以道教为尊、与民休息的发展路子，就是道教治国66年，时间也不短，可道教的“无为而治”又使政权走向了分化。汉武帝为了谋取长治久安，采纳董仲舒之策，施行了“独尊儒术”，其内涵是德法并举、安内攘外。这一来，汉武帝一朝当政54年，开启了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汉代总共存续了426年，这才稳固了中华一统。我们华夏先民的主体始称汉族。秦朝比汉朝更早，为什么没称秦族？存在的时间太短，给百姓的印象也不好，这是致命的原因。汉朝影响巨大，百姓穿的衣服叫汉服，使用的文字叫汉字，这样一直传承了下来。从这里，也能感触到独尊儒术426年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西汉末到北宋，儒学却一步步走向了绝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五经”流传了千余年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孔子身后“儒分八派”，最主要的有孟、荀两派，一个是孟子，坚守“仁说”，讲“民为贵”“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多好，所以民意认同称之为“孔孟之道”。老百姓的认可很重要，这也是给我们后人的提示。另一个是荀子，应该说荀子也很伟大，他尊“礼”重刑罚。他有两个高徒，一个韩非，一个李斯。李斯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候的丞相。荀子的这两位弟子构建了法家思想，为秦统一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这样讲，荀子启发了中国的原始法治，这是我给它的定义，只能说是启发了原始的法治。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能不依附权势，往往司法不公，民不看好。荀子的法治，与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法治和依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从正面提醒我们，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法治；还从反面提醒我们，要为民立法和公正司法。基于历史的局限，荀子和韩非、李斯等人只能在那种制度下搞法治，给后人的启发就是，法治很重要。我们今天要的法治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才是民主的法治，人民需要的法治，这同荀子讲的法治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不能责备荀子，他在2 000多年前就倡导法治，将它作为治国的方略，很了不起的，其中的思想精华也应当汲取和传承，但我们要了解它的本质和局限性。
  回到原来的话题。孔子之后的儒学长期争论不休，分为八派，这些后传弟子都很有影响力，又是各有主见。一直争论下来，到了西汉，专设“五经博士”来解读儒学，又各自批注，结果是人们莫衷一是，弄不清哪个说的才是真正的儒学，最终导致了儒学的肢解殆尽。儒学发展了千余年都没形成一个共同的体认和体系，这是很要命的。
  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问题，就是西方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了中原。佛教内容也很丰富，它给百姓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就是“四谛”构建的“来世”说，在唐代得以盛行。这里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唐僧玄奘从西方取回260字的《心经》。现在很多人练书法都抄写《心经》，仅260字，很好写。我看到许多朋友的家里、茶室里、公司里都挂了一幅《心经》，甚至有的书院也挂了《心经》。但《心经》主要讲什么，他们不太清楚。《心经》的全称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意思是“度化众生的智慧宝典”，其中有个名句叫“无苦集灭道”，称“四谛法门”，是佛教中的最高法。它主张凡事看空，以摆脱生死烦恼和轮回之苦。它的道理解释同儒学的混沌不清相比，很通俗，百姓一听就懂。比如“四谛”中按照顺序讲下来，第一个是“苦谛”，说人人有痛苦，与生俱来，你回避不了，就不要去抱怨别人，就认了这个命；第二个是“集谛”，说这个痛苦的原因，是在自己身上，要多从自身找原因，后来的儒家和理学家吸收了这一点，主张如果自己做事不成功，主要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第三个是“灭谛”，说人死后可以解脱痛苦，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个没有痛苦的地方在哪里、叫什么？在西方，叫极乐世界，人死后可以到那里去欢度来世；最后一个是“道谛”，说欲求到达极乐世界的话，就要修行，修成善果，如果不修行或者修不好，就到不了极乐世界；如果不为善反而作恶的话，还要下地狱。“四谛法门”讲因果报应，很接地气，给乱世中的思想迷茫者提供了精神依附的自我救赎。同时期的本土老庄道教，为了抗衡佛教也竭力扩展。如此一来，佛老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动摇了儒学的社会根基。
