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与综述，共分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期刊论文，第二部分为学位论文，第三部分为专书。为避免在整理过程中产生对作者原意不必要的误解和曲解，这里尽可能采取作者原有的论述来加以说明，而不附加编者的个人理解。
  期刊论文方面主要来自中国台湾2021年的期刊论文，以华艺学术文献数据库为主选择数篇进行摘录。所选论文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与朱子学相关的研究，共27篇；二是间接与朱子学相关的文章，共17篇，二者总数共44篇。为了让学者快速掌握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选取论文摘要作为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希望能以此帮助读者清晰作者尝试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所得的结论。学位论文方面，编者的数据来自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论文主要以摘要的方式呈现，以便让读者可以快速掌握作者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向。本年度专书较少，只有2本。其中陈荣捷的《朱熹（二版）》早年已经出版，为2021年重新整理印刷。
  一、期刊论文（以发表时间排序）
  1.吴启超：《再思朱子的“理”：“存在之理”还是“总文路”？》，《东吴哲学学报》，2021年2月第43期，第22—67页。
  该文探讨朱子哲学中存有论部分的“理”的基本涵义，具体来说是要对两种诠释做比较：到底“理”的根本身份较宜诠释为“万物凭之而有其存在”的“存在之理”（存在的根据或“所以然”），还是“万物依循之而运作、运行”，近期有英语著作译为“Pattern”（P为大写）的“总文路”？该文认为，“总文路”的诠释对朱子有关“理”的界说和围绕着“理”的一系列存有论观点，皆能给出言之成理的说明。反观“存在之理”的诠释，则或未足够相应其中三项，即“理有偏全：上下两层之理有内容上的连系（联系）”、“理非一物”、“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
  2.郑泽绵：《“以心求心”与“以禅抑禅”——论大慧宗杲思想对朱熹批评湖湘学派的影响》，《东吴哲学学报》，2021年2月第43期，第69—96页。
  朱子认为湖湘后学近禅，但他对后者的批评也借用了禅宗，采用以禅抑禅的方式。首先，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观过知仁”会导致“一心三分”，作者在《大慧语录》中找到了类似“一心三分”的说法，还有朱子批评湖湘学派时引用的公案；其次，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以心求心”，认为“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转而提倡“常惺惺”的主敬工夫；而大慧宗杲也说：“能知昏钝者，决定不昏钝”，紧接着引用瑞岩禅师“常惺惺”的公案。该文使用互证法：结合“思想结构相似性”与“人物交往、文献阅读史”，确证了从大慧到朱子的影响链。
  3.田富美：《清初朱陆异同论争的一个侧面——论王懋竑＜朱子年谱＞中鹅湖之会的书写》，《台大中文学报》，2021年3月第72期，第149—189页。
  探赜理学发展的历史，有关朱熹与陆九渊学术的异同论辩，始终是研治者无法回避的议题之一。自鹅湖之会后，朱、陆之学在经历元明以至清初儒者反复论述折衷、异同的过程里，门户派别逐步形成，各种文献评述、典籍著作，呈现的是各时期儒者受其当下学术氛围以及自我问学体验等复杂的意识投入此一场域中的辨析。被誉为“宋明理学殿军”的清儒王懋竑所纂订的《朱子年谱》，可说是以考辨史料形式参与朱陆异同论争的重要成果。王氏以撰作年谱的形式企图建构朱子学行的信史，尤其作为论争起始点的鹅湖之会，看似史料铺排的年谱，实则在删汰、择取、增补之中，潜藏了朱子形象的预设，以及朱陆异同论争的学术关怀。该文就王懋竑撰作《朱子年谱》之目的进行分析，指出王氏在阐明正学、尽破窠臼的理想前提下，批判李默在尊陆抑朱、朱陆晚同的视野中“以意删削”旧年谱所撰《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其次，梳理王氏《年谱》中鹅湖之会的书写，借由王懋竑年谱》所摘录史料、《象山年谱》、相关文献等进行对读，透显王氏在删削、增补之间形塑儒门正传——读书讲学、训诂文义的朱子图像；最后，依据前述论析，指出王氏《年谱》所形构的鹅湖之会在清代朱陆异同论争史中之意义。
  4.吕政倚：《牟宗三与劳思光论朱子学中是否有“本质”概念：以韩国儒学的论争为例》，《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2021年3月第59卷，第155—197页。
  该文目的在探讨朱子学中是否有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这个问题涉及朱子是否运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其“人性、物性同异”之辨。牟宗三与劳思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迥异，牟宗三认为朱子学中并没有“本质”概念，劳思光则认为朱子学中有“本质”概念。牟宗三的看法颇具争议性，引起若干学者的批判。为厘清此争议，作者首先以他们对朱子“枯槁有性”说的解读作为切入点，分析他们二人的看法，指出牟宗三对朱子学的诠释最具效力。随后以韩国“湖洛论争”中的“人性、物性同异”论辩作为参照的对象，通过“人性、物性同”论者对“人性、物性异”论者的批判，指出在朱子的“理气论”中并没有安置“本质”概念的空间。最后，作者指出牟宗三认为唯有将“本质”概念归诸知识的领域，才能使其在朱子学中获得独立意义的看法具有合理性。
  5.张清江：《鬼神何以“体物而不可遗”？——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3月第48卷，第101—121页。
  “体物而不可遗”是《中庸》论述“鬼神之为德”的重要说法，也是理学家构建鬼神与万物关联的基本依据。朱熹将“体”解释为“做骨子”，将“体物”理解为“物以鬼神为体”，将鬼神界定为“气之屈伸往来”，进而将“体物而不可遗”确定为“天下万物莫非阴阳造化之所为，无物可遗”。在这一解释中，鬼神作为天理落实的“良能功用”，其主体性色彩被最大限度淡化，由此建构起的理学宇宙观，通过贯穿幽明和物之终始而祛除鬼神的神秘色彩，进而消解其作为佛教因果轮回主体性的意味，同时，因为这种屈伸作用的真实性，物世界的真实性也获得“天理”的超越保证，以此反对佛教的虚妄世界观。
