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一编 文献足征
| 内容出处： | 《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935 |
| 颗粒名称： | 第一编 文献足征 |
| 分类号： | K892.27 |
| 页数： | 96 |
| 页码： | 1-9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儒教仪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礼节和仪式。朱熹的《家礼》是儒教仪礼的重要著作之一，旨在回归古礼。儒教仪礼在东亚地区如中国、朝鲜、日本等也有广泛影响。 |
| 关键词： | 南平市 文献足征 家礼 |
内容
第一章 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
（附《家礼》研究文献目录：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
前言
首先，我们将要讨论中国古代仪礼与儒教的关系、儒教仪礼所包含的意义以及朱熹《家礼》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本文想借此机会，将就什么是“儒教仪礼”、《家礼》在儒教仪礼中占有何种地位等问题，做一简要梳理。在介绍前人研究的同时，亦想提出问题以便展望今后的研究。内容以中国为主，兼顾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地区的研究状况。
当然，笔者并非对相关文献已全部通览，特别是对朝鲜、越南的情况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甚或有遗漏之处。需说明的是，本文毕竟只是基于笔者个人所关心的问题而进行的整理。若读者能将本文与附录的文献目录一并参照，从而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便是笔者的最大荣幸了。
一 儒教与中国古代仪礼
中国自古仪礼发达。关于殷周之前成立的夏王朝，近年有学者认为“具有中国文明之特征的宫廷仪礼得到完备的王朝成立于二里头三期，亦即夏朝”，而赋予夏朝文明特色的正是“礼制”。1尽管夏朝的存在至今尚未确定，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仪礼正逐步完备这一点却是确实的。而继承夏朝的殷周王朝完成了仪礼的建构，这由当时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便可窥知。2
西周时期“诗书礼乐”文化尤其发达。而尊崇西周文化的儒家，约从春秋时代后期至战国时期对之加以整理，使其作为儒教经典得以成立。3杨宽的研究表明，在儒教经典的记述中已有可追溯至西周时代的仪礼。4
儒教成立于春秋后期出现的孔子（B.C.552—479）。关于仪礼，孔子强调要提防仪礼流于形式，要在确保其应有精神的前提下实践仪礼，而并没有否定仪礼本身，孔子轻视仪礼本身之迹象在《论语》中是看不到的。相反，孔子是西周文化以及仪礼的赞美者，而且意欲大力复兴仪礼。《论语·八佾篇》载：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生动地告诉我们，孔子想要学习的正是当时西周及鲁国已经实施的仪礼。
由此，孔子后学寻求对仪礼的整理，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三礼”文献——以下级贵族身份为中心的仪礼手册《仪礼》、关于各种仪礼问题的笔记《礼记》以及由儒家编纂的作为理想之政典的《周礼》。
也就是说，西周以降，在与孔子无任何关联（校者按，着重号原有，下同）的情况下，由国家和贵族所积累的与仪礼相关的文献及口述，自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主要经孔子后学的儒家之手而得到整理、改编并流传后世。由于其他相关古文献存世不多、汉代儒教成了国家教学体系等因素，使得自此之后儒教仪礼构成了中国传统仪礼的核心。
中国仪礼的特色之一是其持续性。例如《仪礼·丧服篇》中服丧的规定，即所谓“五服”，根据亲族之间的亲疏关系，对其服丧期间应穿之丧服和装扮等有惊人的详细论述。而这种“五服”的规定自此之后经历代王朝直至清末，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5祭天、祭社稷以及《仪礼》所见之乡饮酒礼等虽有损益，但直至清末仍在实施。当然，因应时代的状况及人们的嗜好，仪礼也有所变化，而遭后世废除的古代仪礼也有不少。然而即便如此，“三礼”文献仍然是仪礼实践的规范。朱熹《家礼》虽混有当时的俗礼，但应注意的是，其基本思想在于《仪礼》，其意图是要复归古礼。
二 儒教仪礼及其意义
所谓仪礼，就是使人的感情秩序化，可定义为向他者展现的一种可视的行为方式（performance）。众所周知，“礼”（）字中的“示”指神，“豊”指酒（〓〓〓〓）或者玉器，所谓“礼”，原本的意思是祭祀神灵的仪式。《说文解字》所云“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传达了该词的原意。但是后来“礼”这一词语不仅指称祭祀仪式，更包含人们各种行动方式的含义。
现在，在文化人类学当中，仪礼往往指在非日常的空间及时间所举行的仪式。这可以说专指作为ceremony的仪式，而中国的仪礼则远比这一含义的范围广，除ceremony之外，还广泛地包含诸如社会制度、规范（norm）、习惯、成规、行为举止、礼节动作等方式。中国仪礼常被译作ritual，这无疑比译为ceremony更为贴切，但从包含礼节动作（manner）这点来看，它其实比ritual所指更广。Ceremony是狭义的仪礼，与此相对，包含ceremony、ritual、norm、manner在内的才是中国的仪礼。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1988）的“仪礼”条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仪礼这种行为方式是在非日常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这是从作为ceremony的仪式出发的定义，以之作为中国仪礼的说明并不恰当。
正如《礼记·曲礼篇》所述，仪礼深入日常生活中，这是儒教仪礼的一大特征。如下所述：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
（随长者行时，不与路对面的人讲话。路遇长者，要急速向前，正立拱手致敬。长者问则答，什么都不问就迅速退后。）
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
（大夫和士，出入君主之门时，由门的右侧入，不踩门槛。）
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
（凡与客进入家中时，每次让客先入门。）
这些都是非常贴近生活场合的礼。《论语·颜渊篇》所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表明仪礼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礼记·中庸篇》所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无疑说明渗透于社会生活中之大大小小的仪礼的存在。
仪礼如此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佛教和道教中是看不到的。当然，在规范生活方面，佛教有戒律，道教有诫（戒）。但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禁忌条目（taboo）严格束缚生活的规定，与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儒教仪礼相去甚远。破戒律或诫要入地狱，这种想法在儒教中是没有的。佛教的戒律和道教的诫是出世间的，与此相反，儒教的礼则是入世间的。
儒教仪礼的另一特征是，认为仪礼可使人文雅。《礼记·坊记篇》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孟子·离娄篇上》“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仁和义）是也”，其中所说“节文”是就节目而加以文饰之意。仪礼就是要避免野蛮粗鲁的行为，表现出文雅高尚的行为方式。《论语·雍也篇》所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主张人必须兼备“质”和“文”。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既要具备内在的德，又必须掌握外在的文雅之礼，这是儒教的思想。
进而，由对仪礼是文雅之形式的理解，产生了仪礼才是象征文明（civilization）的主张。明代丘浚《文公家礼仪节·序》开头有云：
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有其礼也。礼其可一日无乎！
这是说，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展行仪礼，故使中国与夷狄、人类与禽兽得以区别。仪礼之有无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
仪礼象征文明这一思想，也曾远播东亚地区。现在，残存于首尔的南大门正式名称是“崇礼门”，冲绳首里城的正门则有“守礼之邦”的横匾，都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尔南大门被称为“崇礼门”是基于一种五行思想，亦即将四方与仁义礼智相配，在此场合，南方刚好与礼相配。这些名称最终成为朝鲜王朝或琉球国对国内外的一种宣言，宣称它们并非野蛮之“夷狄”，而是具有“礼”即文明的先进国家。可见，在以中国为文化中心的东亚地区，儒教仪礼成了国家的文化地位的一种象征。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仪礼明确表示了每个人的阶级及其作用，加强和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不过是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已。但是应看到，仪礼有不为统治这一政治范畴所涵盖的重要文化意涵。
三 此前的中国儒教仪礼研究
迄今为止的中国儒教仪礼研究虽因“儒教仪礼”的范围设定方法而略有不同，但已有相当多的积累。本文无法对此一一介绍，仅就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事项进行论述。大致来讲，历来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与古代宗教相关的研究，（2）经学或礼学的研究，（3）国家礼制的相关研究，（4）《书仪》和《家礼》等关于士庶阶层仪礼的研究，（5）与民俗、礼俗相关的更为下层的实地调查研究。
首先，（1）作为古代宗教的研究。池田末利的研究是围绕殷周时期的宗教礼仪来展开的，6西冈弘主要就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古代丧礼。7上面提到的杨宽的研究与小南一郎的研究一样，在文献分析中加入了考古学的观点，这作为一项新颖的研究很重要，8陈来的研究将宗教置于儒教的渊源中加以考察。9另外，林巳奈夫关于汉代文物的研究运用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仪礼不可或缺的参考。10关于招魂仪礼的“复”，近年来，由大形彻提出了这一问题。11
其次，（2）经学或礼学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相比恐怕为数最多。加藤常贤的研究虽为二战前的，但其论述关注历史与宗教，至今仍然富有启发性。12藤川正数就汉代及魏晋时代的关于礼学的议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栗原圭介论述了《礼记》的宗教思想。13王锷结合近年郭店楚简的出土资料，对《礼记》的成立作了重新探讨。14关于汉代礼学，池田秀三、保科季子、渡边义浩的新近研究受到关注。15钱玄的研究完全运用文献资料详细考察三礼，其《三礼辞典》有助于查找礼学相关用语的典籍出处。16李曰刚编《三礼研究论集》及陈其泰等著《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为回顾台湾及中国大陆的礼学研究提供了方便。17长期从事礼学文献研究的沈文倬的论著，最近被整理成论文集。18纪念沈文倬90诞辰的论文集对于了解现代中国仪礼、礼学研究的动向也有裨益。19
关于《仪礼》本身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曾进行各种仪礼的复原，最近则有叶国良的研究。20虽然对施设、器物及服饰等细节的复原存在困难，但应该说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三礼的译注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均有出版。其中，川原寿市、池田末利及杨天宇的《仪礼译注》都是致力于从正面解决《仪礼》理解难题的辛苦之作。21另外，池田末利《仪礼译注》所附《解说——经学的考察》一文广泛列举了自古代至清末的《仪礼》相关著作且有题解，乃是非常有用的检索手册。
此外，关于近世的礼学，小岛毅围绕礼的学说进行了历史学考察，张寿安阐明了清朝中期崛起的礼学及其思想影响，邓声国综述了清代《仪礼》研究的状况。22关于清朝初期出现的围绕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礼问题，最近桥本敬造所做的研究受到关注。23
再次，（3）关于国家仪礼，主要从历史学的立场来展开研究。渡边信一郎、甘怀真、陈戌国的研究是其代表。24关于汉代皇帝的丧葬仪礼，漥添庆文、渡边真弓、桐本东太均有论述。25金子修一有关以唐代为中心的皇帝祭祀研究的各项研究被结成论文集。26关于唐代的国家仪礼，近年石见清裕的研究受到关注。27
作为与国家仪礼相关的祭祀，还有祭奠孔子的释奠。对此，黄进兴的研究显示了当前的研究水平。28此外，关于文庙（孔子庙）的从祀，中国与朝鲜围绕王守仁的文庙从祀问题，各自有不同应对，中纯夫对此进行了检证。凶
最后，（4）关于《家礼》等士庶仪礼的相关研究留待后文详述，（5）关于民俗、礼俗中的儒家仪礼，主要从民俗学立场围绕祖先祭祀来展开研究。叶国良、彭利芸、何淑宜的著作就是立足这种视角的研究。30以渡边欣雄为中心展开的环中国海地区（台湾、香港、韩国、冲绳等）祖先祭祀的共同研究也有重要价值。31
此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小南一郎为中心的中国仪礼研究仍在持续进行，在其论文集中大量收入了有关礼制、礼学的论考。32另外，杨志刚的研究通过礼学及礼制对儒教仪礼的发展进行了通史性的考察，是一部为数不多的可称作“中国仪礼史”的著作。33
四 《家礼》的历史意义
朱熹的《家礼》是一部有关家族（宗族）的冠婚丧祭仪礼的实用书。值得注意的是，《家礼》并非以王侯、贵族为对象，而是以士人及庶人为对象的。
本来，在古代中国，一般认为仪礼是为王侯贵族所作，不适用于普通人。《礼记·曲礼篇上》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国富篇》云：“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语虽简短，却极具象征性。仪礼不适用于“众庶百姓”的思想直至后世仍然根深蒂固，即使在唐代，对于为祖先祭祀所设的家庙和神主（牌位）都有依据官品而设的严格规定，普通士人和庶民被置于极受歧视的境地。34
在此意义上，以士人和庶人为对象的《家礼》在中国仪礼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清末皮锡瑞已把《家礼》称为“民间通行之礼”，以与“王朝之礼”相对。35杨志刚对此则有明确论述：
经过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到宋代，士族和庶族间的界限在现实和人们的观念中都基本消失。譬如，婚姻问题历来被视为“礼之本”，但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士族、庶族可以通婚，故士庶通礼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首先出现了司马光的《书仪》，尔后诞生了朱熹的《家礼》……《家礼》以《书仪》为基础，才将士庶通礼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臻于完善。36
当然，《家礼》首先考虑的对象乃是士人，37但也以无位无官的“庶”为对象。例如，关于祭祀家族祖先的“祠堂”，《家礼》云：
