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问：“‘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两边都有证据，将何从？义刚录云：“这个难稽考，莫去理会这个。”某向来只管理会此，不放下，竟担阁了。吾友读书不多，不见得此等处。某读书多后，有时此字也不敢唤做此字。如《家语》周公祝成王冠辞：‘近尔民，远尔年，啬尔时，惠尔财，亲贤任能。’近尔民，言得民之亲爱也；远尔年，言寿也。‘年’与‘民’叶，音纫；‘能’与‘财’叶，囊来反；与‘时’叶，音尼。‘财’音慈。”义刚录云：“‘能’字通得三音，若作十灰韵，则与‘才’字叶，与‘时’字又不叶。今更不可理会。据今叶‘时’字，则当作‘尼’字读。”淳。
  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自过了，何用更造桥梁？古人只是寒时造桥度人，若暖时又只时教他自从水里过。看来古时桥也只是小桥子，不似如今石桥浮桥恁地好。义刚。
  《春秋传》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唤做“元”？如程子曰：“天子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传》曰：“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得而后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说得有根源。闳祖。
  “胡文定说《春秋》‘公即位’，终是不通。且逾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庙？胡文定却说是冢宰摄行。他事可摄，即位岂可摄？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诰》，东坡道是召公失礼处。想古时是这般大事，必有个权宜，如借吉之例。”或问：“《金縢》，前辈谓非全书。”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说，只缘人看错了。此乃周公诚意笃切，以庶几其万一。‘丕子之责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责任，如今人说话，他要个人来服事。周公便说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艺，自能服事天。”贺孙。
  《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孙明复之说。闳祖。孙明复云：“文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与此不称夫人义同，讥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贬也。”
  义刚曰：“庄公见颍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渐渐明了。考叔当时闻庄公之事而欲见之，此是欲拨动他机。及其既动，却好开明义理之说，使其心豁然知有天伦之亲。今却教恁地做，则母子全恩，依旧不出于真理。此其母子之间虽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莹然消释。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复开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细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伯恭《博议》时，他便都是这般议论。恁地忒细碎，不济得事。且如这样，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变，故且教他恁地做。这且得他全得大义，未暇计较这个，又何必如此去论他？”义刚。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说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问：“《左传》于释经处但略过，如何？”曰：“他释经也有好处。如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样处，说得也好，盖说得阔。”又问：“‘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这也不可谓知人。”曰：“这样处，却说得无巴鼻。如《公羊》说，宣公却是宋之罪脑。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都是胡撰。他去圣人远了，只是想像胡说。”或问：“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丘明。”义刚。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说，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庙。人杰。二年。
  问：“石碏谏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将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杀那桓公。”又问：“如何不禁其子与州吁游？”曰：“次第是石碏老后，奈儿子不何。”又问：“杀之，如何要引他从陈去？忽然陈不杀，却如何。”曰：“如吃饭样，不成说道吃不得后，便不吃，也只得吃。”义刚。二年。
  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云：“或谓‘矢’，如‘皋陶矢厥谟’之‘矢’。”曰：“便是乱说。今据《传》曰：“‘则君不射’，则‘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无事，陈鱼不只写作‘陈’字，却要下个‘矢’字则么？‘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说。据他上文，则无此意。”义刚。五年。
  “郑人来渝平。”渝，变也。盖鲁先与宋好，郑人却来渝平，谓变渝旧盟，以从新好也。《公》《谷》作“输平”。胡文定谓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输”，则渝之义自在其中。如秦《诅楚文》云：“变输盟刺。”若字义则是如此，其文意则只是“渝”字也。铢。六年。
  因言勇而无刚，曰：“刚与勇不同：勇只是敢为，刚有坚强之意。”闳祖。九年。
  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说者谓，以喻时王不能赏罚。若如是，孔子亦可谓大迂阔矣！某尝谓，说《春秋》者只好独自说，不可与人论难。盖自说，则横说竖说皆可，论难著便说不行。必大。桓四年七年。
  《春秋》书“蔡人杀陈佗”，此是夫子据鲁史书之。佗之弑君，初不见于经者，亦是鲁史无之耳。广。六年。