  6.乔毅：《朱子文献刊误二则》，《鹅湖月刊》，2021年4月第550期，第23—25页。
  该文主要围绕北京中华书局《四书章句集注》句读《论语·为政篇》第二十一章和《四书或问·君子无所争章》文渊阁四库本部分内容进行刊正。
  7.王振辉：《唐君毅的“朱陆会通说”探析》，《鹅湖月刊》，2021年4月第550期，第41—55页。
  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唐君毅主张朱陆会通说。他认为如果悬置朱子心性论中的宇宙论观点，就会发现朱熹也有超越的本心思想，朱陆在心性论上不是异质的形态。在工夫论上，唐君毅围绕着去除气禀之杂这一核心，重构了朱子的主敬涵养、格物穷理和察识三层工夫论；围绕着发明本心这一核心，重构了象山一体两面的工夫论。进而，唐君毅提供了三种工夫论上的会通方案：一、朱陆工夫论始终相涵；二、朱陆工夫论博约相资；三、朱陆工夫论都需要奠基于诚信工夫论之上。总体而言，唐君毅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通过将朱子哲学调适上遂，完成了朱陆的会通。而这种别具特色的朱陆会通说，又与唐君毅的感通思想息息相关。
  8.张崑将：《德川朱子学者对阳明学的批判及其局限》，《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59—81页。
  该文关注朱子学及阳明学在德川日本发展的特殊现象，首先从外部的制度面分析朱子学发展的局限，接着从学说思想层面，扣紧在德川时代批判阳明学最有力道的闇斋朱子学派，分析其批评亦多未能击中阳明学要害。暗斋学派可以说是在日本众学派中最排斥阳明学的，除山崎暗斋本人有《大家商量集》批判阳明学之外，其门人丰田信贞更编纂《王学辩集》，汇集韩国朱子学者李退溪以及暗斋学者们等非议阳明学观点的著作，更旁及日本朱子学者林鹅峰批判阳明学之作。该文企图以闇斋学派的阳明学批判论为主，观察他们对阳明学的批判理论之不足，加上德川特殊的政治文化体制，使得阳明学可以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缓慢成长并在幕末成为显学。
  9.张锽焜：《朱子＜小学＞——一种儒家式的基础教育纲要》，《清华教育学报》，2021年6月第38卷，第1—41页。
  南宋朱子认为教育应分为“大学”与“小学”两阶段。小学是奠定德性基础的时期，他与学生编辑《小学》一书，为小学之教提供了教育原则。该研究旨在探究朱子《小学》一书的教育理念与思想，进而探讨《小学》教育方案对扩展当前教育的可能性。《小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一、明伦：人生基本关系（五伦）之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培养；二、敬身：理想身心素质的形塑，包括心术、威仪、衣服、饮食等。朱子的“小学”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有以下启示：发展以品格与德行为本的全人教育；重视人类本质关系的教育；实施适度的生活规范教育，引导学生迈向自我修养。
  10.李瑞全：《再论杨祖汉教授之论朱子之工夫为儒学的正宗》，《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161—187页。
  杨祖汉教授《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进一步论证程朱的工夫论虽然是在“心理为二”的架构之下，通过康德对“自然的辩证”之以哲学思辨的解决方式，可以转用以支持朱子之工夫论中的思辨方法，是可以达到正统儒家的“逆觉体证”工夫的目的的。而且由此可见儒家的工夫论不能单以牟宗三先生所标举的逆觉体证的方法为限。而且支持哲学思辨是一种从“常知”进到“真知”的工夫，足可以使人达到真正实践道德法则的要求。而且，哲学思辨对逆觉体证的工夫也是有效的和必要的。《论朱子之工夫为儒学的正宗》一文主要厘清康德所强调的在化解“自然的辩证”中所用的理性的思辨只是深化定然律令的内容，实与工夫或道德动力之生发无关。而康德的自由意志与意念的结构，与义务中的敬畏之生起方式亦与朱子不同，故康德之说对朱子之工夫论没有帮助。该文对思辨在儒家的工夫上的作用进行细部的分析，指出如杨教授一文所说的，在主张“心即理”的心学中，哲学思辨具有辅助的作用，但心学家的工夫由“逆觉体证”的道德本心或良知之发用，即足以成就真正的道德行动，毋须哲学思辨之助。而在朱子之“心理二分”下的“格物穷理”的思辨并不足以成为独立有效的工夫教法。朱子之工夫是彻底的渐教，不能使实践者成圣。此即证明朱子之工夫不是孔孟之传统，也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实践，确是别子为宗。该文最后申论，朱子的工夫中的思辨的功能，可以使实践者成就一定的道德人格的表现，也有助了解何以朱子所主张的工夫论不对头，仍然足以使朱子成为士林所承认的大贤。
  11.陈荣灼：《朱熹的孟子学——从诠释到发展的进路》，《当代儒学研究》，2021年6月第30期，第1—39页。
  传统以来，朱子的孟子图像一向被视为正统，可是，于当代学界牟宗三却一反前人之说，首倡陆象山、而非朱子，方是孟子的正统传人。基于著名的“朱陆异同”论争在宋明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上之重要性，如何去了解这两位儒者的“孟子解”之本质差异，也是很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简单而言，该文旨在展示：对比于象山的“主体主义”式进路，朱子的进路则是同时具有“共同体主义”与“反观念论”的特色。象山的孟子图像基本上是“唯意志论的”，而朱子的孟子图像则是“理性主义的”。从方法论而言，朱子的观点乃是“从下而上”——所谓“下学而上达”，因此朱子的进路乃是“具体的”。这亦可以为朱子的“认知主义”的孟子图像提供一辩解，从而平衡牟宗三对其之低贬。
  12.刘舫：《“天人不期合”：再议朱熹“＜易＞本是卜筮书”》，《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期，第183—197页。
  朱熹提出“《易》本是卜筮书”，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旨在克服义理易学之支离与象数易学之附会。他置九幅易图于卷首、肯定先天易学、强调筮法等做法，在易学史上颇有争议。应该看到，自北宋以降人们逐渐摆脱天人感应，晓然自然与人事当分而处之，朱熹重提伏羲画卦的话头，重思天道、易、圣人之关系，将自然与人伦截断，为格物之学埋下前提。且随人们认知水准的提高，足以建立由卦画直接推导天地起源和事物多样变化之逻辑，可与通过拟象系辞之历史演绎齐观匹敌。朱熹意识到经学在此背景下必须仍然能够提供充分的哲学表达，于是通过重申“卜筮”和重构《周易》来完成经典的更新，从而在其后的尤其是自然研究著作中成为“元学”。