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
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家礼》第一《通礼·祠堂》）说明祠堂（家庙）是为“士庶人”所作。在神主（牌位）表面写上“宋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宋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之第几神主）”，在没有“官封”的情况下，也有仅以“生时所称”为号书写的（《家礼》第四《丧礼·题木主》）。总之，这意味着《家礼》是作为有“官封”的士人和无“官封”的庶人双方均能实行的仪礼书而被构思的。
这种作为“士庶通用”之礼的《家礼》的出现，在思想上与朱熹的人生观有关。正如“圣人可学而至”的口号所示，朱子学不是依据家庭和阶级等“出身”而是依据“学问”向人们展示发展潜能。38同理，朱熹在仪礼方面也构思出能为任何人所实行的仪礼书。针对此前庶人不是仪礼之对象这种观点，《家礼》中明确指出庶人也可成为仪礼的对象。39即便将这种情况称为“仪礼的开放”亦不为过。《家礼》之在东亚得以广泛普及，可说正是由于此种“任何人都可实行”的开放性特点的缘故。
五 《仪礼》《书仪》及《家礼》
《家礼》对每个家庭而言，是必要的仪礼，也就是“冠婚丧祭”仪礼的指南书。如上所述，除《仪礼》外，《家礼》还受到北宋司马光《书仪》的影响。其间的关系如下所述。
其实，隋朝王通《文中子·礼学篇》是把家族的重要仪礼归纳为“冠婚丧祭”四礼的早期例子，并非自古有之。北宋程颐有云“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河南程氏遗书》卷18—232。校者按：后面的数字为条目数，下同），此语被收入《近思录》卷九，一般认为这对司马光《书仪》和朱熹《家礼》的构思均有所启发。40
另外，在朱熹，其对包含国家仪礼在内的儒教仪礼之全体的整理，在其网罗收集三礼文献及其他记述的《仪礼经传通解》中得以体现。41这部《仪礼经传通解》对仪礼的综合性研究为后来清朝考证学者所继承，并发展为徐乾学《读礼通考》、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大型著作。42
六 《家礼》的作者问题
《家礼》非朱熹自撰、系由他人伪作的观点曾颇有影响。由于清代王懋竑的提倡，以及《四库提要》对该观点的沿袭，伪作说一度成为定说。近年，上山春平、陈来、杨志刚及吾妻重二等人的研究证实《家礼》确系朱熹自著。43只是，《家礼》并非完本，未及完稿就流布于世而被出版。
王懋竑最视为问题的是，李方子《朱子年谱》载《家礼》成书于乾道六年（1170），但之后却没有朱熹完成《家礼》的明确表述，由此，王懋竑甚至连《朱子文集》卷75所载的《家礼序》也视为伪作。44然而，王懋竑的观点存在对事实的误解，伪作说已经失去根据。理由如下：
（1）正如上山春平所明确指出的，王懋竑不过否定了李方子《朱子年谱》中乾道六年《家礼》成书的记录，尚不至于证明伪作说的成立。
（2）王懋竑并未充分考虑陈淳、黄榦、方大琮等人在序跋中的说法。
（3）王懋竑甚至以《家礼序》为伪作，但宋版《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卷首翻刻的朱熹亲笔序，可对此构成反证。
（4）《家礼》在朱熹死后不久相继出版了五羊本、余杭本、严州本等多种版本，且参与出版的陈淳、黄榦、廖德明、杨复等直接受教于朱熹的门人都将其作为朱熹的自著，并对其抱有极大的敬意。倘若此书是他人伪作，恐怕不可能有此情况发生。王懋竑认为当时《家礼》业已盛行，故而他们不愿公开声称《家礼》非真作。此乃强词夺理。
（5）王懋竑对于《家礼》一时佚失而后被某个上人带回这一点深表怀疑。然而，某部著作在作者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拿出去并出版，这样的事例在当时绝非少见。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周易本义》便是如此，关于此事，《朱子语类》卷19第70条，《朱子文集》卷60《答刘君房》第2书中有明确记载。因此，上述怀疑不能成为伪作说的有力证据。
（6）如王懋竑《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白田草堂存稿》卷2）所说，《家礼》的内容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但是，这应解释为由于《家礼》不是完本而是稿本之故，以此作为《家礼》伪作说的证据有失草率。
如此说来，王懋竑有将与自己心目中的朱熹形象不合的著述当成伪作或他作予以排除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他对朱熹的象数易学的评价中也有所表现，有必要加以注意。45
七 从《书仪》到《家礼》——民间的仪注
所谓“书仪”，原本是“书函写法手册”之意，后成为“私家仪注”（《四库提要》“书仪十卷”之语），亦即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及各种礼仪的实用书之通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不少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所著的书仪，但是，作为全本传世的却只有北宋司马光的《书仪》。
然而，敦煌文书中残存大量以唐代为主的书仪，引起众人关注，并得到广泛研究。46关于书仪的特色，周一良的说明很有参考价值：
《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所以唐以后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仅以我国自古以来人际之间的称谓与亲属之间的服丧而言，都异常复杂，而《书仪》中都有详细记述，以体现尊卑长幼上下内外的区别。如与外国比较，欧美各国固然没有这一套，即使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也不存在这些烦琐的规定。只有长期沿用中国传统王朝法律的朝鲜、越南，才有近似中国的礼制细节。47
敦煌发现的书仪已达百余部，司马光的《书仪》即继承这种传统而成。《书仪》于卷首以“表奏”“公文”“私书”“家书”为题，提供了书函写作的范本。另一方面，朱熹的《家礼》虽然受到《书仪》的影响，但却没有相当于书函写作方法的部分，作为仪礼书，其体裁更趋完善。
与此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家礼》在后世被收入日用类书，被稍加改编后收入南宋末的《事林广记》、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明代的《万书渊海》等，48此外，也出现了将《家礼》进行通俗化改编的清朝《酬世锦囊家礼集成》等日用类书。49因此，从唐、五代流行的各类《书仪》到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再发展到明清时期日用类书的民间仪注，其间是如何继承及展开的，又有何种变化等问题，今后有必要对此做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八 《家礼》与东亚——传播与展开
随着朱子学的普及，《家礼》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远播至近世东亚地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关《家礼》的接受、改造之方法及其作用等情况，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这里仅以文献为中心，将其主要事项列举如下。
（一）中国
首先是中国，若要考察《家礼》的普及，尤为重要的是元代黄瑞节《朱子成书》、明洪武三年（1370）敕撰书《大明集礼》、永乐十三年（1415）敕撰书《性理大全》以及成化十年（1474）丘浚《文公家礼仪节》8卷。
黄瑞节《朱子成书》（不分卷）以朱熹的著作为主，收录宋代道学家的10种著作，并对之加注，可谓是一部朱子学丛书，《家礼》被列为第7种。另外，《家礼》卷首载有28幅家礼图，而这是黄瑞节所汇集的。
明代《性理大全》直接以《朱子成书》为蓝本而形成，50在《朱子成书》的基础上加了更详尽的注释，并原封不动地转载了《朱子成书》的家礼图。和刻本《家礼》卷首所载家礼图就源于此。毋庸置疑，《性理大全》与明朝一代国家礼制规范的《大明集礼》一样具有绝对权威。《家礼》亦以这种国家威信为背景而在各个阶层得到广泛流传。
丘浚《文公家礼仪节》正是顺应上述潮流，对《家礼》进行了合乎明代社会状况的改编。丘浚因身为164卷《大学衍义补》的作者而闻名，作为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文公家礼仪节》和《性理大全》在朝鲜、日本都被多次翻刻并被广泛阅读。
关于《家礼》的其他各种版本，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对元代至明清的有关《家礼》的著述进行了追踪考察，可供参考。51
近世时期，在中国各地是怎样举行冠婚丧祭仪礼的，换言之，亦即《家礼》具体发挥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仍有不少探讨的余地。对此，或可通过利用各种地方志以及《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北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95）等资料，予以更清晰的阐明。
（二）朝鲜
在朝鲜，《家礼》具有足以使其文化发生巨大改变的影响力。《家礼》传入朝鲜是在元末明初，即高丽王朝末期。52此后，《家礼》通过朝鲜王朝成为知识阶层即“两班”的极其重要的仪礼规范，16世纪初期中宗以后，在民间也得以积极推行。53关于这一情况，阿部吉雄指出：
朝鲜朱子学者的思考大多集中在礼论及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的理论上。而且其礼论无非是与《家礼》相关的，时俗也大多依从《家礼》，这是史家所公认的。因此，《家礼》的注释纂述之书可谓汗牛充栋。54
牧野巽则指出：
朱子学具有不同于汉唐训诂学的清新的精神力量，给朝鲜、安南的族制带来很大影响，并使之焕然一新。55
另外，近来卢仁淑也主张：
总之，两班制这一社会基础是《文公家礼》得以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温床。于是，《文公家礼》由中国移植此地、得以成长，而且形成了朝鲜的新文化。56
正如这里所指出的，在朝鲜王朝时代，《家礼》的翻刻、注释、改编及论述数量繁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按时代顺序列举如下：
曺好益《家礼考证》7卷
金长生《家礼辑览》10卷
金长生《丧礼备要》2卷
郑逑《五先生礼说》20卷
俞棨《家礼源流》14卷、续录2卷
李縡《四礼便览》8卷
李瀵《家礼疾书》6卷
李宜朝《家礼增解》14卷
其中，曺好益《家礼考证》、金长生《家礼辑览》、俞棨《家礼源流》、李宜朝《家礼增解》、李瀵《家礼疾书》均是对《家礼》的详尽注释。这种对《家礼》的详细注释在其产生地中国却始终未曾出现，而成为独具朝鲜特色的发展。可见，《家礼》在朝鲜享有比在中国更高的权威。在此无法对上述著作展开详细论述，姑请参看李承妍、卢仁淑、彭林等人的研究。57
即使在现代韩国，《家礼》的通俗改编本仍在使用，在台湾同样的实用书也在流传。通过对这些书籍的实际观察，可以看出《家礼》在东亚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且至今仍在人们的生活中保持着活力。58此外，在韩国，以《家礼》的设计为范本的三间祠堂（家庙）在以两班为核心的阶层中被广泛建造。
（三）越南
上引牧野巽的论述指出，与朝鲜一样，安南也受到了《家礼》的影响。上面提到的周一良亦持相同观点。其实，儒教对越南之渗透始于15世纪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举制度以后。圣宗时代继承前朝，向中国明朝学习，旨在建设以朱子学为理想的儒教国家。59《家礼》似在此时开始受到关注。山本达郎指出，圣宗时代的婚礼及服丧均依《家礼》进行。60
此后，在17世纪前半期，《胡尚书家礼》和《捷径家礼》得以刊行，而胡嘉宾于18世纪前半期，以汉文与喃文并用体书写的《寿梅家礼》一卷尤为重要，其内容以丧礼为中心。关于该书，嶋尾稔指出：
17—19世纪的越南知识阶层，有致力于将儒教仪礼普及到民间的倾向。此书即是表明此倾向的代表性事例之一。而此书初版之后，及至18世纪末沦为殖民地以后的很长时期内由多家书坊陆续出版。61
关于该书的内容，嶋尾稔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此外，末成道男对该书作了这样的介绍：
（该书）是随着19世纪阮朝的儒学奖励政策，从而在乡村一级得以普及的类书中的畅销书。该书采用夹杂喃字的汉文书写，现在还出版了国语版。
与此同时，末成道男还根据其对河内潮曲村的调查，做了有关至今仍在实施的儒葬的报告。62《家礼》给近世越南的社会、家族及仪礼等领域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关于家族制度，主要针对阮朝，Woodside指出：
越南的家族制度表现出一种倾向，即与中国早期的规范相比，更倾向于沿用宋代《朱子家礼》这样后期的规范。……其结果是，与外在的关系相比，毋宁说家族制度更强调内在的统制及家长特有的义务。63
然而，关于越南接受《家礼》之状况的考察才刚刚发端，需要展开包括文献调查在内的进一步研究。
（四）日本
《家礼》何时传入日本尚不明确，从记录上可以得到确认的是室町时代中期，即15世纪。64关于《家礼》在日本的影响，牧野巽指出：
朱子学作为哲学以及道德思想曾给予日本以强烈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家礼》对日本的影响则几乎完全没有触及实际生活。65
津田左右吉指出：
于实践有意义的礼对日本人而言，却被理解为只是书本上的知识。66
对于儒教仪礼之于日本的影响表示了否定性的看法。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正逐渐表明情况未必如此。因为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家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提出了相当多的言论，而且根据《家礼》加以实践的事例也不少。相关的文献学考察，请参看吾妻重二的论文。67近年，皆川美惠子使用赖山阳之父赖春水之妻的日记，饶有兴味地探讨了儒者家庭中《家礼》的实践情况。68因此，以为儒教仪礼对日本全无影响，这个看法并不妥当。69关于儒教仪礼乃至《家礼》是如何被日本所接受的问题，还须今后更进一步地累积个案研究。
此外，在琉球方面，有学者指出，18世纪初期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中能清楚地看到《家礼》的影响。70
九 丧祭（葬祭）仪礼以及祖先祭祀、家族的问题等
就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对《家礼》的接受情况来看，在“冠婚丧祭”的仪礼中，尤其是丧礼和祭礼受到更大的关注。关于这一点，徐福全、浅野春二、李丰楙、何淑宜、金斗宪、高英津、嶋尾稔、吾妻重二等人的研究均有所阐发。71
因此，研究《家礼》或儒教仪礼对日本的影响，应尤为重视考察丧祭（葬祭）仪礼，亦即葬仪和祖先祭祀。关于《家礼》的丧祭仪礼，近世以来日本人即有不容忽视的反应。对此，应留意以下几点：
（1）日本的儒教仪礼研究，总体来看虽不兴盛，但是及至江户后期以降，即有大量关于《家礼》葬祭仪礼的论著问世。
（2）事实上，依据《家礼》实行葬祭的事例自江户初期的林罗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野中兼山、林鹅峰、德川光圀、池田光政以来，就并非罕见。
（3）一般认为，日本“佛坛”中牌位的制作原本是以《家礼》为根据的。
（4）《家礼》式牌位普及到家家户户，这说明在日本社会中祖先祭祀得到强化，同时也意味着江户后期以降的祖先祭祀中存在《家礼》乃至朱子学的影响。关于《家礼》在日本的影响，不仅有必要关注仪式层面，还有必要将祖先观念的变化纳入考察的范围。虽然目前还无法阐明，但不难推测以“〓先祖様”（校者按，日语中对祖先的一种尊称）来称呼的近代日本的祖先观念是在儒教及《家礼》的影响下得以形成或得以强化的。
（5）幕府末期开始盛行的神道式葬祭即“神葬祭”中可明显地看出《家礼》的影响。72
