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诸儒鸣道集》简介
  《诸儒鸣道集》是唯一由宋人所编纂的一部传世理学丛书，①而且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我国第一部丛书，②该书中所收录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其版本与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诸儒鸣道集》，系由黄状猷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修补后印本，而非原刻本。关于此修补印本的基本状况，学界多有介绍：
  如，在清人潘祖荫所著的《滂喜斋藏书记》一书中提到《诸儒鸣道集》：“所采诸儒语录，自濂溪、涑水以下凡十三家。《濂溪通书》一卷、《涑水迂书》一卷，横渠《正蒙》八卷、《经学理窟》五卷、《语录》三卷，《二程语录》二十七卷、《上蔡语录》三卷、《元城语录》三卷、《刘先生谭录》一卷、《道护录》一卷、《江民表心性说》一卷、《龟山语录》四卷、《安正忘筌集》十卷、《崇安圣传论》二卷、《横浦日新》二卷。后有楷书题记云：‘越有《诸儒鸣道集》最佳，年久板腐字漫，观者病之，乃命刊工剜蠹填梓，随订旧本，锓足其文，令整楷焉。时端平二禩八月吉日，郡守闽川黄壮猷书。’每半叶十二行，行廿一字，内缺《迂书》一卷、《理窟·第五》一卷、《二程语录》第八至十九卷，皆钞补明文渊阁官书，其书函犹原库装也，至今不蠹不脱，触手如新，昆山徐氏旧藏。”③
  顾廷龙先生也提到《诸儒鸣道集》：“此本框高十九点三公分，宽十四公分，半页十二行，行廿一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字仿欧体，皮纸精印”①云云。
  《诸儒鸣道集》一书，共收录宋儒周敦颐、张载、二程、司马光、杨时、谢良佐、刘安世、潘殖、刘子翚、江公望、张九成十一位学者的著作共十五种。对于该书所收录的各种著作，前贤多已经有过详细的说明，现择其要并结合本人的校读资料，有选择的说明如下：
  周敦颐的《濂溪通书》一卷
  “鸣道本”（指《诸儒鸣道集》所收录该书的版本，下同）《濂溪通书》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的《通书》，也要早于朱子所整理的“长沙本”《太极通书》。《濂溪通书》与世传本的《通书》（即朱熹所编订的“南康本”《太极通书》）在内容上也颇有不同。《濂溪通书》最引人注目之点在于，书中并没有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这颇能引起我们对《通书》早期流传问题的关注。
  朱子在《太极通书后序》（即朱子所编订的“建安本”《太极通书》的后序）一文中曾指出：“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②在这里，朱子所说的“未尽”，应该是说在“建安本”《太极通书》之前的《通书》诸版本，都是把《太极图》附于末尾，“此则诸本皆失之”这一点吧。对此，陈来师已经指出，朱子的上述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因为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已经指明“九江本”《通书》无《太极图》这一事实（据本报告考证，“九江本”中确实收录有《太极说》，即《太极图说》），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并表明《通书》早期流传情况极为复杂，即有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版本（如“鸣道本”），也有只收录《太极图说》却不收录《太极图》的版本（临汀杨方所见“九江本”），还有完整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程门传本。从上述情况看，《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有一个逐渐被充实、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朱子手中最后完成的。
  “鸣道本”《濂溪通书》与朱子所编的“南康本”《太极通书》①（下文中简称为“南康本”）之间，在具体文字上也稍有不同，详列如下：
  第一，《诚几德》章：“发微不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南康本”作：“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②“鸣道本”似有脱字。
  第二，《师》章：“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惟中者，和也……暗者求于明师道立矣”，“南康本”则作：“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③两相比较，“南康本”为优。
  第三，《化》章：“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民，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噫，道岂远乎哉？”“南康本”题为《顺化》章，作：“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道岂远乎哉？”④从此句的排比句式判断，前一处“南康本”作“物”字为优，而后一处“鸣道本”有“噫”字为优。
  第四，《礼乐》章：“阴阳理然后和”，“南康本”作：“阴阳理而后和”，⑤二者可并存。
  第五，《务实》章：“德业未有著”，“南康本”同，今理学丛书本《周敦颐集》则作“德业有未著”，⑥为优。
  第六，《爱敬》章：“孰无过，乌知其不能改”，“南康本”作：“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⑦据下文判断，“鸣道本”为优。
  第七，《乐》章：“古圣王制礼法”，“南康本”题为《乐上》章，作：“古者圣王制礼法”，⑧“南康本”为优。
  第八，《圣学》章：“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南康本”作：“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①“鸣道本”显有脱字。
  第九，《颜子》章：“夫富贵，人所爱者也”，“南康本”作：“夫富贵，人所爱也”，②“南康本”为优。
  第十，《圣蕴》章：“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复也。孔子曰：‘予欲无言……’”，“南康本”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曰：‘予欲无言……’”③。
  第十一，《乾损益动》章：“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非（一本无非字）是过”，“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也无“非”字④。
  第十二，《家人睽复无妄》章：“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无妄则诚焉”，“南康本”作：“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无妄则诚矣”，⑤可两存。
  第十三，《刑》章：“既成矣不止即过焉”，“南康本”作：“既成矣不止则过焉”，⑥“南康本”为优。
  第十四，《孔子》章：“王祀孔子报德报功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者”，“南康本”作：“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⑦。
  第十五，《蒙艮》章：“山下出泉静而止（双行夹注：一作而清也）”，“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作“山下出泉静而清”⑧。
  就二者的刊刻质量而论，“南康本”明显为优，这并不令人奇怪。不过，“南康本”却有两处明显不及《濂溪通书》。由此可知：其一，朱子在编订“南康本”时，并没有参考《濂溪通书》，否则他会据此来改正“南康本”中的错误。其二，与朱子所提到的“九江本”及“胡宏本”《通书》相比较，《濂溪通书》的错误更少。其三，《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不选在当时更为流行（也更容易得到）的程门传本的《通书》，却选择《濂溪通书》，原因待考。但是，这或许说明，其与程门之间未必有直接师承渊源关系。
  就二者刊刻的时间而论，“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南康本”《太极通书》，乃至“长沙本”《通书》，这一点当无疑义。例如，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即在《濂溪通书》中，有一处作“孔子曰”、另一处作“孔子”，而在“南康本”中，则分别变成了“子曰”和“夫子”，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是有深意的：后者之称谓更为“亲切”，也流露出对儒家道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我们基本可以判定，称“孔子曰”和“孔子”的《濂溪通书》更接近周敦颐的原稿，原因是假定周敦颐的原稿作“子曰”和“夫子”，其在后来是不大可能会被改作“孔子曰”和“孔子”的（此一点，系受王博老师讲授《论语》时的启发，特表感谢）。
  不过，“鸣道本”《濂溪通书》的编订年代也不可能太早，因为该书中三次出现以双行夹注“一本”或“一作”形式出现的校勘痕迹（除上文中给出的例子外，另外一次出现在《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中）。这足以说明，《濂溪通书》的编者（不一定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在编订《濂溪通书》时，至少是参考了当时流行中的，两个以上版本的《通书》，因此《濂溪通书》本身不可能是《通书》最早的版本，其编订年代很可能要在南宋之后。至于《濂溪通书》中为什么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原因存疑。当然，《濂溪通书》的编者很可能也认为《太极图》或《太极图说》本身就不属于《通书》，尤其是如果他们见到的《通书》版本是把《太极图》或《太极图说》附在文后的话。
  司马光的《涑水迂书》一卷
