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河汾道统”语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而这又与关于王通及其《中说》一书的重重疑案有关。今人尹协理、魏明二先生指出，尽管王通的《中说》中存在着明显的造假成分，但是以王通为代表的河汾之学在唐宋之际受到过广泛的赞扬，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诸儒鸣道集》中所收潘殖（字子醇）的《安正忘筌集》（简称为《忘筌集》），就在明确宣扬所谓“河汾道统”。
  我们知道，王通本人并未明确提出过道统论，但是他的《中说》本身就有“拟圣”之嫌，这也是他为人诟病的主要一点。在《忘筌集》中，潘殖则明确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道学谱系说：“……孔子……孟子……道不行于上，教但垂于后而已。直待黄石传而汉兴，河汾（指王通）盛而唐显，治安之术必由此道之行也。”①在上述道学谱系中，并没有提到老庄，但是潘殖以黄石公和王通来接续孔孟之道，的确令人感到很意外：强调三教合一或者儒道互补者历来不乏其人，但是在强调道统的前提下主张融会儒道，这好像并不多见。另外，与程朱的主张尊王贱霸、崇三代而卑汉唐这一“主流”观点不同，《忘筌集》在推尊尧舜之道的大前提下，强调黄石公、王通也是尧舜、孔孟之学的继任者，进而认为汉唐也因此有了其合法性。这似乎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如与陈亮、叶适等。
  据记载，潘殖早年曾从王安石之学入手，不过“后悟其非，于是述《忘筌书》五卷、《理性书》九篇”。②就《忘筌集》本身来看，潘殖受到王安石思想的影响甚少（王安石颇为溺佛，而潘殖对佛学在批判有加）。我们称潘殖为王通的私淑者，是很恰当的。他提出的道学谱系也很能说明这一点。
  《忘筌集》继承了王通的思想，但也有自身的特色。透过《忘筌集》杂烩各家思想于一炉式的纷繁与支离，我们可以用“守本统末”或“守体统用”来概括其基本的为学精神。在《忘筌集》中，对“本”的说明有多种表达方式：“成汤之建中、箕子之会极、易之正位、礼之中庸，是皆易中而旁通也”，此外乃至道心、本心、易体、老庄的无名之体等，不一而足。于《忘筌集》而言，这些概念都是异名同谓的关系。这个笼统的“本”也成为其融合儒道思想的基石。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忘筌集》也使用“无名”等词汇来指代这个“本”，但是又比较注意强调：这个“本”是“无名之中至理毕具，具而未形，惟名其理，道由是显”①，而且这个“本”与“末”之间是一种体用不二的关系。总的来看，《忘筌集》是在以儒学为本位的前提下，来融会老庄思想的。当然，它所理解的儒学又是以被象数化了的易学为代表，基本没有涉及天理、道德、性命、性善的领域。这是其与程朱理学最根本的不同点。
  我们可以从中道、三教关系、易学思想、明体达用这几个方面，来看《忘筌集》如何具体的继承与发扬王通的思想。
  中道：我们知道，唐宋儒学对“中”的问题特别关注，这甚至可以远溯到所谓的“十六字心传”。王通对此问题的讨论虽然不多，但却是这一思潮的实际开启者。在宋代，关于“中”的讨论日益深入，并广泛涉及《尚书》、《易》、《中庸》、《论语》、《孟子》乃至佛教的多种经典。《忘筌集》结合《易》、《中庸》、《论语》、《尚书》和道家学说来论述其“中”的思想，但却没有对二程及其弟子围绕“中和”所展开的讨论予以回应，落实在功夫论层面的讨论更少。
  《忘筌集》对“中”的表述很多，其核心则是强调心居正位而无偏党。
  正位之居喜怒哀乐未发之先也，是谓大中，唯两端无偏重则至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如斯而已。②
  有两端，斯有中，无两端，则中之名亦不立。两端不偏重则不偏废，此中之所以立也。两端有方，在事为实，大中无方，在道为虚，有实斯可执，而无方者用之……两端，有之以为利也；大中，无之以为用也。①
  皇极之建，由两端之类无偏党者也。②
  圣人以中庸为本，以时中为用，以其道参其时而折中焉。③
  对《忘筌集》而言，中有两个层面：在天的层面，中体现为居于中虚之位的皇极；在人的层面，中则为无偏党之心、本心、道心。在潘殖看来，天之中是自然的，而人心之中则需要养而后得，此即所谓“养中”、所谓法天：
  中者，和之本，和者，中之达，而中存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先，和见于喜怒哀乐既发之际。中以立本，及其发也，偏则知返，自然适中，相济而和……所谓能者，亦不过保合太和，恬养乎中而已。④
  这里，“养中”的关键，是要做到心的“无取”，这就要求人特别注意“念之所起”之处：“盖一念不离乎本心则优入圣域，一念或失乎本心则堕机穽。起念之端，可不谨乎？圣道不在于多言，但观念之所起”⑤、“一念而思不出其位则为圣，一念而思出其位则为庸，圣与庸，特在一念之当否”⑥。由此可知，《忘筌集》对“中”的理解已经深入到了心性论的层面，实现了由“天之中”到“人之中”的贯通，具有一定的心学色彩。但是，潘殖对心的讨论没有受到孟子性善论的影响，这也是其与程朱理学的差异之一。
