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道统”论的地位与意义
  近代学者研究宋明以来的儒学，把“道统”概念视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往往认为朱熹是建立“道统”说的核心人物。著名的前辈学者陈荣捷把“道统”论的建立当作朱熹最大贡献之一，与“集诸儒之大成”和“集注《四书》”相提并论，①认为朱熹不但把已存在的道统论系统化，又倡言其重要性，使之成为将来儒术的标准。陈荣捷还指出，“道统”一词为朱熹所首创，②这虽非属实（详见下文），但历来被很多学者接受，更可见朱熹之重大影响力。
  在此，“道”是指儒家的道，“统”乃为系统或传统之意。“道”的概念，在唐代以前为道家专长；“师系”之论，在禅宗盛行。③因此可以说，宋儒建立一个传“儒道”之统，借以把“道”与“师系”的概念从道家、佛家思想争回来。
  而朱熹屡屡提出的道统观，不仅可以证明“道统”概念在宋代极其重要，而且也强烈影响到今日。现代学者，不管是赞许还是反对道统思想，统统把“道统”视为专用词，是指儒家的师系传统。或有学者企图把道统论应用到现代的中国社会，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合著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提出一个“历代相传之道统”，想必为有学之士所尊重。①梁涛基于“新四书”（即《论语》《礼记》《孟子》《荀子》）提出“新道统”来面对西学的挑战。②甚至有学者要建立“新道统论”当作现代中国的“法学奠基”。③
  在朱熹之前已有儒士提出古代圣贤将“道”传给后代的学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商汤，商汤传周文王、武王，之后再传给孔子、孟子。多谓自孟子道统“失其传”，而后辈学者或许有办法让遗失的传统重新复活起来。从尧到武王的代表人皆有天子之位，可称为“治统”，孔子之后的人物皆无天子地位，可称为“学统”。“治统”“学统”的用词已见于宋代文献④，而元人称“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⑤，兼并而论之。
  其实，道统思想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必须分别来讨论：
  1.儒家师系概念有何来源与意义？
  2.“道统”一词是如何产生的？其用法有没有转变？
  3.“道统”“治统”与“学统”有什么关系？学术与政治是分开的，还是相互影响的？
  4.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某一思想背后一定会有一些社会的因素。哪些会促成“道统”思想产生，会有怎样的影响力？
  这些问题范围甚大，在此篇短短的文章仅能够略述一些基本的看法。
  二、孟子与韩愈：儒家师系的原始与“道统”概念的基本特色
  早在《孟子》一书就可以看到有关儒家师系的记载，在该书的最末段，《孟子·尽心下》有如下话语：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①赵岐（108？—201）注曰：
  言五百岁圣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岁，故言“有余岁”也。“见而知之”谓辅佐也；通于大贤次圣者，亦得与在其间，亲见圣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闻而知之”者，圣人相去卓远数百岁之间，变故众多，逾闻前圣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难也。……然而世谓之“无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审也。言“则亦”者，非实无有也，则亦当使为无有也。②
  汉儒认为每五百年有圣人出，而从赵岐的角度来看，汉初的帝王（如汉高祖、汉武帝）或许正是孔子没后五百年的圣人。重点在于“行道”，故曰“见圣人之道而行之”“闻前圣所行而遵之”。据赵岐的看法，在孟子之世儒道没有真的“失传”，只是“当使为无有”，就是“等于失传”。因此有学者称：“孟子盖叹孔子之不得行其道，不能见之行事，而徒托之空言；己之生也，幸而去圣人之世未远，……与乎闻知之列；而道终不行，……仍不得施之天下，见之行事也。……此后学者遂谓此章为道统之说之所由起。此则宋儒之言，非孟子之本旨也。”①
  孟子重点未必是要建立一个“道统”或“师系”，而主要是慨叹时世见不到孔子行政的陈迹。无论如何，孟子此段话对后儒的影响力很大。从朱熹的角度来看，其具有的一些特色，将会变成宋代道学家“道统论”的基础：
  1.孟子所提出的圣人为：尧→舜→禹→商汤→文王→孔子，皆为后儒道统论无可或缺的人物，而且构成一个单独的体系。虽然有时候同时有不同的人参与孟子的系统（如禹与皋陶、商汤与伊尹、文王与太公望等），但不能说这些人物代表了一个支流。以上圣贤没有分歧差异，具有合作状态。
  2.据孟子所云，这些圣贤皆“知‘之’”。“之”所指不明确，赵岐以为“之”是指圣贤所行之“道”，但是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为一个神秘的、不容易用语言来表达的知识。
  3.孟子提出的圣贤，没有师生关系，但有皇帝与大臣相应，可以理解为“治统”。孔子“闻而知之”，但是没有人“见而知”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与诸圣不同，没有参与“治统”，起有重大的转变。
  4.孟子感慨儒家传统今日失传，最后的继承人为孔子。用这样的笔法，孟子通过提高自己最尊重的老师的地位，间接地衬托出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暗示他自己是最后一个继承人。