  13.方遥：《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对传统经学范式的更新》，《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卷，第119—133页。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同时亦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借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朱熹对于传统经学的发展亦可谓一场“革命”。其意义主要不是对汉唐经学个别观点与方法的改进和拓展，而是对治经范式的全面更新。在经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上，朱熹主张超越传注，直求圣人本义；在基本方法上，主张义理与训诂相结合；在核心典据上，主张以四书代五经，并以四书之义理统帅五经及其解释，从而建构起系统的四书体系与道统谱系。朱熹创立的这一经学范式是经学与理学相结合的产物，达到了当时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对于后世经学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演变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4.张莞苓：《论真德秀的帝王教学及经史观念对朱熹的继承与转化》，《国文学报》，2021年6月，第117—148页。
  南宋的真德秀服膺于朱熹学术，但其解经方式多以“六经”为先，史书、子书并列，不同于朱熹首重《四书》义理的解经方式。两人差异的关键之一，在于他们对于《四书》、六经与史书之间的本末体用看法，具有相当微妙的差异。该文以真德秀为研究主体，并与朱熹进行对比，凸显二人特色及差别，首先分析两人在“《大学》经筵”上的解经风格与引用情形，点出两人在帝王教学与解经策略上的差别；其次讨论两人如何看待《四书》、六经与史书之间的本末体用关系，呈现他们同中有异的经史观，并看见真德秀对朱熹的继承与转化。
  15.简嘉：《帝曰钦哉——由宋人对“钦”字的解读差异探朱熹女教思想一隅》，《华人文化研究》，2021年6月第9卷，第165—176页。
  《尧典》中尧嫁二女于舜，并从中观察舜的能力，不管是在童话故事还是经典里，一直以来都是备受讨论的故事。然而，对于最后“帝曰钦哉”四字，却在孔《传》与宋人的注解本里有不同的诠释，该文归纳了三种：诫舜、美舜、诫二女，其中诫二女为朱熹所谈，一改以往的注解，认为是父亲告诫出嫁的女儿“戒之敬之”，而非是舜的德性治理了二女。同时，也比较《史记》、《列女传》的书写手法，其拉出女性主体地位的方式，加入尧的叮咛，更显现朱熹所隐含的女教思想。由此，希冀该文能发现宋人诠解的差异，并填补朱熹女教思想一隅。
  16.杨祖汉：《朱子的“明德注”与韩儒田艮斋、华西学派的有关讨论》，《哲学与文化》，2021年7月第7期，第5—25页。
  朱子的“明德注”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而朱子所理解的明德，是指心抑或性理，在朱子有关讨论上，有不同的说法，也引发了后儒的争论。该文论述当代牟宗三先生的有关诠释，又用韩国朝鲜朝晚期有关明德是心或是理的争论来对照，表达对明德注不同的理解的各义理形态，希望通过上述的讨论，证成作者对朱子明德说的原意的理解。
  17.吴佩熏：《南宋戏禁文献辨析纠谬——以朱熹劝喻榜及陈淳“论淫祀淫戏”之上书对象为论述中心》，《戏剧研究》，2021年7月第28期，第1—35页。
  该文就南宋福建戏曲熟见的朱熹、陈淳文献，辨析朱子的歌乐演剧观，纠正陈淳的上书对象，以此重绘宋代戏曲的开篇轮廓。首先，朱熹任漳的晓谕劝俗有“约束傀儡戏”和“惩处丧制观乐”，然而并非全然的“禁戏非乐”，而是出于“养民”以经济富足，“教民”知人伦礼教。其次，在戏曲史广泛运用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上傅寺丞论淫戏》二文之前，陈淳的理学官员同人需要先有清楚的定位，方能更准确地说明闽漳戏曲的时间与演进。该文从官员是否具备“寺丞”之官名切入，再借助庆元党禁以来闽漳理学的消长，庶民陈淳如何在理学圈建立影响力，以此纠正戏曲学界判读陈淳致书对象之谬误，受文者应为赵汝谠（1211—1213知漳）、傅壅（1219—1221知漳），而非赵伯逷（1195—1197知漳）、傅伯成（1197—1199知漳），意即呈书的时间分别往后递延了十四年、二十年以上。主张勒禁淫祀淫戏，显示民间演剧的蓬勃兴盛；陈淳公札所纪录的戏剧活动，正与温州南戏从源生到流播的横跨时间相重叠，可以归纳出：发展至嘉定年间的漳州戏曲，还不是发展成熟的大戏，而是小戏迈向大戏、多源并起的过渡阶段。
  18.陈永宝：《朱熹“情”的伦理思想向度》，《哲学与文化》，2021年7月第48卷，第77—92页。
  朱熹“情”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张横渠“心统性情”思想，衍化出以心、性、情三者为结构的伦理模式。朱熹的“情”思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人化”、“人性”的“成人”、“成圣”的“人之为人”的伦理学思想。他的“情”思想在其伦理思想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能只被看作是“性体”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朱熹意图通过“情”思想的凸显达到了人与天道的结合，完成“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构建。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强调，对情—性关系的重新挖掘，及关于讨论“情”与“敬”、“美”等观念的关联，有助我们在理解朱熹的伦理思想时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更加接近朱熹的伦理思想的本义。
  19.詹秉叡：《由情入礼：朱熹“礼理双彰”思想述论》，《清华学报》，2021年9月第51卷第3期，第431—471页。
  朱熹（1130—1200）向来被视为宋明理学的标杆人物，唯若依自律伦理学之视域检视朱子学的内涵，其心、性分设的理论预设，使其招致不少负面的评判。近来论者试图为朱子学中的道德实践根源寻求解方，然若站稳朱子所论之“心”属“气”的立场，其伦理学仍存在着他律的疑虑。不过，一旦我们调整视角，跳脱西方伦理学的认识框架，将朱子学重置于儒者礼教思维的脉络下来检视，则可窥其建构理学的问题意识乃在为吾人之行礼提供自主性的理论依据，故于中国礼教思想史中有其突破的地位。在此理解基础下，该文试图指出：朱子的修身工夫论，与其重“礼”思维息息相关；故其理论系统中的心、性、情、理、敬等语汇概念，皆应纳入该脉络之下审视，始能有一整全性的理解。
