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春秋》煞有不可晓处。泳。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义刚。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闳祖。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淳。义刚录云：“某不敢似诸公道圣人是于一字半字上定去取圣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见当时治乱兴衰；见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无统属，及五伯出来如此扶持，方有统属。恁地，便见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后同。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人杰。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某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威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至作《春秋》，却因恶鲁威而及天子，可谓“桑树著刀，榖树汁出”者！鲁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著，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人杰。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谟。
书“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礼，而有书“人”者，此类亦不可晓。闳祖。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人杰。
“世间人解经，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孔子只因旧史而作《春秋》，非有许多曲折。且如书郑忽与突事，才书‘忽’，又书‘郑、忽’，又书‘郑伯、突’，胡文定便要说突有君国之德，须要因‘郑伯’两字上求他是处，似此皆是杜撰。大概自成、襄已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如何却说圣人予其爵，削其爵，赏其功，罚其罪？是甚说话！”祖道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写取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说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其爵之有无与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夺他不得。”祖道。人杰录云：“苏子由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说亦是。既书‘郑伯、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实而书。隐、威之世，时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亦但据史册而写出耳。”
或说：“沈卿说《春秋》，云：‘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如“克段”之书，而兄弟之义自见；如蔑之书，而私盟之罪自见；来赗仲子，便自见得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圣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尝规规于褒贬？’”曰：“只是中间不可以一例说，自有晓不得处。公且道如‘翚帅师’之类，是如何？”曰：“未赐族，如挟、柔、无骇之类。无骇，鲁卿，隐二年书‘无骇’，九年书‘挟卒’，庄十一年书‘柔’，皆未命也。到庄以后，却不待赐，而诸侯自予之。”曰：“便是这般所在，那里见得这个是赐？那个是未赐？《三传》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史较详。《国语》与《左传》似出一手，然《国语》使人厌看，如齐、楚、吴、越诸处又精采。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将虚文敷衍，如说籍田等处，令人厌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贺孙。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德明。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美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壮祖。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壮祖。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时举。以下看《春秋》法。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曰：“程子所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处。”曰：“其间不知是圣人果有褒贬否？”曰：“也见不得。”“如许世子、止尝药之类如何？”曰：“圣人亦只因国史所载而立之耳。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时举。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时举。
叔器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威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威、文迭伯，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但是某尝说，春秋之末，与初年大不同。然是时诸侯征战，只如戏样，亦无甚大杀戮。及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相杀。如雁门斩首四万，不知怎生杀了许多；长平之战，四十万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许多人！后来项羽也坑十五万，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后，那死底都不知，当时不知如何地对副许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尝见邓艾伐蜀，坑许多人，载说是掘坑。”义刚。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广。以下论《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元城说，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义刚。
因举陈君举说《左传》，曰：“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得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说，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举“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发出来处。”璘。可学录云：“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才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贺孙。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端蒙。
