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抱膝”和《抱膝吟》在陈、朱的通信和辩论中成为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枝节问题。在他们共同的好友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和陈亮这两位素未谋面的学者方才见面。淳熙九年（1182），他们一同游览了衢州和婺州，历时超过十天。这使得他们建立了私人的友谊。①在此之后，陈、朱开始通信。陈亮不仅在第一封信中表达了朱熹是他唯一可以“赖以强人意”的朋友，而且将他儿子出生的消息告知了朱熹。与此同时，因为自己相对于朱熹更低的社会地位，陈亮在信中表现得十分谦恭。他写道：“小下何足上劳尊念，愧感无已。”②尽管如此，陈亮始终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小心地宣示着自己对当时儒者的不满。他写道：
  度外之功，岂可以论说而致；百世之法，岂可以辏合而行乎……若只欲安坐而感动之，向来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斗饤而发施之，后来诸君子无乃又失之碎乎。论理论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③
  此段文字的重点在于攻击当时的一些儒者缺乏实际的行动和更大的图景，而仅仅坐而论道。尽管陈亮没有说明哪些人是他所批评的儒者，但他的目标在此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朱熹似乎将“抱膝”用来明确自己与陈亮的不同。在回信中，朱熹写道：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颇可观，尚未竟，少俟断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长啸人不读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①
  作为一个设计精巧的回驳，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社群和私交层面上切断陈亮与已故的吕祖谦的联系。这段文字先是夸奖吕祖谦未完之作，但紧接着表示陈亮恐怕不是读这类书的人。因此，这段话可能会造成陈、吕之间隔阂不浅的印象。陈亮当然不会同意。他曾写过《祭吕东莱文》②祭奠自己与吕祖谦深厚的交情和思想共鸣，甚至以伯牙的故事对此加以类比。这也是为什么陈亮会在后来的通信中强调“伯恭晚岁于亮尤好”③的原因之一。
  第二层意思在于明确朱熹自己的社群与陈亮的截然不同。“抱膝长啸”和“俗生鄙儒”的对比表面上是在贬低朱熹和吕祖谦，抬高陈亮，但却在将己方阵营和他方阵营划分得清清楚楚。“俗生鄙儒”不仅是指吕祖谦，也是指朱熹和他的门人。这是因为朱熹是《古易》的最终编排和发行者，而他的门人也当然与他共享一些思想上的旨趣。这段话严格来讲是在努力将陈亮从朱熹乃至吕祖谦的社群中“异化”（alienate）出去。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借以“异化”陈亮的工具是“抱膝长啸”，尽管大约在两年之前他也曾经“抱膝长啸”过。
  这一主题继续在后续的通信中困扰着陈亮和朱熹。淳熙十一年（1184）春，有人指控陈亮在一场乡宴上毒杀邻桌的一位宾客，陈亮因此入狱。④在当年夏天陈亮出狱时，朱熹写了另一封信。这封信不仅意在问候，也试图劝诫。在结尾处，朱熹告诫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⑤一方面，这封信触怒了陈亮，以至于他在回信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陈亮仍小心地维护着他与朱熹之间的关系。
  淳熙十二年春，陈亮在一封反驳朱熹的信中，将自己正在整治园圃的消息知会朱熹。他给自己新建的三座亭子取名“抱膝”，并且已经邀请叶适（1150—1223）和陈傅良（1141—1203）两位好友作《抱膝吟》。在信中，他请求朱熹也作《抱膝吟》两首。陈亮写道：
  叶正则为作《抱膝吟》二首①，君举作一首②，词语甚工，然犹说长说短，说人说我，未能尽畅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梦，周公且不能学得，何必一一说到孔明哉！亮又自不会吟得，使此耿耿者无以自发。秘书高情杰句横出一世，为亮③作两吟：其一为和平之音，其一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适，亦如常对晤也。去仆已别赍五日粮，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万便为一作。至恳至恳……亮并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剧惶恐。纳纸六幅，恐不中则书室自斥写之良妙。胸中所怀千万，而一见终未可期。④
  在此，陈亮并不完全满意叶适和陈傅良的创作。在称许他们的“词语”之后，陈亮强调他们二人并不能完满地表达“抱膝”的意思。这似乎是由于叶适和陈傅良的抱怨太多，并不符合“抱膝”潇洒的本意。那么，叶适和陈傅良究竟写了什么？这里我以陈傅良《抱膝吟》为例略做说明。以下是该诗的节选：
  读书果何罪，须发又半白。此意太劳劳，此身长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门更何适。⑤
  节选的第一、二联是在感叹“读书”之辛劳与诗人年华的流逝。然而，诸葛亮的“抱膝”带有一种“从容”的气质。“劳意”的“读书”与“从容”的抱膝之间有着天然的张力。因此，这给诗人造成了一种困境，以至于他有“出门更何适”之感。
  那为何陈亮会说“周公且不能学得”呢？我的推测是这与当时儒者的关怀有关。在韩愈（768—824）的推崇之后，周公成为儒家道统的重要一环。①据余英时的观察，回到“三代”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潮流和政治追求。借此，士大夫们希望获得参与治理帝国的权力。宋儒接受并发展了韩愈的道统，对道统谱系中的人物有所增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一部分希望实践“道”，并以此影响政治。②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比较政治的解读，陈傅良“此身长抑抑”的原因则可能是他的“读书”并不能转化为他所期待的政治地位的回报。陈亮的抱怨则可以理解为陈傅良的壮志未酬并不能贴合抱膝的“从容”。
