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论子贡问卫君事，曰：“若使子贡当时径问辄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时，亦不能如此详尽。若只问：‘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亦未见分晓。所谓贤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见得出处一时皆当，岂无怨悔处？只再问‘怨乎’？便见得子贡善问。才说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见得夷、齐兄弟所处，无非天理；蒯辄父子所向，无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渊矣！”㽦。
问：“子贡欲知为卫君，何故问夷、齐？”曰：“一个是父子争国，一个是兄弟让国，此是，则彼非可知。”问：“何故又问‘怨乎’？”曰：“此又审一审。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处说。凡让出于不得已，便有怨。夷、齐之让，是合当恁地，乃天理之当然，又何怨！大纲卫君底固为不是，到此越见得卫君没道理。”又问：“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节事。第一节须先正辄父子之名。”问：“辄尚在，则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当立，如何不正！”㽦。
“‘夫子为卫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须疑而问。今冉子疑夫子为卫君者，以常法言之，则卫公辄亦于义当立者也。以辄当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伤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齐，不让而于心终不安。人之心本仁，才伤着本心，则便是不仁矣。”谟。
问：“子贡有‘怨乎’之问，何也？”曰：“夫子谓夷、齐是贤人。恐贤者亦有过之者，于是问以决之，看这事是义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让而让之，则未必无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谓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卫君事，则大不然矣，子贡所以知其必不为也。”夔孙。
夫子说：“古之贤人也。”贤人固有做得间不恰好处，便未知得夷、齐之让是与不是。若是，不必逊，则终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则让便未得为是。如此，则未见得夫子不为辄。所以更问“怨乎”。夫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让，让方是合这道理。既是以让为合理，则始知夫子之不为辄。义刚。
只“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为卫君矣。何故更要问“怨乎”这一句？却煞有说话。子贡也是会问。义刚。
安卿以书问夷、齐，辩论甚悉。曰：“大概是如此。但更于‘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问：“‘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见他说得来不大段紧切，故教他更于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长之分，以违君父之命；叔齐不敢从父兄之命，以乱嫡庶之义，这便是‘求仁’。伯夷安于逃，叔齐安于让，而其心举无陧杌之虑，这便是‘得仁’否？”曰：“然。卫君便是不能求仁耳。”道夫。
孔子论伯夷，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马迁作《伯夷传》，但见得伯夷满身是怨。苏子由《伯夷论》却好，只依孔子说。文蔚。
问：“子贡‘卫君’之问，与‘去兵、去食’之问，皆非寻常问者所及，程子固常称之，而又曰：‘孔门学者，独颜子为善问。’何也？”曰：“颜子之问，又须亲切。如此事在颜子，又自理会得，亦不必问也。”必大。
问：“‘夫子为卫君’章，程子所引谏伐事，《或问》论非此章答问本意，当矣。今《集注》全载其说，不删此语，何也？”曰：“谏伐而饿，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来说。”必大。《集注》。
子贡之问，意只主让国。谏伐之事，却在里面事。如圣人，却是泛说。焘。
吴伯英问：“夷、齐让国而去，一以父命为尊，一以天伦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尽乎天理之公矣。所谓‘孤竹君’，当时或无中子之可立，则二子将奈何？”曰：“纵二子不立，则其宗社之有贤子弟，立之可也。”壮祖。
或问：“伯夷、叔齐之让，使无中子，则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国而弃之！必有当立者。””曰：“伊川说，叔齐当立。看来立叔齐虽以父命，然终非正理，恐只当立伯夷。”或曰：“伯夷终不肯立，奈何？”曰：“若国有贤大臣，则必请于天子而立之，不问伯夷情愿矣。看来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论之，则伯夷分数稍优耳。胡文定《春秋》解这一段也好，说吴、季札让国事，圣人不取之，牵引四五事为证。所以《经》只书‘吴子使札来聘’，此何异于楚子使椒来聘之事耶？但称名，则圣人贬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说《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僩。
因说记录之难，如刘质夫记明道说，辄据位而拒父，则卫之臣子去之可也；辄去之而从父，则卫之臣子拒蒯瞶可也。是以蒯瞶为得罪于父，亦不当立也。后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说，如上句说却是，但下句却云辄去而从父，则卫之臣子当辅辄以拒蒯瞶，则是错了。后来胡致堂却说立郢为是，乃是救文定前说之错。至若杨文靖说此段，尤不可晓。文靖之意只欲破王元泽说‘善兄弟之逊，必恶父子之争’，遂有此病。要之，元泽此二句自好也。”焘。《集义》。