  “鸣道本”《涑水迂书》与世传的四部丛刊影宋本《迂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四）的内容基本相同。此二书与四库全书本《迂书》（收入四库本《传家集》中）比较，则又有一定的差异。如，“四库本”《迂书序》有双行夹注“嘉祐二年作”云云，为“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四库本”《知非》条下有双行夹注“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也为“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天人·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理性》、《事亲》、《事神》、《宽猛》、《无益》、《学要》、《治心》、《文害》、《道大》、《道同》、《绝四》、《求用》、《负恩》、《羡厌》、《老释》、《凿龙门辨》、《无为赞》诸条，“四库本”都有双行夹注注明了其具体写作年代，这都是“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又如，此二书的《无为赞贻邢和叔》，“四库本”只作《无为赞》，可知“鸣道本”《涑水迂书》更接近司马光的原稿。
  另外，“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涑水迂书》明显不同于“四库本”《迂书》之处，是缺少《天人·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条。“鸣道本”《涑水迂书》本为清人配抄，是否有所遗漏，待考。
  张载的《横渠正蒙书》八卷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八卷是目前仅见的宋刻全本《正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正蒙》刻本。林乐昌先生以为：“在《正蒙》的两个明本之前，再向前追溯，还有两个宋本，按时间先后看，一是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国朝二百家明贤文粹》书隐斋刻本所收《正蒙书》上下太极图二卷，简称文粹本；二是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诸儒鸣道》浙刻本所收《横渠正蒙书》八卷，简称鸣道本。由于早于鸣道本的文粹本只是节选本，故当以鸣道本为《正蒙》之祖本，而文粹本则仍有重要的对校价值。”①这里，林先生显然是把《诸儒鸣道集》的再刻时间当成了它的原刻时间，其说不确。
  陈来师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以及《直斋书录解题》等书指出，宋代流行的《正蒙》基本上为十卷本，而“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则为八卷本，“鸣道本”所缺的是“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和“末有行状一卷”，而非缺《正蒙》的正文。②但是，胡安国所传一卷的内容具体究竟是“传”（zhuan），还是“所传（chuan）者”，目前还不确定。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与《张子全书》本《正蒙》比较，内容基本相同。今中华书局本《张载集》中的《正蒙》，点校者根据《横渠易说》、《周易系词精义》、《宋元学案》、《张子正蒙注》等书，指出《张子全书》本《正蒙》存在着大量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却又都出现在“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中。由此可知，《正蒙》的初稿很可能已经包含有这些“错误”了。具体原因，应该是张载在撰写《正蒙》时，多是仅凭记忆随意来转述他早年的研究成果所致。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在具体内容上与“张载集本”《正蒙》也稍有不同。①如《大易》篇“洁净精微，不累其迹”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云‘深于易矣’”，此双行夹注为其他诸本所无。②又如，《乐器》篇“亲亲尊尊又曰亲亲尊贤”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先得作先将”，此双行夹注也为其他诸本所无。同篇“义民安分之良民而已”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准牧’下有‘无’字，併为一节”，为其他诸本所无。③再如，“鸣道本”的《乾称》篇中，则有数条错误：
  其一，“凡可状皆有也”条，“鸣道本”作：“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因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此条在“四库本”被分为三条：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张载集本”此条也被分为三条：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①
  综合比较，只是“张载集本”对于双行夹注的处理才是正确的，“鸣道本”把三条内容放在一段中，最不恰当。
  其二，“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条和“大学当先知天德”条，“鸣道本”作：“浮屠明鬼，有识之死，受生循环，厌苦求免，可谓知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
  “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己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
  “四库本”此两条合为一条，作：“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
  “张载集本”与“四库本”相同，只不过是由点校者依据《宋文鉴》把“四库本”中的双行夹注改为了正文。这样，“鸣道本”中本有两段双行夹注，在“四库本”中变成了一段，而“张载集本”则把“鸣道本”中双行夹注的内容都变成了正文。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浮屠明鬼”条文字又称《与吕微仲书》，收入《张载集》第350页，作：“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亦出庄生之流。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者，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生死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道（当为通字）阴阳，体之不二……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①
  比较上述四者可知，“鸣道本”、“四库本”、“张载集本”各有失误也各有所长，当以《与吕微仲书》为准（也可能张载在编撰《正蒙》时，未严格对照《与吕微仲书》，故《正蒙》与《与吕微仲书》未必完全一致）。
  第三，“益物必诚”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铭诸牅以自诏”，此为今本所无。②
  第四，“戏言出于思”条，“鸣道本”作：“戏言出于思也……引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张载集本”作：“戏言出于思也……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在《宋文鑬》中，“归咎”已经误作“因咎”，可知出現的时间应该很早。③
  综合判断，虽然“鸣道本”《横渠正蒙书》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宋刻全本《正蒙》，但却不是最好的版本。我们对张载著作的研究也不能完全以此为据。此外，通过对今流行的各《正蒙》版本与“鸣道本”《横渠正蒙》的比较可知，《正蒙》的双行夹注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而是由作者的“原注”和该书的整理者逐渐添加而成的，且各版本之间在双行夹注内容上也不尽一致。
  再者，在《横渠正蒙书》的夹注中，屡屡提到的“一本”如何如何，这一事实表明，该书的编订同样参考的两个以上的底本，其编订时间同样不会太早，很可能晚于北宋末年。
  张载的《横渠经学理窟》五卷
  “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受人关注的是它的卷数问题，以及其与“二程语录”之间的内容重叠问题。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提到：“《理窟》二卷，右题金华先生，未详何人，为程张之学者”，而在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则都提到《经学理窟》为一卷本，而“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则为五卷，与今通行本同。陈来师怀疑《附志》有误。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在宋代已经有虽卷数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的多种《经学理窟》版本在流传，而目前传世的《经学理窟》本则与“鸣道本”一致，为五卷。
  关于《理窟》中的某些内容与《二程语录》重复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指出，这些重复内容“从大部分的题材语气来看，又确像张载的话”，张先生怀疑此书或为张载与二程之“语录”的汇编。今人赵振对此也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他详细考辨了二书中二十二条内容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条目，指出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当出自张载，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程颐的话。他同时指出，两书重复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见于《二程遗书》中由关中学者所记的第二卷（包括上、下两卷）和第十五卷”。①从常理推测，或许是程颐回应或者是转述张载的某些言论，或者是与张载讨论某问题的言论，被后学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上述的重复内容。
  与世传通行本《经学理窟》（中华书局《张载集》本）相比，“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也有多处不同：
  其一：《学大原上》章“道理今日却见分明”条：“道理今日却见分明……上又见性与天道，他日须胜孟子，门人如子贡子夏等人，必有之乎”。
  “张载集本”作：“道理今日却见分明……下面又见性与天道，他日须胜孟子，门人如子贡子夏等人，必有之乎”，两相比较，鸣道本为优。①
  其二：《学大原上》章：“人早起未尝交物须意锐精健”条：“张载集本”中“锐”误作“鋧”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②
