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作《家禮》，裁繁就簡，重在禮法之宣揚，禮器、物用方面於行文中則多有約略。雖易於常時素行講習，但若逢急遽凶變，對行禮所需物具則難以瞭然於目，着手備辦更是茫然無措。自楊復《家禮附注》出，有關《家禮》的注釋、節編本數百年來衍生未墜，諸如馮善《家禮集説》（以下簡稱《集説》）、湯鐸《家禮會通》（以下簡稱《會通》）、王源《家禮易覽》（以下簡稱《易覽》）、魏堂《家禮會成》（以下簡稱《會成》）等，其關注焦點多在禮文的補注損益，文本編輯體例上則未有創見，大多僅在朱子本注下添諸家禮論。
  而丘濬（1421—1495年）於成化十年（1474年）所編八卷本《儀節》則另闢蹊徑，在節目編排上對《家禮》作了較大的調整。
  1.除大體沿用朱子正文外，丘氏對本注加以删修簡化，將其析爲四類，逐條綴於朱文之下。（1）指導行禮過程每個步驟當如何實施的“儀節”，共147條。①（2）祭祀神鬼或祖先並附於祝版上的“祝文”，共32條。《儀節》所輯“祝文”原散於《家禮》正文中，不另標目，丘濬將其彙類成頊。（3）禮儀活動期間所需的文書範式——“書式”，共19條。“書式”一頊，司馬光《書儀》已見，“居喪雜儀”後附有20則，“影堂雜儀”後附有6則。而《儀節》所列19則“書式”，便是在《書儀》“書式”的參照下，補入“名帖式”“題主式”“祭文式”等條形成的。（4）《家禮》本注中屬於規制説明部分的“餘注”，共6條，即“通禮餘注”“冠禮餘注”“昏禮餘注”“喪禮餘注（2條）”“家禮餘注”。
  2.《儀節》還博取《儀禮》《周禮》以下諸經及宋儒禮説，随事添補，置於每卷末尾，名爲“考證”，共13條，即“通禮考證”“婦人拜考證”“深衣考證”“宗法考證”“冠禮考證”“昏禮考證”“喪禮考證（4條）”“喪服考證”“改葬考證”“祭禮考證”。
  3.對於《家禮》各種增補版中均收録的“禮圖”，丘濬依照圖示的主題穿插附於各卷之末，不再獨立成卷，凡61幅，較《性理大全》本“家禮圖”增益30幅。①上述6類皆《儀節》體例上之發明，爲後世禮書撰寫提供了嶄新的範式。
  從內容屬性上來説，《儀節》較《家禮》亦進行了特色化的補苴。
  1.補述文意。因文句僻奧或時代變遷，造成《家禮》與明代習俗時制多有不符，於是丘濬在原本儀文下加諸“按語”，對器物、書式、法度等詳作闡發或代以當時通行之用。如《通禮》“正至朔望則參”儀節“主婦點茶”條，宋人“點茶”的飲式明時已不流行，故《儀節》雖存點茶舊文，却在按語中附“今人燒湯煎葉茶”。又如《冠禮》“再加帽子”條，丘氏據明人所戴式樣，考訂其形制爲“以縐紗或羅或段”所作的小帽，貴賤皆可通用。
  2.補足儀節。《家禮》乃芟削《書儀》且節略古禮而成，約有失之允當處，凡此，《儀節》皆據禮經與國制一一補正。共添設38條，以陰文“補”字别之。如采《禮記》而補“冠禮雜儀”“昏禮雜儀”“祭祀雜儀”，依《朱子大全》而補“祀土地”，從《大明集禮》而補“婿廟見”“書遺言”“改葬”等。
  3.補列器物及人員。《儀節》在内容上更委重於禮之用，其目的是讓世人行禮前通觀禮節梗概，以備操作。因此丘氏將原本夾雜在《家禮》中的合備之器物、合用之人采摭編次，列於冠、喪、祭禮程序節目之前。由於喪禮篇幅較長、儀節繁複，除録有喪葬過程中多處通用的物具人員外，他還將“初終”至“治葬”各小節所需物品分别掇出歸類，共計“棺具”“遷尸之具”“沐浴之具”等12日。倘若質地特殊或需别加説明者，則略作闡發，如“襲具”中“握手帛”條，下注：“用熟絹二幅，各長尺二寸，廣五寸，以裹手兩端，各有繫。”又如“含具”中“錢”條，下注：“三文，有金珠亦可。”《儀節》中諸“具”的單獨提煉，方便行禮之家預先措辦，避免臨期倉促匱乏影響執用。丘氏對此亦有説明：“況禮久廢，行者頗少，不人人能也。苟非先事備物致用，講明演習，則其臨時失誤也必多矣。今擬合用之器、合備之物、合用之人於後，使行禮之家，先期置辦，賃借免請，庶不至失誤。”①兹將《儀節》中所列器物及人員具表如下（表1-1）。
