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诸儒鸣道集》近来受到学界关注的过程，陈来师曾著文有所说明：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觉得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田按，即《略论〈诸儒鸣道集〉》一文）。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律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①
  后经杜先生推荐，山东友谊出版社于1992年将《诸儒鸣道集》影印出版，此后该书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线装出版，②其影响也迅速扩大。
  在历史上尤其是思想史上，《诸儒鸣道集》长期无人关注，而在陈来师的文章面世之后，《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并迅速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类为：
  其一，概括介绍类：以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方旭东的三篇文章为代表，③旨在对《诸儒鸣道集》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并对该书的原刻年代、作者身份等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判断。
  其二，综合研究类：以复旦大学符云辉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集〉述评》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佳慧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为代表。这两篇博士论文都对《诸儒鸣道集》有全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思路也大致相同。
  其三，围绕《诸儒鸣道集》某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以赵振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单篇文章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如对“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之渊源关系的分析、对“鸣道本”《二程语录》与张载《横渠经学理窟》之内容重叠的分析等。
  其四，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以杨柱才、林乐昌等人为代表，分别引用该书中的资料来研究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与思想。
  其五，由《诸儒鸣道集》引申的一系列讨论。如田浩、葛兆光等围绕该书所引申出的，关于宋代学术多元化、道学、道学谱系问题的一系列的讨论。
  学界目前对《诸儒鸣道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上：
  其一，该书的原刻年代与编者身份。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材料来确定该书的原刻年代和编者的身份。不过，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的编订目的、所反映的时代信息等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讨论该书所反映的道学谱系、道统观念问题的基础就不可能牢靠——我们凭什么认定该书的编刻者一定属于儒者阵营？凭什么就认为该书反映出的是道学早期对道统的认识？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其二，该书与朱熹的关系。《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显然出自朱子所编订，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刻与朱子或多或少会有关联。而赵振则进一步论证，该书所收录的《二程语录》也出自朱熹所编订。这一说法会在本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据现有资料判断，本报告认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刊刻，明显违背了朱子本人的意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书的编者与朱子之联系是很松散的。
  其三，该书与道学、道学谱系。田浩先生特别注意《诸儒鸣道集》对所收著作的选取问题：《诸儒鸣道集》收录了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的著作。田浩先生据此认为，该书编者对于道学的理解颇不同于朱熹，代表着另一种道学谱系。符云辉邱佳慧均赞同田浩的观点，并都有所发挥。
  其四，该书与宋代学术多元化。宋代儒学在总体上有一个由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趋势。但是自《宋史·道学传》之后，这一历史有明显被化约的趋势。《诸儒鸣道集》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到南宋初期儒学发展多元化的有益资料：司马光、潘殖、江民表，刘安世，这些不属于“正统”道学体系的学者的著作被收录其中。这颇能反映出在朱子的学术定于一尊之前宋代儒学之面貌，也能丰富我们对宋代道学史发展之曲折性的认识。
  其五，该书与周敦颐的著作。学界目前对于周敦颐的著作尚有很多的疑问，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虽然在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之前，社会上早已有“舂陵”、“零陵”、“九江”以及侯师圣传本和尹焞传本、胡宏整理本和祁宽整理本等多个《通书》版本在流传，但是这些版本我们今天都已经无法看到了。“长沙本”《通书》编订于乾道二年（后文有详细考证），而《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也与此相当，因此“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长沙本”《通书》，并且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这也为我们研究周敦颐著作的早期流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总的看来，学界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该书的精确研究与应用。