问：“《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十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会恁地说。且如《烝民诗》大故说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义刚。兼论《国语》。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必大。以下《三传》。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然此样处，多是臆度说。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上来。”淳。义刚录少异。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德明。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时举。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如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亦不载上一段；不若全载了，可以见当时事情，却于其下论破，乃佳。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亦节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亦系轻重。知周休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缘吴王败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尀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奈得它何否？又如论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吕氏《大事记》周赧后便系秦，亦未当。当如记楚、汉事，并书之；项籍死后，方可专书汉也。㽦。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谷、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问：“今欲看《春秋》，且将胡文定说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过处。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晓。且如‘公与夫人如齐’，必竟是理会甚事，自可见。又如季氏逐昭公，毕竟因甚如此？今理会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亦有唤做是而未尽善者，亦有谓之不是而彼善于此者。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文蔚。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僩。以下《公》《谷》。
《春秋》难理会。《公》《谷》甚不好，然又有甚好处。如序隐公逊国，宣公逊其侄处，甚好。何休注甚谬。
《公羊》说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类。《谷梁》虽精细，但有些邹搜狭窄。㽦。
公羊是个村朴秀才，谷梁又较黠得些。振。
“《春秋》难看，三家皆非亲见孔子。或以‘左丘明耻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极详。吕舍人《春秋》不甚主张胡氏，要是此书难看。如刘原父《春秋》亦好。”可学云：“文定解‘宋灾故’一段，乃是原父说。”曰：“林黄中《春秋》又怪异，云，隐公篡威公！”可学云：“黄中说，‘归仲子之赗’，乃是周王以此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学云：“杜预每到不通处。多云告辞略。《经》《传》互异，不云传误，云经误。”曰：“可怪！是何识见！”可学。以下诸家解《春秋》。
问：“《春秋传序》引夫子答颜子为邦之语，为颜子尝闻《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将《春秋》大法向颜子说。盖三代制作极备矣，孔子更不可复作，故告以四代礼乐，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则取之，恶者则诛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为据耳。”淳。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人杰。
或问伊川《春秋序》后条。曰：“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贺孙。
《春秋序》云：“虽德非汤、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则无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语有欠。因云：“伊川甚么样子细，尚如此。难！难！”扬。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间有说好处；如难理会处，他亦不为决然之论。向见沙随《春秋解》，只有说滕子来朝一处最好。隐十一年方书“滕侯、薛侯”来朝，如何桓二年便书“滕子来朝”？先辈为说甚多：或以为时王所黜，故降而书“子”，不知是时时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诸侯，当时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恶其朝桓，特削而书“子”；自此之后，滕一向书“子”，岂《春秋》恶其朝桓，而并后代子孙削之乎！或以为当丧未君；前又不见滕侯卒。皆不通之论。沙随谓此见得春秋时小国事大国，其朝聘贡赋之多寡，随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鲁，以侯礼见，则所供者多；故自贬降而以子礼见，庶得贡赋省少易供。此说却恐是。何故？缘后面郑朝晋云：“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赋。”见得郑本是男爵，后袭用侯伯之礼，以交于大国，初焉不觉其贡赋之难办，后来益困于此，方说出此等话。非独是郑伯，当时小国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说滕子。程是绍兴以前文字。不知沙随见此而为之说，还是自见得此意？贺孙。
问：“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里是如此说否？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僩。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友仁。
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如《左氏》尤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林黄中尝疑之，却见得是。”时举。
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闳祖。
问胡《春秋》。曰：“亦有过当处。”文蔚
问：“胡文定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则是圣人有意诛赏。”曰：“文定是如此说，道理也是恁地。但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如何便为是，如何便为不是。若说道圣人当时之意，说他当如此，我便书这一字；淳录云：“以褒之。”他当如彼，我便书那一字，淳录云：“以贬之。”别本云：“如此便为予，如彼便为夺。”则恐圣人不解恁地。圣人当初只直写那事在上面，如说张三打李四，李四打张三，未尝断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说得那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且如‘季子来归’，诸公说得恁地好。据某看来，季友之罪与庆父也不争多。但是他归来后，会平了难，鲁人归之，故如此说。况他世执鲁之大权，人自是怕他。史官书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盖以见他执权之渐耳。”义刚。淳录略。
《春秋》今来大纲是从胡文定说，但中间亦自有难稳处。如叔孙婼祈死事，把他做死节，本自无据；后却将“至自晋”一项说，又因谷梁“公孙舍”云云。他若是到归来，也须问我屋里人，如何同去弑君？也须诛讨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难说。若只消轻看过，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说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只将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晋之后，不知是甚么人。看他说魏毕万之后必大，如说陈氏代齐之类，皆是后来设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处，只是如“晋士匄侵齐，至闻齐侯卒，乃还”，这分明是与他。贺孙。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以为《春秋》皆恶之，杨龟山亦尝议之矣。自今观之，岂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与否而褒贬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之时，而遽责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渐之意。”曰：“不然。