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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
题辞
陈丈言：“《孟子》，赵岐所记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气闷人。东汉文章皆如此。”卓。
解书难得分晓。赵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章
希真说孟子对梁惠王以仁义章。曰：“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盖缘本来道理只有一个仁义，更无别物事。义是事事合宜。”贺孙。
说义利处，曰：“圣贤之言，所以要辨别教分明。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固是“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才于为仁时，便说要不遗其亲；为义时，便说要不后其君，则是先有心于为利。圣贤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这一边，又思量那一边。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贺孙。
孟子大纲都剖析得分明。如说义利等处，如答宋牼处，见得事只有个是非，不通去说利害。看来惟是孟子说得斩钉截铁。贺孙。
正淳问：“‘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德与理俱以体言，制与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浑沦说，‘爱之理’方说到亲切处。‘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说道理只浑沦说，又使人无捉摸处；若要说得亲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说得浑沦开阔无病。知言说理是要亲切，所以多病。”贺孙。
或问：“‘心之德，爱之理’，以体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义亦只得如此说。‘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程子曰：‘处物为义。’非此一句，则后人恐未免有义外之见。如‘义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谓义’，皆说得未分晓。盖物之宜虽在外，而所以处之使得其宜者，则在内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见得可包四者。义言‘心之制’，却只是说义而已。”曰：“然。程子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说得太浑沦，只恐人理会不得。大抵说得宽广，自然不受指点。若说得亲切，又觉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则是要说得亲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须说教亲切。”因言：“汉唐诸人说义理，只与说梦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说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说得近旁，然也只似说梦。但不知所谓刘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几之子。据本传说，迅尝注释《六经》，以为举世无可语者，故尽焚之。”曰：“想只是他理会不得。若是理会得，自是著说与人。”广。
至问：“‘心之德’，是就专言之统体上说；‘爱之理’，是就偏言之一体上说，虽言其体，而用未尝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说义之主于中；‘事之宜’，是说义之形于外，合内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说。‘事之宜’，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说。看甚么事来，这里面便有个宜处，这便是义。”又举伊川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曰：“义似一柄利刀，看甚物来，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处是义，只这刀便是义。”时举录略，别出。
至之问“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说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见个事来，便知这个事合恁地处，此便是‘事之宜’也。义如刀相似，其锋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将去。然锋与刀，则初未尝相离也。”时举。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僩。
问：“‘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问：“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这制。心自是有制。制如快利刀斧，事来劈将去，可底从这一边去，不可底从那一边去。”节。
梁惠王问利国，便是为己，只管自家国，不管他人国。义利之分，其争毫厘。范氏只为说不到圣贤地位上，盖“义者，利之和也”。谟。《集义》。
王立于沼上章
德修说“王立于沼上”一章，引“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官”事，云：“梁惠王其辞逊，齐宣王其辞夸。”先生曰：“此说好。”又说：“寡人愿安承教”一章，有“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之说。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文蔚。
寡人之于国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焘。
晋国天下莫强焉章
问：“孟子告梁王，省刑罚，薄税敛，便可以挞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于秦，无时不受兵，割地求城无虚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响应如此。当时之人焦熬已甚，率欢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见效速。后来公子无忌缟素一举，直捣至函谷关，可见。”德明。
孟子亦是作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当时战国之无义理耳。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下，为政之实行之既至，则视当时无道之国，岂可但已哉！人杰。
孟子见梁襄王章
问：“‘望之不似人君’，此语孔子还道否？”曰：“孔子不说。孟子忍不住，便说。安卿煞不易，他会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处。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无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过，都落从小路去了。”伯羽。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
“无道桓文之事”。事者，营霸之事，儒者未尝讲求。如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则谁不知！至于经营霸业之事，儒者未尝言也。谟。
或问：“‘仁术’字当何训？”曰：“此是齐王见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谓‘无伤’，盖能获得齐王仁心发见处。‘术’，犹方便也。”履孙。
