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家禮》一書真僞問題
  《朱子家禮》又名《朱文公家禮》《文公家禮》《家禮》等。“據《四庫全書》的著録統計，朱子現存的著作共二十五種，六百餘卷，總字數在二千萬字左右”①，《家禮》比諸朱子旁論，篇幅最爲精微，然却是其接受人群最廣的禮學讀本，亦是最具争議的著述之一，其癥結主要集中在《家禮》真僞問題上。舉以言之，分述如下。
  （一）《家禮》係他人“僞竄”説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没而書始出。”②《家禮》初成即爲僧童竊去，未得先生匡正，故而引致僞作之嫌。據楊士奇《跋文公家禮》及丘濬《文公家禮儀節》（以下簡稱《儀節》）所載，元末至正年間（1341—1370年），武林人應本（字中甫）作《家禮辨》③，首倡《家禮》非朱子手編，斷其出於門人附會。迄至清初，疑古辨僞風潮漸盛，白田王懋竑重申應氏之説，作《朱子年譜考異》《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更於《家禮考》開首以“《家禮》非朱子之書也”④爲確論，出陳例證數十則，引古禮及諸説相辯難。
  王氏的疑竇從內容角度考察，突出强調《家禮》與《儀禮》《司馬氏書儀》（以下簡稱《書儀》）等舊典及朱子晚時學術論斷的不合之處，且《家禮》自身内容亦存在前後矛盾之處。從文獻記載角度考察，王氏關注點在於除李方子《紫陽年譜》載《家禮》成書於乾道六年（1170年）外，並没有其他關於《家禮》完成具體年月的確切表述；且除了《朱子文集》卷75載《家禮序》外，朱子的其他著述中從未提及《家禮》的編纂，基於此王氏將《家禮序》也視作僞竄之作。
  王説厥後爲《四庫全書總目》采納，並於“家禮五卷附録一卷”條全盤承襲，云：“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①由於《四庫總目》的官修權威性，經此裁斷，僞作説遂成定論。然近代沿用兹説者甚鮮，直至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他一反學界駁應詰王之風，試圖從“《家禮》內部考察，伸張王説，以期引起更深層之討論”②。其述論從《家禮》文本毫末處入手，呈列疑誤舉要十則，指出《家禮》虚擡宗法、喪服制度、儀節錯亂、昧於經義、前後不照、取捨失當等諸多錯謬③，從而讞決《家禮》之水準尚下於《書儀》，斷不能歸於晦庵名下。
  （二）《家禮》係朱子“草就而未定”説
  應、王之説一出，時賢訟奪即興。然“僞作説”由於鮮有後人提出進一步佐證，故清後逐步式微。相反，自丘濬《儀節》及夏炘《述朱質疑·跋家禮》分别對照應、王二説，按次摘録並提出相應的糾辨，肯定《家禮》爲朱子所撰這一事實後，今人錢穆、高明、上山春平、陳來、束景南、吾妻重二諸學者亦拳拳於《家禮》成書真僞問題之證①，他們一方面依循先賢路徑，釐析過往論説中史料釋讀的正繆得失；另一方面廣泛搜羅考訂朱子親筆詩文書札，以及朱門高弟所述的序跋、語録、傳記，企圖勾稽《家禮》成書過程中朱子思想的流變；此外，還參酌現存版本系統，勘校文字異同，追溯《家禮》原貌，裁斷其被後人竄亂改易之處。
  對於上述學人的論辯往還，此不贅言，僅就確認《家禮》是否爲朱子所作不可規避之兩點稍加闡明，一則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卷首翻刻有朱子親筆《家禮序》一篇；二則朱子後嗣及門人於其生前便知《家禮》“草定”，佚而復出，經弟子取用刊行。
  就結論而言，正如黄榦《朱子行狀》：“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②及陳淳《代陳憲跋家禮》：“惜其書既亡而復出，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而出於先生既没之後，不幸而不能垂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缺典，至貽後世千古無窮之恨，甚可痛也！”③采照較妥帖的説法，《家禮》稿本確係朱子草定，然修整未訖便被付梓流布，故文本内容間有與朱子晚歲語論相牴牾之處。後世“不僅其弟子曾有臆補增改，且宋元以來被人竄亂移易”④。兹如現今通行的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本《家禮》，其卷首所載28幅家禮圖便是原封蹈襲元黄瑞節所撰《朱子成書》①。此即學者語及《家禮》，不免是非相眩、議論多歧的根源。
  綜而述之，由於至今無法覓得朱子《家禮》初稿底本，關鍵史料缺失，一味汲汲追尋《家禮》真僞之謎，終究未能定讞。筆者傾向於在研究《家禮》播遷朝鮮半島致使其社會意識形態儒家化的進程中，應將《家禮》看作朱熹學術體系中不可剥離的有機組成部分。②
  二 《家禮》之撰述背景及歷程