  其三：《学大原下》章：“张载集本”之“教之而不受”条：“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今夫石田，虽水润沃，其干可立待者，以其不纳故也。庄子言‘内无受者不入，外无主者不出’”条，③此条内容不见于“鸣道本”。
  其四：《学大原下》章：“鸣道本”之“学者以尧舜之事”条：“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在可媿而不为，此始学之良术也”。
  “张载集本”作：“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著心处如何。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有何媿而不为，此始学之良术也。”④“鸣道本”显有脱文。
  第五：《学大原下》章：“鸣道本”作：“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
  “张载集本”作：“学行之乃见，至其疑处，始是实疑，于是有学（点校者注明，此四句从《易说》佚文移此）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原文为出自，点校者依照《宋元学案》改正），若安坐则何尝有疑”。
  第六：《学大原下》章：“大抵人能洪道”条，“洪”字为因避讳而改字，“弘”为本字，“张载集本”不误。⑤
  第七：《学大原下》章：“世儒之学正”条：“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于此不阙文”。
  “张载集本”作：“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⑥
  两相比较，“鸣道本”为正。
  第八：《自道》章：“家中有孔子真尝欲置于左右”条：“则至于不敢拜”，“张载集本”的底本“拜”字误为“伐”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①
  其九：《自道》章：“上曰慕尧舜者不必”条：“如岂则岂可无其迹”，“如岂”为“如是”之误，“张载集本”不误。②
  第十：《自道》章：“某自今日欲正经为事”条：“故不免须责于家人辈”，“责”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贵”字（四库本却不误），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③
  第十一：《祭祀》章：“无后者必祭”条：“干袷及其高祖”，“干”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子”字（四库本却不误），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④
  第十二：《祭祀》章：“七庙之主聚于太祖者”条：“且祧者当易檐”，“檐”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担”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⑤
  综上所述，“鸣道本”在总体上错误比今通行本要少，但是本身也有许多错误。“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同为清人配抄，与“鸣道集”原本是否有差异，不详。
  张载的《横渠语录》三卷
  “张载集本”《张子语录》（底本为南宋吴坚刻本）在刊刻时，已经依照“鸣道本”校订过，二者的详细异同，可参看《张载集》的相关章节，此处从略。
  概言之，“鸣道本”中也有一些错误，不可以为准绳。
  二程的《二程语录》二十七卷
  “鸣道本”《二程语录》与今通行本《程氏遗书》差距最大，受学界的关注也最多。关于二者之间的详细差距，本书拟作为个案详加讨论，这里仅略论其大概。
  目前，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的突出研究成果，是赵振所指出的，《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大同小异，二者同为朱子所编订，只不过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订稿，①赵先生的结论可谓是不刊之论，但是其论证过程并非无懈可击。
  谢良佐的《上蔡先生语录》三卷
  陈来师指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当出自朱子定本。据朱子《谢上蔡语录后序》云，三卷本的《上蔡语录》是他在“括苍吴任写本一篇（题曰《上蔡先生语录》）”、“吴中板本一篇（题曰《逍遥先生语录》）”，以及从胡宪那里得到“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题曰《谢子雅言》）”这四篇原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四篇原稿当中：“胡氏上篇”是“胡本”所独有的，专门记录胡安国与谢良佐之间的问答，被朱子编为《上蔡语录》卷上；“胡本”的下篇“与板本、吴氏本略同，然时有小异”，但内容更为精练，朱子综合三本异同，定为《上蔡语录》卷中；“板本”与“吴本”、“胡本”比较，则多出“百余章”，被朱子精简为三十余章，定为《上蔡语录》卷下，是为《上蔡先生语录》三卷定本。“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也正是三卷本，且与朱子定本内容基本一致，必然出自朱子的整理。关于此本与后来诸《上蔡语录》版本之间的异同情况，北大哲学系的韩国留学生李根德君有《谢良佐〈上蔡语录〉研究》之硕士论文，对此有极为详细的比较，此不赘述。
  此外，笔者在对“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分析中发现，此版本与朱子在绍兴二十九年和乾道四年所编订的两个版本的《上蔡语录》相比，均有细微的差别（具体差别见后文），由此判断，“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很可能就是被人在江西盗刻的版本，本文称之为“盗印本”。
  刘安世的《元城先生语》三卷
  关于刘安世以及“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三卷的情况，台湾的邱佳慧博士在其硕士论文《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②中都有详尽的说明。据《元城先生语录序》①介绍，《元城先生语录》编订于绍兴五年②（1135年）正月。邱文提到：“《元城语录》目前所见者有三，分别为上海图书馆所藏《诸儒鸣道集》中《元城语录》；《丛书集成新编》收马永卿辑、王崇庆注解、崔铣编行录与钱培名补脱文的《元城语录解》；以及《四库全书》的版本”。③经查，《元城语录解》同时也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④该书的整理者注明，其所参考的版本有惜阴轩丛书本、小万卷楼丛书本和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元城先生语录》所据的底本是惜阴轩丛书本，此外又根据小万卷楼丛书本补充了脱文。
  “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比较，最明显的不同是未收录见于后者的张九成作于绍兴六年（1136年）的序（应该是节本）。邱文即据此判断：“可见《元城语录》一书语此时（田按，此处“此时”所指不详）分了至少两条路线流传，其一为王崇庆注解本，较广为人知的版本；其二是《诸儒鸣道集》所收的版本，亦应是马永卿所著作的原本”。⑤邱这个判断还缺乏足够证据的支持，因为注解本究竟出现于何时，这目前还是个疑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诸儒鸣道集》刊刻之际，社会上应该有带有张九成序的另一个版本的《元城语录》在流行。这也从侧面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张九成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否则他们在编刻《诸儒鸣道集》时，完全应该选择收录此序言之版本的《元城先生语》。
  再者，“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相比，更为完整、精确。二者“时有一二字不同”，但《元城语录解》脱《元城先生语》中的第二十一条（“先生一日仆闲言语”条⑥）约数百字，便是明证。
  刘安世的《刘先生谈录》一卷、《刘先生道护录》一卷
  此二书仅依靠《诸儒鸣道集》得以流传至今，此外并无其他版本传世以便比较。但是，正如邱文所指出的，《直斋书录解题》标明《道护录》为一卷十九则，《郡斋读书志附志》则说《道护录》为二卷（田按，疑为“一卷”之误）十九则，①今“鸣道本”《刘先生道护录》却只有十五则，恐有缺文，亦或并非善本。
  江公望的《江民表心性说》一卷
  江公望字民表，关于他的资料，除了《宋史》中的记载之外，多又见于宋人宗晓所编的《乐邦文类》、明人夏树芳所辑的《名公法喜志》、清人彭际清所述的《居士传》中。据上述资料来看，江公望曾经“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世”②；“……居常与妻俞氏蔬食清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间之法，欲得成办省力，莫若系心一缘，即如称念阿弥陀佛，有巧方便，无用动口，不出音声，微以舌根敲击前齿，心念随应，音声历然，声不越窍，闻性内融，心印舌机，机抽念根，从闻入流，反闻自性，是三融会，念念圆通，久久遂成唯心识观。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无所，六根杳寂，诸识消除，法法全真，门门绝待，瞥尔遂成真如实观。初机后学，一心摄念如来，乃至营办家事种种作务，亦自不相妨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过旬月便成三昧。所谓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见佛’……”③；而夏树芳则提到江：“尝著《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劝道俗。又尝书于家塾曰：‘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无所，六根杳寂，诸识销落，法法全真，门门绝待，瞥尔遂成，真如实观。初机后学，一心摄念如来，即使营办家事，种种作务，亦自不相妨碍。若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过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观方便”。④上述三条文献对江公望文献的说明颇有矛盾，但也说明江公望的数篇文字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
  江公望传世的文献，除了上述《念佛三昧文》和宋史列传中的片段文字之外，就是因《诸儒鸣道集》而得以流传的《心性说》了。江公望还曾有部分文字混入吴中版本的《逍遥先生语录》（实际出自江的《辨道录》）中，但是被朱子在整理《上蔡语录》时删除，今已不传。