  首先，关于该书的原刻年代问题。学界对此的讨论仍限于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别人基本上是在因袭二先生的说法。陈来师据《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两书判断，“《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1158—1168年）编成的。”①陈来师此说跨越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到宋孝宗隆兴、乾道年间。但是据该书的避讳情况来看，该书原刻的年代还可以后推至少五年时间。顾先生认为：“此本（指《诸儒鸣道集》）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年）时代无疑。”②我们认为，顾先生此说对《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下限的判定有些太晚。事实上，该书所收录的著作有不少在1168年前后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如朱子于1166年编订“长沙本”《通书》，此本“视他本最详密”（“长沙本”的编订地点离《诸儒鸣道集》的编刻地点稍远，可能没有被该书的编者及时发现）；于1168年重修《上蔡语录》并编订《程氏遗书》；于1173年编订《屏山集》，内含《圣传论》修定本；于1179年编订“南康本”《通书》，是为《通书》定本，《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没有什么理由不采用这些新的版本，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诸儒鸣道集》编刻之际，这些更新的版本还没有进入该书编者的视野之内，这也意味着，《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要早于这些新版本的面世时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把该书的原刻年代限定在乾道初年这个时间段内。对《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问题的解决，也为我们探索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的编者身份问题。此问题目前只有陈来师有所讨论，此后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沿袭他的结论（或有所修订，如向世陵和方旭东都指出，胡宪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者）。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揭开疑问，所以除非有新资料被发现，我们对此只能提出推测而已。不过，大家似乎都默认，《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一定属于道学阵营中人。这一立论前提却是值得商榷的——该书很可能属于坊刻本，其编者与书商的关联或许要比与道学阵营的关联要更紧密。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我们而言，对该书编者身份的讨论更有价值。试想，如果该书的编者不属于道学阵营，那么我们讨论他们对道学谱系的理解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其三，关于对道学、道学谱系的理解问题。在其大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田浩（Tillman，HoytCleveland）先生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提出了自己对道学以及道学谱系的独特理解。他希望道学可以涵盖哲学思辨、文化价值、现实政论三个层面（此为该书余英时先生的序言里的概括）。田浩的提法后来也得到了众多《诸儒鸣道集》研究者们的积极回应：如符云辉和邱佳慧等人。目前学界围绕道学一词的争论颇多，也颇能反映出哲学视角与历史学视角看问题的不同（方旭东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此不赘述。不过，田浩显然认为，《诸儒鸣道集》能反映出道学初期的多元面貌（田浩的本意，应该是指南宋道学初期的面貌），这个所谓的“早期”显然是针对朱子所编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而来。但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显然并没有像田浩所认为的那样，要领先朱子编订《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的时间多少。依照陈祖武先生的研究成果，《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与《伊洛渊源录》之大纲所形成的时间基本相当，甚至还要稍晚些①，也仅仅早于《近思录》数年而已，“因此，如果指望从时间领先这一点上为《诸儒鸣道集》更能反映道学面貌进行辩护，其基础不能不说是很薄弱的”①，方旭东君的上述观点颇显中允。事实上，即使是抛开时间问题，田浩的观点也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一时期，他也只能举出张九成和胡宏二人为当时学术多元性的例证（胡宏的著作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收录），与之相对，在他所认为的第二阶段，则有朱子与湖湘学派、朱子与吕祖谦等浙学中人的一系列论争；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三时期，至少还有陈亮、叶适（田浩没有提到）、陆九渊等人与朱子相对，总之，这后两个阶段也未尝不可以“多元”视之。我们认为，《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并不限于程朱一系，同时还包含了潘殖、江公望以及司马光、刘安世的著作，我们也可以据此讨论宋代学术的多元化问题（田浩先生的眼界尚不够宽阔）。但是，田浩先生对“道学早期”这一概念的使用颇为随意，《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完全有可能是朱子的同时代人，甚至不一定比朱子年长（在《诸儒鸣道集》原刻之际，朱子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步入中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再者，关于道学谱系的问题，田浩等人很希望也把司马光、刘安世等人纳入道学的阵营中，本书对此持相反的观点。在唐宋之际，“道”这个概念相当混乱，至少它是儒释道共同使用的概念，因此才会有“道德为虚位，仁义为定名”的说法。因此，过分扩大“道学”一词的外延，难免会导致此概念内涵的空洞化。事实上，田浩也没有在其著作中贯彻他的想法，他的著作中所收录的人物，基本上不出程门后学的范围。
  其四，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关系问题。赵振撰长文《〈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集中论证《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都系朱子所编，只不过前者是初稿，而后者是定稿，此观点目前已经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不过，细察赵所提出的证据，发现每一条证据都不足以一锤定音。这些证据的组合也还不足以使其观点成为定案。略举其问题明显者如下：
  赵的文中提出：