  “家禮”一詞最早出現於《周禮·春官·家宗人》：“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掌家禮與其衣服、宫室、車旗之禁令。”表示貴族大夫采邑内所需遵循的法則，後用以通指私家常用之禮儀規範，“六朝時已有之，或曰書儀，或曰家禮，名目異耳”③。由於朱子《家禮》的駸駸始盛，此後獨擅朱子撰著之專名。本節主要以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及其著作歷程爲着力點，考察如下。
  （一）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
  1.社會關係變遷，禮下庶人
  唐末五代兵革不息，世道衰微，禮廢樂壞，“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繡。公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昏冠喪祭、宫室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爲制，無復綱紀”①。門閥等級性的宗族制解體，家庭組織結構形態發生變化。隨着士族退出歷史舞臺，寒門庶族借科舉躋身政治權力的中心，貴賤等差觀念日趨淡漠，門第高下的界限逐漸消失。此外，宋代以来社會結構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庶人在數量上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經濟上擔負着社會絕大部分的生產勞動。文化方面，也成爲重要的創造者；政治上，則是官府不能忽視的最廣大的社會基礎”②。庶人社會地位的提升，“迫切需要與其政治地位、經濟狀況相適應的禮學禮制來滿足其社會生活的需要”③。於是禮由以往貴族階層的文化特權，向社會下層轉移，完成了“禮下庶人”的平民化轉捩。其標志是徽宗所頒《政和五禮新儀》，第一次在官方禮典中單列了針對庶民階層的禮儀條文。而司馬光《書儀》及朱子《家禮》等籍册，也是在政府企圖通過緩驅以令、勸曉以文、使民徐而知禮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2.古禮難明，且不合時宜，私家禮範興起
  《儀禮》等古禮文本最早記載了關於古代家庭的禮儀規範，在宋代禮樂復興運動的浪潮中，儒者提倡重新審視和挖掘古禮的精神內涵，以期來穩定社會人倫秩序，規範民衆道德行爲，對抗釋老以及民間信仰的浸染。然而古禮距宋已久，且其文義古奧、名物度數難詳、儀節煩瑣細碎，自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依王安石的提議更定科舉科目廢置《儀禮》後④，研治古禮者更是寥若晨星。朱子也曾感歎道：“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⑤爲了使古制禮法在民間切實可行，依“從俗、從衆、從便”的原則，因情循俗地對其進行删改變通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外，唐宋後禮書編纂“重心由公禮轉向到家禮”①，宋代公卿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洞悉朝廷禮文缺陋不行的現狀，繼承六朝以來的家禮制訂傳統，積極關注和修撰私家禮儀規範②，其著述主要有司馬光《書儀》及《温公家範》、張載《横渠張氏祭儀》、范祖禹《祭儀》、葉夢得《石林家訓》、袁采《袁氏世範》、高閌《送終禮》、陸九韶《陸氏家制》等。此中，司馬光《書儀》可謂“前期家禮、書儀長期醞釀發展後一次示範性的集成”③，除記載有關表奏、公文、書信格式外，還涉及“冠儀、婚儀、喪儀（含‘祭’在内）”等内容。全書以《儀禮》爲本，芟蕪存要，與時俱變，第一次爲士民禮書設定了冠、婚、喪、祭四禮爲基礎的框架結構，亦爲後世家禮的格局及世俗化開了先河。但由於對庶民接受禮的知識水平，及實踐禮的經濟能力缺乏明晰的估量，在民衆中推行《書儀》時頻頻遭受冷遇。綜之，古禮的不合時宜，私家禮書的無所折衷、難以推用，均爲朱子《家禮》這一符合時代緊迫性和社會必要性的新禮書的編纂提出了要求。
  （二）《家禮》之撰述歷程
  朱熹措意於禮學，並留心搜集整理考訂諸家禮説，蓋緣起於紹興十三年（1143年）其父朱松病逝的早年人生經歷。他與弟子談及時曾説：“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①
  後二十餘年，其母祝氏於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辭世，同年《祭儀》稿成。朱子自紹興十七年（1147年）編《祭儀》初稿，經與張栻、吕祖謙、林用中、汪應辰等人的函商及反復修訂，在其母喪年《祭儀》終成。②《祭儀》分祭説、祭儀、祝詞三卷，體例上未分綱目，《祭儀》爲《家禮》之最早雛形，其内容亦被《家禮》所吸收，故陳淳稱其爲《家禮》的“最初本”③。