另外，说到祖先祭祀，其实皇室的祖先祭祀便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现在，皇宫的三殿中有供奉历代天皇灵位的“皇灵殿”，但在明治以前，历代天皇的牌位仅供奉在宫中的“〓黑户”（校者按，指日本皇宫中一个用木炭涂黑的普通房间），一直没有独立的祭祀建筑。皇灵殿的设置应是效仿中国的太庙而来。由此看来，中国的太庙、朝鲜的宗庙、日本的皇灵殿作为儒教的王室祖先祭祀仪礼的一种展开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还有《家礼》与宗族结合（聚族）的功能问题。正如《说文解字》所云“宗者，尊祖之庙也”，“宗”字原本是祭祀祖先的祖庙之意，由此引申为参加祖庙祭祀的家族成员集团之意。换言之，正是祭祀共同祖先的祭礼使得宗族成为宗族。祖先祭祀具有赋予宗族特征的要素。已有学者指出，《家礼》对于近世中国而言在凝聚宗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73但是，它对朝鲜、越南及日本等东亚各地区的家族形态产生过何种影响，仍有从祖先祭祀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余地。
《家礼》的接受状况因地域和时代而有很大差异。在东亚各地区，关于《家礼》与其他仪礼、习俗、祭祀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的影响、又有何种变化等问题，今后应将道教、佛教、中国伊斯兰教、日本神道教以及各地的宗教、民间信仰等也纳入我们的视野来展开考察。尤为理想的是，以运用文献资料为主的思想史学、历史学与以实地调查为中心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能够有效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携手并进。这也必将关系到对近世、近代东亚的人们而言“儒教究为何物”这一历久而弥新之课题的解决。附录：《家礼》研究文献目录（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
1.（）内表示出版年；
2.与《家礼》相关的文献列举单行本和论文，其他文献原则上只列单行本；
3.各项中的书名均按出版年代排列；
4.—p表示该书的总页数，p—表示该论文刊载的页数。
（校者按，日文及韩文著作保留原文书名，在括弧内译出中文，韩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洪军副研究员翻译。原文中个别书名及排列顺序有明显错误者，译者做了订正，部分出版地亦为译者所加。）
A.文献目录
斋木哲郎（1985）《禮學關係文獻目录》（《礼学相关文献目录》），东京：东方书店，16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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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辉、黄俊郎（2000）《尚书、礼记论著目录》，台北：洪叶文化事业，《礼记》：269p
王锷（2001）《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659p
黄俊郎（2003）《礼记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903p
刘兆佑（2003）《周礼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1037p
刘兆佑（2003）《仪礼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884p
刘兆佑（2003）《三礼总义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633p
B.研究动向
1.中国
杨志刚（2006）《略论礼学在现代中国的重构（纲要）》，收入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p15—19
林庆彰（2006）《近二十年台湾研究〈三礼〉成果之分析》，收入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p160—167
2.朝鲜·韩国
李承妍（1996）《朝鮮禮學〓〈朱子家禮〉——韓國〓禮學研究〓勤向》（《朝鲜礼学与〈朱子家礼〉——韩国礼学研究动向》），《江户〓思想》3，〓〓〓〓社，p147—183
吾妻重二（2006）《〓〓〓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座談曾》（《与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一行的座谈会》），《環流》4，大阪：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p14C.关于中国
1.总论（仅列单行本）
李安宅（1931）《〈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07p。*李安宅（200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复刊，16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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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常贤（1943）《禮〓起源〓其發逹》（《礼的起源及其发展》），东京：中文馆书店，19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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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1965）《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37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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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1996）《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66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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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倬（2006a）《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55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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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2006）同研究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607p
渡边义浩（2006）《兩漢〓〓〓〓易〓三禮》（《两汉的易与三礼》），东京：汲古书院，487p
王锷（2007）《〈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349p
2.主要译注：三礼及《大戴礼记》
Legge（1885）James Legge，The Li Ki，2 volumes，Oxford：Clarendon Press
桂湖村（1927）《礼记》上下，《汉籍国字解全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上：650p，下：738p
小南一郎（1970）《仪礼》（冠礼、昏礼、士丧礼、既夕礼），收入《世界文学全集》3（五经、论语集），东京：筑摩书房
荒井健（1970）《礼记》（曲礼、檀弓），收入《世界文学全集》3（五经、论语集），东京：筑摩书房
竹内照夫（1971—79）《礼记》上中下，《新释汉文大系》，东京：明治书院，1031p
市原亨吉、今并清、铃木隆一（1976—79）《礼记》上中下，《全释汉文大系》，东京：集英社，上：569p，中：589p，下：603p
林尹（1972）《周礼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489p
王梦鸥（1972）《礼记今注今译》上下，台北：商务印书馆，841p
川原寿市（1973—76）《仪礼释考》1—13，自家版（誊写）
池田末利（1973—77）《仪礼》Ⅰ—Ⅴ，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
本田二郎（1977）《周礼通释》上下，上：东京：秀英出版，839p，下：东京：汲古书院，675p
高明（1981）《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480p
影山诚一（1984）《丧服经传注疏补义》，学校法人大东文化学园，673p
栗原圭介（1991）《大戴礼记》，东京：明治书院，56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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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锦（2001）《礼记译解》上下，北京：中华书局，955p
杨天宇（2004）《周礼译注》，《十三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97p
黄怀信（2005）黄怀信主编，孔德立、周海生合著《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上下，西安：三秦出版社，1414p
3.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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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7）《礼记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no.27，剑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612p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0）《仪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no.37，剑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84p
野间文史（1988）《仪礼索引》，北京：中国书店，6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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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殿爵（1992）《大戴礼记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483p
刘殿爵、陈方正（1992）《礼记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002p
刘殿爵、陈方正（1993）《周礼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499p
刘殿爵、陈方正（1994）《仪礼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471p
4.《仪礼》的复原
张光裕（1971）《仪礼士昏礼，士相见之礼仪节研究》，《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173p
黄启方（1971）《仪礼特牲馈食礼仪节研究》，与上书为合订本，61p
郑良树（1971a）《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321p
郑良树（1971b）《仪礼宫室考》，《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65p
曾永义（1971a）《仪礼车马考》，与上书为合订本，131p
曾永义（1971b）《仪礼乐器考》，与上书为合订本，135p
陈瑞庚（1971）《士昏礼服饰考》，《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100p
章景明（1971）《先秦丧服制度考》，与上书为合订本，305p
施隆民（1973）《乡射礼仪节简释》，《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118p
吴宏一（1973）《乡饮酒礼仪节简释》，与上书为合订本，94p
吴达芸（1973）《仪礼特牲少牢有司彻祭品研究》，《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62p
沈其丽（1973）《仪礼上丧礼器物研究》，与上书为合订本，84p
叶国良（2003）国科会计划报告《士冠礼研究——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综合考察（一）》，《仪礼士昏礼》彩色3D动画研发计划及完成品VCD
5.名物、服饰
林巳奈夫（1976）《漢代〓文物》（《汉代的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592p，图232p。*林巳奈夫（1996）：京都：朋友书店再版
沈从文（1981）《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479p。*古田真一、栗城延江译（1995）《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京都：京都书院
孙机（1993）《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366p。*孙机（2001）：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509p
周汛、高春明（1996）《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829p
王宇清（2000）《国服史学钩沉》上下，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上：260p，下：478p
王宇清（2001）《周礼六冕考辨》，台北：南天书局，137p
李之禮（2001）《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753p
高春明（2001）《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809p
6.《家礼》
（1）译注
Harlez（1889）C.de Harlez，Kia-Li：Livre Des Rites DomestiquesChinois de Tchou-Hi，Paris：Ernest Leroux，167p
Ebrey（1991a）Patricia Buckley Ebrey，Chu Hsi's Family Rituals：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Weddings，Funerals，and Ancestral Rite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34p
〓〓〓（1999）《〓〓〓〓》《朱子家礼》），〓〓〓〓（艺文书院），495p
（2）论文、专著
阿部雄（1936a）《文公家禮〓就〓〓》（《关于文公家礼》），收入《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东京：富山房，p25—40
阿部吉雄（1936b）《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經部禮類善本〓〓〓〓》（《关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经部礼类善本》），《東方學報》（東京）6，p295—334
