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公元918年，王建推翻弓裔政權建立高麗朝，接受國師道詵的建議，將王權與佛教的神權相結合，立佛教为国教，推行儒佛道並用、互为表裹的多元化治國方针，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儒治世。單就儒學發展來説，以朱子學的傳入爲前後期的分水嶺，前期“約370多年的儒學是以漢唐儒學爲基本内容，後一百多年的儒學則以朱子學爲主，又稱性理學”②。具體析之，前期高麗儒學其學風專主辭章、訓詁，旨在獲得文論寫作技能與積累經史知識。執政者感興趣的“主要是詩歌禮樂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對於用中國禮制來移風易俗，則不以爲然”③。此間，在思想界佔支配地位的仍是佛教，“而儒教則恒常趨附佛教驥尾”④。然至高麗末葉，王朝版蕩，國政糜爛，北有蒙元武力脅迫及經濟壓榨，南有倭寇肆意侵襲殺掠。統治階級内部矛盾日趨激化，土地所有關係混亂，私田日增，造成了“父母凍餒而不能養，妻子離散而不能保，無告流亡，户口一空”⑤的人倫慘劇。加之時日已久的佞佛之習，產生了衆多大莊園經濟豪寺，恶僧败髡驕奢淫逸，佛教界流弊百出，以致斥佛之聲日漸高漲，“爲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機，安定人民之生活，迫切需要有新的統治思想。朱子學正是適應這種需要而引進並普及的”①。
  “經與禮，一遵朱子，無敢少差。”②作爲朱子禮學落腳點之一的《家禮》，值此風雲際會之時，經由忠烈王（1275—1308年）臣子集賢殿大學士安珦（1243—1306年）之手，裹挾在朱子學東遷的浪潮中，傳入了動蕩飄搖的朝鮮半島③。《家禮》所凸顯的冠、婚、喪、祭四禮之規範，要而不煩、明快簡易，展現了儒家禮儀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對於在全社會層面消除佛教積弊，匡救世道人心，推行儒家禮俗最爲便捷。故而自《家禮》傳入之初，即爲白頤正、權溥、禹倬、李齊賢、李穡等儒者所注目，且以身爲天下先，起而踐行之。圃隱鄭夢周遭父喪，依《家禮》所定的守孝制度，“廬墓三年，東國之俗爲之一變”④。此後他更是“令士庶仿《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⑤。鄭夢周可謂士林階級中將《家禮》之制付諸實踐的第一人，李朝成俔（1439—1504年）曾高度評價他説：“自三國高麗以來，專奉釋氏，家廟之制不明，士大夫皆不以禮祀先。自圃隱文忠公倡明道學，嚴立祭祀之儀，然後家家立祠堂，始傳家舍於嫡嗣，始重嫡庶之分，無子者必取族子以爲嗣。國家大享用孟月，士大夫時享用四仲月，是有序也。”①除鄭夢周外，同期儒者趙浚、文益漸、鄭習仁、尹龜生、全五倫等，皆將《家禮》儀文施用於治喪、祭祀諸活動。恭讓王二年（1390年）《家禮》正式爲王廷所接納，並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强制推行。據載，高麗依《家禮》制定了大夫至庶人各階層立家廟和明祭禮的法令：“判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於庶人止祭父母，並立家廟……行禮儀式，一依《朱文公家禮》，随宜損益。三年（1391年）六月己巳，命申行家廟之制。”②雖然《家禮》中有關喪祭的禮儀已成法制，但正如《高麗圖經》所説：“其實污僻澆薄，厖雜夷風，終未可革也。冠、婚、喪、祭，鮮克由禮。”③《家禮》的影響力尚未達至民間。
  由上可窺知，高麗後期《家禮》的初步引入、認識和傳播，顯得零散且不成體系，此時的《家禮》僅在少數儒者或士大夫間仿行，其“未能推廣於天下，故按官職身份之等次區分，漸次推行”④。但作爲半島學術思想史上的重大轉變，《家禮》的東傳爲此後李氏朝鮮的完全儒家化提供了理論基礎，標志着一個新時代——“家禮學”時代的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