“仁术”，谓已将牛去杀，是其仁心无可为处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为其仁之术也。振。
陈晞周问“仁术”。曰：“术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术，见牛之觳觫，是仁心到这里；处置不得，无术以处之，是自家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这是用术处。有此术，方得自家仁心流行。”植。时举录详。
陈晞周问“仁术”。曰：“‘术’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缘后来把做变诈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难处处，须着有个巧底道理始得。当齐王见牛之时，恻隐之心已发乎中。又见衅钟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见者而易之，乃是他既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当时无个措置，便抑遏了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谓术也。”时举。
“见牛未见羊也”。“未”字有意味。盖言其体，则无限量；言其用，则无终穷。充扩得去，有甚尽时？要都尽，是有限量。”方。
问：“先生解‘物皆然，心为甚’，曰：‘人心应物，其轻重长短之难齐，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权度，又有甚于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权度？”曰：“本然之权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万理皆具。应物之时，须是子细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权度也。如齐宣王见牛而不忍之心见，此是合权度处。及至‘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又却忍为之，便是不合权度，失其本心。”又问：“莫只是无所为而发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问：“如何忘了？”曰：“当恻隐时，却不恻隐，是也。”问：“此莫是养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广。
黄先之问“物皆然，心为甚”。曰：“物之轻重长短之差易见，心之轻重长短之差难见；物之差无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为甚’。”又曰：“物易见，心无形。度物之轻重长短易，度心之轻重长短难。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时，万事差，所以‘心为甚’。”又曰：“以本然之权度度心。”又曰：“爱物宜轻，仁民宜重，此是权度。以此去度。”节。
问：“孟子论齐王事，考之《史记》，后来无一不效。”曰：“虽是如此，已是见得迟了。须看他一部书，见得句句的确有必然之效，方是。”德明。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见孟子于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为甚严。至于顾鸿雁麋鹿之乐，与好世俗之乐，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顺而导之以与民同乐之意。至于误认移民移粟以为尽心，而不能制民之产以行仁政；徒有爱牛之心，而不能推广以行仁政，以开导诱掖以先王之政，可谓详明。至皆未见所疑处。只伊川说：‘孟子说齐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尔。’于此数句，未甚见得明。”先生却问至云：“天命之改与未改，如何见得？”曰：“莫是周末时礼乐征伐皆不出于天子，生民涂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权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晋犹尚请命于周？”曰：“三晋请命既不是，而周王与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权。”曰：“如何周王与之不是，便以为天命之改？”曰：“至见得未甚明。旧曾记得程先生说，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则须栽培。莫是那时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势已去了。三晋请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谩假其虚声耳，大抵人心已不复有爱戴之实。自入春秋以来，二百四十年间，那时犹自可整顿。不知周之子孙，何故都无一人能明目张胆出来整顿？到孟子时，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说‘天命之改’，莫是大势已去？”曰：“然。”至。《集义》。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章
孟子开道时君，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至于言百姓闻乐音欣欣然有喜色处，则关闭得甚密。如“好色、好货”，亦此类也。谟。
齐宣王问文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兴，亦未必然。”问：“孟子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后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谓‘传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须有据。但孟子此说，其意亦只主在风齐宣王尔。若文王之囿果然纵一切人往，则虽七十里之大，不过几时，亦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乌兽之长茂乎？周之盛时，虽天下山林，犹有厉禁，岂有君之苑囿，反纵刍猎恣往而不禁乎！亦无是理。汉武帝规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当时诸臣已皆以为言，岂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问交邻国有道章
“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汤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时，犹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岂得已哉？亦所当然耳。谟。
问：“‘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宽洪恻怛，便是小国不恭，亦挠他不动。‘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盖智者见得利害甚明，故只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见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问“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曰：“只是说其规模气象如此。”时举录作：“有大小耳”。至。
问“乐天畏天者”。曰：“乐天是圣人气象，畏天是贤人气象，孟子只是说大概圣贤气象如此。使智者当以大事小时，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当以小事大处，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将太王文王交互立说，便失了圣贤气象。此自是两层事。孟子之说是前面一层，又须是看得后面一层。所以贵乎‘不以文害辞’者，正是此类。人须见得言外意好。”去伪。
