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濂溪通书》最引人注目之点在于，书中并没有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这颇能引起我们对《通书》早期流传问题的关注。
  朱子在《太极通书后序》（即朱子所编订的“建安本”《太极通书》的后序）一文中曾指出：“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②在这里，朱子所说的“未尽”，应该是说在“建安本”《太极通书》之前的《通书》诸版本，都是把《太极图》附于末尾，“此则诸本皆失之”这一点吧。对此，陈来师已经指出，朱子的上述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因为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已经指明“九江本”《通书》无《太极图》这一事实（据本报告考证，“九江本”中确实收录有《太极说》，即《太极图说》），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并表明《通书》早期流传情况极为复杂，即有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版本（如“鸣道本”），也有只收录《太极图说》却不收录《太极图》的版本（临汀杨方所见“九江本”），还有完整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程门传本。从上述情况看，《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有一个逐渐被充实、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朱子手中最后完成的。
  “鸣道本”《濂溪通书》与朱子所编的“南康本”《太极通书》①（下文中简称为“南康本”）之间，在具体文字上也稍有不同，详列如下：
  第一，《诚几德》章：“发微不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南康本”作：“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②“鸣道本”似有脱字。
  第二，《师》章：“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惟中者，和也……暗者求于明师道立矣”，“南康本”则作：“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③两相比较，“南康本”为优。
  第三，《化》章：“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民，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噫，道岂远乎哉？”“南康本”题为《顺化》章，作：“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道岂远乎哉？”④从此句的排比句式判断，前一处“南康本”作“物”字为优，而后一处“鸣道本”有“噫”字为优。
  第四，《礼乐》章：“阴阳理然后和”，“南康本”作：“阴阳理而后和”，⑤二者可并存。
  第五，《务实》章：“德业未有著”，“南康本”同，今理学丛书本《周敦颐集》则作“德业有未著”，⑥为优。
  第六，《爱敬》章：“孰无过，乌知其不能改”，“南康本”作：“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⑦据下文判断，“鸣道本”为优。
  第七，《乐》章：“古圣王制礼法”，“南康本”题为《乐上》章，作：“古者圣王制礼法”，⑧“南康本”为优。
  第八，《圣学》章：“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南康本”作：“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①“鸣道本”显有脱字。
  第九，《颜子》章：“夫富贵，人所爱者也”，“南康本”作：“夫富贵，人所爱也”，②“南康本”为优。
  第十，《圣蕴》章：“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复也。孔子曰：‘予欲无言……’”，“南康本”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曰：‘予欲无言……’”③。
  第十一，《乾损益动》章：“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非（一本无非字）是过”，“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也无“非”字④。
  第十二，《家人睽复无妄》章：“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无妄则诚焉”，“南康本”作：“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无妄则诚矣”，⑤可两存。
  第十三，《刑》章：“既成矣不止即过焉”，“南康本”作：“既成矣不止则过焉”，⑥“南康本”为优。
  第十四，《孔子》章：“王祀孔子报德报功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者”，“南康本”作：“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⑦。
  第十五，《蒙艮》章：“山下出泉静而止（双行夹注：一作而清也）”，“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作“山下出泉静而清”⑧。
  就二者的刊刻质量而论，“南康本”明显为优，这并不令人奇怪。不过，“南康本”却有两处明显不及《濂溪通书》。由此可知：其一，朱子在编订“南康本”时，并没有参考《濂溪通书》，否则他会据此来改正“南康本”中的错误。其二，与朱子所提到的“九江本”及“胡宏本”《通书》相比较，《濂溪通书》的错误更少。其三，《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不选在当时更为流行（也更容易得到）的程门传本的《通书》，却选择《濂溪通书》，原因待考。但是，这或许说明，其与程门之间未必有直接师承渊源关系。
  就二者刊刻的时间而论，“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南康本”《太极通书》，乃至“长沙本”《通书》，这一点当无疑义。例如，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即在《濂溪通书》中，有一处作“孔子曰”、另一处作“孔子”，而在“南康本”中，则分别变成了“子曰”和“夫子”，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是有深意的：后者之称谓更为“亲切”，也流露出对儒家道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我们基本可以判定，称“孔子曰”和“孔子”的《濂溪通书》更接近周敦颐的原稿，原因是假定周敦颐的原稿作“子曰”和“夫子”，其在后来是不大可能会被改作“孔子曰”和“孔子”的（此一点，系受王博老师讲授《论语》时的启发，特表感谢）。
  不过，“鸣道本”《濂溪通书》的编订年代也不可能太早，因为该书中三次出现以双行夹注“一本”或“一作”形式出现的校勘痕迹（除上文中给出的例子外，另外一次出现在《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中）。这足以说明，《濂溪通书》的编者（不一定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在编订《濂溪通书》时，至少是参考了当时流行中的，两个以上版本的《通书》，因此《濂溪通书》本身不可能是《通书》最早的版本，其编订年代很可能要在南宋之后。至于《濂溪通书》中为什么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原因存疑。当然，《濂溪通书》的编者很可能也认为《太极图》或《太极图说》本身就不属于《通书》，尤其是如果他们见到的《通书》版本是把《太极图》或《太极图说》附在文后的话。

②周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页。 ①见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之《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 ②《濂溪通书·诚几德》，载《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3页；《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下文中简称《濂溪集》。 ③见《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4页；《濂溪集》，第94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7页；《濂溪集》，第96页。 ⑤同上书，第97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濂溪集》，第97页；《周敦颐集》，第24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濂溪集》，第97页。 ⑧《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9页；《濂溪集》，第99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0页；《濂溪集》，第100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1页；《濂溪集》，第101页。 ③《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3页；《濂溪集》，第103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4页；《濂溪集》，第104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5页；《濂溪集》，第105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6页；《濂溪集》，第106页。 ⑦《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7页；《濂溪集》，第107页。 ⑧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