  到了北宋末，内忧外患交织，佛老讲“来世”和“出世”，都不能救国；儒学要“济世”却已奄奄一息。这时的社会状况，就是人民缺失了共同的精神支柱。历史上就留下这样一句话，叫作“百万宋军不敌十万金兵”。徽宗、钦宗父子皇帝俩都被俘虏，“靖康之耻”在劫难逃。当时很有名气的宫廷画师叫张择端，他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可谓传世之作，描绘汴京的繁荣，但其面世不到16年，北宋就灭了。《清明上河图》的艺术非常成功，但我看它的角度与别人不一样，就会联想到这么繁荣的景象，过不久就灰飞烟灭了。为什么？因为精神没有了，再好的繁荣也就不复存在。看这段儒学史，就是有个警示，理论的破碎必然导致思想混乱，使民心分离、国之魂散，结局就是亡国。所幸的是，朱子理学挽救了儒学，也挽救了中国。
  第二个问题，朱熹的生平与品格。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说？因为观察时代的背景，才能够看清人物的思想发端和历史作用。朱熹生活于820年前的南宋，是一个“国破世衰”的年代。他的父亲朱松是北宋末的进士，派到福建任政和县尉，从徽州婺源举家入闽，之后也曾任尤溪县尉。这期间，朝廷的腐败引发了社会动荡和金兵入侵。南宋初，朱松弃公职、携家眷辗转避难。到了1130年10月，朱熹生于尤溪县，他出生时父亲做了一首名为《洗儿》的诗，诗的意思是，时逢道义不举的乱世之秋，看来这孩子的前途除了出征作战，恐无别路。朱松忧心忡忡。童年的朱熹随父母避乱移居，渴望“治乱”成为他日后构建理学的一个照应。后面要说到理学与治乱的关系，这同朱熹一家的逃难史以及他的童年遭遇有关。
  1139年宋高宗割让半壁江山来换取“议和”，移都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种情况下，权贵们却苟且偷安，成日里沉迷于纵欲寡欢。身为儒者的朱松，对此非常愤慨，他严肃地训诲儿子要学孔孟、图救国。可见家教和童年的教育很重要。
  朱熹14岁的时候，很不幸，父亲病故了。他遵照父亲的遗命，随着母亲迁居到崇安的五夫里，就是现在武夷山市的五夫镇，拜乡绅刘子羽为义父，师从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者，后来又拜隐士李侗为师。这几位老师都是学识渊博的鸿儒，对朱熹的思想成长影响极大。朱熹19岁取进士后走上仕途，65岁入朝，当了宁宗皇帝的老师，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能追求的最高境地了。能当皇帝的老师，足见他的学问水平。但对朱熹来说，不能忽略的是，他还是一个官员，先后主政江西南康、福建漳州和湖南长沙，爱国爱民，治政有方，又刚正不阿，仅是呈奏状就有100多份，都是献策救亡或是弹劾贪官。在侍讲中，他面斥宁宗不作为，劝其正心修身却被革职，反遭“党禁”迫害。这其中也有宫廷内部政治纷争的原因，他主张“正君心”“肃朝纲”，被一些奸臣视作“眼中钉”，给他安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1200年4月朱熹在建阳去世，临终前还抱病修订《楚辞集注》。他还修订别的著述，但很重要的是《楚辞集注》。这象征什么？他修订《楚辞集注》发出的是护国济民的人生绝唱。我想，朱熹如果多活5年到10年，或许最后推出的不仅是“四书集注”，很可能是“五书集注”。就是《四书集注》加上一个《楚辞集注》。大家知道，东周楚国的士大夫屈原创造了赋体诗，称楚辞，有《离骚》、《九歌》、《天问》等名篇，名句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还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个名句也很重要，反映了屈原当时的处境和意志。屈原主仁政、抗外侵，追寻真理，却被权贵排挤，流放异地，最后投江殉国。朱熹非常崇敬屈原，撰著《楚辞集注》，在历史上第一次阐释屈原的思想本质是“爱国”，所以今天我们称屈原是爱国诗人。这个定义是朱熹在《楚辞集注》里确定的。以前注释屈原的书和文章也很多，把屈原的思想定为爱国的第一人是朱熹。毛泽东高度赞赏《楚辞集注》是“好书”，在中日建交时把它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撰著修订《楚辞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志向和抱负。如同孔子和屈原，朱熹终生探寻治国大略，其思想照耀九州、泽被四海。
  第三个问题，理学构建与三纲五常。刚才讲到儒学至宋代，已岌岌可危，这时候一批匡扶社稷的儒者展开对儒学的更新，最终形成的朱子理学，将儒学起死回生。
  什么叫理学？这有两方面的说法。一个是哲学范畴，它主要探索理、气、天、道、心、性、情等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前些日子我曾到国学院座谈，支平院长很坦率地说，现在有的哲学概念很繁杂，一般人听不懂。他提出，哲学是需要大众掌握的，对于理学能否有一个通俗的表述？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今天在这里，我换个通俗的说法，来表述一下“理学”。理学这个“理”，是特指“儒学的义理”，是专门针对儒学讲的。儒家最早从《易经》中引出“义理”的概念，关于《易经》，有《连山》、《归藏》、《周易》等之说，这里只能笼统地说，没时间详细解读。总之，儒家从《易经》中引出“义理”，“义”是指八卦及六十四卦各卦卦名的含义，“理”是对各卦相互关系的注释，阐发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理”的字意看，也有厘析纹缕、剖剥玉石的意思。以致后来这个“理”被引申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要简单地说一句，“理”就是讲规律，“理学”就是一门讲规律的学说。宋代儒者构建理学，其目的就是从符合万物发展规律的角度来阐发儒学的真谛，以纠正各种变味的曲解。所以规范一点说，理学就是“揭示和发展儒学义理的学说”。我用这个说法同党政干部谈“理学”，他们认为能够听明白，能够清楚理学和儒学的大致关系。如果从纯粹的哲学范畴来讲，不用说一次讲座只有两个多小时，就是再加几节课，也难弄清这个“理学”讲什么，而多数人也没这么多时间来听。