  江公望《性说》引人注目之点在于注重区分正性和习性之不同。依照江公望的逻辑，“正性”即所谓“空无自性”，这一观念明显来自于佛教，江公望又指“正性”为“全性”；而“习性”即所谓习（江强调，习即是学）得之性，善恶、智愚、凡圣等都被他视为“习性”。江公望认为，“正性”不同于“习性”，亦不离“习性”。孔子所论之性和《尚书》重所强调的，只是“习性”，强调的是“学之不可已也”。总的看来，江公望对“性”的解释显然是受到了“佛性”论的影响，而在宋代士大夫中，江公望当属于溺佛颇深者之列。
  杨时的《龟山语录》四卷
  《直斋书录解题》云：“《龟山语录》五卷，延平陈渊几叟、罗从彦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录，杨时中立之语及其子迥汇稿共四卷，末卷为附录墓志遗事，顺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①这是说，五卷本的《龟山语录》中，前四卷为杨时的女婿陈渊、杨的弟子罗从彦和杨的后学胡大原所编，第五卷则为朱子弟子廖德明所汇集。又，稍后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则收录有《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可知应该是先有一个四卷本的《龟山语录》流传，随后才有五卷本的《龟山语录》面世，而“鸣道本”《龟山语录》正好是四卷本，当为早期流传的《龟山语录》版本。
  胡大原为湖湘学派主将之一，师从胡宏，曾参与四卷本的《龟山语录》的编订工作。据王立新先生为点校本《斐然集崇正辩》撰写的前言称，胡寅于宣和六年（1124年）四月，得子胡大原。据此可知，胡大原年长朱子六岁，小于张九成，四卷本《龟山语录》形成的时间很可能要晚于《横浦日新》面世的时间，而且只是被收录入《郡斋读书志附志》中。
  与南宋末年的五卷本《龟山语录》（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南宋末吴坚刻本，简称“吴本”）相比，“鸣道本”与之稍有异同，但是差距并不大。
  第一，“问孔子曰中庸之为德”条：“极，犹室之极，所处中则至矣”，“吴本”则脱“中”字。①
  第二，“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条：“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役于身体”，“役”字，“吴本”误为“设”字。②
  第三，“吕晦叔真大臣其言简而意足”条：“臣”字，“吴本”作“人”字，怀疑为因避讳而改字。③
  第四，“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官吏”条：“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吴本”作：“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有方”二字，“鸣道本”疑为脱文。④
  第五，“天生聪明时■所谓天生者”条：“然后可以制人而止其乱。曰：‘夫聪明……”，“夫”字，“吴本”误作“天”字。⑤
  第六，“世之事鬼神所以陷于淫谄者”条：“汉儒信祖有功、宗有德”，“信”字，“吴本”作“言”字。⑥
  第七，“吕吉甫解孝经义”条：“故孔子以其而尽告之”，“吴本”同：“故孔子以其未晓而尽告之”，“鸣道本”和“吴本”皆有脱文。⑦
  第八，“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条：“孟子以恻隠之心為人之端”，“人”字，“吴本”作“仁”字，“鸣道本”当为因避讳而改字。⑧
  第九，“因言秦汉以下事”条：“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鸣道本”此条以下有大量脱文，⑨约有五百字，据“吴本”，“鸣道本”此处脱“因言秦汉以下事”条部分文字、“盥而不荐初未尝”条全部、“又云无诚意”条全部、“予欲观古人”条全部、“棠棣之言朋友”条全部和“问所解论语犯而不校”条部分，该书的脱文怀疑为脱页所致。
  第十，“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条：“孟人遇人便道性善”，“孟人”乃“孟子”之误，“吴本”不误。①
  第十一，“曾见志完云上合下”条：“吴本”则作：“谓曾见志完云上合下，。②
  第十二，“叔孙通作原庙是不使人主改过”条：此条在“吴本”中被分为两条，即“叔孙通作原庙是不使人主改过”条和“勿意只是去私意，若诚意则不可去也”调，③“勿意只是去私意”条末有夹注标明：“重见”。
  第十三，“问易曰乾坤其易之门邪”条：“如某与定夫相会，亦未尝及（抹去四字）定夫学易”，“吴本”则作：“如某与定夫相会，亦未尝及从可，某常疑定夫学易”，④此处当以“吴本”为准。
  第十四，“字说所谓大同于物者”条：“若离人而之天，正所谓顽空（抹去一字）总老言经中说十识”，⑤据“吴本”，抹去的应为“通”字。
  第十五，“伊川语录云以忠恕为一贯”条：“问中庸发明忠恕之理（抹去一字）有一贯之意”，⑥据“吴本”，抹去的应为“以”字。
  综合判断，“鸣道本”《龟山语录》既有抹字的情况，也有脱文的情况，表明其刊刻颇为匆忙，但是与“吴本”相比，仍然能够校订出其不少错误，“鸣道本”显然与原稿更为接近。
  潘殖的《安正忘筌集》十卷
  目前学界对《安正忘筌集》的讨论不多，也只有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曾写过以“忘筌集”为题名的论文。与续修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上下两卷本《安正忘筌集》（明万历刻本，题为潘植作，前有焦竑序）⑦以及该书的清刻本《浦城遗书》本相比，二者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十卷本的“鸣道本”《安正忘筌集》更为完整。如顾廷龙先生就指出：“又如《安正忘筌集》，《浦城遗书》本缺《河图数图》与《洛书数图》……”①，而“鸣道本”则非常完整。
  在具体文字上，该书的“鸣道本”与万历本也有所差异。
  其一，《宅心》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蕴太极于中，是为天地之心”，“万历本”中“于”字误为“之”字，意思全别。②
  其二，“万历本”《图书奥旨》章末“理彰于事可因”之后，有一页文字与《蓍卦》章中“于此用事而洞”后一页文字颠倒③，而“鸣道本”不误。
  综合判断，“鸣道本”《安正忘筌集》要明显优于“万历本”。
  刘子翚的《崇安圣传论》二卷
  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一作彦仲，号屏山，建州崇安人。顾廷龙先生认为，刘的著作“……《崇安圣传论》等著作仅赖此书（田按，指《诸儒鸣道集》）得以传世”④，其实此说法不确。四库本《屏山集》卷一中的《圣传论十首》（简称“屏山集本”），此即《崇安圣传论》也。二者相比，“鸣道本”为二卷，而“屏山集本”则仅为一卷，同时题目也稍有差别：“鸣道本”每章题目为“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死生）、颜子（复）、曹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而“屏山集本”的目录仅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颜子、曹子、子思、孟子”。此外，在具体内容上，“鸣道本”与“屏山集本”⑤相比，也出入颇大。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崇安圣传论》为刘子翚的初稿，而《圣传论十首》则为修订稿（形成年代不晚于1147年）。这当中，《圣传论十首》有数篇文章的结尾被完全重写，而十篇的全文均经过较大的改动，兹将二者的详细比较附于书后，以便阅者查考。
  关于《屏山集》，胡宪和朱子都曾提到该书整理的过程：
  ……乃遽哭其丧，是年予盖六十有一而彦冲甫四十七……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玶始编次其遗文，凡得古赋、古律、诗、记、铭、章奏、议论二十卷，目曰《屏山集》……绍兴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宪序。①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编次，已定，可缮写（《朱子全书》原文点断如此，当断为“编次已定，可缮写。”）。先生启手足时，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遗文多所散逸。后十余年，始复访求，以补家书之缺，则皆传写失真，同异参错而不可读矣。于是反复雠订，又十余年，然后此二十卷者始克成书，无大讹谬。熹以门墙洒扫之旧，幸获与讨论焉。窃以为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萌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因书其故以告后之君子。乾道癸巳（1173年）七月庚戌门人朱熹谨书。②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二载：“右正言何若言：自赵鼎唱为伊川之学，高亢之徒从而合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③据此可知，《圣传论十首》形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之前。不过，《屏山集》初编于1160年，晚于刘去世十多年，定编于1173年，晚于刘去世近三十年。这颇能说明刘后继乏人的现实。
  此外，在“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中多次出现的“钦”字，在“屏山集本”中都被改为“敬”字，笔者怀疑这与避讳宋钦宗的庙号有关。若果真如此，则“鸣道本”的底本当完成于北宋，而“屏山集本”则完成修订于南宋初年。“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也为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编者与刘子翚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材料。《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会选取《圣传论》早期流传的版本，而不选择“屏山集本”，这从侧面说明他们与刘子翚的关系比较疏远，也更不可能是刘的后学或是弟子。
  张九成的《横浦日新》二卷
  “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三册，收录有《横浦日新》一卷本）略有差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录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明吴惟明刻本，题为张九成的外甥于恕辑。我们则认为，一卷本所标的作者是错误的，于恕只是于淳熙元年（1174年）辑录了《横浦心传录》三卷，而明人则在刊刻该本时，误将《横浦日新》的作者标成了于恕。这是因为，于恕在其本人所作的《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序》中已经说明：“予学生郎晔，粗得数语，纂为所录，而士大夫已翕然传诵，信知舅氏一话一言为世所重如此”①云云，文中所指的“粗得数语，纂为所录”，显指《日新》，再结合《郡斋读书志附志》中的例证，于恕此处所指，必为《横浦日新》无疑。