兼永芳之（1958）《朱文公家〓一考察》（《朱文公家礼的一项考察》），《支那學研究》21，广岛：廣島支那學會，p22—25
上山春平（1976）《朱子〓禮學——〈儀禮經傅通解〉研究序説》（《朱子的礼学——〈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序说》），《人文學報》第41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p1—54
北村良知（1978）《毛奇龄〓禮説——宋學學的近世〓〓反逆》（《毛奇龄的礼说——对近世宋学的反叛》），《待兼山論叢（哲學篇）》11，大阪大学，p17—34
上山春平（1982）《朱熹〓〈家禮〉〓〈儀禮經傅通解〉》（《朱熹的〈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東方學報》（京都）54，p173—256
李晓东（1986）《中国封建家礼》，《中国风俗丛书》，台北：文津出版社，162p
樋口胜（1987）《〈文公家禮〉〓成立〓〓〓〓〓一考察》（《关于〈文公家礼〉之形成的一项考察》），《東洋〓思想〓宗教》4，早稻田大学，p60—78
樋口胜（1987）《〈文公家禮〉〓現〓〓死者觀念〓〓〓〓》（《关于〈文公家礼〉中的死者观念》），收入《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p837—850
陈来（1989）《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p115—122
加地伸行（1990）《儒教〓〓何〓》（《何谓儒教》），东京：中央公论社，中公新书，267p
Ebrey（1991b）Patricia Buckley Ebrey，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New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72p
杨志刚（1993）《〈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总第78期，p108—113
束景南（1993）《朱熹〈家礼〉真伪辨》，《朱子学刊》1993年第1期，总第5辑，p112—120
小岛毅（1993）《婚禮廟見考——毛奇龄〓〓〓〈家禮〉批判》（《婚礼庙见考——毛奇龄对〈家礼〉之批判》），收入《柳田節子先生古稀紀念：中國〓傅統社會〓家族》，东京：汲古书院，p311—328
Chou（1994）Kai-wing Chou，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r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and Lineage Discours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344p
杨志刚（1994）《论〈朱子家礼〉及其影响》，《朱子学刊》1994年第1期，总第6辑，p1—16
吾妻重二（1999）《〈家禮〉〓刊刻〓版本——〈性理大全〉〓〓》（《〈家礼〉的刊刻与版本——至〈性理大全〉》），《關西大學文學論集》48—3，p53—83。*吾妻重二（2000）：《〈家禮〉刊刻〓版本——〈性理大全〉〓〓》，。〓〓译，《东洋礼学》4，韩国：东洋礼学会，p43—84
张东宇（2000）《朱熹禮學〓〓〈朱子家概〉〓位相〓企画意圖》（《朱熹礼学中〈朱子家礼〉的位相与企图》），《〓〓〓〓〓〓》（《精神文化研究》），23—3
崔真德（2000）《〈〓〓〓〓〉〓〓〓〓〓〓〓〓〓》（《〈朱子家礼〉与死亡的儒学理解》），《〓〓〓〓〓〓》（《精神文化研究》），23—3
吾妻重二（2001）《宋代〓家廓〓祖先祭祀》（《宋代的家庙与祖先祭祀》），收入小南一雄编《中國〓禮制〓禮學》，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京都：朋友书店，p505—575
杨志刚（2001）森本亮介译《〈朱子家禮〉〓中國近世文化史〓〓〓〓位置》（《〈朱子家礼〉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中的地位》），《關西大學東西術研究所紀要》34，p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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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宇（2002）《〈朱子家禮〉成服章〓淵源〓〓〓〓〓——〈開元禮〉、〈書儀〉〓〓〓〓〓〓〓〓〓》（《对〈朱子家礼〉成服章渊源的考察——以比较〈开元礼〉、〈书仪〉为中心》），《东方学志》116
吾妻重二（2003）《朱熹〈家禮〉〓版本〓思想〓關〓〓實証的研究》（《关于朱熹〈家礼〉版本与思想的实证研究》），研究代表者：吾妻重二，平成12年度—14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29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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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妻重二（2005b）《近世儒教〓祭祀儀禮〓木主、位牌——朱熹〈家禮〉〓一展開》（《近代儒教的祭祀仪礼与木主、牌位——朱熹〈家礼〉的展开》），收入吾妻重二主编，黄俊杰副主编《國際〓〓〓〓〓〓：東〓〓〓世界〓儒教》，东京：东方书店，p17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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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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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赵和平（1995）《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40p
姜伯勤（1996）《敦煌艺术宗教与礼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2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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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美重子（2002）《敦煌〓吉凶書儀〓〓〓凶儀〓〓〓〓（《关于敦煌吉凶书仪中的凶仪》），《〓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紀要》55，p51—65
吴丽娱（2002）《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65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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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田知之（2007）《唐代喪服儀禮〓一斑——書儀〓見〓〓“禫”〓〓〓〓〓》（《唐代丧服仪礼之一斑——围绕书仪中的“禫”》），《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创刊号，p91—118
8.《家礼》与宗族、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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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盛光（1942）《支那家族〓造》（《支那家族的构造》），东京：岩波书店，582p
牧野巽（1948）《東洋〓族制〓朱子家禮》（《东洋的族制与朱子家礼》），《中國随筆》3，後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3卷，东京：〓茶〓水書房，1980
清水盛光（1949）《中國族産制度考》，东京：岩波书店，219p
牧野巽（1949）《司锡氏書儀〓大家族主羲〓文公家禮〓宗法主羲》（《司马氏书仪的大家族主义与文公家礼的宗法主义》），收入牧野《近世中國宗族研究》，东京：日光书院，後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3卷，东京：〓茶〓水書房，1980
樋口胜（1988）《宋代禮思想〓〓〓〓一形態——〈家禮〉〓現〓〓朱熹〓宗法制〓〓〓〓》（《宋代礼思想的一个形态——〈家礼〉中所见朱熹的宗法制》），《東洋哲學研究所紀要》4，p189—209
徐扬杰（1995）《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556p
佐佐木爱（1998）《毛奇龄〓〈朱子家禮〉批判——特〓宗法〓中心〓〓〓》（《毛奇龄的〈朱子家礼〉批判——尤以宗法为中心》），《上智史學》43，p59—86
常建华（1998）《宗族志》，《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88p
王善军（2000）《宋代家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9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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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彻（2000）《中國〓〓宗族〓國家〓制——宗法主羲〓視黠〓〓〓分析》（《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的礼制——由宗法主义视角的分析》），东京：研文出版，522p
佐佐木爱（2003）〈朱子家禮〉〓〓〓〓家族親族〓構造〓〓〓大〓〓〓〓〓〓》（《〈朱子家礼〉中家族亲族的构造及其规模》），《社會系列集》8，岛根大学，p1—16
吾妻重二（2005c）《近世宗族研究〓〓〓〓問題點——祠堂、始祖祭祀、大家族主羲》（《近世家族研究中的问题点——祠堂、始祖祭祀、大家族主义》），收入井上彻、远藤隆俊编《宋—明宗族〓研究》，东京：汲古书院，p107—131
佐佐木爱（2005）《宋代〓〓〓〓宗法論〓〓〓〓〓》（《关于宋代宗法论》），收入井上彻、远藤隆俊编《宋—明宗族〓研究》，东京：汲古书院，p133—155
9.《家礼》与民间信仰、道教
徐福全（1989）《台湾民间传统孝服制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798p
浅野春二（1994）《中國宗教文化〓〓〓〓道教的儀禮〓儒教的儀禮——現代臺灣〓事例〓〓》（《中国宗教文化中道教的仪礼与儒教的仪礼——从现代台湾的事例看》），《儀禮文化》20，东京：仪礼文化学会，p100—134
李丰楙（1996）《道教斋仪与丧祭礼俗复合的魂魄观》，收入李丰楙、朱荣贵主编《庙式、庙会与社区：道教、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p459—483
松本浩一（2001）《宋代〓葬儀：黄籙齋〓儒教〓葬禮》（《宋代的葬仪：黄箓斋与儒教的葬礼》），《图书馆情报大学研究报告》第20卷第1号，p43—72，后收入《宋代〓道教〓民間信仰》（《宋代的道教与民间信仰》），东京：汲古书院，2005
浅野春二（2005）《道教儀禮〓儒教的儀禮》（《道教仪礼与儒教的仪礼》），《臺灣〓〓〓〓道教儀禮〓研究》（《台湾道教仪礼研究》）第3章第1节，东京：笠间书院，p405—457
D.关于朝鲜·韩国
1.总论（仅列单行本）
若松实（1982）《朝鮮〓冠婚葬祭》（《朝鲜的冠婚葬祭》），高丽书林，373p
张哲秀（1984）《韓國傅統社會〓冠婚葬祭》（《韩国传统社会第一章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的冠婚葬祭》），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李范稷（1991）《韩国中世礼思想研究》，一潮阁
〓〓〓〓〓（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礼学〓礼论（1），〓〓〓〓〓，450p
〓〓〓〓〓（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礼学〓〓礼论（2），〓〓〓〓〓，542p
池斗焕（1994）《朝鲜前期仪礼研究》，〓〓〓〓〓〓（首尔大学校出版部）
李迎春（1994）《〓〓〓〓〓》（《茶礼与祭祀》），〓〓〓
奎章阁（1994—）奎章阁资料丛书仪轨篇：《宗教仪轨》《昭显世子嘉礼都监仪轨》《世祖国葬都监仪轨》等
高英津（1995）《朝鲜中期礼学思想史》，〓〓〓
黄元九（1995）《东亚史论考》，〓〓，436p
丁淳祐（1997）丁淳祐、池斗焕编《朝鲜时代仪礼资料集成》1—5，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2002）《朝鲜初期国家祭礼研究》，〓〓〓，267p
〓〓〓〓〓〓〓（朱子思想研究会）（2003）《〓〓〓〓〓〓〓〓〓〓》《朱子思想与朝鲜的儒者》），〓〓，293p
〓〓〓（2005）《〓〓〓〓〓〓仪轨——〓〓〓〓〓〓〓〓（《朝鲜王朝的仪轨——国家仪礼及其记录》），〓〓〓，995p
彭林（2005）《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05p
2.译注
〓〓〓〓〓〓〓〓〓（韩国古典仪礼研究会）（2006）《异〓〓〓〓士仪》（《国译士的士仪》）1—5，〓〓〓〓〓〓〓（图书出版宝库社）
3.《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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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斗宪（1936）《朝鮮禮俗〓研究（一）——冠婚喪祭〓主〓〓〓》（《朝鲜礼俗研究（一）——以冠婚丧祭为主》），《青丘學叢》24，p1—63
金斗宪（1937）《朝鮮禮俗〓研究（二）——冠婚喪祭〓主〓〓〓》（《朝鲜礼俗研究（二）——以冠婚丧祭为主》），《青丘學叢》27，p31—107
黄元九（1963）《李朝礼学〓形成过程》（《李朝礼学的形成过程》），《东方学志》6
李乙浩（1967）《礼概念〓变迁过程——〓〓茶山礼论〓〓〓〓〓》（《礼概念的变迁过程——茶山礼论的立场》），《〓〓〓〓〓〓》（《大东文化研究》）4，p181—197。*〓〓〓〓〓（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金泰永（1973）《朝鲜初期祀典〓成立〓〓〓〓——国家意识〓变迁〓中心〓〓》（《朝鲜初期祀典的成立——以国家意识的变迁为中心》），《历史学报》58，p105—135。*〓〓〓〓〓（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张哲秀（1974）《中国仪礼〓韩国仪礼生活〓〓〓影响——〈朱子家礼〉〓〈四礼便览〉〓丧礼〓中心〓〓》（《中国仪礼对韩国仪礼生活的影响——以〈朱子家礼〉与〈四礼便览〉的丧礼为中心》），《文化人类学》6，p67—83
韩笙劤（1976）《朝鲜王朝初期〓〓〓〓〓儒教理念〓实践〓信仰、宗教——祀祭问题〓中心〓〓》（《朝鲜王朝初期儒教理念的实践与信仰、宗教——以祀祭问题为中心》），《韩国史论》3，p147—228。*〓〓〓〓〓（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黄元九（1981）《朱子家礼〓形成过程》（《朱子家礼的形成过程》），《人文科学》45
〓〓〓（1982）《朝鲜时代两班伦理〓对〓批判的考察》（《对朝鲜时代两班伦理的批判性考察》），《〓〓〓〓〓〓》15，p38—49。*〓〓〓〓〓（《精神文化研究》）（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池斗焕（1982）《朝鲜初期朱子家礼〓理解過程：國喪儀禮〓〓〓〓〓》（《朝鲜初期对朱子家礼的理解过程：以国丧仪礼为中心》），《韩国史论》8，p63—93。*〓〓〓〓〓（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李吉（1983）《家禮通〓〓韓國人〓意識構造研究》（《通过〈家礼〉看韩国人的意识构造》），《诚信女子师范大学研究论文集》17；18，p225—325；p161—225
