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汉书》传训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不与经连也。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其《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
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振。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了，也害事。如吕伯恭《读诗记》，人只是看这个。它上面有底便看，无底更不知看了。僩。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苏明允说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文字，如《回河》等札子，皆说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移易。”㽦。
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程子说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传》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轩尝云：“伊川解经，有说得未的当处。此文义间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头项则伊川底却是。”此善观伊川者。陆子静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静看其说未透耳。譬如一块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盖是不识金也。”人杰。必大录云：“横渠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因说：“东莱改本《书解》，无阙疑处，只据意说去。”木之问：“《书解》谁底好看？”曰：“东坡《解》，大纲也好，只有失。如说‘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说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须是识他是与不是处，始得。”木之。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说未明。”曰：“向来看《诗》中《郑诗》《邶鄘》《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宾客，此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又问“思无邪”之义。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诗》中此言。所谓‘无邪’者，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若以为皆贤人所作，贤人决不肯为此。若只一乡一里中有个恁地人，专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于皆欲被之弦歌，用之宗庙，如《郑》《卫》之诗，岂不亵渎！用以祭幽、厉、褒姒可也。施之宾客燕享，亦待好宾客不得，须卫、灵、陈幽乃可耳。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创。‘可以观’者，见一时之习俗如此，所以圣人存之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美恶，非谓皆贤人所作耳。《大序》说‘止乎礼义’，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后人托之，仍是不识义理，不晓事。如山东学究者，皆是取之《左传》《史记》中所不取之君，随其谥之美恶，有得恶谥，及《传》中载其人之事者，凡一时恶诗，尽以归之。最是郑、忽可怜，凡《郑风》中恶诗皆以为刺之。伯恭又欲主张《小序》，锻炼得郑、忽罪不胜诛。郑、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时，他却须结齐国之援，有以钳制祭仲之徒，决不至于失国也。《谥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顷’，便将《柏舟》一诗，硬差排为卫顷公，便云‘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无分疏处。‘愿而无立曰僖’，《衡门》之诗便以诱陈僖‘愿而无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伯恭只《诗纲领》第一条，便载上蔡之说。上蔡费尽辞说，只解得个‘怨而不怒’。才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㽦。
问：“今人自做一诗，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晓得，前辈诗如何可尽解？”曰：“何况三百篇，后人不肯道不会，须要字字句句解得么！”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
或问《诗》。曰：“《诗》几年埋没，被某取得出来，被公们看得恁地搭滞。看十年，仍旧死了那一部诗！今若有会读书底人，看某《诗传》，有不活络处都涂了，方好。而今《诗传》只堪减，不堪添。”胡泳。
伯恭说《诗》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说，皆直靠直说。扬。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辨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说。”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说，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隐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杞。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扬。
因说学者解《诗》，曰：“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么道理？公且说，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么用？所贵乎读书者，是要理会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僩。
《诗传》中或云“姑从”，或云“且从其说”之类，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说。拱寿。
《诗传》只得如此说，不容更着语，工夫却在读者。必大。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辉。
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振。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了，也害事。如吕伯恭《读诗记》，人只是看这个。它上面有底便看，无底更不知看了。僩。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苏明允说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文字，如《回河》等札子，皆说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移易。”㽦。
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程子说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传》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轩尝云：“伊川解经，有说得未的当处。此文义间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头项则伊川底却是。”此善观伊川者。陆子静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静看其说未透耳。譬如一块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盖是不识金也。”人杰。必大录云：“横渠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因说：“东莱改本《书解》，无阙疑处，只据意说去。”木之问：“《书解》谁底好看？”曰：“东坡《解》，大纲也好，只有失。如说‘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说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须是识他是与不是处，始得。”木之。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说未明。”曰：“向来看《诗》中《郑诗》《邶鄘》《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宾客，此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又问“思无邪”之义。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诗》中此言。所谓‘无邪’者，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若以为皆贤人所作，贤人决不肯为此。若只一乡一里中有个恁地人，专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于皆欲被之弦歌，用之宗庙，如《郑》《卫》之诗，岂不亵渎！用以祭幽、厉、褒姒可也。施之宾客燕享，亦待好宾客不得，须卫、灵、陈幽乃可耳。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创。‘可以观’者，见一时之习俗如此，所以圣人存之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美恶，非谓皆贤人所作耳。《大序》说‘止乎礼义’，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后人托之，仍是不识义理，不晓事。如山东学究者，皆是取之《左传》《史记》中所不取之君，随其谥之美恶，有得恶谥，及《传》中载其人之事者，凡一时恶诗，尽以归之。最是郑、忽可怜，凡《郑风》中恶诗皆以为刺之。伯恭又欲主张《小序》，锻炼得郑、忽罪不胜诛。郑、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时，他却须结齐国之援，有以钳制祭仲之徒，决不至于失国也。《谥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顷’，便将《柏舟》一诗，硬差排为卫顷公，便云‘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无分疏处。‘愿而无立曰僖’，《衡门》之诗便以诱陈僖‘愿而无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伯恭只《诗纲领》第一条，便载上蔡之说。上蔡费尽辞说，只解得个‘怨而不怒’。才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㽦。
问：“今人自做一诗，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晓得，前辈诗如何可尽解？”曰：“何况三百篇，后人不肯道不会，须要字字句句解得么！”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
或问《诗》。曰：“《诗》几年埋没，被某取得出来，被公们看得恁地搭滞。看十年，仍旧死了那一部诗！今若有会读书底人，看某《诗传》，有不活络处都涂了，方好。而今《诗传》只堪减，不堪添。”胡泳。
伯恭说《诗》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说，皆直靠直说。扬。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辨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说。”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说，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隐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杞。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扬。
因说学者解《诗》，曰：“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么道理？公且说，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么用？所贵乎读书者，是要理会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僩。
《诗传》中或云“姑从”，或云“且从其说”之类，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说。拱寿。
《诗传》只得如此说，不容更着语，工夫却在读者。必大。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