  在具体文字上，“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完全相同。
  二《诸儒鸣道集》的研究现状
  关于《诸儒鸣道集》近来受到学界关注的过程，陈来师曾著文有所说明：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觉得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田按，即《略论〈诸儒鸣道集〉》一文）。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律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①
  后经杜先生推荐，山东友谊出版社于1992年将《诸儒鸣道集》影印出版，此后该书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线装出版，②其影响也迅速扩大。
  在历史上尤其是思想史上，《诸儒鸣道集》长期无人关注，而在陈来师的文章面世之后，《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并迅速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类为：
  其一，概括介绍类：以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方旭东的三篇文章为代表，③旨在对《诸儒鸣道集》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并对该书的原刻年代、作者身份等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判断。
  其二，综合研究类：以复旦大学符云辉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集〉述评》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佳慧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为代表。这两篇博士论文都对《诸儒鸣道集》有全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思路也大致相同。
  其三，围绕《诸儒鸣道集》某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以赵振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单篇文章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如对“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之渊源关系的分析、对“鸣道本”《二程语录》与张载《横渠经学理窟》之内容重叠的分析等。
  其四，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以杨柱才、林乐昌等人为代表，分别引用该书中的资料来研究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与思想。
  其五，由《诸儒鸣道集》引申的一系列讨论。如田浩、葛兆光等围绕该书所引申出的，关于宋代学术多元化、道学、道学谱系问题的一系列的讨论。
  学界目前对《诸儒鸣道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上：
  其一，该书的原刻年代与编者身份。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材料来确定该书的原刻年代和编者的身份。不过，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的编订目的、所反映的时代信息等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讨论该书所反映的道学谱系、道统观念问题的基础就不可能牢靠——我们凭什么认定该书的编刻者一定属于儒者阵营？凭什么就认为该书反映出的是道学早期对道统的认识？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其二，该书与朱熹的关系。《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显然出自朱子所编订，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刻与朱子或多或少会有关联。而赵振则进一步论证，该书所收录的《二程语录》也出自朱熹所编订。这一说法会在本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据现有资料判断，本报告认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刊刻，明显违背了朱子本人的意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书的编者与朱子之联系是很松散的。
  其三，该书与道学、道学谱系。田浩先生特别注意《诸儒鸣道集》对所收著作的选取问题：《诸儒鸣道集》收录了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的著作。田浩先生据此认为，该书编者对于道学的理解颇不同于朱熹，代表着另一种道学谱系。符云辉邱佳慧均赞同田浩的观点，并都有所发挥。
  其四，该书与宋代学术多元化。宋代儒学在总体上有一个由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趋势。但是自《宋史·道学传》之后，这一历史有明显被化约的趋势。《诸儒鸣道集》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到南宋初期儒学发展多元化的有益资料：司马光、潘殖、江民表，刘安世，这些不属于“正统”道学体系的学者的著作被收录其中。这颇能反映出在朱子的学术定于一尊之前宋代儒学之面貌，也能丰富我们对宋代道学史发展之曲折性的认识。
  其五，该书与周敦颐的著作。学界目前对于周敦颐的著作尚有很多的疑问，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虽然在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之前，社会上早已有“舂陵”、“零陵”、“九江”以及侯师圣传本和尹焞传本、胡宏整理本和祁宽整理本等多个《通书》版本在流传，但是这些版本我们今天都已经无法看到了。“长沙本”《通书》编订于乾道二年（后文有详细考证），而《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也与此相当，因此“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长沙本”《通书》，并且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这也为我们研究周敦颐著作的早期流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总的看来，学界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该书的精确研究与应用。
  首先，关于该书的原刻年代问题。学界对此的讨论仍限于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别人基本上是在因袭二先生的说法。陈来师据《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两书判断，“《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1158—1168年）编成的。”①陈来师此说跨越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到宋孝宗隆兴、乾道年间。但是据该书的避讳情况来看，该书原刻的年代还可以后推至少五年时间。顾先生认为：“此本（指《诸儒鸣道集》）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年）时代无疑。”②我们认为，顾先生此说对《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下限的判定有些太晚。事实上，该书所收录的著作有不少在1168年前后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如朱子于1166年编订“长沙本”《通书》，此本“视他本最详密”（“长沙本”的编订地点离《诸儒鸣道集》的编刻地点稍远，可能没有被该书的编者及时发现）；于1168年重修《上蔡语录》并编订《程氏遗书》；于1173年编订《屏山集》，内含《圣传论》修定本；于1179年编订“南康本”《通书》，是为《通书》定本，《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没有什么理由不采用这些新的版本，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诸儒鸣道集》编刻之际，这些更新的版本还没有进入该书编者的视野之内，这也意味着，《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要早于这些新版本的面世时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把该书的原刻年代限定在乾道初年这个时间段内。对《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问题的解决，也为我们探索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的编者身份问题。此问题目前只有陈来师有所讨论，此后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沿袭他的结论（或有所修订，如向世陵和方旭东都指出，胡宪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者）。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揭开疑问，所以除非有新资料被发现，我们对此只能提出推测而已。不过，大家似乎都默认，《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一定属于道学阵营中人。这一立论前提却是值得商榷的——该书很可能属于坊刻本，其编者与书商的关联或许要比与道学阵营的关联要更紧密。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我们而言，对该书编者身份的讨论更有价值。