  5.历史背景的因素很明显：孟子活动在战国时代，诸雄相争，社会不安，他因社会危机而有感悟，担心儒家的传统会灭绝。《孟子》一书的最后一段，最代表孟子对将来的期望。
  言道统说之学者，常常提到唐代的儒家韩愈（768—824）。他适逢社会危机，唐代的中期，安史之乱之后，佛学兴盛，儒家面临穷困的危境。韩愈著名《原道》一篇论“道”云：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①
  韩愈非常推崇孟子，无怪他所提到的人物与孟子略同：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道统的特色，有一些新的理论与孟子存在差别：
  1.韩愈直接提出“道”一词，《孟子》末段未曾提及。当然，赵岐云“亲见圣人之道，而佐行之”已有这样的见解，以为所见、所闻、所行之事即是“道”。韩愈更新鲜的说法是“传”的概念。《孟子》所说“见/闻而知之”，未必是“传道”的意思，不是把“道”从古传到今，而是后代人士据其所“见”、所“闻”而知晓先圣行道之正法。换言之，后人学习古人。韩愈虽与孟子相同，圣人迭起，或中断几百年，但是描述先圣主动把道“传”给后人。换言之，古人教授后人。
  2.韩愈的系统，有当“君”的圣王（周公以前），又有当“臣”的圣儒（孔子以后），但是没有圣王与贤臣互补关系（皋陶、伊尹等贤臣）。这样很明显分为治统（周公以前）与学统（孔子以后）两个时段。
  韩愈有与孟子相同的看法：儒家道统失传，他私底下或许认为自己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然而韩愈《原道》末段又曰：“如之何而可也？……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可见韩愈认为儒道可以真的实现，不是永久泯没于世。
  三、朱熹的“道统”论与余英时的理解
  对于朱熹的“道统”论，往往有学者视其为核心之论说。最著名的出处为《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①
  整篇《序》中三次出现“道统”一词，而朱熹每次用“道统之传”一词，可见他把注意力放在儒道之“传”上面，与韩愈相同。更重要的是，朱熹揭开所传的东西的秘密，孟子云“之”，韩愈云“道”，朱熹说明得更清楚，曰“允执厥中”（语见《尚书·大禹谟》），似乎得《论语·尧曰》首章“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的启发。
  孟子、韩愈皆叹道统失传，朱熹对此却相当乐观，强调孔子有办法“继往圣、开来学”，而其孙子子思为了保护“道学之传”写出《中庸》一篇。朱熹在这里所提出的师系为：尧→舜→禹→成汤→文王→武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朱熹与孟子、韩愈大有不同，绝不认为今世道统失传，倡导宋初道统复兴之说，谓二程兄弟接续孟子之传，没有说二程之后再失传。可见朱熹很确定他自己是继承人。
  朱熹最出名的贡献，就是他把儒家传统叫作“道统”。“道统”一词究竟重不重要，这是待讨论的问题。确实，因为《中庸章句》被当作科举考试的范本，“道统”一词变得很流行，为后世所重视。
  近来诸君子谈论朱熹“道统”说，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余先生在此书中提醒学者，谈道学家思想时不但要分析较为抽象的哲学理论，且要注意到他们的“外王”工夫——从事现实的政治活动，而朱熹道统说刚好可以看到这样综合性的理论。
  一般学者是综合谈“道学”与“道统”，认为“道统”只是道学家的思想系谱而已，但余先生谓“道学”“道统”“道体”有很清楚的界线。
  余先生以为，著名的《中庸章句序》刚好是“正式界定‘道统’”之文，①可以证明，朱熹之所谓“道统”不但是学术传统，而且是一个深厚的政治概念。②儒家学统在朱熹笔下有一些基本的认定：“道统”与“道学”的差别，恰在于“外王”与“内圣”之分辨，而这样的区分，程颐已看出其前景，③不过朱熹之论说更为完善。朱熹言“道统”，是指伏羲经尧、舜、禹到周初上古圣贤相传之正道，那期间圣人是兼具“外王”与“内圣”的君主，而“统”就是“统治”之意。到了后来，君主背离正道，孔子虽受尧、舜、禹、周公等人正传，但是没有得到君位，因此开未来“道学”之传。是故朱熹言孔子“开来学”，而不再言“道统”。反观《中庸章句序》出现“学”一字之处，都是指孔子或子思而言，非上古圣贤。
  另外，余先生又论及“道体”，认为“道体”就是自尧而后相传的基本精神，④《尚书》称之为“允执厥中”等，而《中庸》一篇尤是详论“道体”之奥秘，是故朱熹将“道统”“道学”的论述置于《中庸章句》之前。
  诸儒论朱熹的道统思想，常指出其一生所演变。余氏亦然，言朱熹用“道统”一词的例句，用法有改变。如：1181年《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一文中（这就是余氏认为朱熹最早用“道统”一词的例子），朱熹谓周濂溪先生“承天畀，系道统，所以建端垂绪启佑于我后之人者”。据余先生的说法，朱熹的意思还不明确，把周敦颐归入道统，就是因为道统观念还没有定下来。1183年《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却云“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已可知其谓周敦颐代表“道学”，而非“道统”。《中庸章句序》为朱熹于淳熙己酉（1189）所写，跳过周敦颐而让二程复得自孟子失传之绪乃为朱熹产生定论之表现。而1194年的《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云：“恭惟道统，远自羲、轩。……维颜、曾氏，传得其宗。……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伏羲、轩辕氏（即黄帝）曰“统”，而颜子之后曰“宗”，不叫作“统”，周敦颐与二程并承道学之传，就是证明朱熹之看法已见定局。①