问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问：“孟子以公刘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诱掖之意。”曰：“这两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货，乃是告以公刘太王之事如此。两事看来却似易，待去做时，多少难！大凡文字须将心体认看。这个子细看来，甚是难。如孟子又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看来也是易，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来也似易。”贺孙。
问：“孟子语好货、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问：“孟子答梁王问利，直扫除之，此处又却如此引导之。”曰：“此处亦自分义利，特人不察耳。”可学。
问汤放桀章
“贼仁”者，无爱心而残忍之谓也。“贼义”者，无羞恶之心之谓也。节。
先生举“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问何以别。近思云：“贼仁，是害心之理；贼义，是见于所行处伤其理。”曰：“以义为见于所行，便是告子义外矣。义在内，不在外。义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别？盖贼之罪重，残之罪轻。仁义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处，贼仁，则大伦大法亏灭了，便是杀人底人一般。义是就一节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伤义。似手足上损伤一般，所伤者小，尚可以补。”淳。㝢录同。
问：“孟子言‘贼仁、贼义’，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贼仁乃是伐其本根，贼义只是残害其一枝一叶。人而贼仁，则害了本心。”曰：“贼仁便是将三纲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齐坏了。义随事制宜。贼义，只是于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问：“贼仁是‘绝灭天理’，贼义是‘伤败彝伦’。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齐襄公鸟兽之行等事，皆人伦大恶，不审是绝灭天理？是伤败彝伦？”曰：“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若此等，乃是绝害天理了。义刚录云：“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如‘不以礼食’、‘不亲迎’之类。若‘紾兄之臂’，‘逾东家墙’底，便是绝灭天理。”《丹书》‘怠胜敬者灭’，即‘贼仁者谓之贼’意；‘欲胜义者凶’，即‘贼义者谓之残’意。贼义是就一事上说，贼仁是就心上说。其实贼义，便即是贼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则如此。”淳。义刚录同。
为巨室章
问：“‘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爱之甚也。治国家则不能用贤而徇私欲，是爱国家不如玉也。’此莫是余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说玉人自会琢玉，何消教他？贤者自有所学，何用教他舍其所学？后譬只是申解前譬。”曰：“两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齐人伐燕胜之章
“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滑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滑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问：“《孟子》必不误？”曰：“想得滑王后来做得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故改为宣王尔。”问：“滑王若此之暴，岂能惭于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说得他底是，他亦岂不愧也！温公《通鉴》中自移了十年。据《史记》，滑王十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为宣王，遂硬移进前十年。温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书》不如此，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遂为后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无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温公取《竹书》，不信《史记》此一段，却是。”僩。此条有误。当从《春秋解后序》。
居之问：“‘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至‘文王是也’。窃疑文王岂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难说。孔子谓‘可与立，未可与权’。到那时事势，自是要住不得。后人把文王说得忒恁地，却做一个道行看着，不做声，不做气。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诗》《书》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诗》自从太王王季说来，如云：‘至于太王，实始翦商。’如《下武》之诗，《文王有声》之诗，都说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么？又不是一项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此见大段动众。岐山之下与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这般处要做文王无意取天下，他录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说‘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这里见都自据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张了。”或曰：“纣命文王得专征伐。纣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声色为政，不以革命有中国。默顺帝则，而天下归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说，恰似内无纯臣之义，外亦不属于商，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势自是不可已。只当商之季，七颠八倒，上下崩颓，忽于岐山下突出许多人，也是谁当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识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国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贺孙。
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章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疆，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时举。
鲁平公将出章
鲁平公极是个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见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机会，只可惜齐宣一节。这个不相遇，其他也应是无可成之理。如见滕文公说许多井田，也是一场疏脱。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孟子也只是说得在这里，滕也只是做不得。贺孙。
