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复兴深衣作出贡献的司马光及朱熹的所作所为。司马光《书仪》卷二的《深衣制度》，在以《礼记》及其郑注、孔疏以及《汉书》《后汉书》《释名》等古代文献为依据的同时，进行了独自的考证。这一记述被《家礼》中的深衣部分所继承，因此《书仪》在深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实际上，司马光自己曾制作并穿着深衣。关于这一点，邵雍子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一九有记载：
  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常谓康节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温公叹其言合理。在同书卷一八亦载：“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上引“独乐园”乃是司马光于颐宁六年（1073），因王安石新法而被贬为闲职之际，在洛阳制造的邸宅，8的确，如马端临所说，司马光在平时是穿着深衣的。＜图1＞所示的司马光肖像，虽然身体部分不太清楚，但是戴在头上的显然是幅巾。如后所述，幅巾与深衣构成一套冠服。
  关于上引邵雍“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朱熹批评道：
  康节说“某今人，须着今时衣服”，忒煞不理会也。（《朱子语类》卷八九“冠昏丧·丧”，第2条）这是因为朱熹的立场是，虽然不可能全面恢复古礼，但是有必要汲取古礼之精神，创造顺应时代的仪礼，以保持礼的秩序。9
  上述马端临有关北宋吕希哲穿深衣的记述出自《吕氏杂记》卷上，但原文所述不是深衣而是“野服”，野服是比深衣更为简便的一种儒服，关于这一点有待后述。八《深衣制度》。这些表述无疑是蹈袭了《书仪》，不过相对于《书仪》的记述在性质上偏重于文献考证而言，朱熹的场合则省略了这类考证，做了相当实用的说明。另外，《文集》所收的《深衣制度》附载了“图”，这是从《家礼》卷首的“图”那里继承而来的。
  关于朱熹在日常起居时身着深衣一事，可由黄榦《朱子行状》所载得知：
  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庙以及先圣。
  《朱子语类》亦载：
  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褖（缘），裳则用白纱。（《朱子语类》卷一〇七“内任·杂记言行”，第22条）
  又载：
  先生以子丧，不举盛祭，就影堂前致荐，用深衣、幅巾。荐毕，反丧服，哭奠于灵，至恸。（《朱子语类》卷八九“丧”，第37条）10可见，朱熹与司马光一样，复原已失传的深衣，而且还常常喜欢身着深衣。
  关于宋代深衣的著作，此外还有北宋末王普《深衣制度》一卷（《宋史·艺文志》），《家礼》也曾参照了此书。王普，福建闽县人，朱熹称赞王普为当时优秀的礼学家，11在《家礼》卷首“图”中的“深衣冠履之图”，朱熹引用王普之说：“王普《制度》云：‘缁布冠，用乌纱漆为之，不如纸尤坚硬。’”或许是基于此书，故在《家礼》的《深衣制度》中，关于缁冠，朱熹主张“以糊纸为之”。由王普的著作可以表明，在当时深衣正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