  问：“书蔡威侯，文定以为蔡季之贤，知请谥，如何？”曰：“此只是文误。”人杰。十七年。
  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会而不复雠，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他当初只是据事如此写在，如何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杀之初，便合与他理会。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雠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赴愬处，庄公又无理会，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室，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是叛周。”曰：“使庄公当初自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更赴桓公之会否？”曰：“他若是能杀襄公，他却自会做伯主，不用去随桓公。若是如此，便是这事结绝了。”文蔚。僩录详见本朝六。
  荆楚初书国，后进称“人”，称爵，乃自是他初间不敢骤交于中国，故从卑称。后渐大，故称爵。贺孙。庄十年。
  “成风事季友，与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书‘季子来归’，是也。”人杰谓：“季子既归，而闵公被弑，庆父出奔。季子不能讨贼，是其意在于立僖公也。”先生曰：“纵失庆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恶。今《春秋》不贬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晓。盖如高子、仲孙之徒，只是旧史书之，圣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书之者，欲见当时事迹，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若谓季子为命大夫，则叔孙婼尝受命服，何为书名乎？”人杰。闵元年。
  “《春秋》书‘季子来归’，恐只是因旧史之文书之，如此宽看尚可。若谓‘《春秋》谨严’，便没理会。或只是鲁乱已甚，后来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顿得个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与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恶与庆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则此一经乃沦三纲、斁九法之书尔！当时公子牙无罪，又用药毒杀了。季子赐族，此亦只是时君恩意，如秦呼吕不韦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虽来归，亦有放走庆父之罪。”曰：“放走庆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亦治庆父不得。”必大。〓录云：“‘《春秋》书“季子来归”，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后来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论其已前罪过。’正淳曰：‘说者谓是国人喜季子之来，望其讨庆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书之。及后来不能治庆父，则季子之可贬者亦可见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庆父，先已自有罪过了！’”
  问季友之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诸家都言季友‘来归’，为圣人美之之辞。据某看此一句，正是圣人著季氏所以专国为祸之基。又，‘成风闻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记此数句，亦有说话。成风没巴鼻，事他则甚？据某看，此等人皆鲁国之贼耳！”又问子家子。曰：“它却是忠于昭公。只是也无计画，不过只欲劝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来请而归鲁耳。昭公所以不归，必是要逐季氏而后归也。当时列国之大夫，如晋之栾，鲁之季氏，郑之伯有之徒，国国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真所谓五浊恶世，不成世界！孔子说：‘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不知如何地做？从何处做起？某实晓不得。”或曰：“相鲁可见。”曰：“他合下只说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说五年七年可‘为政于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说出来。孟子自担负不浅，不知怎生做也。”僩。
  “‘季子来归’，如‘高子来盟’‘齐、仲孙来’之类。当时鲁国内乱，得一季子归国，则国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鲁史喜而书之。夫子直书史家之辞。其实季子无状，观于成风事之可见。一书‘季子来归’，而季氏得政，权去公室之渐，皆由此起矣。”问：“鲁君弑而书‘薨’，如何？”曰：“如晋史书赵盾弑君，齐史书崔杼弑君，鲁却不然，盖恐是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韩宣子所谓周礼在鲁者，亦其一事也。”问诸侯书“卒”。曰：“刘道原尝言之，此固当书‘卒’。”问：“鲁君书‘薨’，而诸侯书‘卒’；内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别内外之辞。”曰：“固是。且如今虏主死，其国必来告哀，史官必书虏主之死。若虏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书之也。但书‘王猛’，又书‘王子猛’，皆不可晓。所谓‘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据《春秋》例以为之说耳。”人杰。
