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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到《朱子语类》第十八卷讨论《〈大学〉或问》的四十页内容上。该卷有朱熹为“格物”所加的注文，另在回答门人提问的答文中，也有多处论述“格物”的重要内容。③如上所述，《朱子语类》这四十页的内容被分为“独其所谓格物致知”“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及“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三段。
  第一段有《〈大学〉或问》中引用的程子十七句引文。我们特别注意到该节有朱熹主要论敌陆九渊对“格物”论的不同看法，同时朱熹也在和江西人黄义刚的讨论中做了进一步的申论，黄义刚指责陆九渊反对程颐的“格物”观。
  陈淳（字安卿，1153—1217）也纪录了上述朱、黄关于“格物”的讨论，但没有提到陆九渊的名字：
  黄毅然[黄义刚]问：“程子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说要随事理会。恐精力短，如何？
  [朱熹]曰：“也须用理会。不成精力短后，话便信口开，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
  [黄义刚]又问：“无事时见得是如此，临事又做错了，如何？”
  [朱熹]曰：“只是断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闲时看得道理分晓，则事来时断置自易。格物只是理会未理会得底，不是从头都要理会。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错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会当蹈水火与不当蹈水火，临事时断置教分晓。程子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圣贤说话粹，无可疑者。若后世诸儒之言，唤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里面也有不好处，不好底里面也有好处；有这一事说得是，那一件说得不是；有这一句说得是，那一句说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别。如临事，亦要如此理会那个是，那个不是。若道理明时，自分晓。有一般说，汉、唐来都是；有一般说，汉、唐来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贾谊说话，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须是要见得他那个议论是，那个议论不是。如此，方唤做格物。如今将一个物事来，是与不是见得不定，便是自家这里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则这样处自通透。”①
  黄义刚本人则以典型的对话体更详尽地纪录了二人讨论的内容，收录在《朱子语类》中陈淳的记录之后。
  黄义刚首先以陆九渊对程颐格物观无用的议论开始：
  [黄义刚]问：“陆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说。若以为随事讨论，则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则无所不照，其说亦似省力。”
  [朱熹]曰：“不去随事讨论后，听他胡做，话便信口说，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
  义刚曰：“平时明知此事不是，临时却做错了，随即又悔。此毕竟是精神短后，照烛不逮。”
  [朱熹]曰：“只是断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牵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后，只听他牵去。须是知道那里不可去，我不要随他去。”
  义刚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断制不下，这须是精神强，始得。”
  [朱熹]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错去蹈水火来。若是平时看得分明时，卒然到面前，须解断制。若理会不得时，也须临事时与尽心理会。十分断制不下，则亦无奈何。然亦岂可道晓不得后，但听他。如今有十人，须看他那个好，那个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处得那件是，那件不是。处得是，又有曲折处。而今人读书，全一例说好底，固不是。但取圣人书，而以为后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圣人之言，自是纯粹。但后世人也有说得是底，如汉[董]仲舒之徒。说得是底还他是。然也有不是处，也自可见。须是如此去穷，方是。但所谓格物，也是格未晓底，已自晓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说那难理会底。”①
  《朱子语类》第十八卷还多次述及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谈到的“所当然”“所以为然”这两个说法。《〈大学〉或问》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曾三次提及这两个说法：
  1.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所能为也。②
  2.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③
  3.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①
  另外，在《〈大学〉或问》第一段中，朱熹把这一对说法简略地跟“理”联系起来：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
  对这两个说法，朱熹在答文中做了如下解释：
  [周谟]问：“《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
  [朱熹]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③
  在另一处文字中，朱熹对门人辅广的回答是：
  [辅广]问：“[《或问》]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先生[朱熹]问：“每常如何看？”
  [辅]广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