题辞
陈丈言：“《孟子》，赵岐所记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气闷人。东汉文章皆如此。”卓。
解书难得分晓。赵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章
希真说孟子对梁惠王以仁义章。曰：“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盖缘本来道理只有一个仁义，更无别物事。义是事事合宜。”贺孙。
说义利处，曰：“圣贤之言，所以要辨别教分明。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固是“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才于为仁时，便说要不遗其亲；为义时，便说要不后其君，则是先有心于为利。圣贤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这一边，又思量那一边。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贺孙。
孟子大纲都剖析得分明。如说义利等处，如答宋牼处，见得事只有个是非，不通去说利害。看来惟是孟子说得斩钉截铁。贺孙。
正淳问：“‘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德与理俱以体言，制与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浑沦说，‘爱之理’方说到亲切处。‘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说道理只浑沦说，又使人无捉摸处；若要说得亲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说得浑沦开阔无病。知言说理是要亲切，所以多病。”贺孙。
或问：“‘心之德，爱之理’，以体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义亦只得如此说。‘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程子曰：‘处物为义。’非此一句，则后人恐未免有义外之见。如‘义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谓义’，皆说得未分晓。盖物之宜虽在外，而所以处之使得其宜者，则在内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见得可包四者。义言‘心之制’，却只是说义而已。”曰：“然。程子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说得太浑沦，只恐人理会不得。大抵说得宽广，自然不受指点。若说得亲切，又觉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则是要说得亲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须说教亲切。”因言：“汉唐诸人说义理，只与说梦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说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说得近旁，然也只似说梦。但不知所谓刘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几之子。据本传说，迅尝注释《六经》，以为举世无可语者，故尽焚之。”曰：“想只是他理会不得。若是理会得，自是著说与人。”广。
至问：“‘心之德’，是就专言之统体上说；‘爱之理’，是就偏言之一体上说，虽言其体，而用未尝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说义之主于中；‘事之宜’，是说义之形于外，合内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说。‘事之宜’，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说。看甚么事来，这里面便有个宜处，这便是义。”又举伊川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曰：“义似一柄利刀，看甚物来，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处是义，只这刀便是义。”时举录略，别出。
至之问“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说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见个事来，便知这个事合恁地处，此便是‘事之宜’也。义如刀相似，其锋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将去。然锋与刀，则初未尝相离也。”时举。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僩。
问：“‘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问：“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这制。心自是有制。制如快利刀斧，事来劈将去，可底从这一边去，不可底从那一边去。”节。
梁惠王问利国，便是为己，只管自家国，不管他人国。义利之分，其争毫厘。范氏只为说不到圣贤地位上，盖“义者，利之和也”。谟。《集义》。
王立于沼上章
德修说“王立于沼上”一章，引“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官”事，云：“梁惠王其辞逊，齐宣王其辞夸。”先生曰：“此说好。”又说：“寡人愿安承教”一章，有“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之说。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文蔚。
寡人之于国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焘。
晋国天下莫强焉章
问：“孟子告梁王，省刑罚，薄税敛，便可以挞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于秦，无时不受兵，割地求城无虚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响应如此。当时之人焦熬已甚，率欢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见效速。后来公子无忌缟素一举，直捣至函谷关，可见。”德明。
孟子亦是作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当时战国之无义理耳。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下，为政之实行之既至，则视当时无道之国，岂可但已哉！人杰。
孟子见梁襄王章
问：“‘望之不似人君’，此语孔子还道否？”曰：“孔子不说。孟子忍不住，便说。安卿煞不易，他会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处。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无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过，都落从小路去了。”伯羽。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
“无道桓文之事”。事者，营霸之事，儒者未尝讲求。如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则谁不知！至于经营霸业之事，儒者未尝言也。谟。
或问：“‘仁术’字当何训？”曰：“此是齐王见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谓‘无伤’，盖能获得齐王仁心发见处。‘术’，犹方便也。”履孙。
“仁术”，谓已将牛去杀，是其仁心无可为处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为其仁之术也。振。