  “齐桓公较正当，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见出，有事时只是遣人出整顿。《春秋》每称‘齐人’。《左传》上全不曾载许多事，却载之于《国语》，及出《孟子》。吕丈言，《左传》不欲见桓公许多不美处，要为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载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载。”曰：“《左氏》有许多意思时，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载，无便不载。说得意思回互如此，岂不教坏了人！晋文公诡谲，如侵曹，伐卫，皆是当时出时不礼之私，却只名谓‘治其从楚’。如书‘晋侯伐卫’，辞意可见。又书‘楚人救卫’，如书‘救’，皆是美意。中国之诸侯，晋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来救！如‘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楚人救卫’，其辞皆圣人笔削，要来此处看义理。今人作《春秋》义，都只是论利害。晋侯侵伐皆自出。”扬。僖四年。
  问：“齐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齐谋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谋也。”问：“《国语》《左传》皆是左氏编，何故载齐桓公于《国语》，而不载于《左传》？”曰：“不知二书作之先后。温公言先作《国语》，次作《传》。又有一相识言，先《左传》，次《国语》，《国语》较老如《左传》。后看之，似然。”扬。
  昔尝闻长上言，齐威公伐楚，不责以僭王之罪者，盖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个率然不思后手者。当时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问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齐岂遽保其必胜楚哉？及闻先生言及，亦以为然。壮祖。
  《春秋》书“会王世子”，与齐威公也。广。五年
  晋里克事，只以《春秋》所书，未见其是非。《国语》载骊姬阴托里克之妻，其后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说。他当时只难里克，里克若不变，太子可安。由是观之，里克之罪明矣。后来杀奚齐、卓子，亦自快国人之意，且与申生伸冤。如《春秋》所书，多有不可晓。如里克等事，只当时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后世乎？如蔡人杀陈佗，都不曾有陈佗弑君踪迹。“会王世子”，却是威公做得好。贺孙。九年。
  或问：“《春秋》书‘晋杀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见有可取者，但始终一节，死君之难，亦可取耳。后又书‘晋杀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讨之也。然克之罪则在中立。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国语》中所载甚详。”广。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立奚齐，荀息便谓‘君命立之，臣安敢贰’？略不能谏君以义，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郑谓‘从君之义，不从君之惑’，所见甚正，只是后来却做不彻。”曰：“他倒了处，便在那中立上。天下无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骊姬一许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祸。正如隋高祖篡周，韦孝宽初甚不能平，一见众人被杀，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几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气闷。”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处。”曰：“全然不是，岂止有不是处？只是办得一死，亦是难事。”文蔚曰：“里克当献公在时，不能极力理会；及献公死后，却杀奚齐，此亦未是。”曰：“这般事便是难说。献公在日，与他说不听，又怎生奈何得他？后来亦用理会，只是不合杀了他。”文蔚。
  吴、楚盟会不书王，恐是吴、楚当时虽自称王于其国，至与诸侯盟会，则未必称也。闳祖。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未尝书名。“卫侯毁灭邢”，说者以为灭同姓之故。今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毁”卒，恐是因而传写之误，亦未可知。又曰：“鲁君书‘薨’，外诸侯书‘卒’。刘原父答温公书，谓‘薨’者，臣子之词。温公亦以为然。以‘卒’为贬词者，恐亦非是。”人杰。二十五年。
  臧文仲废六关，若以为不知利害而轻废，则但可言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远，不可考耳。有言：“臧文仲知征之为害而去之，遂并无以识察奸伪，故先生云然。”方子。文二年。
  僖公、成风，与东晋、简文帝、郑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义。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并配。当时群臣亦尝争之，为其创见也。后来遂以为常，此礼于是乎紊矣。人杰。四年。
  胡氏《春秋》，文八年记公孙敖事云：“色出于性，淫出于气。”其说原于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于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节之以礼，制之以义，便是恶。故孟子于此只云“君子不谓性也”，其语便自无病。又曰：“李先生尝论公孙敖事，只如京师不至而复，便是大不恭。鲁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于经文甚当，盖经初无从己氏之说。”㽦。人杰录云：“胡氏只贬他从己氏之过。经文元不及此事。”八年。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齐”，恐是当时史官所书如此。盖为如今鲁史不存，无以知何者是旧文，何者是圣人笔削，怎见得圣人之意？闳祖。宣元年。
  晋“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而以卿为公室大夫，这个便是六卿分晋之渐。始骊姬谋逐群公子，欲立奚齐、卓子尔。后来遂以为例，则疑六卿之阴谋也。然亦不可晓。僩。三年。
  植因举楚人“卒偏之两”，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广有百七十五人，二广计三百五十。楚分为左、右广，前后更番。””植。十二年。
  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责宋、郑，正以其叛中国而从夷狄尔。中间讳言此事，故学者不敢正言，今犹守之而不变，此不知时务之过也。罪其贰霸，亦非是。《春秋》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国耳。此章，先生亲具章浦县学课簿。道夫。