试想，如果该书的编者不属于道学阵营，那么我们讨论他们对道学谱系的理解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其三，关于对道学、道学谱系的理解问题。在其大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田浩（Tillman，HoytCleveland）先生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提出了自己对道学以及道学谱系的独特理解。他希望道学可以涵盖哲学思辨、文化价值、现实政论三个层面（此为该书余英时先生的序言里的概括）。田浩的提法后来也得到了众多《诸儒鸣道集》研究者们的积极回应：如符云辉和邱佳慧等人。目前学界围绕道学一词的争论颇多，也颇能反映出哲学视角与历史学视角看问题的不同（方旭东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此不赘述。不过，田浩显然认为，《诸儒鸣道集》能反映出道学初期的多元面貌（田浩的本意，应该是指南宋道学初期的面貌），这个所谓的“早期”显然是针对朱子所编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而来。但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显然并没有像田浩所认为的那样，要领先朱子编订《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的时间多少。依照陈祖武先生的研究成果，《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与《伊洛渊源录》之大纲所形成的时间基本相当，甚至还要稍晚些①，也仅仅早于《近思录》数年而已，“因此，如果指望从时间领先这一点上为《诸儒鸣道集》更能反映道学面貌进行辩护，其基础不能不说是很薄弱的”①，方旭东君的上述观点颇显中允。事实上，即使是抛开时间问题，田浩的观点也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一时期，他也只能举出张九成和胡宏二人为当时学术多元性的例证（胡宏的著作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收录），与之相对，在他所认为的第二阶段，则有朱子与湖湘学派、朱子与吕祖谦等浙学中人的一系列论争；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三时期，至少还有陈亮、叶适（田浩没有提到）、陆九渊等人与朱子相对，总之，这后两个阶段也未尝不可以“多元”视之。我们认为，《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并不限于程朱一系，同时还包含了潘殖、江公望以及司马光、刘安世的著作，我们也可以据此讨论宋代学术的多元化问题（田浩先生的眼界尚不够宽阔）。但是，田浩先生对“道学早期”这一概念的使用颇为随意，《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完全有可能是朱子的同时代人，甚至不一定比朱子年长（在《诸儒鸣道集》原刻之际，朱子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步入中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再者，关于道学谱系的问题，田浩等人很希望也把司马光、刘安世等人纳入道学的阵营中，本书对此持相反的观点。在唐宋之际，“道”这个概念相当混乱，至少它是儒释道共同使用的概念，因此才会有“道德为虚位，仁义为定名”的说法。因此，过分扩大“道学”一词的外延，难免会导致此概念内涵的空洞化。事实上，田浩也没有在其著作中贯彻他的想法，他的著作中所收录的人物，基本上不出程门后学的范围。
  其四，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关系问题。赵振撰长文《〈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集中论证《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都系朱子所编，只不过前者是初稿，而后者是定稿，此观点目前已经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不过，细察赵所提出的证据，发现每一条证据都不足以一锤定音。这些证据的组合也还不足以使其观点成为定案。略举其问题明显者如下：
  赵的文中提出：
  朱熹在编辑《遗书》时曾先编辑了一部初稿，而此初稿编成后即付梓，他在与何叔京的信中谈到过此事，说：“语录倾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辄有移易。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2]（p1842）当朱熹拿到刊印的初稿本子时，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其《与平父书中杂说》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参之，乃觉其误耳。”[2]（p1838）于是决定对初稿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有许多事务缠身，校订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后来他在写给何叔京的另外一封信中说：“语录比因再阅，尚有合整顿处。已略下手，会冗中辍。它时附呈未晚。”[2]（p1846）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决定委托许顺之等人对《遗书》初稿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他写信给许顺之说：“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指同安）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2]（p1781—1782）并在答复许顺之的信中对校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曰：“承上巳日书，知尝到城中校书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2]（p1782）而这一工作直到乾道四年（1168年）才完成。①（田按，文中的[2]，系指《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后同）
  按照赵在文中的叙述，在时间上应该是先有朱子给何镐（叔京）的第一封信中提到“刊行语录”这件事，然后才会有他在《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有错误这件事，再后来才有他在给何镐的第二封信中述及“语录”整理工作拖延的情况，最后才是朱子给许顺之的书信，告诫他们要认真校书，其前后顺序应该如此。但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从赵的这段文字看，除了《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外，其前其后的书信提的都只是“语录”，这个《程氏遗书》名称的出现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突兀；二是赵文中所提到的《与平父书中杂说》这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因此这几封信的写作先后顺序是否就是如赵所排列的这样？这一点颇属疑问。陈来师就倾向于认为《与平父书中杂说》作于1168年之后，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显然，赵的论证缺乏对此的必要审查，他对朱子书信的排列比较随意。
  再如，赵文中又提到：
  《遗书》附录中的《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因为从《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中我们得知该序作于乾道四年夏四月，也就是《遗书》修订完稿时，换句话说，《遗书》附录一卷及附录后序编写于《二程语录》刊行之后，故《语录》未载这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就是《程氏遗书后序》亦作于《遗书》修订完稿时，朱熹在乾道四年写给王近思的信中说：“校书闻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见编纂之意。”[2]（p1798）这里的序当指《程氏遗书后序》，此时王近思正与许顺之等人受朱熹委托在同安城校订《遗书》。并且在该序写成后，朱熹还就此征求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文定祠记》、《知言序》、《遗书》二序并录呈。……三序并告参祥喻及，幸更呈诸同志议之。既欲行远，不厌祥熟也。”[2]（p5456）其中《遗书》二序指的就是《程氏遗书后序》和《程氏遗书附录后序》，所以《语录》亦不载《程氏遗书后序》。①
  赵认为：《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云云，这一说法显然失察。《伊川先生年谱》中“语录”二字凡十见。其中“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条、“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条、“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条、“某起于草莱”条、“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条，均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族子至愚不足责”条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九；“范致虚言＂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一（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生视之”条见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二（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由此可知，至朱子编订《伊川先生年谱》时为止，朱子所提到的“语录”，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的内容在内，是对流传下来的“二程语录”的统称，而非指“统编的程氏语录集”，尤其不能说是指《程氏遗书》或是其初稿或“鸣道本”《二程语录》①。