盟诅，毕竟非君之所为，故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将欲变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时，惟刚毅特立乃所以随时。’斯言可见矣。”问洽：“寻常如何理会是‘自命’？”曰：“尝考之矣。当从刘侍读之说。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僭之事，由阶而升。然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池录作：“如历阶而升，以至于极。盖既无王命，必择势力之相敌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僭也。齐、卫当时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卫以方伯之事。当时王不敢命伯，而欲自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威公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侯各有称王之意，不敢独称于国，必与势力之相侔者共约而为之，魏、齐会于苴泽以相王，是也。其后七国皆王，秦人思有以胜之，于是使人致帝于齐，约共称帝，岂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窃之渐，势必至此，池录云：“《春秋》于此，盖纪王命不行而诸侯僭窃之端也。”岂非其明证乎？”曰：“然则《左传》所谓‘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也。”曰：“说亦有理。”洽。池录少异。
问：“《春秋》，胡文定之说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说。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近见一相知说，傅守见某说云，固是好，但其中无一故事可用。某作此书，又岂欲多使事也？”问：“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说大意，使后学知所指归。”曰：“也不消如此。但圣人作经，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扬；然亦非故意增减一二字，使后人就一二字上推寻，以为吾意旨之所在也。”问：“胡文定说‘元’字，某不能无疑。元者，始也，正所谓‘辞之所谓“太”也’。今胡乃训‘元’为‘仁’，训‘仁’为‘心’，得无太支离乎？”曰：“杨龟山亦尝以此议之。胡氏说经，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说《春秋》，高而不晓事情。说“元年”不要年号。且如今中兴以来更七个元年，若无号，则契券能无欺弊者乎！淳。
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道夫。
东莱有《左氏说》，亦好。是人记录他语言。义刚。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几日成此文字！如何说诸侯无史？《内则》尚有“闾史”。又如赵盾事，初灵公要杀盾，盾所以走出，赵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这个罪首合是谁做！贺孙。
薛士龙曰：“鲁隐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诸侯皆有史。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如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且二十五家为闾，闾尚有史，况一国乎！学蒙。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曰：“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曰：“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故曰：“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也。人杰。扬录少异。
学《春秋》者多凿说。《后汉》《五行志注》，载汉末有发范明友奴冢，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及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某尝说与学《春秋》者曰：“今如此穿凿说，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之意不如此尔！”广。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义刚。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闳祖。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淳。义刚录云：“某不敢似诸公道圣人是于一字半字上定去取圣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见当时治乱兴衰；见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无统属，及五伯出来如此扶持，方有统属。恁地，便见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后同。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人杰。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某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威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至作《春秋》，却因恶鲁威而及天子，可谓“桑树著刀，榖树汁出”者！鲁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著，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人杰。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谟。
书“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礼，而有书“人”者，此类亦不可晓。闳祖。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人杰。
“世间人解经，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孔子只因旧史而作《春秋》，非有许多曲折。且如书郑忽与突事，才书‘忽’，又书‘郑、忽’，又书‘郑伯、突’，胡文定便要说突有君国之德，须要因‘郑伯’两字上求他是处，似此皆是杜撰。大概自成、襄已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如何却说圣人予其爵，削其爵，赏其功，罚其罪？是甚说话！”祖道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写取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说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其爵之有无与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夺他不得。”祖道。人杰录云：“苏子由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说亦是。既书‘郑伯、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实而书。隐、威之世，时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亦但据史册而写出耳。”