  三教关系：王通也提出过“三教可一”的观点，但却没有对此展开具体的论述。《忘筌集》则在强调儒家道统的前提下，较多吸取了道家思想，并把由体达用视为是儒学与老学共有的精神（在他看来，老学的用就体现在黄石公、张良身上）。于《忘筌集》，在强调居中、复本这一中心下，孔孟、道家、易学和中道是可以统一的。①《忘筌集》突出儒道一体的例证甚多，与此同时却明确地提出儒家与佛家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观点：
  后之学者不得圣门而入，则必易儒而学佛，佛必枯槁憔悴山林之人能之，岂吾儒之所能哉……今既晓然，可不疑其所行，则不须徒劳学佛矣。学佛为自为之学耳。学圣人……其功利之博，与独善者，岂可同日而语哉？彼不及功利，故其学则诣皇极而止，至于与立而与权，以尽真宰之妙用，则非彼所及也。②
  儒释二家归宿相似，设施相远，故功用全殊……以彼所长施于中国，亦犹轩车适越，冠冕之胡，绝非所宜。儒者当诣皇极而已，皇极经世，乃反一无迹而超形越数，何至甘为无用之学哉！③
  《忘筌集》对佛学的理解，正是自北宋以来儒学内部排佛浪潮日益高涨的一个缩影。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潘殖显然认为，佛学与老学的差别在于，老学是有体有用之学，而佛学则只是自为自私之学、无用之学。
  易学思想：《忘筌集》的易学思想较为特殊，通常认为其属于象数易学的阵营，这是可以商榷的。我们认为，易学的特殊性就在于，诸儒对于义理的阐发只能基于易之象这个载体。同样，在其对于易之象进行阐发的背后，一定会有某一义理原则作为指导。因此，对多数易学著作而言，象数与义理是很难截然分开的，④这一点对于《忘筌集》尤为突出。虽然它也提出过“象足以尽易，故直指曰‘易者，象也’”⑤的说法，但这并不足以代表其基本精神。概言之，《忘筌集》是以象数为核心，主张由数以知位（象），再由易之象而见易之体，即由明显者进入到微妙者的大致路径，而其最终归宿则是修身和致用。对《忘筌集》而言，此即所谓的明体达用之学，与佛学的有体无用截然不同：
  易之大旨有四：谓言、意、象、数，而数尤其显而易见者。善学者譬治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故学易先学数。数既较然明辨，斯不疑其所行，而微妙处始可诣矣。①
  数虽显而所以为数者隐，学易者当探赜索隐以知易之本。②
  由数则可以知位，以见天下之大本，而修身立命之旨在焉……河图者，八卦成列，数与位兼明者也。藏用之位见矣……蓍之德圆……卦之德方……蓍之数以见用事则体因是而显……卦之数以见不用事则体因是而隐……圆者动，动则一以致用而显，方者静，静则一以藏用而隐……③
  《忘筌集》虽然对易数和易象有较多的说明，但是其明确强调“学易之要，正位居体而已”，④这一点绝不容忽视。另外，在对坤、坎、离、剥、复、艮等诸卦的诠释上，《忘筌集》更是突出了义理优先的原则。
  明体达用：“明体达用”被认为是宋学的基本精神，在“宋初三先生”那里有集中的说明，《忘筌集》对此也有集中的阐发，其中心是强调本与末、内与外、体与用、修己与经世的兼赅：
  至于大学，则非特内学，又以合内外之道混而为一。⑤
  夫道有本末，惟有本末则有内外，惟有内外，则有隐显……一物而二名故也。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曾不知器乃道之形而下者耳……曾不知事乃理之彰于有者耳。知道与器不殊，理与事无二，则一以贯之之学晓然洞照于中。⑥
  《忘筌集》强调，要做到“明体达用”，关键是要做到无所偏取：
  夫道有本末、有内外，而本末内外之际，只以隐显之相蔽而生惑，故枝而为二，要皆同实而异名，初无真伪无轻重，譬诸草木，本根藏于隐，花叶示于显，要之，花叶即本根之示见者耳。无花叶则本根何所用？无根本则花叶安能久？岂以本根藏于隐，人所不见，则为真，花叶示于显，人所常玩则为妄乎？人之不见道者，唯逐事为之末而背身心之本，末胜而蔽焉，则失其本宗，无本而独有末，则为妄矣。
  后学遂重本而轻末，此学者之过也。独有本而无末，则是枯木朽株。独有末而无本，则是断港绝潢也。
  夫本末有先后，无轻重。本根于生出之序为先，故谓之始；花叶于生出之序味厚，故谓之卒。本末一如，始卒一视，无偏取焉，亦无偏废焉，是谓有始有卒。①
  基于由象以见体的基本思路，《忘筌集》还主张：
  圣人著书，于本则约言，于末则详说。
  人只能透过属于“有”一端的“末”来见属于“无”一端的“本”。这和其主张由易之数和易之象来见易之体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忘筌集》并没有从对本末之辨的认识中导出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落实上述观点，给人的印象是始终在心上打转转，是有体无用。