  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出现理学的开宗学派。到了南宋，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汇聚了各派的精华，由集注“四书”构建了朱子理学。朱子理学在历史上又称“程朱理学”，这个称呼里面包括了道统传承和转化发展等诸多因素，需要具体阐释，但有一个简明的数据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叫程朱理学？因为朱熹和他的学友吕祖谦，为了方便世人了解理学的梗概，就合编了一部精选先师要论的著作，叫《近思录》。《近思录》有14卷672条，其中选取的二程（即程颢、程颐）语录占了80％左右。叫程朱理学，因为朱熹主要继承了二程的学说。
  理学更新了儒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做了一个归纳，要义有三，概括起来6个字，“规律、准则、治乱”。把它连起来说，就是“揭示万物生长的规律，据此订立为人处世的准则，以化解社会矛盾，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理学要干的就这些事。宇宙观上，它阐发“天人合一、理一分殊”等基本原理；治乱入手，它完善“三纲五常”等行为准则。朱熹不空喊宇宙观，还从治乱入手，去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
  完善“三纲五常”，就是为了治乱，成为理学首推的社会行为准则。“三纲五常”起自董仲舒，完备于朱熹。西汉董仲舒着眼“大一统”的需要，宣扬“君权神授”，他将孔孟的伦理观“五伦”说，延伸和区分为一个“三纲”，一个“五常”。“三纲”主要讲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五常”主要讲遵行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和人生价值观。朱熹将“三纲五常”合并连称，视为“天理”。由此，他主张人人居其位、负其责、守本分、讲信义，使“百物皆通”、社会和顺。这里要说明一点，朱熹讲“三纲五常”，主要是针对宫廷的内乱，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封建制下的君主更替很频繁，大多缘于朝中的伦理失范而祸及家国。我在提要里，已做了这方面的举例。所以，朱熹论“纲常”重在“正君心”“肃朝纲”，借用今天的话，也叫抓关键少数、以上率下。这是朱熹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倾向。
  而朱熹对“三纲五常”，是持辩证的态度。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他认为“三纲”是权威与表率的统一。说“君、父、夫”等上位者也要在道义上对家庭和社会负主责，不是说只要求从属者的单向服从，这是朱熹从国家秩序上对社会关系各种组合的基本看法，结合起来看《朱子家训》里对各种关系的解释就非常清晰。比如“君仁臣忠”是相辅而不可分的。第二个角度，他将“五常”作为“三纲”的前提。“常”在古代指“不变之理”，儒家将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五常”当中，“仁”是核心，讲仁慈博爱。“义”是正义，扶正祛邪。有的人把这个“义”看作义气，理解偏了。“礼”是礼貌，“礼”的涵义很丰富，朱熹对“礼”有各种论述，但在“三纲五常”中，它指礼貌。不要轻看这个礼貌，礼貌是用相应的礼仪去待人接物，也是对人们言行的规范。这个“智”不是指单纯的智力，而是理智，怎么样才是理智？就是做事情要以“善”为标准。“信”是诚意，说到做到，表里一致，包括前面的仁义礼智，最后都要在“信”上落实，你得去践行。朱熹用“五常”约束“三纲”，就是说，如果上位者悖离了“五常”，那就按孔子说的“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朱熹任提举到了浙东的永嘉，巡查的时候发现秦氏的族人在那里修建秦桧庙，把秦桧当作族人的荣耀来供奉，朱熹非常气愤，怒斥此举是认贼作父，旋即严令拆除。从中国的家族史看，在记载先辈的事迹时从来没有把那些公认的奸佞逆贼和坏人坏事写进家谱族谱，辈分再高、官职再大也不行。家谱族谱一定是要传承好的东西，不能用有辱家门和宗族的人和事去影响后代。无论哪个姓氏，这都是很清楚的是非问题。“三纲五常”是一个整体，讲“三纲”不是只讲“服从”，更不能违犯“五常”。“五常”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正能量。