  由表1—1可揣知，將《家禮》中禮器、物具、輔禮之人等單獨擇出，是《儀節》的首創。但丘濬並非僅僅將《家禮》中述及的人、器、物單純繫連或排列，而是務求變通，采古禮、明制及國俗
  之物補入，如是書所引冠禮之“網巾”“儒巾”“四方平定巾”“盤領袍”“直身”，喪禮之“垼”“明衣裳”“枲麻”“坐褥”“木跗”“功布”。此外，爲了引導、保障家禮的準確實行，丘濬在《家禮》已有的襄助人員“祝”“執事者”外，還主張設立“禮生”（或稱“相禮”），如禮書中“引贊”“通贊”“唱贊”之類人物，由儒生、塾師及親朋子弟中知禮者擔任，其職責是從旁指領禮儀的進行。“禮生”的設置源於官方禮制，其並非專職而是臨時聘請，性質上屬於禮儀實施的解釋者和指導者，即禮儀專家。“明人不以考禮、議禮爲勝，‘執禮’纔是明代家禮傳播之鵠的”①，丘濬《儀節》通過對《家禮》知識的重構，於內容增補中另立的“器物人員”類禮頊，正是明代“執禮風潮”最直觀而切實的體現②，使得“窮鄉淺學之士”易曉能行。
  同時《儀節》的不足處亦察而可見，它首次單列行禮所需諸人物、器具頊，故而尚未形成一定的規範和系統，内容上僅涉冠禮、喪禮（部分）、祭禮三章，通禮、婚禮及喪禮“治葬”之後的節目並未關注。且囿於《儀節》成書的側重點在於“儀節”而非“禮器”，無須於每物之下探幽攫微，給予細入絲方的考訂，因此器物陳設之次、服飾日用之分、文字名目之難解者，未能在各具體人物、器具條目下闡明，反而分散在“儀節”“按語”“餘注”“考證”內。儘管《儀節》尚存在若干不足，然作爲一部在禮學諸多方面頗有創革，甚至可稱得上“發明”的著作，我們無法在所有環節上對其求全責備，對於其中尋求突破的篳路藍縷之功，則應給予高度的重視和肯定。正如嘉靖年間任刑部尚書的何鰲評價所説：“善乎瓊山丘氏之《儀節》也，發所未發，備所未備，而《家禮》爲之復明。”①《儀節》本身在當時、後世乃至域外的影響，也正印證了其價值。
  通過“朝廷頒給、李朝政府求賜、使節於民間購貿、兩國文士互贈”的圖書交流渠道，大量明清漢籍傳入半島。②據《中宗實録》十三年（151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戊午）條記載，慕齋金安國（1478—1543年）作爲謝恩副使赴燕京，於書肆購有《論孟或問》《傳道粹言》《延平問答》《胡子知言》等，《儀節》亦在其中，“所謂《家禮儀節》者，皇朝大儒丘濬所删定也”③，是爲《儀節》在東國史料之始現。安國此行所獲乃李朝不得多見之書，其進獻呈上，以備國朝刊印及弘文館講習之用。在明代以《家禮》爲媒介的改編文本中，丘氏《儀節》在朝鮮流傳最廣、影響尤大，幾乎成爲近世與《家禮》並行的新經典。縱觀《叢書》所選120册155種禮書，除商討古禮、諺解懸吐禮籍的15種未徵引《儀節》內容外④，學者講説尊尚，莫先於此書。其中《家禮增解》《全禮類輯》《四禮常變纂要》三書更是依照《儀節》冠禮中“合用之人”“合用之物”項來摘録冠禮所需的物器、服飾、人員。總之，《儀節》無疑是“諸具”一頊創制的源頭，然而它對行禮諸“具”的記載又是疏簡省略的，因此，對諸“具”的增補、發揮顯得十分必要。沙溪金長生的《喪禮備要》，以喪禮爲本，從體例、内容上完備了諸“具”的著録與疏證，在“諸具”一項的正式成型之前，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過渡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