  还如，赵推测：“但令人不解的是，平生治学严谨的朱熹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二程语录》本子匆忙面世。笔者推测朱熹之所以这样急于发表自己所编的《二程语录》，很可能是想建立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借机削弱其他学派，特别是胡安国家族在这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在争取道学正统地位的斗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②此说同样令人生疑。据赵的推测，朱子是主动要发布《二程语录》的，考诸朱子自己的文献记述，此说恐怕不能成立。朱子自己已经反复声明“语录”初稿系被程宪拿走，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匆匆刊刻的，朱子对此除了去信交涉外，还积极组织对“语录”的重新校对，这怎么能说是朱子主动要发布“初稿”呢？再者，在乾道四年之前，朱子与湖湘学派正处于蜜月期，其思想也正处于“中和旧说”阶段，朱子称赞湖湘学派为学功夫的书信也有很多。无论如何，朱子都不会在此时以争正统为目的主动发布《二程语录》。
  一年后，赵振又作《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一文，对其所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充实。如，赵又提出：“种种迹象表明，《遗书》初稿（赵认为即“鸣道本”《二程语录》的底本）很可能最初是由张栻刊于严州，朱熹《答吕伯恭》之四云：‘严州《遗书》本子初校未精，而钦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书》，以补其遗’”③云云，赵似乎是认为，朱子此信作于1166—1168年之间，此说不确。赵所引的书信为文集卷三十四之《答吕伯恭…前日魏应仲》（田按，实为《答吕伯恭》之五十五）。陈来师判定此书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或许有些太晚。但是，这封信却不可能作于1168年朱子正式刊刻《程氏遗书》之前：据杨世文先生考证，张栻于乾道五年（1169年）才由刘珙推荐，“知严州”，而其第二年则被调任回京②。据此，这封信也应该作于此时或稍后。尤其是这段文字中也提到了《外书》，其写作年代更不应该在1168年之前。显然，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遗书》，肯定不是指“鸣道本”《二程语录》。赵的观点是错误的。
  赵振先生指出《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系《程氏遗书》的初稿，这一点颇有创见，但是其具体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的瑕疵。这也值得我们在后文中仔细探讨。
  第五，关于《诸儒鸣道集》与周敦颐著作情况考辨的问题。陈来师指出：
  据朱熹这些记述（田按，指朱子在“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后序中的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朱熹初定长沙本时一遵旧例，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后根据潘清逸为周敦颐所作墓志中“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的说法，意识到《太极图说》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说》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说》便与《通书》分开了。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井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这个本子也是今天所见到的《通书》的最早版本。①
  现在看来，“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当无异议，而综合“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的情况判断，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周氏故家藏本和程门传本两个系列，前者未收太极图，而后者则不独收录有太极图，也收录有《太极图说》。但是，“九江本”《通书》中是否如陈来师所推测的那样“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据笔者判断，“九江本”只是没有《太极图》，却收录有所谓《太极说》，《太极说》具体内容与今天的《太极图说》基本一致。这也足以表明了《通书》早期版本流传情况的复杂性。
  杨柱才先生也依据“鸣道本”《濂溪通书》，对《通书》在早期的流传情况有所说明。如他认为：“宋本《诸儒鸣道集》所收《濂溪通书》无《太极图》，当即是祁宽所见九江家藏旧本《通书》”②，此说不确：据朱子所见，“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有很大差距。同时，杨还因袭束景南先生的观点，认为杨方给朱子的九江故家本《通书》系后出者，这一观点也颇值得商榷。
  总之，上面提到研究成果和仍存在的问题也是本书立论的前提与基础。我们会在自己材料和视角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给出回应与解答。

①顾廷龙：《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载《诸儒鸣道集》，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②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二，《子部》，“宋刻诸儒鸣道集七十二卷”条，上海：中国历代题跋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页。 ①《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第5页。 ②周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页。 ①见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之《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 ②《濂溪通书·诚几德》，载《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3页；《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下文中简称《濂溪集》。 ③见《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4页；《濂溪集》，第94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7页；《濂溪集》，第96页。 ⑤同上书，第97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濂溪集》，第97页；《周敦颐集》，第24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濂溪集》，第97页。 ⑧《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9页；《濂溪集》，第99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0页；《濂溪集》，第100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1页；《濂溪集》，第101页。 ③《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3页；《濂溪集》，第103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4页；《濂溪集》，第104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5页；《濂溪集》，第105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6页；《濂溪集》，第106页。 ⑦《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7页；《濂溪集》，第107页。 ⑧同上。 ①林乐昌：《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误》，《中国哲学史》2010年4期，第54—58页。 ②《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2页。 ①林乐昌先生有专文依照“鸣道本”《横渠正蒙》对“张载集本”《正蒙》校勘，指出“张载集本”《正蒙》误校有七十多例，他并列出了其中的十例。见林乐昌：《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误》，《中国哲学史》2010年4期，第54—58页。 ②分别见“鸣道本”第161页、《张载集》第50页。 ③分别见“鸣道本”第177页、《张载集》第58页。 ①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86页、《张载集》第63页。 ①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88页、《张载集》第64、350页。 ②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91页、《张载集》第66页。 ③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92页、《张载集》第66页。 ①赵振：《二程语录的文献误入问题辨析》，《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6期，第72页。 ①分别见“鸣道本”第259页、《张载集》第281页。 ②分别见“鸣道本”第260页、《张载集》第281页。 ③见《张载集》，第285页。 ④分别见“鸣道本”第269页、《张载集》第286页。 ⑤分别见“鸣道本”第271页，《张载集》第287页。 ⑥分别见“鸣道本”第273页、《张载集》第288页。 ①分别见“鸣道本”第275页、《张载集》第289页。 ②分别见“鸣道本”第276页、《张载集》第290页。 ③分别见“鸣道本”第277页、《张载集》第290页。 ④分别见“鸣道本”第281页、《张载集》第292页。 ⑤分别见“鸣道本”第286页、《张载集》第295页。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邱佳慧：《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①《诸儒鸣道集》，第1053页。 ②邱文误为“绍圣五年”，见《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2页。 ③《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3页。 ④钱培名补脱文；崔铣编行录、王崇庆解、马永卿辑：《元城语录解附行录解脱文》，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7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九，第1080—1081页。 ①《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41页。 ②宗晓编：《乐邦文类》卷三，《宝积莲社画壁记》，《大正藏》，第四十七册，经号1969，第189页。 ③彭绍升编：《居士传》卷二十七，《郑介夫邹志完江民表陈莹中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光绪戊寅年钱塘许氏刊本影印1991年版，第366—367页。 ④夏树芳辑：《名公法喜志》卷四，《续藏经》，第150册，中国撰述，史传部，补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05页。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儒家类》，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第271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02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载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四部丛刊续编本，第317—318册，第3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03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第4页。 ③《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28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第12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32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第15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40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2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44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4页。 ⑦《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50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9页；《杨龟山先生全集卷十》，《语录一》，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所据底本为光绪九年知延平府张国正重刊道南杨氏祠堂本，第534页。 ⑧《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51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10页。 ⑨《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74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26—28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七，第1287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三》，第8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七，第1290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三》，第10页。 ③《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七，第1295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三》，第10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八，第1335页；《龟山先生语录卷四》，第14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八，第1346页；《龟山先生语录卷四》，第22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八，第1347页；《龟山先生语录卷四》，第23页。 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9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①《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载《诸儒鸣道集》，第6页。 ②分别见《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九，第135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934册，第273页。 ③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397、139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934册，第286页。 ④《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载《诸儒鸣道集》，第5页。 ⑤《屏山集》四库全书本，黄山书社出版的明刻本同。 ①刘子翚：《屏山集》，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甫宋建炎至德祐，四库全书本。 ②朱熹著、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屏山先生文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数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4—3825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二，《绍兴十四年甲子》，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53页。 ①于恕：《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三卷横浦日新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三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66页。 ①陈来：《岂弟君子，教之诲之——张岱年先生和我的求学时代》，载陈来《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②该书被收入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③方旭东的文章为：《〈诸儒鸣道集〉再议》，载《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编，2010年2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4页。 ②顾廷龙：《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见《诸儒鸣道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又按，据陈先行先生的《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一书提到：“近见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撰文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山东出版《孔子文化大全》所印此书的底本是来自美国哈佛燕京社，其实不是。上图既向杜维明教授提供了此书的复制件，后闻山东欲影印出版，正合顾廷龙先生的意愿，所以也向山东提供了复制件。当时因顾患病，出版前言由我代笔，但我至今未看到所印之书，再说本人水平有限，故未将这篇前言收入《顾廷龙文集》中”云云，可知此文实际系出自陈先生之手。见陈先行所著：《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此点系由一位台湾朋友指出，特此鸣谢。 ①朱子在乾道二年给何镐的信中，已经提到过《渊源录》的编订，据陈祖武先生推测，这一年《渊源录》的大纲已经完成，见其著《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32页。 ①方旭东：《〈诸儒鸣道集〉再议》，在《儒教文化研究》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0年2月。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3页。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4页。 ①朱子后来自己也强调，《年谱》的编订，系“熹尝窃取《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他书之可证者，次其后先，以为《年谱》”。 ②《〈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第144页。 ③赵振：《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天中学刊》2007年第4期，第120页。 ①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4页。 ②杨世文、王蓉贵点校：《张栻全集》，前言，第8页，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32页。 ②杨柱才：《道学宗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