胡家说夷、齐所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谓其全性命之理犹可，若谓夷、齐要全性命之理，而后如此为之，此大害义理！“杀身成仁”，亦只是义当杀身，即是成仁。若为成仁而杀身，便只是利心。扬。
问：“子贡欲知为卫君，何故问夷、齐？”曰：“一个是父子争国，一个是兄弟让国，此是，则彼非可知。”问：“何故又问‘怨乎’？”曰：“此又审一审。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处说。凡让出于不得已，便有怨。夷、齐之让，是合当恁地，乃天理之当然，又何怨！大纲卫君底固为不是，到此越见得卫君没道理。”又问：“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节事。第一节须先正辄父子之名。”问：“辄尚在，则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当立，如何不正！”㽦。
“‘夫子为卫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须疑而问。今冉子疑夫子为卫君者，以常法言之，则卫公辄亦于义当立者也。以辄当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伤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齐，不让而于心终不安。人之心本仁，才伤着本心，则便是不仁矣。”谟。
问：“子贡有‘怨乎’之问，何也？”曰：“夫子谓夷、齐是贤人。恐贤者亦有过之者，于是问以决之，看这事是义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让而让之，则未必无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谓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卫君事，则大不然矣，子贡所以知其必不为也。”夔孙。
夫子说：“古之贤人也。”贤人固有做得间不恰好处，便未知得夷、齐之让是与不是。若是，不必逊，则终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则让便未得为是。如此，则未见得夫子不为辄。所以更问“怨乎”。夫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让，让方是合这道理。既是以让为合理，则始知夫子之不为辄。义刚。
只“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为卫君矣。何故更要问“怨乎”这一句？却煞有说话。子贡也是会问。义刚。
安卿以书问夷、齐，辩论甚悉。曰：“大概是如此。但更于‘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问：“‘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见他说得来不大段紧切，故教他更于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长之分，以违君父之命；叔齐不敢从父兄之命，以乱嫡庶之义，这便是‘求仁’。伯夷安于逃，叔齐安于让，而其心举无陧杌之虑，这便是‘得仁’否？”曰：“然。卫君便是不能求仁耳。”道夫。
孔子论伯夷，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马迁作《伯夷传》，但见得伯夷满身是怨。苏子由《伯夷论》却好，只依孔子说。文蔚。
问：“子贡‘卫君’之问，与‘去兵、去食’之问，皆非寻常问者所及，程子固常称之，而又曰：‘孔门学者，独颜子为善问。’何也？”曰：“颜子之问，又须亲切。如此事在颜子，又自理会得，亦不必问也。”必大。
问：“‘夫子为卫君’章，程子所引谏伐事，《或问》论非此章答问本意，当矣。今《集注》全载其说，不删此语，何也？”曰：“谏伐而饿，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来说。”必大。《集注》。
子贡之问，意只主让国。谏伐之事，却在里面事。如圣人，却是泛说。焘。
吴伯英问：“夷、齐让国而去，一以父命为尊，一以天伦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尽乎天理之公矣。所谓‘孤竹君’，当时或无中子之可立，则二子将奈何？”曰：“纵二子不立，则其宗社之有贤子弟，立之可也。”壮祖。
或问：“伯夷、叔齐之让，使无中子，则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国而弃之！必有当立者。””曰：“伊川说，叔齐当立。看来立叔齐虽以父命，然终非正理，恐只当立伯夷。”或曰：“伯夷终不肯立，奈何？”曰：“若国有贤大臣，则必请于天子而立之，不问伯夷情愿矣。看来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论之，则伯夷分数稍优耳。胡文定《春秋》解这一段也好，说吴、季札让国事，圣人不取之，牵引四五事为证。所以《经》只书‘吴子使札来聘’，此何异于楚子使椒来聘之事耶？但称名，则圣人贬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说《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僩。
因说记录之难，如刘质夫记明道说，辄据位而拒父，则卫之臣子去之可也；辄去之而从父，则卫之臣子拒蒯瞶可也。是以蒯瞶为得罪于父，亦不当立也。后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说，如上句说却是，但下句却云辄去而从父，则卫之臣子当辅辄以拒蒯瞶，则是错了。后来胡致堂却说立郢为是，乃是救文定前说之错。至若杨文靖说此段，尤不可晓。文靖之意只欲破王元泽说‘善兄弟之逊，必恶父子之争’，遂有此病。要之，元泽此二句自好也。”焘。《集义》。
胡家说夷、齐所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谓其全性命之理犹可，若谓夷、齐要全性命之理，而后如此为之，此大害义理！“杀身成仁”，亦只是义当杀身，即是成仁。若为成仁而杀身，便只是利心。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