  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上明确指出，“仁、义、礼、智、信”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这是儒家和理学家的重大贡献。直至今天，“五常”仍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当然今天要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但它的基本道理没有变。朱熹的“三纲五常”是为了他那个时代的救国图存。我们也要看到，任何学说都有其历史的局限，封建统治者用“三纲”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放大了“男尊女卑”，这些负面作用的“根子”出在哪里？是出在君主专制和宗法制，这有待于实现了民主才能铲除，但这是后人的任务，不应当强加给朱熹那个时代的人。否则，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好像是，我们不可能要求在那个时代的朱熹去搞社会主义。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
  第四个问题，新儒学看点与深远影响。南宋末，朱子理学以“新儒学”的面貌重返政治中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中国的走向。那么，人们要问理学为何有这样的感召力？新儒学的“新”又新在哪里？这里，我提四个看点，我在朱子学会的研讨会上做过这个内容的发言，但研讨会安排每人讲10分钟，只能做简述，今天这里我展开一点说，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第一个看点是，阐发儒学精髓。这是新儒学区别于原始儒学的重要方面。朱熹构建理学，是要阐发儒学的精髓，他从五经的《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并在集注“四书”时，按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第做了一个排定。就是，先读《大学》，把握“三纲领、八条目”，以统揽人的德行，对儒学思想的统揽，这是最根本的。然后读《论语》，目的是悟透“仁”的含义。接着读《孟子》，增进“民本”和“仁义”的自觉。最后读《中庸》，择善持节，使人性复归天理。他这样的排序，有很强的逻辑。“四书”中《大学》的字数最少，仅有1753字，但是排第一。按朱熹的说法，一般的人，如果“五经”读不下来的话，读“四书”就可以；“四书”还读不了的话，只读《大学》也可以。有的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连《大学》这1700多字也读不下来，那记住《大学》的第一句也行。朱熹最看重的就是这第一句，称之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说，把人性的“本善”发扬出来，推及社会、不断自新和达到完美。就这么一句，怎么样都能背下、记住、听懂，它阐明了儒家做人的基本态度和理想追求，这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大学之道”。“三纲领”后面是“八条目”，前五条涵养自身，讲践行理想追求的条件途径；后三条服务社会，讲“天下大同”的使命目标。现在有人说儒家精神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对不对？是对，但是不确切，不确切在哪里？因为“三纲领”更重要，它是理想信仰。我们现在天天强调理想信仰，这与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有关系。纲举才能目张，我认为，儒家的所有论述都是对“三纲领”的发挥，现在社会上存在信仰危机，也有传统教育中忽略“三纲领”的因素，研讨会也好，论文也好，对“三纲领”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这里要专门说一说。还要看到，“集注”和“序定”都是朱熹的首创，他新解了“义理”，“四书”超越了“五经”，使理学系统成型、道德高立且逻辑缜密。这就是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尤其对于当时南北宋之交，中国社会陷于人心涣散的危急关头，朱子理学更新了儒学，发出了正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把一个民族的精气神给鼓舞起来。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建设一个国家，民心最重要，但民心也需要引导，理学家们担起了这个任务，也给我们今天思想领域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第二个看点是，包容思想学说。朱熹注“四书”博采众长，集萃儒家各派思想，也采纳了佛老学说为己所用。比如，他以道教的“太极”和“阴阳五行”说与佛教的“月印万川”说，分别注释“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这里简述一下“月印万川”，语出禅宗，说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江湖上却可以见到万处月影；各处的月影都是同一个月亮的折射。朱熹用月亮的影射现象来比喻“理一分殊”，说这个“理”是万物生长的总规律，贯穿于各事物的发展与法则之中，要从“分殊”中去体认这个“理一”，也就是说，办任何事都应当切合自身的实际，但不能够违背总规律。人们现在还常说理学是“儒释道合流”，这话也对，儒释道合流确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但还要加一句，把它的实质讲清楚，实质是“守儒学正统、融百家之说”，它们之间并非平分秋色。如果搞不清楚，一讲弘扬传统文化就什么都搞，我就遇到办书院的在书院里面拜佛禅修，也有人在寺庙里面办书院，没搞清楚这里面是什么关系。