尹丝淳（1983）《朝鲜期礼思想〓研究——性理学〓〓〓〓〓〓〓〓〓》（《朝鲜期礼思想研究——以与性理学的关系为中心》），《东洋学》13，p219—233。*〓〓〓〓〓（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崔凤永（1984）《朝鲜时代〓〓〓〓类型〓行为类型——家庙、文庙、宗庙〓分析〓〓〓〓》（《朝鲜时代士大夫的类型与行为类型——通过家庙、文庙、宗庙的分析》），《〓〓〓〓〓》（《精神文化研究》）21，p171—188。*〓〓〓（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李范稷（1984）《高丽时期〓五礼——朝鲜初期五礼成立〓〓》（《高丽时期的五礼——朝鲜初期五礼的成立背景》），《历史教育》35
卢仁淑（1986）《文公家礼研究》，《儒教思想研究》1，儒教学会
李范稷（1986）《朝鲜初期〓礼学》（《朝鲜初期的礼学》），《历史教育》40
韩宽一（1988）《朝鲜前期〈小学〉教育〓关〓研究》（《关于朝鲜前期〈小学〉教育的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p123—141。*〓〓〓（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高英津（1988）《15、16世纪朱子家礼〓施行〓〓意义》（《15、16世纪朱子家礼的施行及其意义》），《韩国史论》21，p73—174。*〓〓〓〓〓（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李范稷（1990）《朝鲜前期〓五礼〓家礼》（《朝鲜前期的〈五礼〉与〈家礼〉》），《〓〓〓〓〓〓》（《韩国史研究》）71，p31—62。*〓〓〓〓〓（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朴连镐（1990）《朝鲜中期童蒙教育课程〓变化》（《朝鲜中期童蒙教育课程的变化》），《教育史学研究》23，p47—64
裴相贤（1991）《〈朱子家礼〉〓〓朝鲜〓〓〓行用过程》（《〈朱子家礼〉及其在朝鲜的行用过程，《〓〓〓〓》（《东方学志》）70，p223—254
李迎春（1991）《实学者〓〓〓礼学思想：星湖〓茶山〓〓〓〓〓》（《实学者的礼学思想：以星湖与茶山为中心》），《〓〓〓〓〓〓〓〓〓〓〓〓〓〓〓〓〓〓〓〓〓》（《〓〓〓教授花甲纪念论丛：韩国独立运动史的认识》），〓〓〓〓〓〓〓〓〓〓〓〓〓〓〓〓（〓〓〓教授花甲纪念论丛刊行委员会），p101—122
古田博司（1991）《朝鮮儒家〓葬禮〓死後觀——〈文公家禮〉〓〓〓廬墓古俗〓變巽》（《朝鲜儒家的葬礼与死后观——〈文公家礼〉庐墓古俗的变异》），《思想》808，东京：岩波书店，p96—113
高英津（1991）《16〓〓〓四礼书〓〓〓〓礼学〓〓〓》（《16世纪末四礼书的成立与礼学的发展》），《韩国文化》12，p445—509。*〓〓〓〓（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高英津（1991）《16〓〓〓〓丧祭礼书〓发展〓〓意义》（《16世纪后期丧祭礼书的发展及其意义》），《奎章阁》14，p29—62。*〓〓〓〓〓（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裴相贤（1992）《尤庵宋时烈〓〓礼学考》（《尤庵、宋时烈的礼学考》），《〓〓〓〓〓〓〓〓》（《尤庵思想研究论丛》），〓〓〓〓（斯文学会），p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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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妍（1992）《〓〓〓〓〓〓『〓〓〓〓』〓“〓〓”〓〓〓“〓〓”〓〓〓》（《朝鲜朝〈朱子家礼〉的“绝对性”与其“变容”的逻辑》），《韩国〓哲学》20，庆北大学校退溪研究所，p155—181
古田博司（1992）《朝鲜王朝前期葬喪禮教化政策》，《史學》62—1·2，庆应大学，p93—129
〓〓〓（1993）《高麗後期朱子學受容〓朱子書普及》（《高丽后期朱子学的受容与朱子书的普及》），《〓〓〓〓》（《东方学志》）77、78、79〓〓（合辑），〓〓〓〓〓〓〓（延世大国学研究院），p189—222
裴相贤（1993）《朝鲜朝礼学〓成立〓展开：湖学派〓岭南学派〓〓〓〓〓》（《朝鲜朝礼学的成立与展开：畿湖学派与岭南学派为中心》），《〓〓〓〓〓〓〓〓〓〓〓〓〓〓〓〓》（《素轩南道永博士古稀纪念：历史学论丛》），〓〓〓〓〓（民族文化社），p499—514
卢仁淑（1993）《星湖李瀷〓〈家礼疾书〉考——礼学〓〓〓〓〓〓〓〓〓〓〓一考察》（《星湖李瀷的〈家礼疾书〉考——对礼学的社会作用及其机能的一项考察》），《〓〓〓〓〓》（《人文学研究》）20，p3—14
赵骏河等（1993）《传统礼学〓本质〓现代的价值〓〓〓〓〓》（《对传统礼学的本质与现代价值的研究》），《东洋哲学研究》14，《故玄潭柳正东教授10周忌追慕特辑》，p9—150
尹丝淳（1993）《性理学〓礼》（《性理学与礼》），《韩国思想史学》4、5
李承妍（1994）《朝鮮〓〓〓〓〈朱子家禮〉〓受容〓〓〓展開過程——金長生〓〈家禮辑覧〉〓中心〓》（《朝鲜〈朱子家礼〉的受容及其展开过程——以金长生〈家礼辑览〉为中心》），《朝鮮學報》153，p75—122
〓〓·〓〓〓〓（1994）《16〓〓〓〓〓〓班家〓〓〓〓〓〓〓》（《16世纪前后班家的形式变化与家礼》），《〓〓〓〓〓》（《建筑历史研究》）4，p50—65
张哲秀（1994）《朱子〈家礼〉〓〓〓〓祠堂〓构造〓〓〓〓〓》（《朱子〈家礼〉中出现的有关祠堂构造的研究》），《韩国〓社会〓文化》（《韩国的社会与文化》）22，p299—349
〓〓〓（1996）《〓〈朱子家礼〉〓〓〓〓提言——〓〓〓〓〓〓〓〓〓》（《对朝鲜朝〈朱子家礼〉研究的提言——以朱子礼论为中心》），《韩国哲学》24
李承妍（1998）《朝鮮〓〓〓〓〈朱子家禮〉〓受容〓〓〓展開過程Ⅱ——〈南溪集〉〓中心〓》（《朝鲜〈朱子家礼〉的受容及其展开过程Ⅱ——以〈南溪集〉为中心》），《朝鮮學報》167，p69—108
李迎春（1998）《茶山〓禮學〓服制禮説》（《茶山的礼学与服制礼说》），《朝鲜时代史学报》5，p176—223
李范稷（1998）《圃隐〓朱子家礼》（《圃隐与朱子家礼》），《〓〓〓〓〓〓》（《人文科学论丛》）30，p157—177
〓〓〓（1998）《家礼〓〓〓〓〓〓〓〓〓》（《家礼的传入与研究及其实践》），《中韩人文科学研究》2
郑景姬（1998）《〈朱子家礼〉〓〓〓〈家礼〉》（《〈朱子家礼〉的形成与〈家礼》》），《韩国史论》39
李迎春（1999）《星湖〓礼学〓己亥服制礼论》（《星湖的礼学与己亥服制礼论》），《韩国史研究》105，p115—149
。〓〓（1999）《〓〓〓〓〓〈朱子家礼〉》（《被重读的〈朱子家礼〉》），《东洋礼学》3
〓〓〓（2000）《〓个〓家〓：〈〓〓〓〓朱子家礼〉〓〓〓〓〓〓〓〓》（《个与家：以〈朱子家礼〉的出现为中心》），《东洋社会思想》3
卢仁淑（2000）《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p
宋熹准（2000）《18〓〓永川地域〓〓〈家礼〉注释书〓〓〓〓》（《关于18世纪永川地域的〈家礼〉注释书》），《韩国哲学》28，庆北大学校退溪研究所，p249—276
〓〓〓（2000）《瓶窝李衡祥〓〓〓》（《瓶窝李衡祥之思想》），《耽罗巡历图研究会论丛》（《耽罗巡历图研究会论丛》），p458—473
〓〓〓（2000）《朱子家礼〓〓〓〓〓朝鲜〓〓礼治》（《通过〈朱子家礼〉所见的朝鲜礼治》），《〓〓〓〓〓〓〓〓》（《精神文化研究通卷》）80，p41—68
〓〓〓（2000）《朱子〓〈家礼〉〓〓〓〓祠堂〓机能（1）——通礼〓〓〓〓〓》（《朱子〈家礼〉出现的祠堂功能（1）——以〈通礼〉为中心》），《〓〓〓〓〓》（《历史民俗学》）10，p113—146
〓〓〓（2000）《顺庵安福〓儒教观〓经学思想》（《顺庵安鼎福的儒教观与经学思想》），《韩国实学研究》2，p55—90
〓〓〓（2001）《〓〓〓〓〓〓祭礼，〓〓〓〓〓〓〓》（《现代社会的祭礼，问题何在？》），《〓〓〓〓〓》（《历史民俗学》）12，〓〓〓〓〓〓〓〓〓〓（〓〓〓先生追慕特辑号），p61—80
〓〓〓（2001）《〓〓〓〓朱子家礼〓〓〓〓祭祀承继〓〓》（《朝鲜前期朱子家礼的容受与祭祀承继观念》），《〓〓〓〓〓》（《历史民俗学》）12，〓〓〓〓〓〓〓〓（〓〓〓先生追慕特辑号），p177—198
〓〓〓（2001）《〓〓〓（神主考）》，《〓〓〓〓〓〓》（《生活文物研究》）2，〓〓〓〓〓〓〓（国立民俗博物馆），p62—93
Deuchler（2002）MartinaDeuchler，“ThePracticeofConfucianism：RitualandOrderinChosonDynastyKorea”，inRethinkingConfucianism：PastandPresentinChina，Japan，Korea，andVietnam，EditedbyBenjaminAElmanetal.，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2003）《〓〓〓〓〓〓〓〓〓〓〓〓〓〓〓〓〓〓〓〓——〓〓〓〓〓〓〓〓》（《朝鲜中期以后家礼书与班家中行礼空间的比较研究——以丧祭礼为中心》），《民俗学研究》12，p37—80
刘权钟（2004）《近代岭南礼制〓事例〓〓特征——〈家礼补阙〉〓〓〓〓〓》（《近代岭南礼制的事例及其特征——以〈家礼补阙〉为中心》），《韩国思想史学》23，p379—410
〓〓〓（2004）《冠婚丧祭〓传统〓〓——東亚细亚儒教文化〓周边文化論〓適实性》（《营造冠婚丧祭的传统氛围——东亚细亚儒教文化舆周边文化论的适实性》），《〓〓〓〓〓》（《历史民俗学》）19，p53—78
韩基宗（2005）《从法制的观点浅谈韩国传统社会的家礼》，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台大出版中心，p321—330
高英津（2005）《朝鲜时代的国法与家礼》，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台大出版中心，p401—425
南美惠（2006）《17世纪士大夫家训〓〓〓家礼〓〓——草庐李惟泰（1607—1684）〓庭训〓〓〓〓〓》（《通过17世纪士大夫家训看家礼意识——以草庐李惟泰（1607—1684）的庭训为中心》），高明士编《东洋古典研究》24，p223—255
〓〓（2006）《16〓〓〈〓〓〉〓〓5〓〓〓〓〓〓〓〓〓〓〓〓〓〓〓〓〓〓〓〓〓〓》（《16世纪〈朱子家礼〉讨论的展开与特性——对吸收家礼文化之研究的预备性考察》），《〓〓〓〓》（《精神文化研究》）29—2（〓〓103〓），p5—33
〓〓〓（2006）《〈〓〓〓〓〉〓〓〓〓〓〓〓〓〓〓〓〓〓〓〓》（《〈朱子家礼〉与朝鲜中期祭礼文化——终结与排斥的政治学》），《〓〓《精神文化研究》）29—2（〓103〓），p35—65
〓〓〓（2006）《17〓〓〓〓〓〓〈〓〓〓〓〉〓〓〓〓〓〓〓〓〓〓〓〓〓〓——〓〓〓〓〓〓〓〓〓〓〓〓》（《17世纪士大夫对〈朱子家礼〉的认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以尤庵、宋时烈为中心》），《〓〓〓〓〓〓》（《精神文化研究》）29—2（〓103〓），p99—124
〓〓〓（2006）《〓〓〓〓〓〓〓〓17〓〓〓〓〓〓〓〓〓〓〓〓〓〓》（《朱子家礼的容受与17世纪婚礼——以亲迎礼为中心》），《东洋古典研究》25，p261—292
4.《家礼》与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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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
前言
在考察以往东亚地域的文化现象之际，我们无法忽略儒教所起的作用。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积累了很多关于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各个地域儒教的研究成果。
然而，历来的研究都不太重视儒教的“仪礼”。所谓仪礼，姑且可这样定义；使人类的内在情感得以秩序化，通过行为展示（performance）使其向外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仪礼是儒教之为儒教的要素之一，同时仪礼之有无也被视作区分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文化指标。但是，将仪礼理解为形而下的行为展示（performance）而被排除在形而上/哲学的思辨范畴之外，则是很常见的情况，其结果是，虽然有大量的儒教思想研究，却无法抹去这样一种印象：对整个儒教史的全貌仍未充分阐明。
在中国古代，儒教仪礼可以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包含各个方面：神格、灵魂的祭祀，死者的葬礼以及服丧礼，交际、宾客、祝贺之礼，军事游行等军礼，即位仪礼、冠礼、婚礼。从国家、官僚、社会到宗族、家庭、个人，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会有仪礼的表现。另外，在展开儒教仪礼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由近世朱子学之普及而得到关注的朱熹《家礼》。《家礼》是以个人层面为中心的仪礼之书籍，讲述“冠婚丧祭”之仪礼。《家礼》作为“应该如何度过人生中重大之节日”这一与每个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仪礼指导手册，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地规范着东亚地域人们的生活，并对其文化的一部分起着型构的作用。1
本文主要围绕近世日本的儒教仪礼的展开进行讨论。日本的近世时期，即江户时代，儒教仪礼有怎样的讨论，又是怎样实践的？关于这一问题，迄今还没有详细的探讨，今后有必要积累个别的研究成果。本文作为一项基础研究，主要通过文献，尝试对于江户时代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以及《家礼》的接受状况之图像作一描画。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随时参照《国书总目录（补订版）》（东京：岩波书店，1989—1991年）、《古典籍综合目录》（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以及长泽规矩也监修、长泽孝三编《汉文学者总览》（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另外，在此列举的是仅限于可以确认现存的有关仪礼的各种文献。
一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三礼
江户时代是儒教作为知识人的教养而得以普及的时代，以《论语》《孟子》等“四书”为中心，经书被广泛阅读，也有大量的相关论著，然而特别涉及仪礼方面，则其著述相当有限。
日本关于儒教经典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战前寺田望南所撰的《大日本经解目录》可以作为一个大致的基准。寺田是明治、大正时期屈指可数的藏书家，也是援助静嘉堂收购丽宋楼藏书的人物。2这部《目录》（抄本）笔者尚未有目睹的机会，但是内野台岭的论文《关于日本经解》就寺田的目录做了详细介绍，3根据内野论文，以江户时代为中心，有关经学的著述数目大致如下：
周易 338部
尚书 124部
诗 90部
礼（礼记） 37部，周礼22部，仪礼15部
春秋 108部
孝经 116部
诸经总类 64部
四书总类 211部
虽然这个目录中所列数据并不都是根据原件而作，也有从汉学家们的著述目录记载或传记中照搬摘录的，但这个目录应该可以提供我们一个线索。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有关三礼的著述明显少于其他的经书：《礼记》有37部，《周礼》有22部，至于《仪礼》却只有15部。这种状况与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洋图书刊行会，1922—1926年）所收录的为数极多的有关“四书”的著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战前林泰辅所做的调查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4