或说：“沈卿说《春秋》，云：‘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如“克段”之书，而兄弟之义自见；如蔑之书，而私盟之罪自见；来赗仲子，便自见得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圣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尝规规于褒贬？’”曰：“只是中间不可以一例说，自有晓不得处。公且道如‘翚帅师’之类，是如何？”曰：“未赐族，如挟、柔、无骇之类。无骇，鲁卿，隐二年书‘无骇’，九年书‘挟卒’，庄十一年书‘柔’，皆未命也。到庄以后，却不待赐，而诸侯自予之。”曰：“便是这般所在，那里见得这个是赐？那个是未赐？《三传》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史较详。《国语》与《左传》似出一手，然《国语》使人厌看，如齐、楚、吴、越诸处又精采。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将虚文敷衍，如说籍田等处，令人厌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贺孙。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德明。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美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壮祖。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壮祖。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时举。以下看《春秋》法。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曰：“程子所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处。”曰：“其间不知是圣人果有褒贬否？”曰：“也见不得。”“如许世子、止尝药之类如何？”曰：“圣人亦只因国史所载而立之耳。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时举。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时举。
叔器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威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威、文迭伯，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但是某尝说，春秋之末，与初年大不同。然是时诸侯征战，只如戏样，亦无甚大杀戮。及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相杀。如雁门斩首四万，不知怎生杀了许多；长平之战，四十万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许多人！后来项羽也坑十五万，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后，那死底都不知，当时不知如何地对副许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尝见邓艾伐蜀，坑许多人，载说是掘坑。”义刚。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广。以下论《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元城说，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义刚。
因举陈君举说《左传》，曰：“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得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说，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举“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发出来处。”璘。可学录云：“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才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贺孙。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端蒙。
问：“《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十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会恁地说。且如《烝民诗》大故说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义刚。兼论《国语》。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必大。以下《三传》。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然此样处，多是臆度说。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上来。”淳。义刚录少异。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德明。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时举。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如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亦不载上一段；不若全载了，可以见当时事情，却于其下论破，乃佳。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亦节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亦系轻重。知周休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缘吴王败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尀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奈得它何否？又如论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吕氏《大事记》周赧后便系秦，亦未当。当如记楚、汉事，并书之；项籍死后，方可专书汉也。㽦。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谷、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问：“今欲看《春秋》，且将胡文定说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过处。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晓。且如‘公与夫人如齐’，必竟是理会甚事，自可见。又如季氏逐昭公，毕竟因甚如此？今理会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亦有唤做是而未尽善者，亦有谓之不是而彼善于此者。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文蔚。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僩。以下《公》《谷》。
《春秋》难理会。《公》《谷》甚不好，然又有甚好处。如序隐公逊国，宣公逊其侄处，甚好。何休注甚谬。
《公羊》说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类。《谷梁》虽精细，但有些邹搜狭窄。㽦。
公羊是个村朴秀才，谷梁又较黠得些。振。
“《春秋》难看，三家皆非亲见孔子。或以‘左丘明耻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极详。吕舍人《春秋》不甚主张胡氏，要是此书难看。如刘原父《春秋》亦好。”可学云：“文定解‘宋灾故’一段，乃是原父说。”曰：“林黄中《春秋》又怪异，云，隐公篡威公！”可学云：“黄中说，‘归仲子之赗’，乃是周王以此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学云：“杜预每到不通处。多云告辞略。《经》《传》互异，不云传误，云经误。”曰：“可怪！是何识见！”可学。以下诸家解《春秋》。
问：“《春秋传序》引夫子答颜子为邦之语，为颜子尝闻《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将《春秋》大法向颜子说。盖三代制作极备矣，孔子更不可复作，故告以四代礼乐，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则取之，恶者则诛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为据耳。”淳。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人杰。
或问伊川《春秋序》后条。曰：“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贺孙。