  20.曾春海：《评比朱熹与钱穆的道统观》，《哲学与文化》，2021年9月第48卷，第99—144页。
  “道统”一词，由朱熹于1189年所规划的语词，理源依据《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界说儒家承传成圣之道的理论内涵和流脉。他立基于以儒抗佛、道，提出儒学的心统性情论、成德工夫论和“允执厥中”的价值论，来阐述道统所以然之理。钱穆认为此一观点来自禅宗一线单传之说法，批评朱熹的道统承传并未生生不息，中间隔绝千年之久。他认为朱熹道统内涵失之太窄，并认为儒学源远流长，整个儒学史皆是道统所涵摄。该文旨在厘清身为理学家的朱熹，其道统观系立基在道德形上学、心性存有论及成圣贤的价值论。钱穆是一史学家，立基于宽宏的儒学历史文化立基点批评朱熹。两人的学术背景不同，立基点不同，语境有别，各有理据和不同的学术贡献，不宜有所偏执，而对立分化地判别高下。
  21.周福：《理学中的师法与体证——从朱陆鹅湖之辩到阳明龙场悟道》，《鹅湖月刊》，2021年9月第555期，第40—53页。
  朱熹自小得宗小程的父亲和三君子所传，学有所出，且注重学问，吸收前贤智慧，在师法上已得大成。然师法与成法并不能代替理学家自身对道的体悟。朱熹过度的知识建构倾向必对其道学的体证构成障碍，以致其领悟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另一方面，师法的缺乏又会导致工夫的不笃实，这就是朱熹对陆象山的“禅学”批评。阳明早年急于求道，然其龙场悟道也必遵循朱熹“循序渐进”之师法和成法。大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对道的学习领悟，固然要遵从可靠的师法和成法，但心即理，不从自家心体上体认，则会偏于一个静的、滞留的固化之理层面。师法与体证是理学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22.张德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传略——兼论对教师专业的启示》，《台湾教育评论月刊》，2021年10月第10卷，第69—77页。
  朱熹先生（1130—1200），系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是理学集大成者。他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一，被后世尊称为朱子。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迹，再说明其教育思想，最后再阐述其生平事迹与学说对教师专业的启示。
  23.曹美秀：《朱子学在越南——以黎贵惇（书经衍义）为例》，《台大文史哲学报》，2021年11月第96期，第37—78页。
  该文先追溯朱子学在越南的发展情形，以越南的朱子学风气为背景，再整合黎贵惇相关著作，确立其为朱子学者的前提。再接着就《书经衍义》，分析黎贵惇对朱子《尚书》学的承继与发展。简而言之，黎贵惇解《尚书》有承袭朱子者，又有对朱子说的融会、引申，及以越南文化为根基所获致的个人独见。其背离朱子说者，即朱子学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的新开展。然此文所述，仅越南经学、朱子学之一端，期能以更多的研究为基础，理出越南经学的特色，并可借由中、越比较研究，对中国经学特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24.陈永宝：《论朱熹“情”思想的伦理建构》，《鹅湖月刊》，2021年11月第557期，第32—45页。
  朱熹的“情”概念可溯源到《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朱熹“情”思想的发展中，张横渠的“心统性情”的思想被其继承，遂而衍化出以心、性、情三者为核心的心性伦理学。朱熹的“情”思想是构建“人之为人”的“所以然”式的伦理学思想，并借此建构出一种“人化”的、或“人性”的“成人”、“成圣”之学。他的“情”思想不单是“性体”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的区分，而是朱熹将现象式的“情体”通过“情用”的实在性表征出来，达到人与天道相结合，最终完成人之为人的“天人合一”的伦理学构想。对朱熹“情”思想的再发掘，有助于学者理解“中和新说”和“发而中节”的伦理学意义。因此，对“情”的重新定位，对“情”发用的讨论，对“情”的中节工夫（即“敬”的功夫）的讨论，均需要重新加以说明。
  25.于芝涵：《朱熹“道统论”的注释表达：以＜孟子集注＞中的道统构建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11月第48卷，第177—192页。
  朱熹除了在《四书集注》序中论述其“道统论”，还通过溢出经文文义的追加观点，把自己的“道统”思想灌注于典籍注释中。孟子在朱熹的“道统”序列中居于承转地位，朱熹将道统构建与注《孟》结合起来，通过注释典籍来传达其道统观念，不仅是一个哲学（思想）问题，也是一个注释学问题。该文深入《孟子集注》的具体注释，从“在注释中直接‘尊孟、彰孟’”、“在注释中刻意构建‘孔孟一体’”、“在注释中尊二程为孟子道统唯一传人”三个维度探讨朱熹以注释构建理学道统的层次和方式，还原和体察其注《孟》时刻意溢出原文文义所反映的儒学关切。
  26.申祖胜：《清初陆世仪对“气质之性”的诠释——兼论其对朱子人性思想之继承与发展》，《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21年12月第18卷，第1—35页。
  朱子以后，随着儒家学者在对“理”的理解方面出现的“去实体化”转向，气质之性（条理之性）的人性一元论思想开始被普遍接受，朱子传统的二分人性说受到了极大挑战。面对异说之兴，如何在传承并发展朱学的前提下，重新阐发人性论命题，成为陆世仪一大关注所在。陆世仪继承了程朱对性、命范畴的界定，但不再坚持朱子二分的人性说，而改倡“气质之性”的人性一元论。陆世仪的“气质之性”内涵与同一时期其他儒者的“气质之性”（条理之性）有明显差异，他仍捍卫理的“实体性”，不以“理”为气之条理，故其“气质之性”实非“条理之性”。他对“性善”的诠释，亦是努力回归孟子本义，强调性善只在气质。陆世仪将性善之“善”定位在人性的发用层面，而非天道的流行层面，以此有效区分“命善”与“性善”，避免了宋儒的一些错误表述，在凸显儒学的道德主体性上，也较宋儒更前进了一步。在经历程朱重“理”之道德论不断深化“性”之本体与超越性之后，陆世仪企图将关注拉回至人的实际生活，并将道德与客观现实进行更紧密的联结。
  27.陈永宝：《朱子理学视阈下的网络伦理走向》，《亚东学报》，2021年12月第40期，第39—46页。