  淳熙二年至三年（1175—1176年）間《家禮》草就④，然未及完稿，即在淳熙三年三月朱熹赴婺源省墓途中失竊於僧寺。關於《家禮》成書時間，朱門高足及後學者多認爲是乾道五年（1169年）或六年（1170年），該説濫觴於李方子《紫陽年譜》，李譜全帙雖早失，但其説尚留存於他人序跋及札記中，如楊復《家禮附録》引：“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⑤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李方子爲《文公年譜》，今剟其要附此……（乾道）六年，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①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中所録此段與真德秀《讀書記》全同②，而《言行録》是采“李方子撰行實”編成，故《讀書記》及《言行録》所載即李氏《紫陽年譜》原貌。筆者以爲，李果齋言乾道五年或六年，是朱子始作《家禮》的時間，而不是其完成時間。朱門後學方大琮、李性傳由於“對李方子的文字有誤讀，没有考慮到李氏所言的時間跨度問題”③，故謬記爲《家禮》成稿時間。後世編纂的朱子諸年譜，如明汪仲魯本、葉公回本、李默本，清洪璟本等，皆云“乾道六年《家禮》成”，其臆斷訛誤因同上述。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子卒於建陽縣考亭寓所，同年十一月歸葬於建陽西北唐石里（今福建省南平市黄坑鎮）大林谷九頂峰下，會葬者近千人，與葬士子將所録《家禮》副本攜來交給朱熹季子朱在，《家禮》終在遺失25年後始得歸璧。
  三 《家禮》之特色及主要版本
  （一）家禮之特色
  《家禮》以司馬氏《書儀》爲藍本，化裁古禮，酌采衆家禮説④，在明人倫、守名分、崇愛敬的根本原則下，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⑤爲指導思想，因事制禮、緣時設宜，對百姓之家日常生活中起居飲食、冠笄婚嫁、喪葬時祭等各頊禮事活動所需的儀節、陳設、器用、服飾等都進行了翔實的規定。全書綱目明了、體例完備、文字簡潔、內容詳略適度，從而形成了一個格局完善的家族禮儀系統，“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①。
  相較其他禮書，《家禮》於形式上的特色主要有：其一，就禮節形式安排而言，《家禮》除承襲《書儀》四禮的章節次第外，還首列“通禮”一章，冠於書首。含祠堂、深衣制度、司馬氏居家雜儀三類目頊，此三者皆是民衆旦夕所用不可缺之禮。其中，“祠堂”原屬《書儀》“喪儀”章“影堂雜儀”條；“深衣制度”本列於“冠儀”章之末；“司馬氏居家雜儀”則對應“婚儀”中“居家雜儀”。其二，《家禮》全篇分正文及注文兩部分，正文關涉儀節程序的大要，使人對禮儀的主要環節及步驟一目瞭然。朱子補述及論説則悉置“注”內，這樣不僅使禮儀排布更趨緊湊、連貫，也便於人們參考和執行。《家禮》於内容上的特色主要在於：重視宗法制度，使其與祠堂、祭田緊密相連。王懋竑曾説：“《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②就内涵而言，重視宗法思想是《家禮》的主要特徵。它“强調通過‘敬宗收族’的方法來凝聚人心”③，具體表現在祠堂制度的創設。《家禮》將唐代品官所用“家廟”及《書儀》的“影堂”演化爲“祠堂”之制，置於通篇之首，使之成爲貫穿整個《家禮》體系的主綫，朱子的深意在於反映“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④。此外，祠堂還將奉祀四世神主與提倡“宗子法”和置族產（祭田）結合起來。《家禮》規定“在家族祠堂初建之際，由家族成員從其田產中提取1/20，作爲家族祭田”①，祭田由宗子直接管理，所獲穀物佃租作爲家族共同財產用於祭祀花銷，這樣“實際上是把祭祀權與控制族產結合了起來，這就使得宗子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地位也更加牢固，有利於維護家族秩序，收合人心，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與血緣關係的認同感，確保了宗法制的順利實施”②。縱觀《家禮》，雖未見專門討論宗法的章節，但全篇都圍繞家族活動的中心場所“祠堂”展開，作爲維係家族團結靈魂和紐帶作用的宗法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家禮》之主要版本
  《家禮》所擬禮儀大多於古有徵且簡約易行，切近閭巷百姓的生活，故而自“唐石會葬”稿本復現以來，便屢經傳抄、刊刻，並間有對其校證、注釋、删汰、补苴及改易之作。爲此，梳爬出一個較爲清晰的《家禮》版本流衍脈絡，是此後揭示《家禮》傳播朝鮮半島歷程之管鑰。現將《家禮》主要版本分述如次。