  潘殖之学曾受到朱熹之师长刘勉之、刘子翚的赞赏，而朱熹也曾提到潘殖曾有三位弟子，②可见其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朱熹学说的渐成正统，潘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了。朱熹攻击潘殖的主要之点，是其混同儒学与老庄之间的界限。

①（清）章学诚撰，刘诚干编校：《章学诚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 ②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的序言中，就特别强调田浩在该书的写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由主义立场。 ①（宋）潘殖：《忘筌集·治乱》，见佚名编《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九，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1363页。 ②明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嘉靖年间的《建宁府志》、《宋元学案补遗》对此均有所记载，内容大同小异。 ①《忘筌集·洛书数》，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第1389页。 ②《忘筌集·宅心》，见《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九，第1358页。 ①《忘筌集·两端说》，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一，第1410页。 ②《忘筌集·又九畴》，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第1386页。 ③《忘筌集·无大过》，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六，第1541页。 ④《忘筌集·养中》，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七，第1562—1563页。 ⑤《忘筌集·思无疆说》，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一，第1407页。 ⑥《忘筌集·有序》，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一，第1413页。 ①《忘筌集》对易学有自己的理解，恐怕还不能直接把它的易学思想与儒家思想直接等同。 ②《忘筌集·叙学》，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一，第1416—1417页。 ③《忘筌集·题明报后》，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八，第1592—1593页。 ④余敦康先生在《汉宋易学解读》一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 ⑤《忘筌集·明报》，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八，第1580页。 ①《忘筌集·易数》，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第1377页。 ②《忘筌集·六九数》，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第1377页。 ③《忘筌集·学宗图书》，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第1391页。 ④《忘筌集·正旁》，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五，第1502页。 ⑤《忘筌集·续学》，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一，第1420页。 ⑥《忘筌集·图书奥旨》，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第1393页。 ①上述三条，均见《忘筌集·熄见》，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三，第1453—1454页。 ②分别见冯云濠、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十三，四明从书本，《刘胡同调》本卷，第14页；朱熹《朱子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可欲之說甚善》，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