  网络伦理问题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而非是简单的工具伦理问题。这决定了网络伦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向要回归到人自身的伦理问题上。于是，从古代思维中寻找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合理路径就具有了可能性。朱子理学在中国历史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以其理学思想来解决网络伦理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朱熹的天理人欲观所影射下的伦理规范、中庸思想，为网络伦理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规范标准；同时，朱熹山水美学中的自由思想也为解决网络的自由问题提供了一个借鉴模式。至此，从朱子理学的天理、人欲及自由的角度，我们可以找到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不同方法和路径。
  28.蔡家和：《心学与理学之争辩——欧阳南野与罗整庵书信论辩之全面探讨》，《哲学与文化》，2021年1月第48卷，第57—78页。
  该文欲透过阳明后学欧阳南野与罗整庵的两封答书内容，来探讨心学与理学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其中，由于双方各以自己立场而检视并答辩对方，以致论辩的交集性不大。整庵站在理气论的立场，视南野心学一系的良知是知觉，只就形上之气而言，未能及于形上之天理，又其主张“儒者本天，释氏本心”，视南野一系近于佛学。至于南野则认为朱子学的格物、读书穷理说法未能及于良知，以致有“道之远人”之嫌，不能切近于身。双方对《大学》“格物”之说各有诠释，针锋相对，亦由此看出两派对于自家体系的坚守，如心即理或性即理之说。大致而言，双方皆未契入对方而互相同情、了解，最后也就难以达成共识。关于整庵与南野此二封书信的争辩，学界包括吴震、邓克铭、林月惠与张学智教授等前辈皆曾论及，这篇文章则试图对于双方争辩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以使朱、王之后心学与理学两派的异同更加清晰、明朗。
  29.锺彩钧：《尊德性而道问学：论程敏政的学术志业》，《哲学与文化》，2021年1月第48卷，第37—56页。
  程敏政，字克勤，号篁墩（1445—1499）。篁墩《道一编》是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先声，颇为著名。然而篁墩实非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朱子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多作发挥，相关著作也很少。《道一编》的编纂与其说是对朱陆哲学思想的探讨，不如说是篁墩学术志业的表现。浅言之则是其众多编纂工作的一种，以去粗存精，取得普遍规范为目的，深言之则是表达了他兼重博约，以德性为本而吸纳问学工夫的学术主张。该文更从《篁墩文集》勾稽材料，说明了篁墩论修养工夫以存心为本，而后穷理以充实之，换言之，尊德性在道问学之先，而为道问学之本。整体地看，篁墩的学术工作以编纂文献为主，一见似乎偏重道问学。然而他的各种编纂寓有一种求真实求规范的经学精神。在道问学方面他由博返约，归重六经，如此便可以接上尊德性的工夫。传统的史学近乎百科全书之学，充满着知识性与经世致用精神，篁墩在其中偏重于对时代、宗族、乡邦关系文献的搜集整理，更表现出其道问学的实用性，而可视为德性工夫的辅助与推展。
  30.范根生：《＜四书遇＞中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诠释》，《鹅湖月刊》，2021年2月第548期，第31—38页。
  张岱在《四书遇》中以自然之情来解释《孟子》文本中的“情”，但有别于朱子，他对“情”呈现出“痴情”与“绝情”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推崇和高扬真情、深情、至情；另一方面，又猛烈批判孟子从“乍见”处指点恻隐之心来论证“性善”，认为孟子是从“习中”论证“性善”，只说得情一边，严格区分“性”“情”之间的界限，谨防将“情识”误认为“本体”。此外，他极力捍卫阳明“性体无善无恶论”的思想主张，并通过对孟子“性善论”言说方式的批判性考察表达了他的这一立场。
  31.简慧贞：《从儒家道德情感视域建构医学伦理“同理心”教育》，《哲学与文化》，2021年2月第48卷，第121—135页。
  现代医疗技术日益发达，医学专业训练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与标准化，与此同时，医病纠纷的社会事件也层出不穷。为缓解医病之间因知识、社会背景等差异造成的沟通不良而延伸的各种纠纷，医疗体系更要求医疗人员面对病患须加强同理心，提供更人性化的照护服务。提升医疗人员同理心与沟通能力，一直是医学伦理教育重要的教学环节，该文希望借由儒家体系中的道德情感论与朱熹“居敬穷理”的道德实践方法，建构起具同理心与价值引导的医疗伦理决策训练模式，提升医疗照护中医病沟通的能力。
  32.陈威瑨：《五井兰洲＜易＞学及其意义》，《成大中文学报》，2021年3月第72期，第37—78页。
  该文以日本江户时代大阪地区怀德堂学派早期的重要儒者五井兰洲（1697—1762）为探讨对象，根据其《易》类讲义作品与其他文稿，观察个中的《易》学相关表现及意义。该文首先指出，兰洲的《易》学基本立场重视日用教化，以朱子学为主，但亦有不采朱熹之说的表现。接着该文说明《周易》是兰洲论性时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特别受到他的重视，在他对其他学派的批判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最后该文认为，兰洲《易》学相关表现的意义，其一在于呈现日本朱子学者在江户时代中期面对学派竞争时，利用《周易》夺回话语权的做法，有助于使人了解《周易》在日本朱子学发展中的作用；其二在于显现积极的教育意义，提供超越地域与国籍的东亚精神共同基础。
  33.罗圣堡：《张栻思想演变问题新探——以心地工夫意指所向之本体义为考察核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21年3月第58期，第89—126页。
  历代学者褒贬张栻晚年工夫论演变，多以朱熹回忆及其所整理的文集资料来作评论之依据，文献范围有所局限。为能凸显张栻儒学的思想特色与学术源流，该文采取发展的角度，以其理论核心《孟子说》为准，提出新资料《太极解义》为证，考察张栻近似程颐、朱熹的心地工夫，内涵实为程颢之学。张栻治心之严格基调，使他容易接受周敦颐与程颐之学，但其心论结构之道德涵义与简易特色，主要仍为胡宏影响。以心地工夫意指所向之本体义，作为工夫论实质转变与否之思想关键，张栻由察识本心转向主一之敬，修养形式虽有变化，实质内涵还是体会道德心活动，此察识、展现恻隐之心的核心意义，未随朱熹有实质变化。