朱子理学虽然以孔孟为主体，但它开了思想包容之先河，形成主流文化与宗教的和谐以及外来学说中国化的糅合机制，不断吸纳消化各种思想精华，孕育出一个向心型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个糅合机制和文化共同体，太重要了，直至影响到近现代中国对世界各种先进思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吸收，我认为其价值之宝贵，难以估量，这也是朱子理学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第三个看点是，呼应社情民意。这是回答社会现实问题。南宋之初，动乱加屈辱。在这个背景下，朱熹呐喊“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也要澄清它的确切涵义，它反映的是民众对重整伦理、政治清明和抗侵雪耻、振兴旧邦的企盼。有的当代人不清楚那时候的社会背景，认为这句话是不讲人性，这是很大的误解。此处的“天理”指“五常”，“灭”是遏制和克制；“人欲”指贪婪，不是指人们生活中正常的饮食男女。朱熹认为，人性本善，心如水，情是心的所用；当人心平静时，所发之情如同缓缓的流水，与善是相统一的，但若江河卷起了波澜，就会破堤决口造成灾难；而人情一旦失控，那就是越轨成“欲”危及社会。他呼吁“存理灭欲”的主要目的是，遏制权贵的过度逐利和奢靡，所以凡入朝进谏或奏章，必言正心修身、整饬官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反腐败”。反腐败，多好的事！我们今天却因为这句话抨击他，不知道抨击了多久多少回，很悲哀的。“存理灭欲”是为了反腐败，是人民的心声。当然，“存理灭欲”不可能在专制的社会里真正落实，但在那样一个年代，它能够对官僚起到一定的戒惧作用，使统治阶层贪腐的任性受到节制，实际上保护了民利。支平院长送给我一部关于“史学思辨”的著作，我认真拜读了，其中一个论点我非常认同和赞赏，他指出：“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监督意义。”我以为，此论客观，极为求是。
  第四个看点是，维护国家一统。这对今天来说也是格外重要，就是讲家国情怀。秦以后，中国历经了千余年的分分合合，理学家们洞察家国一体、利害攸关，生发出远大于先儒们的国家认同意识。爱国者受景仰，卖国者遭唾弃，这是民心的向背。封建时代，“君”象征“国”。《朱子家训》以治国开篇，旨在教化社会全员，并非专对朱氏族人。这部家训相较于其他家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第一句讲“君贵仁也”“臣贵忠也”，强调明君者要仁政爱民，贤臣者要忠君爱国。朱熹每次朝奏都讲“正心诚意”“恢复疆土”，讲多了，弟子们都担忧了，担忧皇帝听多了反感，劝他不必直言。他说，讲“正君心”是为了救国，不讲的话是“欺君”。他编《资治通鉴纲目》坦言是为了“明正统”，这在今天又是一句重要的话，就是反分裂。宋元明清，朱子理学锻造的爱国精神，融入了中华血液。历史上，凡理学家都是爱国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是否捍卫国家一统，成为识别是否真正理学家的试金石。
  讲了四个看点后，有必要提及朱熹晚年撰著的《玉山讲义》。这是1194年朱熹在江西玉山授学的讲稿，他说是对理学体系最“简约”“最深切”的概括。我建议大家研究理学时，特别关注一下《玉山讲义》，朱熹从学理上对理学体系做了六个方面的阐述。这六个方面，包括性即理、仁包四性、仁体义用、性一气殊、存理灭欲、尊德性道问学。这里有三层意思，先说，人的存在与本性都是宇宙运行规律的产物；人受赐予大自然的恩惠，行善遵“五常”乃天经地义。接着说，人性本善，但气禀不同，即环境熏陶和行为养成有不同，人们之间就有了善恶之别。最后说，怎么办？必须发扬性善，遏制一味的自私；行善要与学识融合，读书要与实践统一。我觉得，若从学术角度看理学，最简便是看《玉山讲义》，有人说，《玉山讲义》是理学入门的钥匙，我同意这个看法。
  总的看，朱子理学顺应古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维护国家秩序，也维护了民族的生存。朱熹身后，其思想学说成为历代朝廷的治国之道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标准。到了清代，康熙编《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对朱熹给予至高评价：“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说，如果没有理学的接续，儒学则废了。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厦大的高令印教授等20多位学者10年前给时任省委领导写信，建议在福建文化强省建设中重视挖掘朱子文化精华，信中说：“无孔子便无朱子，无朱子也无孔子。”我认为，此话中肯，因为后人所知的孔子，主要来自朱熹对儒学的注释。所以，史学家钱穆说：“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可以说，“仁”为核心、民为国本、齐家治国于一体的朱子理学，重建了儒家道德伦常，经800年践履，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似可推论，若非理学家力推“新儒学”治国和思想聚同，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一统都将异变。好在历史不会倒流，顺着这样的推断，如果没有那一代理学家的努力，没有朱熹的贡献，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那就难说了，大概率上是不存在了，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就说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存在。所以，今天的国人对朱熹等理学家应当持礼敬的态度。总书记来闽说：“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朱子的敬意，也肯定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孔子并立的地位。