《春秋序》云：“虽德非汤、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则无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语有欠。因云：“伊川甚么样子细，尚如此。难！难！”扬。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间有说好处；如难理会处，他亦不为决然之论。向见沙随《春秋解》，只有说滕子来朝一处最好。隐十一年方书“滕侯、薛侯”来朝，如何桓二年便书“滕子来朝”？先辈为说甚多：或以为时王所黜，故降而书“子”，不知是时时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诸侯，当时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恶其朝桓，特削而书“子”；自此之后，滕一向书“子”，岂《春秋》恶其朝桓，而并后代子孙削之乎！或以为当丧未君；前又不见滕侯卒。皆不通之论。沙随谓此见得春秋时小国事大国，其朝聘贡赋之多寡，随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鲁，以侯礼见，则所供者多；故自贬降而以子礼见，庶得贡赋省少易供。此说却恐是。何故？缘后面郑朝晋云：“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赋。”见得郑本是男爵，后袭用侯伯之礼，以交于大国，初焉不觉其贡赋之难办，后来益困于此，方说出此等话。非独是郑伯，当时小国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说滕子。程是绍兴以前文字。不知沙随见此而为之说，还是自见得此意？贺孙。
问：“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里是如此说否？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僩。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友仁。
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如《左氏》尤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林黄中尝疑之，却见得是。”时举。
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闳祖。
问胡《春秋》。曰：“亦有过当处。”文蔚
问：“胡文定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则是圣人有意诛赏。”曰：“文定是如此说，道理也是恁地。但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如何便为是，如何便为不是。若说道圣人当时之意，说他当如此，我便书这一字；淳录云：“以褒之。”他当如彼，我便书那一字，淳录云：“以贬之。”别本云：“如此便为予，如彼便为夺。”则恐圣人不解恁地。圣人当初只直写那事在上面，如说张三打李四，李四打张三，未尝断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说得那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且如‘季子来归’，诸公说得恁地好。据某看来，季友之罪与庆父也不争多。但是他归来后，会平了难，鲁人归之，故如此说。况他世执鲁之大权，人自是怕他。史官书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盖以见他执权之渐耳。”义刚。淳录略。
《春秋》今来大纲是从胡文定说，但中间亦自有难稳处。如叔孙婼祈死事，把他做死节，本自无据；后却将“至自晋”一项说，又因谷梁“公孙舍”云云。他若是到归来，也须问我屋里人，如何同去弑君？也须诛讨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难说。若只消轻看过，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说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只将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晋之后，不知是甚么人。看他说魏毕万之后必大，如说陈氏代齐之类，皆是后来设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处，只是如“晋士匄侵齐，至闻齐侯卒，乃还”，这分明是与他。贺孙。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以为《春秋》皆恶之，杨龟山亦尝议之矣。自今观之，岂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与否而褒贬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之时，而遽责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渐之意。”曰：“不然。盟诅，毕竟非君之所为，故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将欲变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时，惟刚毅特立乃所以随时。’斯言可见矣。”问洽：“寻常如何理会是‘自命’？”曰：“尝考之矣。当从刘侍读之说。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僭之事，由阶而升。然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池录作：“如历阶而升，以至于极。盖既无王命，必择势力之相敌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僭也。齐、卫当时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卫以方伯之事。当时王不敢命伯，而欲自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威公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侯各有称王之意，不敢独称于国，必与势力之相侔者共约而为之，魏、齐会于苴泽以相王，是也。其后七国皆王，秦人思有以胜之，于是使人致帝于齐，约共称帝，岂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窃之渐，势必至此，池录云：“《春秋》于此，盖纪王命不行而诸侯僭窃之端也。”岂非其明证乎？”曰：“然则《左传》所谓‘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也。”曰：“说亦有理。”洽。池录少异。
问：“《春秋》，胡文定之说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说。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近见一相知说，傅守见某说云，固是好，但其中无一故事可用。某作此书，又岂欲多使事也？”问：“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说大意，使后学知所指归。”曰：“也不消如此。但圣人作经，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扬；然亦非故意增减一二字，使后人就一二字上推寻，以为吾意旨之所在也。”问：“胡文定说‘元’字，某不能无疑。元者，始也，正所谓‘辞之所谓“太”也’。今胡乃训‘元’为‘仁’，训‘仁’为‘心’，得无太支离乎？”曰：“杨龟山亦尝以此议之。胡氏说经，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说《春秋》，高而不晓事情。说“元年”不要年号。且如今中兴以来更七个元年，若无号，则契券能无欺弊者乎！淳。
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道夫。
东莱有《左氏说》，亦好。是人记录他语言。义刚。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几日成此文字！如何说诸侯无史？《内则》尚有“闾史”。又如赵盾事，初灵公要杀盾，盾所以走出，赵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这个罪首合是谁做！贺孙。
薛士龙曰：“鲁隐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诸侯皆有史。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如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且二十五家为闾，闾尚有史，况一国乎！学蒙。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曰：“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曰：“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故曰：“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也。人杰。扬录少异。
学《春秋》者多凿说。《后汉》《五行志注》，载汉末有发范明友奴冢，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及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某尝说与学《春秋》者曰：“今如此穿凿说，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之意不如此尔！”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