  34.陈畅：《机制、存有与政教——明代哲学“自然”之辨的三个向度》，《哲学与文化》，2021年5月第48期，第45—64页。
  陈白沙思想以自然为宗，明代朱子学者对其有详尽的批评；而阳明学派聂豹与王畿、甚至刘宗周中年与晚年两个阶段，对陈白沙“自然”思想则有不同的认知与评价，从而分别展开复杂的思想辨析。由此，明代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围绕白沙展开的理论辨析，构造出自然之辨的独特思想论域。该文通过对于明代“自然”之辨的理论辨析，探讨“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一方面，明代自然之辨厘清了作为天道机制、存有与政教秩序的诸面向，能够丰富和扩展吾人对于心体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与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这三个层面的自然之辨在时间上先后发生，而在义理上则是结合明代心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呈现逐层深入的态势。总而言之，通过明代自然之辨获得新的观察角度和研究视野，深入理解明代心学思潮的多层次义蕴，如心学与政教秩序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是该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35.蔡家和：《唐君毅对黄宗羲哲学之评价》，《哲学与文化》，2021年5月第48期，第5—26页。
  该文探讨唐君毅先生对于黄宗羲思想及其时代风气之评价。黄宗羲身处明、清之际，属明代之遗民，如此则该归于明代或清代学术呢？唐先生视黄氏为清儒，原因在于黄氏虽有宋明理学之义理，但在时代风气上，已往经世致用之实学发展，特别是对历史的重视，其《明夷待访录》乃一阐释外王事功之专著；相较于宋明儒学之重视心性以求天理的学术特征，黄氏则转为外开、下开的心学、气学发展，以及对外王、历史的强调。再者，黄氏虽属心学，但其《明儒学案》的编写，乃以史实、朴实角度而来给予每一位儒者地位——不论其人属于何种学派；此乃史学家的训练，比起古典心学，更能客观地看待并尊重每个人的实修工夫。简而言之，黄氏心学乃是结合了心学家的内在之道，以及朱子理学的重知传统，此为内圣之义理；并因明朝亡之反省，而开出外王之道。最后，黄氏又将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予以合一，修正了朱子的二元论性，此种做法更能合于客观义理，并且回到经典自身的内在诠释，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建构性诠释。
  36.杨祖汉：《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129—160页。
  在当代儒学界，关于朱陆异同的问题如何解决与朱子的思想的本质如何规定，仍然是争论不已的问题。该文作者近年对于朱子的哲学理论，给出一些个人的想法，对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学诠释，也提出了反省，引发许多有关的讨论，李瑞全教授最近也提出一篇长文，对本人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该文就李教授的论文的大意，从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三方面作回应。
  37.刘琳娜：《晚明三教会通视域下的“克己复礼”新释》，《鹅湖月刊》，2021年6月第552期，第15—23页。
  王学泰州一脉的儒者如焦竑、耿定向、赵贞吉、李贽、杨起元等人对儒学经典命题“克己复礼”的诠释，反映了深刻的三教会通思维。他们的解读有别于朱子“以胜训克”的经典诠释，亦不同于杨简、罗汝芳“以能训克”的思路，而是“以无训克”，强调礼作为本体的空无特质以及复礼工夫在于自然无为。他们从形而上本体的层次理解何谓“礼”，强调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以“无己”训“克己”，强调以无思无为的工夫实践来复返先天自然的本体之礼。从“何谓礼”、“何谓克己”、“如何复礼”三个方面探讨这些晚明儒者对礼的独创性论述，可看到他们如何在赋予礼以超越性的同时坚持以礼作为儒家规范性的存在价值，展现晚明礼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38.何威萱：《宋元理学家从祀明代孔庙小考——兼论明代孔庙与理学道统的关系》，《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7—59页。
  随着宋明理学兴起与理学的官学化，孔庙从祀也出现了“理学化”的现象。然而，透过考察明代相关史料，会发现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学的明代朝廷，并无意承袭元代的趋势，大量进祀宋元理学家，并积极完善孔庙中的理学道统系谱；相反地，明代新祀之宋元理学家，多非着眼其理学道统渊源，甚至从二程到朱子的完整道统系谱直至明末方全备于孔庙。此现象一来透露孔庙从祀自有其进黜的标准，同时也反映明廷有意识地在孔庙中淡化理学道统的元素，其对程朱理学的推尊仅限于作为科举官学的层面，并非毫无上限地蔓延至一切领域。
  39.陆畅：《王阳明的良知自知与他心知问题辨析——以“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先觉”为考察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卷，第151—165页。
  王阳明对“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先觉”的解读是他对良知自知和他心知问题理解的重要体现。与朱子专从他人内心的外在表现形式来推知他人意图的“推论说”不同，王阳明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理解他心，这与舍勒的“宇宙同一感”理论极为类似。但舍勒的理论以基督教神学为背景且缺少通达同一感的功夫，在阳明那里良知自知不仅是实现真正他心知的必要功夫，还是他心知的奠基条件，并因其自知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他心知模式：感性自我同时他心知、良知异时他心知、良知同时他心知。
  40.刘勇：《新见明儒湛若水＜格物之说＞手迹的文本问题与文献价值》，《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145—166页。
