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沙溪禮學形成，以《備要》爲代表的實用生活禮，處於比《國朝五禮儀》更優先的地位。而後斯須百年間，禮學家或摘敘《家禮》節目，或參以俗尚補闕訂疑，禮書述作可謂博贍。然而其間多繁雜之私論而鮮見融會之明識，《備要》開創的實用禮儀的範式承繼者寡。直至朝鮮中後期肅宗朝（1675—1720年），一部摭前人之失、糅五方異俗，利於黎庶昭行的書册——陶庵李縡《四禮便覽》纂成，朝鮮民間禮儀制度由此燦然大備。
  四禮爲人道始終之大節，其名出自《家禮》，丁若鏞云：“四禮者，私家之禮也，冠禮以成人，昏禮以合姓，喪禮以慎終，祭禮以追遠，此之謂四禮也。四禮之名，出自《朱子家禮》。”①《便覽》其例仿《備要》，於行禮程式上增冠、婚二儀以備四禮。就篇章排布而言，《便覽·凡例》中説：“此編雖以《家禮》爲主而既名以《四禮便覽》，故通禮中‘祠堂章’則移置於祭禮之首。‘深衣制度’則略加删節，移置於冠禮諸具之中。‘司馬氏居家雜儀’及喪禮之‘居喪雜儀’，雖甚緊要而與應行儀節有異，‘初祖’‘先祖’二祭，朱先生已不行，故兹並不録。”②由此凡例可知，爲了與書題“四禮”相符，《便覽》將朱子拈自《書儀》的“祠堂”及“深衣制度”重新放回到原來章目；“居家雜儀”及“居喪雜儀”由於時異境遷且與俗制悖逆，李縡徑行删去不録，體現了實踐與實用禮學的精神。此外，八卷本《便覽》，冠、昏、祭各居其一，喪禮獨佔五卷，卷末附有禮圖（除卷七“改葬”外），凡90幅，較性理大全本“家禮圖”增益58幅③，其中有因俗用而特製的圖式，如“魂帛俗制圖”“俗制小轝圖”等。
  就著述體例而言，《便覽》正文及注釋的編排形式與《備要》近似，援引朱子原説及前賢論辯，以字號大小及單雙行别之，眉目清晰、條理不紊，俾閲者一目瞭然。李縡個人論見以“按”字凸顯，或調停諸説，或伸彼抑此，據統計達136條之多。此外，《便覽》直接延續了《備要》所立“×之具”“告祝禮式”二類。沙溪的“×之具”以儀節之名標識，雖有頊類却未有統一名稱。而《便覽》中“諸具”第一次作爲表示行禮器物、人員等禮頊的定名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且《備要》諸“具”及告祝禮式皆置於各禮條前，而李縡將其統一移於各禮條後，並從喪、祭二禮擴展到四禮的範圍。加之，《備要》所擬31條“告祝禮式”多引自丘氏《儀節》，並無過多發明，而《便覽》不僅將書狀的位置固定，列在“諸具”條下，並對其作了大量精核的補充。其内容主要包括“告辭式”“書式”“皮封式”“復書式”“祝辭式”“銘旌式”“謝狀式”“狀式”“祭文式”“門狀式”“榜子式”“志蓋式”“志底式”“墓表式”等，凡88條，兹34條爲李縡新補，如“告宗子書”“祧主遷奉次長房後改題告辭式”等，先前禮書未見，屬李縡的創造。《便覽》“諸具”條撰寫體式，以“立銘旌”儀節爲例（見圖1—2）。
  現擇“諸具”頊細審之，《便覽》一書較《備要》的演進主要在以下兩端。
  1.愈析愈精。表現爲：（1）《備要》首次將丘濬《儀節》中禮儀的執行者納入諸“具”條，但僅是寥寥幾筆帶過。陶庵在不違《家禮》要義的基礎上，彰明了禮文中隱含的參禮、輔禮人員，並就特定禮用加以增添，使之纖鉅靡漏。如：除常見的“執事者”“侍者”“贊者”“祝”“御者”“禮生”外，《便覽》還臚列“儐”“媒氏”“擔幣者”“執雁者”“役夫”“擔夫”“司書”“司貨”等，並於“治葬”儀節中“開塋域祠后土諸具”下增設“蕫役者”，下注“如葬師之類”；“遷柩”儀節中“奉魂帛諸具”下增設“女僕”，下注“俗稱哭婢，二人或四人”。（2）《備要》所設儀節流程總計44頊，《便覽》增至213頊。如《備要》“初終”節共有“初終之具”“易服之具”“治棺之具”“遷尸之具”4則，而《便覽》擴展爲“遷居正寢”“既絕”“復”“遷尸”“楔齒綴足”“護喪”“易服”“始死奠”“治棺”9則。
