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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孟子》一书就可以看到有关儒家师系的记载，在该书的最末段，《孟子·尽心下》有如下话语：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①赵岐（108？—201）注曰：
  言五百岁圣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岁，故言“有余岁”也。“见而知之”谓辅佐也；通于大贤次圣者，亦得与在其间，亲见圣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闻而知之”者，圣人相去卓远数百岁之间，变故众多，逾闻前圣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难也。……然而世谓之“无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审也。言“则亦”者，非实无有也，则亦当使为无有也。②
  汉儒认为每五百年有圣人出，而从赵岐的角度来看，汉初的帝王（如汉高祖、汉武帝）或许正是孔子没后五百年的圣人。重点在于“行道”，故曰“见圣人之道而行之”“闻前圣所行而遵之”。据赵岐的看法，在孟子之世儒道没有真的“失传”，只是“当使为无有”，就是“等于失传”。因此有学者称：“孟子盖叹孔子之不得行其道，不能见之行事，而徒托之空言；己之生也，幸而去圣人之世未远，……与乎闻知之列；而道终不行，……仍不得施之天下，见之行事也。……此后学者遂谓此章为道统之说之所由起。此则宋儒之言，非孟子之本旨也。”①
  孟子重点未必是要建立一个“道统”或“师系”，而主要是慨叹时世见不到孔子行政的陈迹。无论如何，孟子此段话对后儒的影响力很大。从朱熹的角度来看，其具有的一些特色，将会变成宋代道学家“道统论”的基础：
  1.孟子所提出的圣人为：尧→舜→禹→商汤→文王→孔子，皆为后儒道统论无可或缺的人物，而且构成一个单独的体系。虽然有时候同时有不同的人参与孟子的系统（如禹与皋陶、商汤与伊尹、文王与太公望等），但不能说这些人物代表了一个支流。以上圣贤没有分歧差异，具有合作状态。
  2.据孟子所云，这些圣贤皆“知‘之’”。“之”所指不明确，赵岐以为“之”是指圣贤所行之“道”，但是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为一个神秘的、不容易用语言来表达的知识。
  3.孟子提出的圣贤，没有师生关系，但有皇帝与大臣相应，可以理解为“治统”。孔子“闻而知之”，但是没有人“见而知”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与诸圣不同，没有参与“治统”，起有重大的转变。
  4.孟子感慨儒家传统今日失传，最后的继承人为孔子。用这样的笔法，孟子通过提高自己最尊重的老师的地位，间接地衬托出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暗示他自己是最后一个继承人。
  5.历史背景的因素很明显：孟子活动在战国时代，诸雄相争，社会不安，他因社会危机而有感悟，担心儒家的传统会灭绝。《孟子》一书的最后一段，最代表孟子对将来的期望。
  言道统说之学者，常常提到唐代的儒家韩愈（768—824）。他适逢社会危机，唐代的中期，安史之乱之后，佛学兴盛，儒家面临穷困的危境。韩愈著名《原道》一篇论“道”云：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①
  韩愈非常推崇孟子，无怪他所提到的人物与孟子略同：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道统的特色，有一些新的理论与孟子存在差别：
  1.韩愈直接提出“道”一词，《孟子》末段未曾提及。当然，赵岐云“亲见圣人之道，而佐行之”已有这样的见解，以为所见、所闻、所行之事即是“道”。韩愈更新鲜的说法是“传”的概念。《孟子》所说“见/闻而知之”，未必是“传道”的意思，不是把“道”从古传到今，而是后代人士据其所“见”、所“闻”而知晓先圣行道之正法。换言之，后人学习古人。韩愈虽与孟子相同，圣人迭起，或中断几百年，但是描述先圣主动把道“传”给后人。换言之，古人教授后人。
  2.韩愈的系统，有当“君”的圣王（周公以前），又有当“臣”的圣儒（孔子以后），但是没有圣王与贤臣互补关系（皋陶、伊尹等贤臣）。这样很明显分为治统（周公以前）与学统（孔子以后）两个时段。
  韩愈有与孟子相同的看法：儒家道统失传，他私底下或许认为自己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然而韩愈《原道》末段又曰：“如之何而可也？……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可见韩愈认为儒道可以真的实现，不是永久泯没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