  在明代中叶的整体性社会剧变中，湛若水和王阳明是儒学思想领域引人瞩目的明星组合，两人既在反思和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朱子学说上密切合作，同时又在探索和引领儒学思想新方向上互为有力竞争对手。新见湛若水“书付君恪”《格物之说》手迹，是其在正德末年书赠广东西樵山讲学门人邓眕的一首五言古诗，主要概括了他对《大学》“格物”概念相异于王阳明的最新看法。通过对手迹题识“与世杰格物之说”在湛、王有关“格物”论辩脉络中所处位置的考察，可以确认该诗正是二人长期围绕探索儒学思想新方向所产生的分歧与竞争的关键文本之一。作为物化形式出现和存在的五言古诗《格物之说》之手迹，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观察湛、王学术互动提供了一个间接视角，这是从多种明代文献收录的该诗文字中难以解读出来的信息，文献编刊时的例行加工使得该诗脱离其初始产生和反复使用的语境，仅仅作为泛泛解释“格物”的论学之作而存在。
  41.杨正显：《后死有责：从＜阳明先生文录＞到＜王文成公全书＞的师教衍变》，《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61—101页。
  该文论证由于王阳明生前的政治因素，与殁后门人对其思想定位不同，导致文集版本变迁与内容的差异，并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而最终的《王文成公全书》则是钱德洪个人所认定的阳明精神。阳明生前受到当时新旧派政争因素的干扰，广德本《阳明先生文录》不收录《朱子晚年定论序》与《大学古本序》，直至嘉靖十二年（1533）黄绾序刊本则是恢复阳明所谓“近稿”的原始面貌。尔后，由于嘉靖十三年（1534）时黄绾等门人因朝廷政争波及，致使钱德洪与黄省曾在校订《阳明先生文录》时，亦有来自政、学两个方面的干扰，可证之其删掉黄绾讨论纂修《明伦大典》与有关张璁的信件。阳明殁后，门人对于如何定义“良知说”有种种异见，其中又以“致知”问题为要。由于钱德洪在面对罗洪先质疑《大学古本序》改序问题时，选择删掉最末一语“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的做法，证明此句的争议性。往后门人弟子们各自提出对此句的解释，聂豹与王畿围绕“致知”的讨论亦因此而起，成为当时学术注目的焦点。隆庆年间，钱德洪编撰《文录续编》，透过注解阳明文字的做法，彰显其晚年文字的深意——企图定义阳明“晚年”师教为何。钱氏针对聂豹学说所引发师教不一的问题，于《王文成公全书》里删掉一段阳明称赞聂豹的文字，企图消解其重要性。钱德洪在增添的《年谱》文字里，强调静坐不是阳明致良知的教法，再次批判聂豹。最终，经过钱德洪清理过的《王文成公全书》呈现出的是归于一致的师教。
  42.钟治国：《王阳明的格物说的演变》，《哲学与文化》，2021年10月第48卷，第123—135页。
  区别于经典的原义和朱子之说，阳明之学更具思想个性。“龙场之悟”使阳明将格物致知的用功方向由事物转向此心，意为心之所发，而物是意之所在，此时格物主要是正其意念之不正，是诚意之功，致知被融摄于格物之中而不具有独立的工夫地位。致良知宗旨标揭之后，阳明以知为良知，意为良知之动，物主要仍训“意之所在”，但也兼具了良知明觉之感应者、良知所知之事的义涵。缘此，尽管阳明此时仍主要训“格”为“正”，但格物的义涵已不再局限于去私复理，更兼有了以良知自有之天则去正物，以使事事物物皆得其应有的理则、秩序之义。格物的工夫地位便由原来的诚意之功变为了从属于致良知这一首要工夫的施发之实地、实事。
  43.王世豪：《宋代程大昌＜考古编＞之＜中庸论＞探析》，《艺见学刊》，2021年10月第22期，第13—25页。
  宋人笔记中的学术论述多元，其中涉及四书类的论述却呈现着零散的分布。作为宋代儒家的思想发展和论述的主要文本，笔记中的四书相关论述其实是一个具有观察价值的侧面。该文研究的主轴，着眼于作为南宋徽学的代表人物——程大昌的学术笔记《考古编》中四篇《中庸论》对宋代理学家心性论和修养论的继承与阐发。该文首先阐述了中唐自两宋以来《中庸》的地位逐步提升的背景原因，然后概述程大昌的融合理学于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接着分别探考其四篇《中庸论》的内容，从而分析其对《中庸》的天道与心性修养的观点。当中发现历来皆云程氏对朱熹理学之宗承，但在《中庸论》中谈体道证妙的程序和心性诚明等第是有其自我的见解和修正的看法的。并从其所“论”的内容分“辩驳”、“补述”、“申说”三项，评析其中庸观点及论说之层次，以明白南宋徽州理学的代表人物——程大昌在宋代学术笔记的四书论述与中庸思想的内容与特色。
  44.康凯淋：《达例与特笔：吕大圭＜春秋五论＞、＜春秋或问＞的解经方法》，《清华学报》，2021年12月第51卷，第707—741页。
  该文分析吕大圭（1227—1275）将《春秋》笔法重新论断为达例之常辞、特笔之变文，原本类例中的差异性变成了普遍性，循此通往《春秋》世变之迁流。另外又从普遍性中检选出特殊性，天理义蕴就是从特殊性之书法彰显而生，印证孔子从《春秋》建立是非善恶之公理，明正天理人心之纲纪。这套解经方法能延续朱熹（1130—1200）《春秋》说的基本精神，另立达例、特笔之调剂以糅合各派学说，明显具备会通众说、参稽诸家的特色，实践南宋会通诸家之学；在踵继绍承之上又别辟蹊径，弥缝扩充成更完整的诠释体系，形成元代《春秋》学折衷归一的先驱。
  二、学位论文
  1.黄立森：《朱熹与王阳明“心性学”的哲学谘商蕴涵》，新北：辅仁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2021年。
  “哲学谘商”建立于二十世纪末叶，主要目的便是透过哲学处理生命的困扰，哲学在一般人眼里是既艰涩又脱离现实的学问，然而在苏格拉底时期哲学是能实际应用于生活当中的，而“哲学谘商”便是再次复兴这哲学应用的传统。而中国儒学自孔孟时期便重视实践，到了宋明理学时代虽然关注“心性学”但当时学者不只空谈“心性”，更是重视如何实践义理，达至“天人合一”之圣人境地。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虽然在理论上有其不可调和，但两者皆在实现“性善”的共同目的上，也有可彼此会通的地方，在工夫论上朱熹理学的特点是循序渐进，步骤清楚详细；阳明心学则是直指本心，简洁明了，因每人之天资、性格有异，在实际哲学谘商的现场上两者均有其价值，缺一不可。儒学透过哲学谘商架构，运用于现实生活，可重现传统儒学在生命实践中之价值与意义。
  2.张育豪：《朱子＜论语＞注中的二程经说研究：文献引录与思想比较》，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2021年。