  余先生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是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②换言之，孔子虽然没有亲自经历圣王时代，仅属于后代的“内圣”学者，但是与外王的功用并没有分离。朱熹希望当代的君主必须用符合“道”的标准来治理天下，才可以说是存有“道统”。③
  余先生将朱熹的“道统”“道学”分开论述为“内圣外王兼得”与“内圣独存”，是颇有条理的，其言甚为详尽。虽然朱熹把儒家传统很清楚地分为此两项，然“道统”一词恐怕并未有很清楚的定义。
  首先，朱熹很重视儒家圣贤传道的概念，所以他一去世，门徒亦开始纷纷将朱熹纳入儒道传承体系内。朱熹的高徒黄榦常言“道统”，多做详细论说，却用“道统”一词来概括从尧到朱熹的学统，④与余先生叙述朱熹之道统说相异。当然，黄榦的立场未必与朱熹全然相同，只是黄榦师事朱熹多年，“道统”一词若是甚为朱熹所重视，黄榦必定非常熟悉，不会随意擅改。黄榦希望提高他先师朱熹之地位，将朱熹称为孔子“道学”最重要的继承人，确实可算为足够的推崇。
  更重要的是，朱熹全文有不少例子可以看出他把“道统”一词用在孔子没后贤人的身上。如淳熙六年（1179）朱熹撰写《知南康牒》云：“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①此可证明朱熹运用“道统”一词比余先生所提出的1181年的例子早两年，而且他还将周敦颐纳入“道统”内。这个例句或许可以说与1181年《书濂溪光风霁月亭》相同，是朱熹的早期之论，与1189年的《中庸章句序》不一致。但是朱熹又曰：“颜、曾所以独得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②此封书信为1189年春所写③，言“子贡未得承道统”，但又云“颜、曾独得圣学之传”，意义必为孔子、颜子、曾子承续“道统”之传。④1194年的《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我窃以为，羲、轩言“统”，颜、曾言“宗”，恐怕是因为朱熹不想重复运用同一个字当作押韵，未必有更深入的意思。再者，《中庸章句序》言孟子“承先圣之统”，在此“统”不可能是余英时所提出的“治统”之意。另外，《中庸章句序》末句言“熹……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⑤，必是以“道统”概括儒家传道全部的系统（从尧到宋代）。一般来讲，朱熹论学术问题的词汇用得一清二楚。余英时发掘“治统”与“学统”的界线，一定是朱熹的核心思想，但他不一定用“道统”“道学”两个词来划分。
  朱熹论孟子没后儒道传承的圣贤，亦有不同版本。有学者认为，朱熹把二程兄弟视为道统的直接继承人，⑥此见解主要有鉴于《中庸章句序》。但是朱熹上述引文多言周敦颐系“道统”、传“道学”，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而在1193年《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朱熹仍然曰周敦颐“实得孔、孟不传之绪”①，因此我们不能说二程接续孟子不传之绪为朱熹的定论。仔细观之，实际上朱熹的说法因文体而异：言周敦颐者，皆为学堂记或周敦颐祠记，而《中庸章句》主要描述《中庸》的传统，故曰孟子“推明是书”（指《中庸》）来继承“先圣之统”，而程子才能因子思之“语”来“得其心”。②周敦颐虽然曾曰“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③，引申《中庸》首章“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④一语，但朱熹评周敦颐此说为“与《中庸》不合”⑤。与之相反，二程有关《中庸》传承的记载最为明确，把《中庸》当作“孔门传授心法”⑥，又谓“《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卷书”⑦。朱熹将二程此类语编成小文章，置于《中庸章句》之首，提为“子程子曰”。⑧这样来看，二程在朱子中庸学的体系中当然为最杰出的人物，因此他在《中庸章句序》中给二程留有特别重要的位子。
  四、在朱熹之前“道统”一词之用法与宋代开业论
  “道统”一词非朱熹所首创，20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论及，但较少为人所注意。①近来有学者用查询电子资料库的方法，找出更多例子。②“道统”一词，似乎是朱熹从他友人张栻（1133—1180）那里得来的。李流谦（1123—1176）于1164年之前写信给张栻的父亲张浚（1097—1164），目的是让张浚收他为门徒。李流谦把“道统”视为学术性的传统，老师传给学生，而又认为道统等于是“千载之绝学”。陈概（生卒年不详）写于1172年的书信，载于张栻《南轩集》，亦有“欲请足下本六经、《语》、《孟》遗意，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③一段，比朱熹首用“道统”一词早几年。④可见，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三次运用“道统之传”的套语，恐亦非属其首创。
  笔者曾发表论文探讨“道统”一词在北宋之前的用法。⑤略论之，据笔者目前所知，“道统”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622—697）的墓志铭。盖氏著有《道统》一书十卷，其具体内容虽不明，但必属儒家之类。⑥
  北宋学者李若水（1093—1127）曾用“道统”一词来弘扬宋代的建立者太祖皇帝赵匡胤（927—976），可知“道统”对他来讲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刘才邵（1086—1158）亦有政治性的想法，视尧舜三代为“道统”兴盛之际，而后代人士离道统愈来愈疏远。
