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此说法最初见于陈振孙（约1186—约1262年）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陈这句话的本意和具体背景并不明确。现在看来，作为文献学者的他做出上述判断，未必就是基于以程朱之学为正统的立场：一来，陈与程朱学派并没有直接联系；二来，在《直斋书录解题》刊刻之际，程朱之学还并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由此，陈振孙的真正所指，恐怕还是说《诸儒鸣道集》的选材杂乱，没有章法或体例可言吧：即使是基于广义的思想史立场，《诸儒鸣道集》中收录刘安世的三部毫无“思想性”可言的著作，都让人难以理解（假定《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刘安世有较深的渊源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只是选编了刘安世之师司马光的区区一部著作呢）。陈来师指出，“《鸣道集》所收，皆二程师友门人和再传弟子及私淑者”，这是对其所谓“去取不可晓”的一个回应。不过，从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或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他们大致可以归作一个集团；但是就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十二人的思想并不属于一个系统，至少不应该都算入道学的阵营。①当今学者笼统地把他们都纳入道学的阵营，这很可能会导致对道学理解的空泛化。
  我们固然可以说，从地域因素上考量，编刻于杭州附近的《诸儒鸣道集》，其选书标准“去取不可晓”，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浙学“不主一家，不私一说”，尤其经史不分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虽然浙江学者多与程氏学派有一定的联系，但与二程及其后学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吕祖谦不被收入《宋史·道学传》的原因之所在。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容忽视——该书的编者本来就不属于儒学阵营，乃至于其身份未必是学者（书商？），他们选书不一定基于学派和道统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很大的，而其之所以会大量选入程门的著作，如果考虑到浙学与二程之间仍有联系，或者当时新学、涑学、蜀学的后继乏人的现实，那么该书的编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这也颇能反映出程学在当时渐成学术主流的历史现实（当然这一现实也自然会反映在商业利益上）。

①对于司马光之学的定位，笔者另有专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