陈晞周问“仁术”。曰：“术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术，见牛之觳觫，是仁心到这里；处置不得，无术以处之，是自家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这是用术处。有此术，方得自家仁心流行。”植。时举录详。
陈晞周问“仁术”。曰：“‘术’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缘后来把做变诈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难处处，须着有个巧底道理始得。当齐王见牛之时，恻隐之心已发乎中。又见衅钟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见者而易之，乃是他既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当时无个措置，便抑遏了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谓术也。”时举。
“见牛未见羊也”。“未”字有意味。盖言其体，则无限量；言其用，则无终穷。充扩得去，有甚尽时？要都尽，是有限量。”方。
问：“先生解‘物皆然，心为甚’，曰：‘人心应物，其轻重长短之难齐，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权度，又有甚于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权度？”曰：“本然之权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万理皆具。应物之时，须是子细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权度也。如齐宣王见牛而不忍之心见，此是合权度处。及至‘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又却忍为之，便是不合权度，失其本心。”又问：“莫只是无所为而发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问：“如何忘了？”曰：“当恻隐时，却不恻隐，是也。”问：“此莫是养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广。
黄先之问“物皆然，心为甚”。曰：“物之轻重长短之差易见，心之轻重长短之差难见；物之差无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为甚’。”又曰：“物易见，心无形。度物之轻重长短易，度心之轻重长短难。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时，万事差，所以‘心为甚’。”又曰：“以本然之权度度心。”又曰：“爱物宜轻，仁民宜重，此是权度。以此去度。”节。
问：“孟子论齐王事，考之《史记》，后来无一不效。”曰：“虽是如此，已是见得迟了。须看他一部书，见得句句的确有必然之效，方是。”德明。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见孟子于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为甚严。至于顾鸿雁麋鹿之乐，与好世俗之乐，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顺而导之以与民同乐之意。至于误认移民移粟以为尽心，而不能制民之产以行仁政；徒有爱牛之心，而不能推广以行仁政，以开导诱掖以先王之政，可谓详明。至皆未见所疑处。只伊川说：‘孟子说齐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尔。’于此数句，未甚见得明。”先生却问至云：“天命之改与未改，如何见得？”曰：“莫是周末时礼乐征伐皆不出于天子，生民涂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权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晋犹尚请命于周？”曰：“三晋请命既不是，而周王与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权。”曰：“如何周王与之不是，便以为天命之改？”曰：“至见得未甚明。旧曾记得程先生说，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则须栽培。莫是那时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势已去了。三晋请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谩假其虚声耳，大抵人心已不复有爱戴之实。自入春秋以来，二百四十年间，那时犹自可整顿。不知周之子孙，何故都无一人能明目张胆出来整顿？到孟子时，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说‘天命之改’，莫是大势已去？”曰：“然。”至。《集义》。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章
孟子开道时君，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至于言百姓闻乐音欣欣然有喜色处，则关闭得甚密。如“好色、好货”，亦此类也。谟。
齐宣王问文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兴，亦未必然。”问：“孟子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后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谓‘传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须有据。但孟子此说，其意亦只主在风齐宣王尔。若文王之囿果然纵一切人往，则虽七十里之大，不过几时，亦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乌兽之长茂乎？周之盛时，虽天下山林，犹有厉禁，岂有君之苑囿，反纵刍猎恣往而不禁乎！亦无是理。汉武帝规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当时诸臣已皆以为言，岂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问交邻国有道章
“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汤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时，犹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岂得已哉？亦所当然耳。谟。
问：“‘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宽洪恻怛，便是小国不恭，亦挠他不动。‘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盖智者见得利害甚明，故只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见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问“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曰：“只是说其规模气象如此。”时举录作：“有大小耳”。至。
问“乐天畏天者”。曰：“乐天是圣人气象，畏天是贤人气象，孟子只是说大概圣贤气象如此。使智者当以大事小时，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当以小事大处，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将太王文王交互立说，便失了圣贤气象。此自是两层事。孟子之说是前面一层，又须是看得后面一层。所以贵乎‘不以文害辞’者，正是此类。人须见得言外意好。”去伪。