本来，有关三礼的书籍，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有出版。宽永十三年（1636）出版的《仪礼》和《周礼》的加点、合刻本可能是三礼文献最早的和刻本，其后，《仪礼》有宝历十三年（1763）、宽政八年（1796）以后的刊本等等，《周礼》也有宽延二年（1749）、文化六年（1809）等数次刊印。
另一方面，关于《礼记》的和刻本，庆安五年（1652）由藤原惺窝所校的《礼记集说》是最早的和刻本。《礼记集说》有元代陈澔的注解，作为所谓的“新注”之一在中国得到广泛阅读，其后该书又数次刊印。与此相对，《礼记》古注本的和刻本却相当晚，宽延二年（1749）加岛矩直的加点本是其滥。就《礼记》来说，到江户时代中期为止，陈澔的新注本比郑玄的古注本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大戴礼记》的和刻本，浅见絅斋所训点的版本于元禄六年（1693）刊行后数次刊印，北宋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通志堂经解本），由菊地南阳加点，于宝历十一年（1761）单行刊刻，此本后来也有数次刊印。
此外，堪称古礼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早在宽文二年（1662）就出版了由野中兼山及山崎闇斋所加的训点本。其续编亦即黄榦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则在天明二年（1782）出版。5
这样，有关三礼的基本典籍在宽文年间亦即17世纪后半期，几乎已全部出版了和刻本，研究条件已基本齐备。江户初期以来，与其他经书一样，提供了附有训点的文本，在知识人中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阅读。不过，尽管如此，由国人（校者按，指日本人）撰写的有关仪礼的著述绝不可谓多矣。
首先，就《仪礼》研究而言，整个江户时代，由国人所做的《仪礼》全文的注释似乎连一本也没有，除了后面将提及的蘐园学派及江户后期的猪饲敬所等人以外，也几乎没有值得一看的研究。即便是《周礼》，其全文注释本也要等到生活在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安井息轩所著的《周礼补疏》12卷（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等藏，抄本）才终于出现，而有关《周礼》的个别研究，如后所述，只有蘐园学派的著作才略放异彩。
另一方面，同《仪礼》《周礼》的相关著作寥寥无几相比，有关《礼记》的著述则有少量存在，以下是主要的几部：
●林鹅峰《礼记私考》11卷（抄本，内阁文库藏）
●中村惕斋《笔记礼记集说》15卷15册（安政四年[1857]刊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穗积能改斋《礼记国字解》16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尾田玄古（马场信武）《礼记图解》4卷（享保元年[1717]刊本，筑波大学图书馆等藏）
●皆川淇园《礼记绎解》5卷（自笔稿本，京都大学清家文库藏）
●皆川淇园《礼记注解》10卷（抄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
●中井履轩《礼记雕题略》5卷、补遗1卷、补遗脱漏1卷（抄本，《七经雕题略》内，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等藏，另有纪府聚星堂的活字版）
●冢田大峰《礼记赘说》4册（抄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龟井昭阳《礼记抄说》14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山县太华《礼记备考》5卷（自笔稿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礼记》的研究可以说比《仪礼》《周礼》多一些，但这些著作基本都是抄本，其普及程度非常有限。当然，由于《礼记》的《大学篇》和《中庸篇》被选入“四书”而另行刊刻的缘故，其相关著作有很多，但就《礼记》整体而言，其研究还是属“不太流行”的领域，这与《仪礼》《周礼》的场合相差无几。
由此看来，历来认为日本的仪礼研究不很活跃的前人之说再次得到了确认。关于此前研究者的见解，如影山诚一指出：
（在江户时代）仪礼的讲学寥寥无几的原因，一是因为难解，或许是由于与直接的生活少有关联的缘故。（《仪礼通义》第1册，页54，油印本，1959年）
原田种成也指出《周礼》及《仪礼》的注释迹近全无。他说：
江户时代以来关于五经的著作有很多，但就三礼特别是《周礼》和《仪礼》而言，即便说毫不存在亦不为过。（本田二郎《周礼通释》序，秀英出版，1977年）
关于《礼记》，战前桂湖村在《汉籍国字解全书》的《礼记》叙说中指出：
及至德川时代，随着朱子学的普及，一般情况是读《礼记》者必看《集说》，若有余力则看《正义》，但学者研究《礼记》则很少，仅有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等人而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7年，页13）这是说，人们大多参照陈澔的《礼记集说》，而《礼记》的研究者则不多。该书“解题”（作者或是牧野谦次郎）亦云：
（《礼记》）卷帙浩瀚而又字句艰涩、典故繁杂，故上古以来，学者皆苦于解诂。因此我国学者中尚未有用日语解释《礼记》者，此诚为千古之憾事。本大学（即早稻田大学）有见于此，嘱桂教授以日语解之……
应该说，这些见解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对于桂湖村作为《礼记》的研究者所列的“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这份名单则有必要保留意见。因为他们关于《礼记》的著述只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不少著述仅见于传记及著述目录中，很难确定是否实际成书。此外，《汉籍国字解全书》“解题”指出在此之前日本尚未有尝试用日语解释《礼记》的人，这一点也应该订正。因为上文提到的穗积能改斋的《礼记国字解》就是一个宝贵的尝试。穗积能改斋是伊藤东涯的门人。6
这样的儒教仪礼的研究状况当然与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相关。换句话说，也就是儒教是否在日本扎根的问题。对此问题，现在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见解比较通行。第一种是津田左右吉的看法。津田认为：
在实践中才有意义的礼，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为日本人所知。（《〓〓思想〓日本》，岩波文库，1938年，页41）
津田还指出：
儒教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作为思想，而被学习和讲习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也不会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儒教中对人们的生活给予具体规范的是礼，但日本人决不学习儒教的礼，也不把礼运用到生活中去，这是最好的证明。（同上书，页161）
在津田看来，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儒教思想本身在日本也没有得以渗透。中国的章炳麟指出，由于在日本没有研治仪礼的人，所以日本的儒教只不过是散漫驳杂的东西而已。7可以说，这也与津田的见解是一致的。
第二种是尾藤正英的见解。尾藤认为：
不仅限于（中江）藤树，一般来说，在近世日本，儒学的接受不在礼法上，而只在精神方面上。也就是说，只是作为心的教导而被接受，正因如此，儒学变成了谁都可以学的……对于礼法的重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都是非常严格的。在日本的场合，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一点乃是日本普及儒学的特色。（《日本文化〓歷史》，岩波新书，2000年，页169）
这是说，在日本，儒教的“仪礼”没有扎根，而儒教“思想”却得以扎根和普及。从最近的研究状况来看，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尾藤的见解应是较为稳妥的。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另当别论，可是两者的看法在儒教仪礼最终未被日本所接受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这一理解从上面看到的日本仪礼研究文献并不太多这一情况来看也确有一定道理，但仍然留有疑问。
第一、就儒教的本质在于“思想”与“仪礼”的结合这一观点来说，将仪礼完全去除，则儒教之接受成为可能吗？“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在日本儒教的场合，究竟何以成为可能呢？
第二、关于日本的儒教仪礼的研究和实践，至今尚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与思想方面的研究相比，儒教仪礼的研究在整体上确实是很贫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儒教仪礼不存在或者可以对此采取无视的态度。在日本，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儒教仪礼到底是被如何论述的呢？上面所举的有关《礼记》的著述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应该注意的事项？
二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蘐园学派、猪饲敬所等
（一）蘐园学派
在日本的儒教仪礼研究中大放异彩的是由荻生徂徕（1666—1728）开创的“蘐园学派”。
众所周知，将“礼学刑政”视作儒教之本质的徂徕致力于阐明中国古礼，他留下了《葬礼略》《祠堂式及通礼微考》等相关著作（详见后述），继承并发展了徂徕礼学的则是他的门人，特别是以服部南郭（1683—1759）为中心的三礼文献的“会读”值得注目。所谓“会读”就是由许多参加者开展的共同研究，南郭的弟子汤浅常山在《文会杂记》中对其情况有如下转述（校者按，下列文字原文均为日语）：
（1）《仪礼》，应作木偶而使之进退便可了解，此为南郭之说。此与鄙见符同。又，在紫芝园开《周礼》之会时，初有三十人参加，而后仅君修（即松崎观山）与一二人，读完全部《周礼》。（《文会杂记》卷1上）
（2）《仪礼》古人亦觉难读。因需有专门之技，故难矣。若在阶等上面置少许木形，将壶等视为樽等礼器，象棋之棋子当作人形而使其揖让、下拜时，将象棋棋子伏下，如此即能解读仪礼。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问。（同上书，卷1上）
（3）《仪礼》会读之时发现，朱子《经传通解》纠正《注疏》之误甚多。朱子学问甚为可靠。南郭曾云：即使不甚有用之礼，朱子都加以阐明，及至细节。（同上书，卷2上）
（4）南郭之处有《仪礼》之会。据传连《注疏》都详加吟味。此是别处绝无之事，听说近来此会已开……某以为解读《仪礼》诚是屠龙之技，然若有好古之癖，持之以恒，则可通读三礼。又，贾公彦疏等错谬甚多，可用朱子《经传通解》解读之。朱子学问坚实无比，非后世理学家所能企及。（同上书，卷2下）
（5）先生云：“《仪礼》《周礼》，会读结束。今又会读《礼记》一半。吾从某诸侯借来朝鲜本《仪礼图解》而会读之，以为进退周旋甚难的韩退之亦嫌恶之《仪礼》，也已大致了解。《仪礼图解》甚好。又，朱子《经传通解》亦觉甚佳。”（同上书，卷2下）
由这些记载可见，南郭门下对《仪礼》《周礼》及《礼记》等经书持续地进行“会读”〔（1）（3）（4）（5）〕；他们用“木偶”“木形”向人展示，并摆弄器物，然后实际地再现仪礼的“进退周旋”〔（1）（2）〕；郑玄注、贾公彦疏自不用说，他们还有效地利用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朝鲜本《仪礼图解》来解读仪礼文献〔（3）（4）（5）〕。南郭等人从“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间”的立场出发，“咀嚼”“解读”《仪礼》，共同进行严密的探讨。
关于最后一条所说的朝鲜版《仪礼图解》，南郭的弟子村松芦溪令其子村松之安撰写的《新定仪礼图》自序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8
吾公（村松芦溪）好学，尤尚三礼，每曰：礼为政之本，不可不读。尝讲仪礼，尊俎、豆笾之陈，揖让、进退之节，其处有所不明，令臣安撰图解。因忆昔先人从服叟（即服部南郭）于赤羽之日，叟语曰：“有《仪礼图》者，宇子迪尝携来，嘉靖重刊之朝鲜国本也。”
这里提到的“宇子迪”即徂徕门人宇佐见灊水（1701—1776），他作为王弼注《老子》的校订者而闻名。将上述文字合起来看，可知灊水从某大名处借来了嘉靖年间朝鲜版的《仪礼图解》提供给了“会读”。此书从时期来看，是指南宋杨复的《仪礼图》17卷，其朝鲜本应是指嘉靖十五年（1536）吕柟序的版本。9不仅如此，南郭还亲自抄写了杨复的《仪礼图》，该抄本现由早稻田大学的服部文库收藏。10
除此之外，服部文库还保存有南郭用纸作的“深衣”模型，做工极为精巧细致。11不用说，深衣是中国古代士人正式的日常服装，见于《礼记·深衣篇》等记载，《家礼》的《深衣制度篇》也有所论述。
由上可见，以徂徕、南郭为中心而展开的有关儒教仪礼的严密研究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而且，从蘐园学派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例如：
村松之安《新定仪礼图》2卷（天明八年[1788]序刊，筑波大学藏）
此书在上面已经提到。村松之安的父亲芦溪（1715—1787）是越后人，师事服部南郭，后成为高田藩儒。由“礼为政之本，不可不读”这一立场出发而重视三礼之学的芦溪，为了阐明《仪礼》的“尊俎、豆笾之陈，揖让、进退之节”，而令之安撰述图解。之安曾从芦溪那里听说过朝鲜本《仪礼图解》亦即杨复《仪礼图》的存在，他虽多方寻找，而最终未果，于是便自己撰述此书。关于此事，在该书的自序中，紧接前面的引文有下面这段话：
愿一观之（即杨复《仪礼图》），虽搜防甚勤，卒不能得。乃不自量，稍稍图之。公（即芦溪）曰：“镌而藏之。”于是重为删定，以授剞劂氏。
关于该书，池田末利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虽然比不上清代张惠言的《仪礼图》，但在当时除了郑注、贾疏之外没有其他文献可供参照的情况下，实在是辛劳之作。12其《考工记图解》则是对《周礼·考工记》的注解，主要参照郑注，并旁引疏及明清诸儒之说而加以考证，实是劳苦之作。
村松之安、上野海门、井口兰雪、大竹麻谷、川合春川等人的名字现在几乎不被人所知。但是，他们的著作在当时三礼研究非常少见的情况下，作为个案研究，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二）猪饲敬所、朝川善庵
江户时代重要的儒教仪礼研究者，除了蘐园学派系统的人以外，还可以列举猪饲敬所和朝川善庵。不用说，他们与狩谷掖斋、松崎慊堂并列，是江户时代后期重要考证学家的代表。13
猪饲敬所（1761—1845）是近江人，津藩的儒者。他以坚实精确的学风而闻名，主要在文化、文政时代撰写了许多著作。以下列举的是儒教仪礼方面的重要著作。
《读礼肆考》4卷2册（弘化二年[1845]序，刊本，内阁文库、关西大学长泽文库等藏）
此书是模仿武英殿袖珍版的木活字版，由津藩有造馆出版的所谓“藩版”。该书由《深衣考》《凶服考》《寝庙堂室考》《周量考》四个部分组成，并配有图解。《深衣考》和《凶服考》对深衣及丧服的尺寸、制作法进行了考证；《寝庙堂室考》对于中国古代房屋的构造及房屋内各部分的名称，即堂、室、房、户、奥、屋漏、中溜、荣、坫等进行了扎实的论证；《周量考》论述了由周至汉的计量单位。关于该书的特色，斋藤正谦（拙堂）指出：
六经之末疏汗牛充栋，独《仪礼》为朴学，人不甚喜读。是以汉唐以降，至于宋元，除郑注、贾疏，仅有朱文公通解（即《仪礼经传通解》）、敖继公集说（即《仪礼集说》）等数部而已。至于本邦，寥寥无闻。敬所猪饲先生，经术精深，壮岁研覃礼经，辨注疏之谬，又取其中四项事为之图说。一曰深衣，二曰凶服，三曰寝庙堂室、四曰周量。各一卷，合而名之曰《读礼肆考》。且其精确乃西人（即中国人）之所罕见，况本邦人乎！（《读礼肆考》序）
的确，该书所展开的考证之精密即使在今日也有充分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江户时代的儒教仪礼研究由此达到了一个高峰。14
此外，敬所还有以下相关著作现存于世：