  第五个问题，朱熹与书院复兴。朱熹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这两者也是统一的。理学与书院密不可分，讲理学必须讲书院。今天讲座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关于朱熹与书院以及书院复兴问题，我给大家的提要里已经谈了基本的看法，这里就不详述了，以后有机会时再展开来谈。这个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是，朱熹大力倡导书院理学一体化，使办学兴教，或者说使整个中华文明别开生面。要了解朱熹对书院建设以及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什么贡献，总的看有四个方面的贡献，一是繁荣了书院，二是肃正了学风，三是打造了诸多理学摇篮，四是培育了大批理学精英。中国书院从唐代发端，一直到了清末，始终以传授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这个过程，有赖于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完备了书院制度，对巩固中华文化正统、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和维系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起到决定性作用。朱熹提出和推行的“立德树人”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确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借鉴和遵循。沧海桑田，江河奔流，清末帝制落幕废科举，已具备官办属性的书院改成了学堂。百年后的今天，全国再现“书院热”。2017年9月，习总书记选在厦门筼筜书院，就是我们今天办讲座的这个地方，举行金砖国家峰会的首场会晤，他期许书院复兴涅槃重生。大家感到亲切，也深感使命重大。今年6月，中央党校发出通知，将筹办“全国首届书院文化论坛”。中央党校来办书院文化论坛，对书院复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个问题，我就简要说这些。
  第六个问题，书院学训与践行。理学家办书院，最看重社会道义。这是一个关系到理学的应用和理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要问题。也因时间所限和提要中已有了阐述，在此也只能简述。讲这个问题，要提及中国书院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167年朱熹携弟子去湖南长沙，与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举行会讲，“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说听众带来的马匹口渴，将书院池塘里的水瞬间喝光，形容从学者极多。“朱张会讲”期间，朱熹为书院题书，就如何办学问题手书4个字：“忠孝廉节”，张栻感慨不已，立为院训。这也是中国学府的立训开端。中国的所有学校现在都有校训，校训何来？就是从朱熹为岳麓书院题书的这4个字而来。从历史看，孔子的“有教无类”解决了为什么要办教育的问题；1000多年后，朱熹的这个题书，解决了另一个大问题，阐明了办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培养“忠孝廉节”这样的人。我在提要中已对“忠孝廉节”的内涵做了解读，这里就不展开了；对朱熹在“忠孝廉节”上如何身为世范，也举了不少事例，大家能够看得清楚。此外，提要中说到南宋以来，无数理学后传者“忠孝廉节”，大义千秋，略举了3位与福建相关的清代理学传人，一个是张伯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左宗棠，他们都是近代朱子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从书院走出来的民族英雄。“忠孝廉节”体现了历代仁人志士护国济民的责任担当。朱熹是古代人物，其思想必有封建的糟粕，应当辨识剔除，但更重要的是传承他和先贤们创造的中华文明。