问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问：“孟子以公刘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诱掖之意。”曰：“这两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货，乃是告以公刘太王之事如此。两事看来却似易，待去做时，多少难！大凡文字须将心体认看。这个子细看来，甚是难。如孟子又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看来也是易，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来也似易。”贺孙。
问：“孟子语好货、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问：“孟子答梁王问利，直扫除之，此处又却如此引导之。”曰：“此处亦自分义利，特人不察耳。”可学。
问汤放桀章
“贼仁”者，无爱心而残忍之谓也。“贼义”者，无羞恶之心之谓也。节。
先生举“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问何以别。近思云：“贼仁，是害心之理；贼义，是见于所行处伤其理。”曰：“以义为见于所行，便是告子义外矣。义在内，不在外。义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别？盖贼之罪重，残之罪轻。仁义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处，贼仁，则大伦大法亏灭了，便是杀人底人一般。义是就一节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伤义。似手足上损伤一般，所伤者小，尚可以补。”淳。㝢录同。
问：“孟子言‘贼仁、贼义’，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贼仁乃是伐其本根，贼义只是残害其一枝一叶。人而贼仁，则害了本心。”曰：“贼仁便是将三纲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齐坏了。义随事制宜。贼义，只是于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问：“贼仁是‘绝灭天理’，贼义是‘伤败彝伦’。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齐襄公鸟兽之行等事，皆人伦大恶，不审是绝灭天理？是伤败彝伦？”曰：“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若此等，乃是绝害天理了。义刚录云：“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如‘不以礼食’、‘不亲迎’之类。若‘紾兄之臂’，‘逾东家墙’底，便是绝灭天理。”《丹书》‘怠胜敬者灭’，即‘贼仁者谓之贼’意；‘欲胜义者凶’，即‘贼义者谓之残’意。贼义是就一事上说，贼仁是就心上说。其实贼义，便即是贼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则如此。”淳。义刚录同。
为巨室章
问：“‘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爱之甚也。治国家则不能用贤而徇私欲，是爱国家不如玉也。’此莫是余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说玉人自会琢玉，何消教他？贤者自有所学，何用教他舍其所学？后譬只是申解前譬。”曰：“两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齐人伐燕胜之章
“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滑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滑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问：“《孟子》必不误？”曰：“想得滑王后来做得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故改为宣王尔。”问：“滑王若此之暴，岂能惭于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说得他底是，他亦岂不愧也！温公《通鉴》中自移了十年。据《史记》，滑王十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为宣王，遂硬移进前十年。温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书》不如此，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遂为后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无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温公取《竹书》，不信《史记》此一段，却是。”僩。此条有误。当从《春秋解后序》。
居之问：“‘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至‘文王是也’。窃疑文王岂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难说。孔子谓‘可与立，未可与权’。到那时事势，自是要住不得。后人把文王说得忒恁地，却做一个道行看着，不做声，不做气。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诗》《书》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诗》自从太王王季说来，如云：‘至于太王，实始翦商。’如《下武》之诗，《文王有声》之诗，都说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么？又不是一项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此见大段动众。岐山之下与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这般处要做文王无意取天下，他录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说‘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这里见都自据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张了。”或曰：“纣命文王得专征伐。纣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声色为政，不以革命有中国。默顺帝则，而天下归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说，恰似内无纯臣之义，外亦不属于商，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势自是不可已。只当商之季，七颠八倒，上下崩颓，忽于岐山下突出许多人，也是谁当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识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国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贺孙。
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章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疆，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时举。
鲁平公将出章
鲁平公极是个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见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机会，只可惜齐宣一节。这个不相遇，其他也应是无可成之理。如见滕文公说许多井田，也是一场疏脱。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孟子也只是说得在这里，滕也只是做不得。贺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