  朱熹在编辑《遗书》时曾先编辑了一部初稿，而此初稿编成后即付梓，他在与何叔京的信中谈到过此事，说：“语录倾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辄有移易。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2]（p1842）当朱熹拿到刊印的初稿本子时，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其《与平父书中杂说》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参之，乃觉其误耳。”[2]（p1838）于是决定对初稿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有许多事务缠身，校订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后来他在写给何叔京的另外一封信中说：“语录比因再阅，尚有合整顿处。已略下手，会冗中辍。它时附呈未晚。”[2]（p1846）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决定委托许顺之等人对《遗书》初稿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他写信给许顺之说：“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指同安）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2]（p1781—1782）并在答复许顺之的信中对校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曰：“承上巳日书，知尝到城中校书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2]（p1782）而这一工作直到乾道四年（1168年）才完成。①（田按，文中的[2]，系指《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后同）
  按照赵在文中的叙述，在时间上应该是先有朱子给何镐（叔京）的第一封信中提到“刊行语录”这件事，然后才会有他在《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有错误这件事，再后来才有他在给何镐的第二封信中述及“语录”整理工作拖延的情况，最后才是朱子给许顺之的书信，告诫他们要认真校书，其前后顺序应该如此。但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从赵的这段文字看，除了《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外，其前其后的书信提的都只是“语录”，这个《程氏遗书》名称的出现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突兀；二是赵文中所提到的《与平父书中杂说》这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因此这几封信的写作先后顺序是否就是如赵所排列的这样？这一点颇属疑问。陈来师就倾向于认为《与平父书中杂说》作于1168年之后，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显然，赵的论证缺乏对此的必要审查，他对朱子书信的排列比较随意。
  再如，赵文中又提到：
  《遗书》附录中的《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因为从《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中我们得知该序作于乾道四年夏四月，也就是《遗书》修订完稿时，换句话说，《遗书》附录一卷及附录后序编写于《二程语录》刊行之后，故《语录》未载这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就是《程氏遗书后序》亦作于《遗书》修订完稿时，朱熹在乾道四年写给王近思的信中说：“校书闻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见编纂之意。”[2]（p1798）这里的序当指《程氏遗书后序》，此时王近思正与许顺之等人受朱熹委托在同安城校订《遗书》。并且在该序写成后，朱熹还就此征求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文定祠记》、《知言序》、《遗书》二序并录呈。……三序并告参祥喻及，幸更呈诸同志议之。既欲行远，不厌祥熟也。”[2]（p5456）其中《遗书》二序指的就是《程氏遗书后序》和《程氏遗书附录后序》，所以《语录》亦不载《程氏遗书后序》。①
  赵认为：《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云云，这一说法显然失察。《伊川先生年谱》中“语录”二字凡十见。其中“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条、“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条、“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条、“某起于草莱”条、“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条，均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族子至愚不足责”条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九；“范致虚言＂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一（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生视之”条见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二（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由此可知，至朱子编订《伊川先生年谱》时为止，朱子所提到的“语录”，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的内容在内，是对流传下来的“二程语录”的统称，而非指“统编的程氏语录集”，尤其不能说是指《程氏遗书》或是其初稿或“鸣道本”《二程语录》①。
  还如，赵推测：“但令人不解的是，平生治学严谨的朱熹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二程语录》本子匆忙面世。笔者推测朱熹之所以这样急于发表自己所编的《二程语录》，很可能是想建立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借机削弱其他学派，特别是胡安国家族在这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在争取道学正统地位的斗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②此说同样令人生疑。据赵的推测，朱子是主动要发布《二程语录》的，考诸朱子自己的文献记述，此说恐怕不能成立。朱子自己已经反复声明“语录”初稿系被程宪拿走，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匆匆刊刻的，朱子对此除了去信交涉外，还积极组织对“语录”的重新校对，这怎么能说是朱子主动要发布“初稿”呢？再者，在乾道四年之前，朱子与湖湘学派正处于蜜月期，其思想也正处于“中和旧说”阶段，朱子称赞湖湘学派为学功夫的书信也有很多。无论如何，朱子都不会在此时以争正统为目的主动发布《二程语录》。