  第七个问题，朱子理学的转化创新。这个问题必须强调。当下已进入新时代，十九大号召：“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今年3月总书记选在朱熹园发表讲话，这也意味着，他断定了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宝库，要挖掘其精华，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时常列举朱熹及其著述，引为治党治国的借鉴。2014年总书记来闽考察，这是他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回福建考察。这期间，他谈到福建自古以来重视教育，提及闽地培育的中华文明代表人物，说第一位是“思想家朱熹”；他希望福建保持优良传统，为民办好教育。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引用朱熹担任漳州知州时题写的书院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激励党员干部开阔心胸，勇于担当，造福国家和人民。
  在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总书记指出：“宋代朱熹说过‘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与其让别人指指点点，不如自己心底无私，从善如流。”他以朱熹抑恶扬善和遏欲改过的坦荡，鞭策党员干部“勘误纠错越主动越好”。
  总书记还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引用朱熹《孟子集注》的话：“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强调：“加强党的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去年初的主题教育总结会上，总书记又引用朱熹《四书或问》的话：“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朱熹说，人心最难把持，最容易被贪欲所沾染，人们要时时防范外部世界私欲横流对心的腐蚀。总书记以此警示全党，反腐败无止境，要不断自我革命。
  总书记非常欣赏朱熹《春日》诗的名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并从时代和世界的高度赋予新意。2014年3月，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引用该名句表达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倡导各文明互学互鉴、共同繁荣。2018年3月，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致辞中又引用该名句，昭告世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过近70年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这个阐述极具时代感。
  总书记今年考察福建，再次提及朱熹的民本思想，说这与我们党强调的许多地方是相通的，要很好汲取其中的营养。央视新闻的标题是《习近平福建行：国以民为本——走进朱熹园》。新华社报道的题目是《鉴往知来：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朱子名言“国以民为本”说起》。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上，就可以看出，汲取朱子理学的营养，旨在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根和脉，这是总书记考察朱熹园的意义所在，也是总书记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根本指导。
  最后说一句话，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要向总书记的“用典”看齐，推进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的转化创新，使之始终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借鉴和复兴中华、奉献人类的精神力量。时间关系，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谢晓东：朱部长今天的讲座在我看来是别开生面，很独特。我听过很多讲座，都是学院派的、学术性的，而今天这个讲座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有很多自己的理解，所谈的一些观点，很让人受益。比如对“忠孝廉节”的解释，指出它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以及阐述了《玉山讲义》对于从学术上把握朱子理学的重要意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知。因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自己的体会了。朱部长还要去参加论坛的闭幕式，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朱部长，也谢谢大家！
  （林晓媚整理）