  换言之，陈亮希望朱熹创作的《抱膝吟》不仅有其名，也得有其实。朱熹对此完整的回信存于淳熙-绍熙本中。其中，他写道：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窃恐此正是病根，与平日议论同一关键也。所需恶札一一纳去，但《抱膝诗》以数日修整破屋，扶倾补败，丛冗细碎，不胜其劳，无长者台池之胜而有其扰，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数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却为作，附便以往也。③
  这段第一句中的引文源自晏殊（991—1055）的两句诗。朱熹在此引用这两句诗的原因是陈亮在前一封信中谈及自己对园圃的整治时，说道：“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乎？”①在这两句诗的背后，有一则逸事，见载于《青箱杂记》：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②
  在这一则故事中，晏殊低看李庆孙所作《富贵曲》。他认为“气象”更能够表达富贵的含义，而不是实体的物件。陈亮的疑问则在于是否只有富贵者才能享有这样的氛围，并借此合理化他自己对园圃的整治，因为陈亮自己既不富也不贵。朱熹通过两方面反驳了陈亮的质疑。第一方面是源自《论语》中“沂水舞雩”。因为这与本文关系有限，在此按下不表。第二方面则是诸葛亮的“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富贵的气象自然与诸葛亮的质朴显得不甚搭配。更为严重的是，朱熹在此质疑了陈亮对诸葛亮的理解，并将这作为陈亮“病根”的反映。在朱熹看来，陈亮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倾向使得他将富贵与“抱膝长啸”等同，而这正与陈、朱的辩论“同一关键”。如田浩言，“从争论一开始，朱熹就明确声称‘道’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按照他的看法，后代英主的政治功业无法表明个人仁义或天理之正，此1500年间的学者皆以成败论是非”③。换言之，朱熹在此是借富贵和抱膝之间的矛盾来攻击陈亮强调功利而非“道”的倾向。回信中剩余的部分也值得我们注意。朱熹将自己的“修整破屋”与陈亮的精美的园圃作比，把自己的修整视作“扶倾补败”但同样耗时耗力，并借此推迟了《抱膝吟》的创作。
  针对朱熹的批评，陈亮是如此回复的：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当时论者以为“贫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贫，疑此景之可致，故以为“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而来谕便谓“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长啸底气象”，如此则咳嗽亦不可矣！①
  陈亮觉得当时人已经认为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气象”上的差异是无法被弥补的。紧接着，他试图澄清自己用这两句诗的意图——表明自己穷困的现状，而这种景致是自己无法企及的，所以只是“富贵者之事业”。除此之外，陈亮似乎也无法理解朱熹为何要揪着这一点小细节不放。
  朱熹很快给陈亮回了信，写道：
  《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论未定，恐未必能发明贤者之用心，又成虚设。若于此不疑，则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韵、无音律底好诗，自不须更作也。如何，如何？②
  朱熹在写这封信时，他与陈亮之间的辩论已经到了高潮。我所引用的这段仅仅是朱熹长篇回信中的一段。这篇长回信主要是和陈亮争辩三代和汉唐的评价问题。在如此的背景下，朱熹此处的措辞便迎刃而解。他认为由于自己与陈亮在思想上的冲突，这两首诗不写也罢。如果陈亮强迫自己完成《抱膝吟》，那么这两首诗不会和陈亮在思想上有什么共鸣。尽管朱熹礼貌地回绝了陈亮，但是根据信的上下文，他与陈亮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的举动是十分明显的。
  在此之后，陈、朱之间还有数封关于《抱膝吟》的通信。不过，正如叶寘在《爱日斋丛抄》中的记载：“自淳熙乙巳（1185）有请，迨绍熙癸丑（1193）几十年，讫不许。”①
  如果我们将“抱膝”和《抱膝吟》一事置于陈、朱的思想变化和学者社群中去考虑，或许收获会更大。叙事的重点也因此需要放在朱熹身上，因为陈亮对诸葛亮的态度在前后是比较一致的。尽管朱熹对诸葛亮有着比较矛盾的心态，在陈、朱之辩前，他仍旧愿意为诸葛亮修缮卧龙庵，并用“抱膝长吟”作诗怀念。陈、朱的通信和辩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将朱熹对诸葛亮和“抱膝长吟”的容忍限度推向了一个极端。他抓住陈亮对诸葛亮和“抱膝”的喜爱，后退一步，宣称自己并不属于这一类人。借此，朱熹将自己和陈亮的社群分开，并或多或少“异化”了陈亮。随着辩论的深入，朱熹用陈亮整治园圃并要求自己作《抱膝吟》的契机，表达了对陈亮建“抱膝亭”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的不同则根植于他们思想的差异。
  由此可见，陈、朱间逐渐加深的鸿沟似乎推动着朱熹，使得他比之前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为了说服陈亮和社群中的其他人，朱熹似乎在辩论中修改了自己之前对“抱膝”的态度。鉴于陈、朱的通信流传在相对公共的空间里，而朱熹在吕祖谦去世后又逐渐获得社群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可以将朱熹的思想变动视作一种社交姿态——即通过种种细节明示或暗示陈亮并不属于朱熹的社群。换言之，不论朱熹是否有意为之，这类细节的积累都会将陈亮“异化”，并自动地激活朱熹更为根深蒂固的社交和官场关系来与陈亮为敌。这也是陈亮后来遭受到来自朱熹社群压力的原因之一。②也许，这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帮助我们了解朱熹地位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