  一年后，赵振又作《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一文，对其所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充实。如，赵又提出：“种种迹象表明，《遗书》初稿（赵认为即“鸣道本”《二程语录》的底本）很可能最初是由张栻刊于严州，朱熹《答吕伯恭》之四云：‘严州《遗书》本子初校未精，而钦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书》，以补其遗’”③云云，赵似乎是认为，朱子此信作于1166—1168年之间，此说不确。赵所引的书信为文集卷三十四之《答吕伯恭…前日魏应仲》（田按，实为《答吕伯恭》之五十五）。陈来师判定此书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或许有些太晚。但是，这封信却不可能作于1168年朱子正式刊刻《程氏遗书》之前：据杨世文先生考证，张栻于乾道五年（1169年）才由刘珙推荐，“知严州”，而其第二年则被调任回京②。据此，这封信也应该作于此时或稍后。尤其是这段文字中也提到了《外书》，其写作年代更不应该在1168年之前。显然，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遗书》，肯定不是指“鸣道本”《二程语录》。赵的观点是错误的。
  赵振先生指出《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系《程氏遗书》的初稿，这一点颇有创见，但是其具体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的瑕疵。这也值得我们在后文中仔细探讨。
  第五，关于《诸儒鸣道集》与周敦颐著作情况考辨的问题。陈来师指出：
  据朱熹这些记述（田按，指朱子在“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后序中的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朱熹初定长沙本时一遵旧例，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后根据潘清逸为周敦颐所作墓志中“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的说法，意识到《太极图说》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说》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说》便与《通书》分开了。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井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这个本子也是今天所见到的《通书》的最早版本。①
  现在看来，“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当无异议，而综合“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的情况判断，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周氏故家藏本和程门传本两个系列，前者未收太极图，而后者则不独收录有太极图，也收录有《太极图说》。但是，“九江本”《通书》中是否如陈来师所推测的那样“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据笔者判断，“九江本”只是没有《太极图》，却收录有所谓《太极说》，《太极说》具体内容与今天的《太极图说》基本一致。这也足以表明了《通书》早期版本流传情况的复杂性。
  杨柱才先生也依据“鸣道本”《濂溪通书》，对《通书》在早期的流传情况有所说明。如他认为：“宋本《诸儒鸣道集》所收《濂溪通书》无《太极图》，当即是祁宽所见九江家藏旧本《通书》”②，此说不确：据朱子所见，“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有很大差距。同时，杨还因袭束景南先生的观点，认为杨方给朱子的九江故家本《通书》系后出者，这一观点也颇值得商榷。
  总之，上面提到研究成果和仍存在的问题也是本书立论的前提与基础。我们会在自己材料和视角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给出回应与解答。

①陈来：《岂弟君子，教之诲之——张岱年先生和我的求学时代》，载陈来《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②该书被收入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③方旭东的文章为：《〈诸儒鸣道集〉再议》，载《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编，2010年2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4页。 ②顾廷龙：《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见《诸儒鸣道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又按，据陈先行先生的《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一书提到：“近见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撰文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山东出版《孔子文化大全》所印此书的底本是来自美国哈佛燕京社，其实不是。上图既向杜维明教授提供了此书的复制件，后闻山东欲影印出版，正合顾廷龙先生的意愿，所以也向山东提供了复制件。当时因顾患病，出版前言由我代笔，但我至今未看到所印之书，再说本人水平有限，故未将这篇前言收入《顾廷龙文集》中”云云，可知此文实际系出自陈先生之手。见陈先行所著：《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此点系由一位台湾朋友指出，特此鸣谢。 ①朱子在乾道二年给何镐的信中，已经提到过《渊源录》的编订，据陈祖武先生推测，这一年《渊源录》的大纲已经完成，见其著《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32页。 ①方旭东：《〈诸儒鸣道集〉再议》，在《儒教文化研究》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0年2月。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3页。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4页。 ①朱子后来自己也强调，《年谱》的编订，系“熹尝窃取《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他书之可证者，次其后先，以为《年谱》”。 ②《〈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第144页。 ③赵振：《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天中学刊》2007年第4期，第120页。 ①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4页。 ②杨世文、王蓉贵点校：《张栻全集》，前言，第8页，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32页。 ②杨柱才：《道学宗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