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朝初期，礼学研究聚焦在以“五礼”爲中心的王朝礼仪制度上。其标志是历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六朝修订，最终完成于成宗五年（1475年）的《国朝五礼仪》（8卷8册，另有《序例》5卷3册），它将吉、嘉、宾、军、凶五礼模式规范化，并涵盖了仪式所用主要道具的定制及图样，其本质上属于朝鲜不同社会阶层践礼的标准参考书。16世纪后，以沙溪金长生爲代表的礼学硕彦不断涌现，以《家礼》爲内核，以“四礼”爲表现形式，关注生民之大节的礼学著述顿增。由于地理及政治的阻隔，中国与朝鲜的学术交流往往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有明一代《家礼》以诠解、札记、评选爲特点的著述形式在稍后的李朝都有各自的模仿与追随者，如宋翼弼《家礼注説》、李珥《祭仪钞》、李德弘《家礼注解》、柳成龙《丧礼考证》等。这些著作虽不乏吉光片羽式的真知灼见，但由于其学习、模仿对象本身体例上的缺陷，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且一味追随，难免落于窠臼。
  作爲东国礼学第一人的金长生（1548—1631年），集先师龟峰宋翼弼的礼学与栗谷李珥的性理学之长于一身。其于宣祖十六年（1583年）所著的《丧礼备要》①，开启了民间礼式朝鲜化的先河。
  在内容选録上，沙溪认爲以祭祀爲主的丧礼作爲报本之礼，相比养生的嘉礼更加具有醇化社会的价值，因此他以篇幅佔《家礼》之半、文字较爲难解的丧礼爲研究主轴，析爲上下两卷。卷端载有116幅礼图，于性理大全本“家礼图”基础上增益69幅①。上卷迄至“奔丧”，下卷起于“治葬”，其间《家礼》正文顶格大字书之，朱子本注则以次一号大字承接，凡所援引古礼及前彦时贤诸説，皆以双行小字标注。或有古今异宜及不合朝鲜时用者，则以沙溪“按”或“愚按”别之，对礼文加以考证、添补、删汰和移改，据统计凡144条之多。
  在编纂体例上，《备要》基本仿效丘氏《仪节》，但对其进行了弹性的择采与调适，举述如下：《备要》从《仪节》所创类项中选用“辅助之人、预备之物、告祝状书”三种，以朱子原文爲经、仪节爲纬，将其逐一列于各礼条前。首先，“告祝状书”内容涵盖讣告书、谢状、吊祭文、门状、榜子、慰人父母亡疏、祝文式、袝庙告辞等共计31条，其中9条源自司马氏《书仪》，1条源自高闶《送终礼》，4条爲沙溪据国制所改易，此外直接转引《仪节》处达17条之多。上述丧葬之时家用往来的告祝状书，其格式文辞已拟定详备，丧家衹需抄録填缺，以便应急之需。其次，《备要》撰作之旨趣在于可操作性，“欲使蒙学之士开卷瞭然，仓卒之间有所考据而无失”②。它以丘濬《仪节》所提炼彙类的行礼人员、施用器物爲根底，将两者合一，并对其进行了细化的处理：（1）不再将人员单列，将其统一归入物具类。《备要》摒弃了“合用之人”中礼仪的引导者“礼生”；保留了礼节的执行者与器物的制作者，并将其归入物具内。如“木工、漆匠”纳入“治棺之具”，新增“莎土匠”归爲“穿圹之具”，新增“轝夫”列入“发引之具”等。（2）细化了行礼的节目及流程。《仪节》列举丧礼所用“棺具”至“送葬之具”共12项，而《备要》将“敛具”析爲二：大敛之具、小敛之具。“奠具”析爲三：袭奠、小敛奠、大敛奠；“治葬之具”析爲三：开茔域祠后土之具、穿圹之具、窆葬之具；并添补“送终之具”“易服之具”“设冰之具”“爲位之具”等26顼。自“初终”起，直至“墓祭”止，丧、祭二礼所涉仪节凡44顼①，各节目下又囊括若干具体的物具。（3）侧重对丧具各条目进行全方位的阐释。《仪节》于丧具条目下，大多未作説明，而《备要》则详列各器物之名称、材质、结构、度数、作用之类，如“治棺之具”中“衽”条，下注：“即小腰，俗称银钉，用八，所以连合棺之上下缝者。其制用松木，长三寸或二寸八分，广二寸六分，厚二寸二分或二寸……或用铁钉，长五寸，二十箇，以加棺之上下及四角。”②（4）沙溪以朝鲜风俗与国制（《国朝五礼仪》）融通于《家礼》，对丧具进行了合宜的增删、改易及俗化，使之条理秩然，便于丧家照单预备。如“成殡之具”中“毛氊”条，冬日用以裹棺，并非民间惯常使用之物，故《备要》下注“无则用藁席”。又如“设冰之具”中有“床”，《备要》注“用俗箭平床”，即《国朝五礼仪序例》所列有足四围有栅栏的“栈床”①，“箭平床”爲“栈床”之乡名。再如“穿圹之具”中增设“金井机”，爲半岛民衆治葬时安于地上穿其内爲圹者所用，沙溪注：“用木四条爲之。先度棺之长短广狭与灰之多少，而裁断于四角作枘，凿合之爲机。”②《备要》于丧具条之编纂范式，以“治棺之具”爲例（见图1—1）。
  斜綫前爲《丛书》的册数编号，具体编号见附録一：本书取用《韩国礼学丛书》表；斜綫后爲该书页码。下文同。
  综之，将《备要》与《仪节》两相比裁，就“诸具”发展来説，《备要》虽采用《仪节》开创之类项，却对其作了由表及裹的增补推阐。它将丧葬之具依礼文节次编著，使《仪节》中器物人员或通礼合用或依各个节目分用的紊乱局面趋于合理，弥补了《仪节》“治葬”之后礼器物用的脱失。同时，《备要》以器物条目爲准绳，以朝鲜半岛特定的“国俗”与实际情况爲出发点，旁通曲触，补足了《仪节》注解简略的缺漏，对其考证上可权衡处作了通变和调整。《备要》将物具类置于各礼节之首，定名爲“×之具”或“×具”，垂爲朝鲜礼书诸“具”类议论定制之一。《丛书》中郑万阳、郑葵阳《改葬备要》，金禹泽《九峰瞽见》，禹德邻《二礼演辑》，张福枢《家礼补疑》，尹羲培《四礼撮要》，姜夏馨《丧祭礼抄》，皆是对《备要》体例之依仿。
  《备要》是沙溪将中国传统礼制与朝鲜文化相融合的代表性著作，作爲韩国民间礼书撰述的嚆矢，它被后世盛誉爲“东方《家礼》”。其影响广被，儒者赵寅永説：“继《家礼》而言礼者，在我东惟《丧礼备要》最切，今士大夫皆尊之。”①然而由于《备要》在节文范围上独取丧礼，未能通行于吉凶，冠、婚二仪未暇顾及。直至李縡《四礼便览》出，他承续《备要》思想的志趣，不仅彰显了《家礼》朝鲜化的日益推进，亦暗示着“诸具”范畴在《仪节》《备要》学説基础上慢慢发酵，历经深入探究，并最终达到完善的学术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