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通過高麗朝近百年的引進、傳播、理解，逮到朝鮮太祖李成桂（1392—1398年）以儒教立國，迄至最後一位君主純宗李坧李朝之初“‘崇儒排佛’政策在理論和制度上開始確立，佛教受到批判和壓抑”①。基此背景，新王朝將《家禮》視爲蕩滌佛教殘弊，建立儒家化鄉風民俗的樞要。鮮初至成宗（1470—1494年）末，《家禮》和國俗交互參照融合，《經國大典》《國朝五禮儀》編成，標志着以六典爲代表的國家行政體系和以五禮爲代表的王室禮制正式確立。李朝統治階層爲推廣《家禮》，令國內各階層都熟悉其內容儀式，采取了以下幾種方式：首先，王庭率先遵照履行《家禮》法度，如太祖1408年薨，“治喪一依《朱子家禮》”②；世宗六年（1424年）“王女虞祭，請依《文公家禮》，以魂魄返魂行三虞祭”③等。其次，政府還大力刊行《家禮》及相關禮書，如太宗三年（1403年），“分賜《朱文公家禮》於各司，印《家禮》一百五十部於平壤府而頒之”④。又如成宗二年（1471年），“又今諸道廣刊《小學》《三綱行實》等書，教民誦習”⑤。世宗大王創制朝鮮文字後，諺文版儒教倫理籍册進一步向全社會普及。再次，重視家廟奉祀之制。高麗末期，部分地區已設立有家廟，李朝延續和擴展了這一趨勢，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相關的懲罰措施，“願自今刻日立廟，敢有違令，尚循舊弊者，令憲司糾理”①。最後，爲了推廣《家禮》的傳習，太宗三年（1403年）將《家禮》作爲人才登用的考試科目。以上諸多舉措促使了時人在思想上對《家禮》的重視。總體來説，朝鮮的15世紀，是“國家鼓勵實行在高麗末期與性理學一起引進的《朱子家禮》的時期……是國家建立法和禮的同時開始實行家禮的時期”②。以兩班、士林爲代表的統治階層致力於《家禮》生活化，而民間信仰及舊式生活習俗的保留，使得《家禮》並未深入半島各個階層。
  16世紀初中宗李懌（1506—1544年）之後的兩百年間，以退溪李滉爲宗的嶺南學派和以栗谷李珥爲宗的畿湖學派迭起，《家禮》在庶民生活中得以進一步推行，“邦國之遠，閭巷之僻，家無不有，人莫不講矣”③。其間，朝鮮碩學一本《家禮》之説，彙成了爲數可觀的考辨、通論、問答、禮説、祝辭等羽翼之作。誠如阿部吉雄所云：“其（朝鮮朱子學者）禮論無非是與《家禮》相關的，時俗也大多依從《家禮》，這是史家所公認的。因此，《家禮》的注釋纂述之書可謂汗牛充棟。”④沙溪金長生《家禮輯覽》《喪禮備要》，尤庵宋時烈《尤庵先生問答》《尤庵先生禮説》，市南俞棨《家禮源流》，陶庵李縡《四禮便覽》，星湖李瀷《家禮疾書》，鏡湖李宜朝《家禮增解》，茶山丁若鏞《喪禮節要》《禮疑問答》等專著相繼問世。禮學大儒就《家禮》的記録及闡發，促進了“家禮學”研究的體系化及普世化，造就了卷帙宏富、異彩紛呈的禮經著述，朝鮮禮學“從行禮層次轉至學問的層次”①，壬辰倭亂及丙子胡亂等家國危機亦未能使之中斷。
  英祖（1725—1776年）之後，隨着《國朝續五禮儀》《國朝續五禮儀補》《國朝喪禮補編》等禮典不斷編修和補充，《家禮》淡化了对王權的約束力。然而《家禮》研究却漸趨大衆化，禮學的述論不再僅是部分性理大儒的特權，斯時的煌煌禮書大多未得刊印，憑靠寫本流傳閭里，一些禮書著者及書寫年亦無據可考。同時，禮籍的書寫方式也不再衹局限於《家禮》式“四禮”研究的範疇，還擴延到對古禮本源問題的探討。如夏時贊《八禮節要》、趙鎮球《儀禮九選》、張錫英《九禮笏記》、宋俊弼《六禮修略》等書，在冠、婚、喪、祭之外，尚關涉有鄉射、鄉飲酒、士相見、投壺等禮説。此外，除兩班貴族外的朝鮮中人或平民依賴自身經濟實力的提升，在鄉黨應酬及宗族關係中也開始重點關注並研究《家禮》所涉及的儀節、祝辭、禮器等具體事務，《家禮》深入社會底層，樵叟野老皆曉儀文禮式，其真正成爲朝鮮半島的“垂世大典”②。
  要之，《家禮》朝鮮化過程中具有自身鮮明的特色：一則李朝整個政治體系和國家機構都建立在以《家禮》爲中軸的禮學基礎之上，於内聖外王的過程中，實現了“道統”與“政統”的結合，完成了禮學的法制化，“政教合一所產生的‘禮學’，對於大一統的朝鮮封建王朝的迅速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相當有效的作用。‘禮’相當於當時人爲的‘法’的作用”③。二則禮學研究始終處於相對穩定、封閉的發展狀態，即所謂一切皆由《家禮》而衍生。“《家禮》式之四禮研究風氣頗盛”①，且突出集中在以“慎終追遠”爲旨意的喪、祭二禮上。《家禮》類著述打破了以注釋及札録爲形式的初步研究，擴展至辨證、類聚、折衷爲主的方法論層面。三則《家禮》在與韓民族自身文化特色、儀禮制度衝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既達到了革除鄙陋、齊一朝鮮民俗的效果，又“吸收朝鮮半島固有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中的合理成分，使之與《家禮》的禮學原則對接”②。通過兩班官僚的實踐躬行及不同身份等差民衆間的篤信遵循，“家禮學”逐步趨向土著化、庶民化、大衆化，並深深融匯到國人的血脈和靈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