  先生问人杰：“记《左传》分谤事否？”人杰以韩献子将杀人，郤献子驰救不及，使速以徇对。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违命而济，乃谓‘与其专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见识！当时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动，召先縠而诛之。”人杰曰：“若如此，岂止全军，虽进而救郑可也。”因问：“韩厥杀人事，在郤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驰救，则杀之未得为是。然这事却且莫管。”因云：“当时楚孙叔敖不欲战，伍参争之。若事有合争处，须当力争，不可苟徇人情也。”人杰。成二年。
  问：“‘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气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义礼智，曷常有形象来？凡无形者谓之理，若气，则谓之生也。清者是气，浊者是形。气是魂，谓之精；血是魄，谓之质。所谓‘精气为物’，须是此两个相交感，便能成物；‘游魂为变’，所禀之气至此已尽，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阳者，气也，魂也，归于天；阴者，质也，魄也，降于地，谓之死也。知生则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后节次如此也。”因说：“鬼神者，造化之迹。且如起风做雨，震雷闪电，花生花结，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见说鬼事，便以为怪。世间自有个道理如此，不可谓无，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阴阳不正之气，不须惊惑。所以夫子‘不语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语耳。南轩说无，便不是了。”明作。成十三年。
  胡解“晋弑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为栾书出脱。曾问胡伯逢，伯逢曰：“厉公无道，但当废之。”闳祖。十八年。
  因问：“胡氏传栾书弑晋厉公事，其意若许栾书之弑，何也？”曰：“旧亦尝疑之，后见文定之甥范伯达而问焉。伯达曰：‘文定之意，盖以为栾书执国之政，而厉公无道如此，亦不得坐视。为书之计，厉公可废而不可杀也。’”洽言：“《传》中全不见此意。”曰：“文定既以为当如此作传，虽不可明言，岂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数百言，而其意绝不可晓，是亦拙于传经者也。”洽。
  杨至之问晋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观当初人去周迎他时，只十四岁，他说几句话便乖，便有操有纵。才归晋，做得便别。当时厉公恁地弄得狼当，被人撺掇，胡乱杀了，晋室大段费力。及悼公归来，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积阴，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为之一新！”又问：“胜威文否？”曰：“尽胜。但威文是白地做起来，悼公是见成基址。某尝谓，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义刚。
  杨至之问：“《左传》‘元者体之长’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语？抑古有此语？”曰：“或是古已有此语，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传》又云‘克己复礼，仁也’。‘克己复礼’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语。”淳。襄九年。
  子上问：“郑伯以女乐赂晋悼公，如何有歌钟二肆？”曰：“郑、卫之音，与先王之乐，其器同，止是其音异。”璘。十一年。
  问：“《左氏》驹支之辩，刘侍读以为无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语衣服，不与华同’，又却能赋《青蝇》，何也？又，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撺掇申生之死，乃数公也。申生以闵二年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数公议论如此，献公更举事不得，便有‘逆诈、亿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书都是这意思，文章浮艳，更无事实。盖周衰时，自有这一等迂阔人。观《国语》之文，可见周之衰也。某尝读宣王欲籍千亩事，便心烦。及战国时人，却尚事实，观太史公《史记》可见。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胡服，甘龙与卫鞅争变法，其他如苏张之辩，莫不皆然。卫鞅之在魏，其相公孙座劝魏君用之；不然，须杀之。魏君不从，则又与鞅明言之。鞅以为不能用我，焉能杀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观孝公下令数语，如此气势，乃是吞六国规模。鞅之初见孝公，说以帝道王道，想见好笑，其实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坚孝公之心，后来迂阔之说，更不能入。使当时无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观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记》所载事实，《左氏》安得有此！”人杰。十四年。
  季札辞国，不为尽是。扬。
  问：“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辞国以生乱，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无受。”
  问：“季札观乐，如何知得如此之审？”曰：“此是左氏妆点出来，亦自难信。如闻齐乐而曰‘国未可量’，然一再传而为田氏，乌在其为未可量也！此处皆是难信处。”时举。二十九年。