  2.對土俗民情的依從與匡正。李縡所處朝鮮中後期距沙溪《備要》纂成已久，國俗禮制因革變遷，即便是陶庵這樣的大儒也未能完全尊奉《家禮》而一式不改，故《便覽》對各禮具的闡釋多徇俗例並通以今事，難以文字爲解者直用俗名，對沙溪的疏通作了二次討論。兹舉例於下，以見便概。如“及墓”儀節“題主諸具”中“井間”條，爲半島民俗之特有，劃縱横交錯的綫條於所題牌位之上，形成許多規則的井字形方格，即所謂“井間”，其作用是防止主上文字越界，使其整齊劃一。李縡注云：“俗施於粉面，使行正字均者。用紙塗蠟爲之，或用色絲纏繞分井。”①又如中國端午所食的“角黍”（粽子的别名），東俗不尚，因此《便覽》代之：“以俗稱端午草搗爛，和作青餅。”②再如“四時祭”中“滌器具饌諸具”有“清醬”條，《家禮》所用調味品爲醋、醢之屬，並無用醬之文，栗谷及沙溪始據古禮將醬料添入蔬菜脯醢之中，李縡在《便覽》中進一步闡發“今以清醬代醢一品，用之以爲宜”③。
  綜上所述，李縡《便覽》據“繁化”“從俗”的原則，遠紹濫觴於丘濬《儀節》的諸“具”編寫格式，近參沙溪《備要》對喪、祭二儀中諸“具”所作的朝鮮化改造，補入冠、婚二禮，以全“四禮”之名，並將行禮所用人物、器用單列，置於禮文節目之後，最終爲之定名“諸具”。《便覽》所釐析四禮散見的“諸具”頊，本末巨細，無不畢陳。其書既出，遂爲朝鮮後期兩百年間禮學之懿範，黄泌秀在《重刊四禮便覽序》中説：“自有陶庵先生《四禮便覽》一書，措之吉凶，條理不察，煩簡得當，人易奉行，無敢異言，遂爲禮書法律，斷案一定。”④自《家禮》傳入半島以來，禮法、禮義要素向來是論禮之家一貫研訂的對象，而陶庵《便覽》的編撰，帶動了大批禮書以禮器“諸具”爲議題，對其補輯遺逸，使之樸實淺近，家喻户曉。《叢書》中對仿照《便覽》將“諸具”頊置於各儀節之後，對其考覆書寫的著作主要有韓錫斆《竹僑便覽》、李明宇《臨事便考》、黄泌秀《增補四禮便覽》、宋俊弼《六禮修略》四部。
  以上所舉丘濬、金長生、李縡三人，是禮器、物用、人員從“諸‘具’”到“諸具”演進歷程中的關鍵人物。自丘濬《儀節》始，方有物具頊的單列歸類，他參考明時俗制對器物進行增益、剟削或改换，爲此後論禮者提供了借鑒的範式。然該書諸具項之弊端在於，尚未該羅《家禮》全貌，通、冠、婚、喪、祭各禮皆有遺漏；諸具類分作兩部分，其一納入各禮合用合備中，其二納入諸小節獨用中，兩者界定不明，不便參酌；再者各物具下辨釋簡略，僅有條目而未實其詳。丘濬注釋的《家禮》在半島廣爲流行並成爲標準本，影響了大批鴻儒碩彦就其體例而發揮補苴，而沙溪《備要》便以《儀節》所建立的理論體系爲圭臬，從諸具分類、諸具考證、諸具圖例等方面建構了諸具研究的理論框架，《備要》行世之後，韓人喪葬禮俗即從其所定者而施用。但是沙溪對諸具體系的建構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冠、婚二儀的缺失，使《家禮》諸具未盡完備。而後陶庵李縡《便覽》以沙溪《備要》爲藍本，補其闕略，既充分吸納周秦以降中國禮制，又博稽衆説切合俗情，使諸具分析該貫《家禮》全篇，且極之蠶絲牛毛之細。是書鋟木刊印，半島民衆殆據之言禮、行禮，而不必因器物不合禮制而影響禮的進行，“諸具”名義之確立至此臻於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