  两岸四地“朱子文化与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1年12月26日，由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与福建省闽学研究会、安徽省朱子学研究会、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台湾）联合主办的两岸四地“朱子文化与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武夷山五夫镇朱子文化园隆重召开。两岸四地朱子学学术研讨会采用联合机制形式办会，作为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历时15余年，成果卓著。此次研讨会，加强了交流，增进了友谊，增长了见识。会后，学者们还参观考察了朱子文化遗迹，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首届考亭论坛举行
  2021年12月27—29日，首届考亭论坛在福建南平市考亭书院举行，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新时代朱子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进行研讨。专家学者说“理”论道，共同探讨如何推动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论坛由福建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指导，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福建社科院、南平市人民政府、武夷学院主办，旨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朱子文化当代价值，推动朱子文化等闽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南平市市长袁超洪主持开幕式，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通过视频向大会致辞，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辉，中国朱子学会会长朱崇实发来视频祝贺。
  张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党的理论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次意义。福建将围绕文化强省建设，构建集学术研究、遗产保护、创新转化、品牌塑造于一体的朱子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打造更加鲜明的福建文化标识。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朱子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具有时代活力的先进思想，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贡献智慧和力量。
  姜辉表示，当今需要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不断开辟中华文明新境界，中国社科院将进一步深入与福建在朱子学研究和推广上的合作。
  朱崇实表示，首届考亭论坛在考亭书院召开，具有特殊的意义，希望论坛能相承书院当年思想交流、“道问学”的盛况，结合时代的新问题，对朱子学思想与整个儒学思想进行新探讨。
  韩国庆州市长朱洛荣发来视频祝贺，期待庆州和南平继续扩大儒家文化与学术方面的交流，并推进旅游、经贸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
  开幕式上，南平市聘请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为考亭书院首任院长，聘请张志强、杨立华、刘丰、许家星、张建光、黎昕、谢晓东、吴邦才、张品端等9位先生为考亭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张志强、杨立华分别作主旨演讲。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教授认为朱子学研究要和当代中国的全面实践深度结合，共促发展。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看来，“朱子哲学是古代求真务实的典范，与马克思主义唯物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在内核上是贯通的”。所有伟大哲学理论的突破和探索并非是停留在古代社会的遗存，朱子理学的当代性与时代价值正体现于此，“朱子在其所在时代对中华文明固有积累作出了综合性总结，人类普遍理性体现于其在结合具体时代中获得了新的形态”。
  南平市政协主席、朱子文化传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林斌在会上指出，“我们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朱子文化爱好者的智慧力量，深入挖掘朱子文化等闽北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进一步搭建朱子文化传承弘扬的平台和物化活化的载体，打造最具特色、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朱子文化遗存宝地、研究高地、交流基地、产业洼地。同时，结合武夷山获评国家公园契机，积极谋划推动将南平列为文化特区，逐步实现将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文化产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