《仪礼义疏评》2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仪礼礼节改正图》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仪礼郑注补正》1册（抄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仪礼标记抄录》2卷（抄本，静嘉堂文库藏）关于《家礼》，如后所述，敬所还撰有《家礼仪节正误》这部论证严密的论著。
另外，敬所的朋友津阪孝绰有《祠堂考》一书，其中附有敬所的评语。
津阪孝绰《祠堂考》1册（猪饲敬所评，文化九年[1812]序，抄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藏）
津阪孝绰（1756—1825）是与猪饲敬所同时代的津藩儒者，在该书栏外写有敬所的评语。此书内容包括在《祠堂制度祭礼仪节私考》中对祠堂亦即庙及其祭礼进行的考证，旧文七篇作为附录，收录了《祭祀说》《祠堂说》《周尺当今七寸一部弱考》及三封有关书信。
朝川善庵（1781—1849）著有：
《神主式考证》1册（抄本，国会图书馆等藏）善庵是提倡“折衷学”的片山兼山之子，著述很多，因其学问而受到各地大名的礼遇。该书博采文献，揭示了“神主”亦即祭祀时魂所附的牌位及其变迁过程，是一部劳作。依笔者管见，在历来的仪礼研究中，该书似乎被完全忽视，然而如此详尽的神主研究在中国亦未见，是一部出色的考证性著作。
三 江户时代《家礼》研究——关于研究文献
以上，我们概观了有关三礼文献的研究情况，但在日本，与三礼相比，朱熹《家礼》的研究更为盛行。
其实，记录日本接受《家礼》的最早书志文献是足利学校的书目。根据该目录，《家礼》至迟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已传到日本。15
其后，《家礼》是如何被阅读的详细情况尚未明确，但到江户时代初期，与三礼文献一样，也开始出现了《家礼》的和刻本。最早的和刻本是明丘浚的《家礼仪节》8卷，于庆安元年（1648）京都的风月宗知刊刻了训点本。接着，《性理大全》和刻本于承应二年（1653）由小出永庵施以训点，作为《新刻性理大全》70卷出版，该书第18卷至第21卷收录《家礼》。另一方面，《家礼》单行本的出版稍晚，浅见絅斋点校的《家礼》5卷于元禄十年（1697）才得以刊行。无论如何，与三礼相关文献一样，在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具备了《家礼》的研究条件。
随着这种出版状况，有关《家礼》的著述陆续出现。其主要文献如下：
山崎闇斋（1618—1682）
《文会笔录》一之二、一之三（《（增订）山崎闇斋全集》
第1卷所收，〓〓〓〓社影印，1978年）
浅见絅斋（1652—1711）
《家礼师说》1册（抄本，宝永二年[1705]开讲，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通祭丧葬小记》1册（抄本，又称《丧葬小记》，元禄四年[1691]，早稻田大学等藏）
《丧祭略记》1册（平田笃胤写，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家礼纪闻》（抄本，浅见絅斋先生杂记11，筑波大学图书馆藏）
三宅尚斋（1662—1741）
《家礼笔记》7卷2册（抄本，享保十一年[1726]，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用新主说》《大宗小宗图考》《神主题名考》（抄本，享保八年[1723]，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若林强斋（1679—1723）
《家礼训蒙疏》4卷3册（刊本，享保十三年[1728]跋，关西大学等藏）
《家礼冠昏师说》（抄本，小滨市立图书馆藏，近藤启吾《四礼〓研究》收录翻刻，东京：临川书店，2003年）
林鹅峰（1619—1680）
《泣血余滴》2卷（明历二年[1656]，《鹅峰林学士文集》所收，〓〓〓〓社影印，1997年。另有万治二年[1659]刊本）
《后丧日录》1册（抄本，明历三年[1657]，内阁文库藏）
朱舜水（1600—1682）
《朱氏谈绮》3卷（宝永四年[1707]序，宝永五年[1798]刊本）
《泣血余滴》批评（对林鹅峰《泣血余滴》所加的批语。抄本，彰考馆水府明德会藏）德川光圀（1628—1700）
《藤妇人病中葬礼事略》（正室泰姬的葬仪记录，万治元年[1658]，《水户义公全集》上卷，《常山文集拾遗》，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
《慎终日录·威公》（小宅处斋记，父赖房的葬仪记录，抄本，宽文元年[1661]，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慎终日录·义公·恭伯世子》（石河明善记，光圀及纲条之子吉孚的葬仪记录，抄本，元禄十三年[1700]，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熊泽蕃山（1619—1691）
《葬祭辩论》（宽文七年[1667]，《（增订）蕃山全集》第5卷所收，名著出版，1978年）
藤井懒斋（1626—1706）
《二礼童览》2卷2册（元禄元年[1688]刊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中村惕斋（1629—1702）
《慎终疏节》4卷2册（元禄三年[1690]刊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藏）
《追远疏节》1册（抄本，享保二年[1717]，内阁文库等藏）
伊藤仁斋（1627—1705）
《读家礼》（《古学先生文集》卷6，《古学先生诗文集》，〓〓〓〓〓社，1985年）
伊藤东涯（1670—1736）
明版《文公家礼仪节》手泽本（曾于贞享四年[1687]、元禄二年[1689]两次阅读该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手泽本（于宝永元年[1704]阅读该书，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藏）
天木时中（1696—1736）
《二礼要略》1册（抄本，宝永五年[1708]，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室鸩巢（1658—1734）
《文公家礼通考》1卷（甘雨亭丛书第1集所收，刊本）
获生徂徕（1666—1728）
《葬礼略》1册（又称《葬礼考》。刊本，《获生徂徕全集》13所收，〓〓〓书房，1987年）
《祠堂式及通礼微考》1册（《荻生徂徕全集》13所收）
《答松子锦问神主制度书》（《徂徕集》卷28所收，〓〓〓〓社，1985年）
新井白石（1657—1725）
《家礼仪节考》8卷（抄本，早稻田大学等藏）
安积澹泊（1650—1737）
《葬祭仪略》附记（享保十六年[1731]，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加藤九皋（1664—1728）
《丧礼略私注》1册（抄本，享保十年[1725]，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三轮执斋（1669—1744）
《丧祭说》（抄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
稻叶迂斋（1684—1760）
《家礼笔记》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稻叶默斋（1732—1799）
《家礼抄略》1册（文久二年[1862]刊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默斋先生家礼抄略》2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蟹养斋（1705—1778）
《儒法棺椁式》1册（抄本，宽延二年[1749]，影印日本随笔集成12所收，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中井甃庵（1693—1758）、中井履轩（1731—1817）
《丧祭私说附幽人先生服忌图》（自笔稿本，享保六年[1721]，宝历八年[1758]，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中井履轩（1732—1817）
《深衣图解》1册（抄本，明和二年[1765]，内阁文库等藏）
纸制深衣（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中村习斋（1719—1799）
《家礼讲义》5册（抄本，天明五年[1785]，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家礼新图》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大藏永绥、村士玉水（1729—1776）
《祭仪略》1卷、同《丧仪略》1卷（统称为“二礼仪略”，天明八年[1788]，蜀山人编《三十幅》卷1所收，东京：大东出版社，1939年）大藏龙河（1757—1844）
《葬祭仪略》（《日本教育文库·宗教篇》所收，东京：同文馆，1911年）
猪饲敬所（1761—1845）
《家礼仪节正误》1册（抄本，文政十一年[1828]，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等藏）
松崎慊堂（1771—1844）
《敬作所偶得》（关于神主制的考证，《松崎慊堂全集》卷26所收，东京：冬至书房，1988年）佐久间象山（1811—1864）
《丧礼私说》（文久元年[1861]，《象山全集》上卷所收，东京：尚文馆，1913年）
以上所列仅限笔者管见所及。就此书目亦可看出，有关《家礼》的著作比三礼方面的文献丰富得多。现在虽然无法对这些文献逐一做详细的论述，但以下几点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关于《家礼》的展开史。首先，17世纪后半期是《家礼》的正式接受期，朱子学系和阳明学系的学者是其核心人物。以山崎闇斋、林鹅峰为首，朱舜水、德川光圀、藤井懒斋、中村惕斋等人留下了有关《家礼》的著作，或按照《家礼》实行了葬礼、祭礼，阳明学者熊泽蕃山也对《家礼》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另外，幕府的林罗山以及土佐藩的野中兼山虽然没有撰写有关《家礼》的著述，但也依据《家礼》实行了葬礼仪式，冈山藩主池田光政根据《家礼》实行祭礼，而他自己被以儒葬方式埋葬也是在这一时期。17可以说，17世纪后半期兴起了一股《家礼》风潮。
随后，18世纪初期即元禄时代以降，应是《家礼》的展开期。自此以后，不限于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各学派的思想家也都对《家礼》展开了研究。属于朱子学系统的人物有浅见絅斋、若林强斋、天木时中、室鸠巢、新井白石、安积澹泊、加藤九皋、稻叶迁斋、稻叶默斋、蟹养斋、中井甃庵、中井履轩、中村习斋、村士玉水等，属于阳明学系统的有三轮执斋，属于古学系统的有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荻生徂徕等，属于考证学系统的有猪饲敬所、松崎慊堂。此外，幕末的佐久间象山既属于朱子学系，也与“洋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总之，18世纪以后到幕末，知识人对《家礼》普遍产生了兴趣。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对《家礼》的探讨超越了各个学派，累积了许多学说。18
第二、在《家礼》“冠婚丧祭”四礼中，有关丧礼（葬礼）、祭礼二礼的论述占了一大半。其原因是，丧祭仪礼在《家礼》中所占的篇幅本来就很多，此外，还与日本很早就有祖先崇拜，而在江户时代此一习俗又得到强化相关。19这一点，与《家礼》冠婚丧祭的各种仪礼得到广泛普及的中国和朝鲜相比，可以说是日本儒教仪礼的特色。
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学研究，对江户时代的儒教仪礼进行了考察。在江户时代，有关三礼文献的研究确实不太活跃，与其他经书相比，特别是《仪礼》的研究很贫乏。仅以《仪礼》“难解”为由，显然不能充分说明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或许《仪礼》确是一部难读的书籍，但与《周易》《尚书》《诗经》等比较起来，也不能算特别难读。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还是与“仪礼”的性质有关。因为，仪礼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思想”是谁都可以应用的、抽象的东西，与此相比，《仪礼》在场所、器具、服装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固定性，对每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具体。儒教仪礼未必与日本古来的风俗以及“有职故实”（校者按，意指古代日本的公家及武家的仪礼、官职、制度、服饰、法令、军阵等相关先例及典故）相吻合。
于是，在日本，儒教仪礼研究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偏向：它成了只是喜欢儒教的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纸上空谈。在上引服部南郭的门人汤浅常山《文会杂记》中，其第2条“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问”之后，接着就有一段用朱笔写下的文字（校者按，原文是日文）：
为要准确了解揖让拜起之事，如此摆上象棋，连壶盘等都准备好，以便把握仪礼。然而即便如此，究竟是无益之消遣，所谓儿戏而已。（《文会杂记》卷1上）
这不是汤浅常山本人的意见，而是由第三者后来添写上去的。在这里，儒教仪礼的研究被看作是“无益之消遣”。
此外，猪饲敬所在其《深衣考序》中写道：
古服之取骇于世俗也，西土（即中国）之人尚且服之者寡，况我邦乎。人必笑余之屑屑于无用。呜呼，先王之法言，因后儒误解而大失正义者不可胜数矣。余深慨焉，此亦反正之一端也。余之志在彼而不在此，有识之士，其或察之。
在这里，他在承认日本儒教仪礼的研究会被看作“无用”的情况下，仍然意图探明其原意。
这些事例说明，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乖离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儒教仪礼还是成了研究的对象，服部南郭门下的三礼文献的会读、与蘐园学派有关的学人以及猪饲敬所、朝川善庵等人的考证性著作便是这一动向的典型。
另一方面，与这种研究层面相对，在实践层面，朱熹《家礼》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家礼》在近世中国及朝鲜都非常普及，而在日本，尽管人们的关注点偏向于丧礼（葬礼）与祭礼，但还是可以看出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关于《家礼》的儒教仪礼尤其是其丧祭仪礼在日本近世如何得到实践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详密考察，但至少可以说，儒教仪礼在日本完全没有得到普及这一“旧说”是不妥当的。
江户时代有关《家礼》的文献，现在大部分是作为抄本流传下来的，由于对仪礼缺乏关注，因而这些文献处在未被整理的搁置状态。对于这些文献，今后也有必要进行调查。
（附《家礼》研究文献目录：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
前言
首先，我们将要讨论中国古代仪礼与儒教的关系、儒教仪礼所包含的意义以及朱熹《家礼》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本文想借此机会，将就什么是“儒教仪礼”、《家礼》在儒教仪礼中占有何种地位等问题，做一简要梳理。在介绍前人研究的同时，亦想提出问题以便展望今后的研究。内容以中国为主，兼顾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地区的研究状况。
当然，笔者并非对相关文献已全部通览，特别是对朝鲜、越南的情况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甚或有遗漏之处。需说明的是，本文毕竟只是基于笔者个人所关心的问题而进行的整理。若读者能将本文与附录的文献目录一并参照，从而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便是笔者的最大荣幸了。
一 儒教与中国古代仪礼