  把“道统”纯视为“治统”，在南宋亦不乏例证。范处义撰《诗补传》曰：“历观古之帝王道统之传，虽曰一揆前乎文王，或世远而事罕传，或世衰而事已驳，求其王者与后妃两尽其道，莫若文王、大姒，故取之为万世表准。”①在此，“道统”无疑指古代圣王之业。《诗补传》全书未曾引用朱子语，似乎没有受到朱熹道统论的影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认定《韩诗外传》为绍兴年间（1131—1162）之作品，比朱熹、陈概首用“道统之传”早许多年。《诗疑辨证》卷五亦曰：“范处义在朱子之前者也。”②
  在南宋中后期，儒家言宋代的学统，仍然与治统密切相关。论周敦颐接续道统，多是与宋朝创业一起谈的。如朱熹的好朋友张栻于1178年有云：“宋有天下，明圣相继，承平日久，元气胥会，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巨儒，磊落相望。于是时，濂溪先生实出于舂陵焉。”③
  “昭陵”是指宋朝第四代皇帝仁宗（1022—1063年在位）。张栻在这一段把周敦颐道统的复兴与宋代开业一起谈，曰“宋有天下”，曰“元气胥会”，就是这类用词。
  宋代皇朝与学术传统之关系，亦可见于王佖（1275年在世）的文章，其《江州州学四先生词记》云：“至我朝文明启运，五星集奎，笃生英哲，绍厥统绪。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特出。独造道奥，由天所授，不待师传。……六飞来渡，道与之南。”④
  此段与张栻相同，将北宋开业与周敦颐接续道统相提并论。再云“道与之南”，是指1127年宋高宗迁都杭州之后，儒家的道统跟着移到南方，可见学统与治统有神秘的联系。
  五、结论
  笔者以为，在探讨道统问题时必须考虑下列状况：
  1.朱熹既然没有创造“道统”一词，那究竟是谁发明的，这应该不是很重要。最主要的，一则是“道统”一词背后的观念，二则是“道统”观念或“道统”一词的普遍性。朱熹的门徒对后代的道统观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从朱熹的门徒黄榦开始，“道统”一词变得十分热门，开始普遍化，而道统的体系亦稳定下来。黄榦等人这样的做法，自然亦是为了要提高其先师朱熹的重要地位。
  2.朱熹本身对“道统”“道学”等词的用法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对他而言，恐怕这些词不是像后人认为的那样重要。“道统”有时候可能只是指上古圣王，有时候是包括周敦颐的，有时候是从孟子直接跳到二程兄弟。这种现象未必是因为朱熹一生的想法有变化，而有可能只是朱熹道统思想的用词终身还没有定下来。毫无疑问，上古圣王到周公、孔子到宋朝，很明显代表“内圣外王兼得”与“内圣独存”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只是未必可以用“道统”“道学”两词来代表。而余先生所说朱熹言“道统”与“道学”未必是同样的意思，是给了我们很重要的讯息。
  3.分析朱熹的文献时，必须注意到文体的特征与先后文的内容。比如说，《中庸章句序》的道学传统是从孟子跳到二程的，忽略周敦颐的原因应该不是因为他本身不重要，而是跟《中庸》有关：周敦颐主要在易学下功夫，而中庸学却是二程兄弟专长的领域。反之，如《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一文，是要祭祀周敦颐的，当然要郑重提出周敦颐在接续道统上的枢纽作用。
  4.宋人很推崇自己的朝代，必有一种“爱本朝思想”。南宋人受异族人（金人、蒙古人）压迫，恐惧感特别深，感到儒学传统将来会有危险，因此与孟子、韩愈相同，更有理由提倡道统论。除哲学性的考虑之外，这种“爱本朝思想”，有可能就是朱熹忽视韩愈而只收入周敦颐、二程等人于道统内的原因所在。①
  以上略述拙劣之见，请多指正。

①陈荣捷：《朱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2、13～18页。 ②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429页。 ③钱穆：《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6页。 ①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载黄克剑、钟小霖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475～525、486页。 ②梁涛：《“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③魏惇友：《新道统论法哲学与现代中国法学的兴起》，《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④[宋]陆游曰：“兹盖伏遇某官，道尊皇极学统圣传。”《谢费枢密启》，载《四库全书》电子版《渭南文集》卷12，迪志文化，1999年，第11b页。[宋]林希逸曰：“纲纪既定，而示以正大光明之道，则治统得矣。”《太玄精语》，载《四库全书》电子版《竹溪鬳斋十一槁续集》卷25，迪志文化，1999年，第22b页。 ⑤[元]杨维桢：《三史正统辨》，载《四库全书》电子版《辍耕录》卷3，迪志文化，1999年，第10a页。 ①《孟子注疏》卷14b，[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80页。 ②同上。 ①蒋伯潜：《四书读本·孟子》，启明书局，1996年，第375页。 ①[唐]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1，载《四部丛刊》第679册，第1a3b页。 ①《四书章句集注》，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30页。