  [朱熹]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其事所当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学者但止见一边。如去见人，只见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识得那人。且如为忠，为孝，为仁，为义，但只据眼前理会得个皮肤便休，都不曾理会得那彻心彻髓处。以至于天地间造化，固是阳长则生，阴消则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万事，一事各有一理，须是一一理会教彻。不成只说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万物万事，吾知其为万物万事而已。’明道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观他此语，须知有极至之理，非册子上所能载者。”
  [辅]广曰：“大至于阴阳造化，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朱熹]曰：“固是。人须是自向里入深去理会。此个道理，才理会到深处，又易得似禅。须是理会到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门高第游氏（游酢），则分明是投番了。虽上蔡（谢良佐）、龟山（杨时）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终看他未破；时时去他那下探头探脑，心下也须疑它那下有个好处在。大凡为学，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里来。”①
  朱熹的答文又一次清楚地阐释了“所以然”的观念。朱熹最后还指责了受禅宗影响的程颐门人游酢（1053—1123）。尽管程颐的其他弟子如谢良佐（1050—1103）和杨时（1053—1135）并不信禅，但他们的思考方式与禅思的机制并无二致。朱熹在这里以幽默的方式把“入禅”的思考方式比作宋金界河的淮河，“入禅”即越过淮河进入番境，“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定也”。
  《〈大学〉或问》的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列举了九句自《尚书》至邵雍的语句，用以解释以“格物致知”为目的的形而上之理。《朱子语类》第十八卷对上述引文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以使读者进一步理解朱熹的思想。朱熹在文中回答了门人关于《尚书》《左传》和“衷”“中”意义的提问。在朱熹看来，“衷”是人们获得的天赐，而《尚书》中所谓的“上帝降衷”意即“折中”，亦即“正中”：
  [黄卓]问“上帝降衷”。
  [朱熹]曰：“衷，只是中也。”
  又曰：“是恰好处。如折衷，是折两者之半而取中之义。”①
  “衷”是上天所降，在“接受”了“天命”的人看来，其所“受”之“衷”或“命”，就是他们身上的“性”。
  [朱熹]曰：“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为命；以受言，为性。”②
  这也是为什么在朱熹看来，“衷”即天降到人身上的“性”，也等同于人所“受”的“中”：
  [朱熹]曰：“‘衷’字，看来只是个无过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你。与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左传》]刘子（刘康公）所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相似；与《诗》所谓秉彝，张子（张载）所谓万物之一原又不同。须各晓其名字训义之所以异，方见其所谓同。（一云：若说降衷便是秉彝，则不可。若说便是万物一原，则又不可。万物一原，自说万物皆出此也。若统论道理，固是一般，圣贤何故说许多名字？）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去声）者，以中为准则而取正也。[《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当然之则，故民执之以为常道，所以无不好此懿德。”③
  在朱熹的形而上体系中，“衷”“中”“则”是上天对人类的赐予，在人看来，是天降之“命”。这些由天所“与”、由物所“受”的概念，多多少少都是与“性”“理”“道”甚或“太极”相对应的说法。
  [朱熹]曰：“如‘降衷于下民’，这紧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则谓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则谓之性。如云‘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则谓之性，而不谓之衷。所以不同，缘各据他来处与所受处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据天之所与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据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绥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发用处，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说得道理如此缜密，处处皆合。”①
  朱熹的一个门人曾问及是否可以在《左传》“天地之中”的说法与周敦颐的“太极”之间进行对比。朱熹在答文中认为二者名称虽异，所指本为一物：
  陈问：“[《左传》]刘子（刘康公）所谓天地之中，即周子（周敦颐）所谓太极否？”
  [朱熹]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处。上帝降衷，亦是恰好处。极不是中，极之为物，只是在中。如这烛台，中央簪处便是极。从这里比到那里，也恰好，不曾加些；从那里比到这里，也恰好，不曾减些。”②
  最后，朱熹对《左传》的“天地之中”与程子的“天然自有之中”二句进行了比较。在朱熹看来，《左传》里的“中”是“未发”之中，即尚未表现出来的现象，而程子的“中”是“适中”，是“已发”之中，即业已成形的事物。
  [曾祖道]问：“[《左传》]天地之中，[程子]天然自有之中，同否？”
  [朱熹]曰：“[《左传》]天地之中，是未发之中；[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时中。”
  [曾祖道]曰：“然则天地之中是指道体，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
  [朱熹]曰：“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