  1.石卷本：現存最早的《家禮》版本，爲上饒周復於淳祐五年（1245年）所刊的《家禮》五卷加《附録》一卷（以下簡稱“附録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編號852），卷一至卷三爲配清影宋抄本。“附録本”抽出原來分散在《家禮》正文各條下的楊復注，並對其進行取捨改易，集作《附録》一卷，置於書末。卷首在黄榦的序文後，附有尺式、木主式等5幅禮圖，以及程頤、潘時舉的識語。該本清代曾著録於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汪士鍾《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楊紹和《楹書隅録》③，“近代以後，傅增湘曾於天津鹽業銀行庫房内見過此本，並著録於《藏園群書經眼録》一書中”①。今《孔子文化大全》《中華再造善本》及《朱子著述宋刻集成》皆將原刻本影印出版。此外，“附録本”主要還有上海圖書館善本室藏盧文弨舊藏明刻本、《四庫全書》本、光緒六年（1880年）公善堂據宋版翻刻本等。2.十卷本：現存最早的《家禮》十卷本，是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的《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以下簡稱“增注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有此版足本（編號6699），别館所藏均爲殘本。此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均題爲宋刻②。它將原五卷本《家禮》“喪禮”卷析分爲五，“祭禮”卷析之爲二；書前有朱子親筆手書《家禮序》；大宗小宗圖、祠堂圖、深衣圖等諸多禮圖散見於各節中；楊氏附注、劉氏增注俱以陰文標注於《家禮》正文各條之下。今《中華再造善本》及《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將原刻本影印出版。此外，現存的十卷本主要還有著録於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的《纂圖集證文公家禮》，周氏考述“其屬元刊”③，殆元人就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增入劉璋補注。該本的特點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三家注文的原貌，使檢者一覽即明。上海圖書館尚有一明刻版《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亦屬劉璋補注本（此本以下簡稱“補注本”）。
  3.不分卷本（一卷本）；現存最早的一卷本《家禮》，是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至正元年（1341年）日新書堂所刊黄瑞節《朱子成書》本（以下簡稱“成書本”）。黄氏於其書中彙録了10種朱子學方面的相關著述，不分卷目，《家禮》位列第六。“成書本”與“增注本”關係最爲密切，它將散見於“增注本”中的禮圖整理後統一置於卷首，並增補了11幅未有的禮圖①。除《家禮》正文及本注外，“成書本”内有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僅見2處）及黄瑞節自撰注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朱子成書》亦是至正元年（1341年）日新書堂刊本，惜僅剩零本，闕“喪禮治葬”至“祭禮墓祭”近一半的内容。《中華再造善本》中録有此殘本。此外，現存一卷本尚有景泰元年（1450年）善敬堂《朱子成書》本。
  4.七卷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編號6700）藏有明刻本《文公先生家禮》七卷，此本原屬常熟瞿氏舊有，除五卷《家禮》正文外，書前增入“家禮圖”一卷，乃合宋刻散見之圖而成共28幅；書末將“通禮”中的“深衣制度”抽出，另爲《深衣考》一卷。除《深衣考》外，該本與明初《性理大全》所收《家禮》在主體内容、禮圖、注釋上全部相同。
  通過對《家禮》的主要版本的簡述可知，其較爲明確的分卷系統有五卷、十卷、一卷、七卷諸類。明清後《家禮》版本日臻複雜，然大體不脱上述系統，衹是卷數分合、篇章删改上的調整。需要突出説明的是，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收纂《家禮》四卷②，兩年後《性理大全》與《四書五經大全》正式頒布天下，《家禮》由宋元以來私相傳授的禮撰升格爲體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官修”典制。《性理大全》在其成書後四年（1419年）便傳入朝鮮①，故半島流行的《家禮》類著述，皆屬《性理大全》本之翻刻。另外明成化十年（1474年）海南瓊山人丘濬作《家禮儀節》八卷，其以五卷本《家禮》爲考釋底本，於朱子本注外益以儀節、書式、祝文、考證、按语及明代俗禮等。《家禮儀節》刊行後，逐步取代《家禮》而廣行於世，並通過朝鮮使臣的購書渠道在16世紀初東傳至朝鮮半島，丘氏之説遂蔚然成風。此後，借助李朝政府的頒印及兩班貴族的踐履，《家禮》及其相關羽翼之作，以强勢的姿態在朝鮮社會滲透，從而開啟了禮學領域中國漢籍域外傳播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