  或问：“子产相郑，铸《刑书》，作丘赋，时人不以为然。是他不达‘为国以礼’底道理，徒恃法制以为国，故郑国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这里。观他与韩宣子争时，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挠他时，则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过。亦缘当时列国世卿，每国须有三两族强大，根株盘互，势力相依倚，卒急动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论，便可逐去。故当时自有一般议论，如韩献子‘分谤’之说，只是要大家含糊过，不要见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鲁以相忍为国，意思都如此。后来张文潜深取之，故其所著虽连篇累牍，不过只是这一意。”广。昭六年。
  《左传》“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预煞费力去解。后王肃只解作刑罚之“刑”，甚易晓，便是杜预不及他。李百药也有两处说，皆作“刑罚”字说。义刚。十二年。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作“形”字解者，胡说。今《家语》作“刑民”，注云“伤也”，极分晓。盖言伤民之力以为养，而无餍足之心也。又如《礼记》中说“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为是。盖“有”字似“耆”字，“物”字似“欲”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开”字之“门”，必误无疑。今欲作“有开”解，亦可，但无意思尔。王肃所引证，也有好处。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僩。
  齐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礼可以已之”，不知他当时所谓札，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张。焘。二十六年。
  春秋权臣得政者，皆是厚施于民。故晏子对景公之辞曰：“在礼，家施不及国。”乃先王防闲之意。人杰
  或问：“申包胥如秦乞师，哀公为之赋《无衣》，不知是作此诗，还只是歌此诗？”曰：“赋诗在他书无所见，只是《国语》与《左传》说，皆出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传》前面说许穆夫人赋《载驰》，高克赋《清人》，皆是说作此诗。到晋文公赋《河水》以后，如赋《鹿鸣》《四牡》之类，皆只是歌诵其诗，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说多难信。如晋范宣子责姜戎不与会，姜戎曰：‘我诸戎贽币不通，言语不同，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既说言语不同，又却会恁地说，又会诵《诗》，此不可晓。”胡泳。定四年。
  问：“夹谷之会，孔子数语，何以能却莱人之兵？”曰：“毕竟齐常常欺鲁，鲁常常不能与之争，却忽然被一个人来以礼问他，他如何不动！如蔺相如秦王击缶，亦是秦常欺得赵过，忽然被一个人恁地硬掁，他如何不动！”焘。十年。
  圣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厌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罗绍威，其兵强于诸镇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驯于其主，罗甚恶之；一日尽杀之，其镇遂弱，为邻镇所欺，乃方大悔。”扬。十二年。
  《春秋》获麟，某不敢指定是书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时，被人杀了，是不祥。淳。
  陈仲亨问：“晋三卿为诸侯，司马、胡氏之说孰正？”曰：“胡氏说也是如此。但他也只从《春秋》中间说起，这却不特如此。盖自平王以来，便恁地无理会了。缘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没奈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时，天王尚略略有战伐之属，到后来都无事。及到定、哀之后，更不敢说著他。然其初只是诸侯出来抗衡，到后来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来做。及大夫稍做得没奈何，又被倍臣出来做。这便似唐之藩镇样，其初是节度抗衡，后来牙将、孔目官、虞候之属，皆杀了节度使后出来做。当时被他出来握天下之权，恣意恁地做后，更没奈他何，这个自是其势必如此。如夫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段，这个说得极分晓。”义刚。附此。
  问：“‘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为左右相，如何又主二伯事？”曰：“此《春秋》说所未详，如《顾命》说召公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所可见者，其略如此。”《公羊》隐五年。
  《春秋传》毁庙之道，改涂易檐；言不是尽除，只改其灰节，易其屋檐而已。”义刚。
  天子之庙，“复庙重檐”。“檐”，音檐。又曰：“毁庙之制，改涂可也，易檐可也。”铢。
  问：“《谷梁》释‘夫人孙于齐’，其文义如何？”曰：“‘始人之也’，犹言始以人道治庄公也。命，犹名也，犹曰‘若于道’，‘若于言’，天人皆以为然，则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谨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齐、鲁之儒多质实，当时或传诵师说，见理不明，故其言多不伦。《礼记》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义者左也’，道他不是，不得。”人杰。《谷梁》庄元年。
  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明道正谊、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长短。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伯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伯者作耶？若是为伯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已前《春秋》文字虽觕，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㝢。论治经之弊。
  《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今人做义，且做得齐威晋文优劣论。淳。
  《春秋》之作不为晋国伯业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岁言《春秋》者之通病也。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此亦先生亲笔。道夫。