  该文透过分析朱子在注解时所征引二程语录之情形，厘清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谈论研究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之动机与目的，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希冀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及说明该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将探讨主轴定于朱子与二程同样极为看重之《论语》。第二章讨论朱子在注解《论语》时所征引的二程语录之情形。厘清《论语精义》的明道语与伊川语，还原成起初样貌，再梳理明道与伊川说解《论语》的不同处，最后整理《论语集注》征引二程语录之情形。第三章讨论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异同。透过明道与伊川对于《论语》的说解分析二程之间的思想异同，《论语精义》到《论语集注》所呈现的朱子征引二程语情形，以及朱子征引之后所提出的观点，辨析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异同，厘清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第四章说明朱子在对二程思想的继承与舍弃之同时，实有着“文献”与“思想”之间的冲突，从《论语精义》的“二程分说”到《论语集注》的“程子曰”来看，反映了朱子对待二程思想的历程，其实亦是朱子思想先行的展现。第五章为结论，朱子对待二程思想有着“文献”与“思想”的辩证关系，以及朱子征引二程语并非全部征引，而是各自有所选择，由此再度审视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使得程、朱理学之内涵得以更加丰富。
  3.林伟杰：《蔡沈＜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硕士学位，2021年。
  该文以蔡沈《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书集传》是宋代《尚书》学非常重要之著作。这一部著作继承了朱熹的注经风格以及义理思想，不但以义理解经，同时亦保留了传统注疏和过去的解释。然而在传统注解义理发挥上，蔡沈采取了独特的原则作为其解经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核心即是——二帝三王之心。该文分为四个主题探究。第一部分探讨宋代《尚书》学中“心法”的概念形成因素，“心法”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佛教之修心理论，儒佛会通间接造成宋代儒家对“心法”的钻研。而《中庸》文本地位提升，成为后来《尚书》学“心法”形成的基础文本。第二部分探讨朱熹与蔡沈的《尚书》观以及注经原则，蔡沈《书集传》从根本上继承了朱熹《尚书》学，而这也连带影响了其文献引用原则以及注经原则。蔡沈《书集传》的注经原则，应当以朱熹与蔡沈之书信作为标准。第三部分旨在探讨《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中心法核心的建构，蔡沈在建构“二帝三王之心”时，对于过去传统注疏的解释，有倾向于内圣化的现象，而最明显的即是《大禹谟》、《仲虺之诰》以及《洪范》中。第四个部分探讨《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心法的精神导入以及政治连接，在此章，该文发现除蔡沈序文所言的三个篇章之外，亦提出“敬”与“诚”的概念使心法精神完善。《书集传》提出“二帝三王之心”之背后，与朱熹的政治生涯也有很大的关联。
  4.江俊亿：《朱子学中“心学”论说形成之考察》，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2021年。
  当朱子学被称为“心学”，这并不是“心学化”的结果（意指朱子学被转化为“心学”），也不是近代学者出于特定意图才创造的新兴名词，而是起于南宋中后期，自成脉络的历史事实。至于其内容，则主要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十六字和“敬”为宗旨。因此，该论文将朱子学中的“心学”论说，视为“以传心为传道之学”中的“所传为心法”之学。不只勾稽“心学”本为“传心之学”的兴起，可能出于宋代特殊的政治原则“祖宗之法”，同时也对十六字和“敬”在程明道、程伊川、胡安国父子，以及朱子思想中的理论建构和诠释转向，展开比较研究，凸显“心法”在“道统”和工夫论上的意义。此外，在如何确立“道学”、“性理之学”的涵义、定位等问题上，该论文也经由思想和历史考察，提出一些看法，以补充既有之说。所以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即在于借由处理上述这些议题，还原朱子学中“心学”论说的动态发展过程，并发掘其意义。希望能为日后学术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思考方向。
  三、专书
  1.许宗兴著：《朱子哲学析论与反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21年
  1968年牟宗三谓朱子学属“别子为宗”，在中国哲学史上并非正统思想；此后，朱子学该如何定位，便成学术界关注的论题；而要做定位必先对朱子学进行了解。该书采“解析研究法”——透过对朱子重要哲学概念，进行清晰化与精确化，以期掌握朱子语汇的真正意涵。该书又采“批判研究法”——尝试立基于生命实践学的最高理境，对朱子学进行检视与反省，以期见出朱子学的限制及超越之道。该书因研究法特殊，对朱子学研究可谓别开生面，产出不少新颖的研究成果，故值得推荐。
  2.陈荣捷著：《朱熹（二版）》，台北：东大出版社，2021年
  朱熹认为，不管旧有的知识，或者新的学问，只要经过辨析、探究，就能使思考更加精密深远，并让真理更加明朗。这样“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朱熹真的是千古封建思想的罪人吗？从来讨论朱熹，大多由门户之见出发。五四以后，则改由西方哲学视线，以评朱子。然而，该书改采知人论世的角度分析朱子，借由《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朱子本人的著作，了解朱熹作为一个凡人真实的模样。
  全书分四大部分。一为朱子之思想，包括太极、理、气、天、格物与修养。一为朱子之活动，如其授徒、著述与行政。三为友辈之交游。其与张南轩、吕东莱、陆象山和陈亮往来，各占一章。四为朱子之道统观念，朱学后继，与韩日欧美之朱子学。
  此外，朱子之名号、家属、师承和与佛教之交涉，亦述及焉。所论多为中韩日学人所未言者，如朱子生活之酒兴、歌唱，贫乏以至印书发售的种种日常。
  （作者单位：台湾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