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页。 ②同上注，第8页。 ③同上注，第32页。 ④同上注，第23页。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3～14页。 ②同上注，第23页。 ③同上注，第25页。 ④[宋]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载《四库全书》电子版《勉斋集》卷3，第19a～b页。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2页。 ②《答陆子静》，《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1，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76页。 ③3RogerDarrobers，ZhuXiLuJiuyuan-Unecontroverselettrée-CorrespondancephilosophiquesurleTaiji，Paris：LesBellesLettres，2012，p.100. ④祝平次：《评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 ⑤《四书章句集注》，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⑥陈逢源：《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里仁书局，2006年，第398页；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58页。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03页。 ②《四书章句集注》，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③《通书·师第七》，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④《四书章句集注》，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⑤《通书·师第七》，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⑥《河南程氏外书》卷11，载[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411页。 ⑦《河南程氏遗书》卷15，载[宋]程、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153页。 ⑧《四书章句集注》，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①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台大中文学报》，1995年第4期；AnneCheng，Histoiredelapenséechinoise，Paris：éditionsduSeuil，1997，p.522。 ②ChristianSoffel，HoytClevelandTillman，Cultural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China—ExploringlssueswitheZhongyongandtheDaotongduringtheSong，JinandYuanDynasties，Wiesbaden：FranzSteinerVerlag，2012，pp.90-94. ③[宋]张栻；《答陈平甫》，载《四库全书》电子版《南轩集》卷30，第15b页。 ④祝平次：《评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 ⑤〔德〕苏费翔：《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载陈来、朱杰人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88页。 ⑥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台大中文学报》，1995年第4期；AnneCheng，Histoiredelapenséechinoise，Paris：éditionsduSeuil，1997，p.522。 ①[宋]范处义：《诗补传》，载《四库全书》电子版卷1，第1b页。 ②[清]黄中松：《诗疑辨证》，载《四库全书》电子版卷5，第30b页。 ③[宋]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载《四库全书》电子版《南轩集》卷10，第5b～6a页。 ④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整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岳麓书社，2006年，第176页。 ①ChristianSoffel，HoytClevelandTillman，Cultural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China—ExploringIssueswiththeZhongyongandtheDaotongduringtheSong，JinandYuanDynasties，Wiesbaden：FranzSteinerVerlag，2012，pp.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