  问：“今科举习《春秋》学，只将伯者事业缠在心胸；则《春秋》，先儒谓尊王之书，其然邪？”曰：“公莫道这个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得应之。今将《六经》做时文，最说得无道理是《易》与《春秋》。他经犹自可。”容。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将许多权谋变诈为说，气象局促，不识圣人之意，不论王道之得失，而言伯业之盛衰，失其旨远矣！“公即位”，要必当时别有即位礼数，不书即位者，此礼不备故也。今不可考，其义难见。诸家之说，所以纷纷。“晋侯侵曹”，“晋侯伐卫”，皆是文公谲处，考之《左氏》可见，皆所以致楚师也。谟。
  “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如此，不是圣经，却成一个百将传。”因说：“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却说得圣人大意出。年来一味巧曲，但将孟子‘何以利吾国’句说尽一部《春秋》。这文字不是今时方恁地。自秦师垣主和议，一时去趋媚他，《春秋》义才出会夷狄处。此最是《春秋》诛绝底事，人却都做好说！看来此书自将来做文字不得；才说出，便有忌讳。常劝人不必做此经，他经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这处也是世变。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来，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下。使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意思，圣人亦不解作得。”因问文定《春秋》。曰：“某相识中多有不取其说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谊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不知圣人将死，作一部书如此，感麟涕泣，雨泪沾襟，这般意思是岂徒然！”’问：“《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以此书为伪，某看来不是董子书。”又言：“吕舍人《春秋》却好，白直说去，卷首与末梢又好，中间不似。伯恭以为此书只妆点为说。”㝢。道夫录云：“近时言《春秋》者，皆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春秋之作，盖以当时人欲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㝢其褒贬。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极是严紧，一字不轻易。若如今之说，只是个权谋智略兵机谲诈之书尔。圣人晚年痛哭流涕，笔为此书，岂肯恁地纤巧！岂至恁地不济事！”
  《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夷狄。然圣人当初作经，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自秦桧和戎之后，士人讳言内外，而《春秋》大义晦矣！淳。
  问：“《春秋》一经，夫子亲笔，先生不可使此一经不明于天下后世。”曰：“某实看不得。”问：“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难？”曰：“劈头一个‘王正月’，便说不去。”刘曰：“《六经》无建子月，惟是《礼记》《杂记》中有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见说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来作闹：‘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鹘突。‘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气较暖，便可涉过，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过。止有此处说，其他便不可说。”刘云：“若看《春秋》，要信《传》不可。”曰：“如何见得？”曰：“‘天王使宰咺来归仲子之赐’，《传》谓‘预凶事’，此非人情。天王归赗于鲁，正要得牢笼鲁。这人未死，却归之赗，正所以怒鲁也。”曰：“天王正以此厚鲁。古人却不讳死。”举汉、梁王事云云；又“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一段。先生举此大笑，云：“以一个人家，一火人扛个棺榇入来哭，岂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国，以棺随其后，使人抬扛个棺榇随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讳凶事。”砥。㝢录略。以下自言不解《春秋》。
  《春秋》，某煞有不可晓处，不知是圣人真个说底话否。泳
  问：“先生于《二礼》《书》《春秋》未有说，何也？”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在册子上。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以己意猜传，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唯伊川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与后来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远矣。《书》中间亦极有难考处，只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目见者，皆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会。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牵车牛远服贾’，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解将去固易，岂免有疑？《礼经》要须编成门类，如冠、昏、丧、祭，及他杂碎礼数，皆须分门类编出，考其异同，而订其当否，方见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与后人。”赵几道又问：“《礼》合如何修？”曰：“《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大雅。
  《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如郑伯髡顽之事，传家甚异。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