中国自古仪礼发达。关于殷周之前成立的夏王朝，近年有学者认为“具有中国文明之特征的宫廷仪礼得到完备的王朝成立于二里头三期，亦即夏朝”，而赋予夏朝文明特色的正是“礼制”。1尽管夏朝的存在至今尚未确定，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仪礼正逐步完备这一点却是确实的。而继承夏朝的殷周王朝完成了仪礼的建构，这由当时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便可窥知。2
西周时期“诗书礼乐”文化尤其发达。而尊崇西周文化的儒家，约从春秋时代后期至战国时期对之加以整理，使其作为儒教经典得以成立。3杨宽的研究表明，在儒教经典的记述中已有可追溯至西周时代的仪礼。4
儒教成立于春秋后期出现的孔子（B.C.552—479）。关于仪礼，孔子强调要提防仪礼流于形式，要在确保其应有精神的前提下实践仪礼，而并没有否定仪礼本身，孔子轻视仪礼本身之迹象在《论语》中是看不到的。相反，孔子是西周文化以及仪礼的赞美者，而且意欲大力复兴仪礼。《论语·八佾篇》载：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生动地告诉我们，孔子想要学习的正是当时西周及鲁国已经实施的仪礼。
由此，孔子后学寻求对仪礼的整理，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三礼”文献——以下级贵族身份为中心的仪礼手册《仪礼》、关于各种仪礼问题的笔记《礼记》以及由儒家编纂的作为理想之政典的《周礼》。
也就是说，西周以降，在与孔子无任何关联（校者按，着重号原有，下同）的情况下，由国家和贵族所积累的与仪礼相关的文献及口述，自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主要经孔子后学的儒家之手而得到整理、改编并流传后世。由于其他相关古文献存世不多、汉代儒教成了国家教学体系等因素，使得自此之后儒教仪礼构成了中国传统仪礼的核心。
中国仪礼的特色之一是其持续性。例如《仪礼·丧服篇》中服丧的规定，即所谓“五服”，根据亲族之间的亲疏关系，对其服丧期间应穿之丧服和装扮等有惊人的详细论述。而这种“五服”的规定自此之后经历代王朝直至清末，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5祭天、祭社稷以及《仪礼》所见之乡饮酒礼等虽有损益，但直至清末仍在实施。当然，因应时代的状况及人们的嗜好，仪礼也有所变化，而遭后世废除的古代仪礼也有不少。然而即便如此，“三礼”文献仍然是仪礼实践的规范。朱熹《家礼》虽混有当时的俗礼，但应注意的是，其基本思想在于《仪礼》，其意图是要复归古礼。
二 儒教仪礼及其意义
所谓仪礼，就是使人的感情秩序化，可定义为向他者展现的一种可视的行为方式（performance）。众所周知，“礼”（）字中的“示”指神，“豊”指酒（〓〓〓〓）或者玉器，所谓“礼”，原本的意思是祭祀神灵的仪式。《说文解字》所云“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传达了该词的原意。但是后来“礼”这一词语不仅指称祭祀仪式，更包含人们各种行动方式的含义。
现在，在文化人类学当中，仪礼往往指在非日常的空间及时间所举行的仪式。这可以说专指作为ceremony的仪式，而中国的仪礼则远比这一含义的范围广，除ceremony之外，还广泛地包含诸如社会制度、规范（norm）、习惯、成规、行为举止、礼节动作等方式。中国仪礼常被译作ritual，这无疑比译为ceremony更为贴切，但从包含礼节动作（manner）这点来看，它其实比ritual所指更广。Ceremony是狭义的仪礼，与此相对，包含ceremony、ritual、norm、manner在内的才是中国的仪礼。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1988）的“仪礼”条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仪礼这种行为方式是在非日常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这是从作为ceremony的仪式出发的定义，以之作为中国仪礼的说明并不恰当。
正如《礼记·曲礼篇》所述，仪礼深入日常生活中，这是儒教仪礼的一大特征。如下所述：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
（随长者行时，不与路对面的人讲话。路遇长者，要急速向前，正立拱手致敬。长者问则答，什么都不问就迅速退后。）
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
（大夫和士，出入君主之门时，由门的右侧入，不踩门槛。）
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
（凡与客进入家中时，每次让客先入门。）
这些都是非常贴近生活场合的礼。《论语·颜渊篇》所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表明仪礼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礼记·中庸篇》所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无疑说明渗透于社会生活中之大大小小的仪礼的存在。
仪礼如此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佛教和道教中是看不到的。当然，在规范生活方面，佛教有戒律，道教有诫（戒）。但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禁忌条目（taboo）严格束缚生活的规定，与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儒教仪礼相去甚远。破戒律或诫要入地狱，这种想法在儒教中是没有的。佛教的戒律和道教的诫是出世间的，与此相反，儒教的礼则是入世间的。
儒教仪礼的另一特征是，认为仪礼可使人文雅。《礼记·坊记篇》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孟子·离娄篇上》“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仁和义）是也”，其中所说“节文”是就节目而加以文饰之意。仪礼就是要避免野蛮粗鲁的行为，表现出文雅高尚的行为方式。《论语·雍也篇》所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主张人必须兼备“质”和“文”。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既要具备内在的德，又必须掌握外在的文雅之礼，这是儒教的思想。
进而，由对仪礼是文雅之形式的理解，产生了仪礼才是象征文明（civilization）的主张。明代丘浚《文公家礼仪节·序》开头有云：
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有其礼也。礼其可一日无乎！
这是说，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展行仪礼，故使中国与夷狄、人类与禽兽得以区别。仪礼之有无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
仪礼象征文明这一思想，也曾远播东亚地区。现在，残存于首尔的南大门正式名称是“崇礼门”，冲绳首里城的正门则有“守礼之邦”的横匾，都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尔南大门被称为“崇礼门”是基于一种五行思想，亦即将四方与仁义礼智相配，在此场合，南方刚好与礼相配。这些名称最终成为朝鲜王朝或琉球国对国内外的一种宣言，宣称它们并非野蛮之“夷狄”，而是具有“礼”即文明的先进国家。可见，在以中国为文化中心的东亚地区，儒教仪礼成了国家的文化地位的一种象征。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仪礼明确表示了每个人的阶级及其作用，加强和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不过是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已。但是应看到，仪礼有不为统治这一政治范畴所涵盖的重要文化意涵。
三 此前的中国儒教仪礼研究
迄今为止的中国儒教仪礼研究虽因“儒教仪礼”的范围设定方法而略有不同，但已有相当多的积累。本文无法对此一一介绍，仅就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事项进行论述。大致来讲，历来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与古代宗教相关的研究，（2）经学或礼学的研究，（3）国家礼制的相关研究，（4）《书仪》和《家礼》等关于士庶阶层仪礼的研究，（5）与民俗、礼俗相关的更为下层的实地调查研究。
首先，（1）作为古代宗教的研究。池田末利的研究是围绕殷周时期的宗教礼仪来展开的，6西冈弘主要就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古代丧礼。7上面提到的杨宽的研究与小南一郎的研究一样，在文献分析中加入了考古学的观点，这作为一项新颖的研究很重要，8陈来的研究将宗教置于儒教的渊源中加以考察。9另外，林巳奈夫关于汉代文物的研究运用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仪礼不可或缺的参考。10关于招魂仪礼的“复”，近年来，由大形彻提出了这一问题。11
其次，（2）经学或礼学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相比恐怕为数最多。加藤常贤的研究虽为二战前的，但其论述关注历史与宗教，至今仍然富有启发性。12藤川正数就汉代及魏晋时代的关于礼学的议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栗原圭介论述了《礼记》的宗教思想。13王锷结合近年郭店楚简的出土资料，对《礼记》的成立作了重新探讨。14关于汉代礼学，池田秀三、保科季子、渡边义浩的新近研究受到关注。15钱玄的研究完全运用文献资料详细考察三礼，其《三礼辞典》有助于查找礼学相关用语的典籍出处。16李曰刚编《三礼研究论集》及陈其泰等著《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为回顾台湾及中国大陆的礼学研究提供了方便。17长期从事礼学文献研究的沈文倬的论著，最近被整理成论文集。18纪念沈文倬90诞辰的论文集对于了解现代中国仪礼、礼学研究的动向也有裨益。19
关于《仪礼》本身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曾进行各种仪礼的复原，最近则有叶国良的研究。20虽然对施设、器物及服饰等细节的复原存在困难，但应该说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三礼的译注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均有出版。其中，川原寿市、池田末利及杨天宇的《仪礼译注》都是致力于从正面解决《仪礼》理解难题的辛苦之作。21另外，池田末利《仪礼译注》所附《解说——经学的考察》一文广泛列举了自古代至清末的《仪礼》相关著作且有题解，乃是非常有用的检索手册。
此外，关于近世的礼学，小岛毅围绕礼的学说进行了历史学考察，张寿安阐明了清朝中期崛起的礼学及其思想影响，邓声国综述了清代《仪礼》研究的状况。22关于清朝初期出现的围绕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礼问题，最近桥本敬造所做的研究受到关注。23
再次，（3）关于国家仪礼，主要从历史学的立场来展开研究。渡边信一郎、甘怀真、陈戌国的研究是其代表。24关于汉代皇帝的丧葬仪礼，漥添庆文、渡边真弓、桐本东太均有论述。25金子修一有关以唐代为中心的皇帝祭祀研究的各项研究被结成论文集。26关于唐代的国家仪礼，近年石见清裕的研究受到关注。27
作为与国家仪礼相关的祭祀，还有祭奠孔子的释奠。对此，黄进兴的研究显示了当前的研究水平。28此外，关于文庙（孔子庙）的从祀，中国与朝鲜围绕王守仁的文庙从祀问题，各自有不同应对，中纯夫对此进行了检证。凶
最后，（4）关于《家礼》等士庶仪礼的相关研究留待后文详述，（5）关于民俗、礼俗中的儒家仪礼，主要从民俗学立场围绕祖先祭祀来展开研究。叶国良、彭利芸、何淑宜的著作就是立足这种视角的研究。30以渡边欣雄为中心展开的环中国海地区（台湾、香港、韩国、冲绳等）祖先祭祀的共同研究也有重要价值。31
此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小南一郎为中心的中国仪礼研究仍在持续进行，在其论文集中大量收入了有关礼制、礼学的论考。32另外，杨志刚的研究通过礼学及礼制对儒教仪礼的发展进行了通史性的考察，是一部为数不多的可称作“中国仪礼史”的著作。33
四 《家礼》的历史意义
朱熹的《家礼》是一部有关家族（宗族）的冠婚丧祭仪礼的实用书。值得注意的是，《家礼》并非以王侯、贵族为对象，而是以士人及庶人为对象的。
本来，在古代中国，一般认为仪礼是为王侯贵族所作，不适用于普通人。《礼记·曲礼篇上》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国富篇》云：“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语虽简短，却极具象征性。仪礼不适用于“众庶百姓”的思想直至后世仍然根深蒂固，即使在唐代，对于为祖先祭祀所设的家庙和神主（牌位）都有依据官品而设的严格规定，普通士人和庶民被置于极受歧视的境地。34
在此意义上，以士人和庶人为对象的《家礼》在中国仪礼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清末皮锡瑞已把《家礼》称为“民间通行之礼”，以与“王朝之礼”相对。35杨志刚对此则有明确论述：
经过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到宋代，士族和庶族间的界限在现实和人们的观念中都基本消失。譬如，婚姻问题历来被视为“礼之本”，但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士族、庶族可以通婚，故士庶通礼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首先出现了司马光的《书仪》，尔后诞生了朱熹的《家礼》……《家礼》以《书仪》为基础，才将士庶通礼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臻于完善。36
当然，《家礼》首先考虑的对象乃是士人，37但也以无位无官的“庶”为对象。例如，关于祭祀家族祖先的“祠堂”，《家礼》云：
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
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家礼》第一《通礼·祠堂》）说明祠堂（家庙）是为“士庶人”所作。在神主（牌位）表面写上“宋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宋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之第几神主）”，在没有“官封”的情况下，也有仅以“生时所称”为号书写的（《家礼》第四《丧礼·题木主》）。总之，这意味着《家礼》是作为有“官封”的士人和无“官封”的庶人双方均能实行的仪礼书而被构思的。
这种作为“士庶通用”之礼的《家礼》的出现，在思想上与朱熹的人生观有关。正如“圣人可学而至”的口号所示，朱子学不是依据家庭和阶级等“出身”而是依据“学问”向人们展示发展潜能。38同理，朱熹在仪礼方面也构思出能为任何人所实行的仪礼书。针对此前庶人不是仪礼之对象这种观点，《家礼》中明确指出庶人也可成为仪礼的对象。39即便将这种情况称为“仪礼的开放”亦不为过。《家礼》之在东亚得以广泛普及，可说正是由于此种“任何人都可实行”的开放性特点的缘故。
五 《仪礼》《书仪》及《家礼》
《家礼》对每个家庭而言，是必要的仪礼，也就是“冠婚丧祭”仪礼的指南书。如上所述，除《仪礼》外，《家礼》还受到北宋司马光《书仪》的影响。其间的关系如下所述。
其实，隋朝王通《文中子·礼学篇》是把家族的重要仪礼归纳为“冠婚丧祭”四礼的早期例子，并非自古有之。北宋程颐有云“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河南程氏遗书》卷18—232。校者按：后面的数字为条目数，下同），此语被收入《近思录》卷九，一般认为这对司马光《书仪》和朱熹《家礼》的构思均有所启发。40
另外，在朱熹，其对包含国家仪礼在内的儒教仪礼之全体的整理，在其网罗收集三礼文献及其他记述的《仪礼经传通解》中得以体现。41这部《仪礼经传通解》对仪礼的综合性研究为后来清朝考证学者所继承，并发展为徐乾学《读礼通考》、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大型著作。42
六 《家礼》的作者问题
《家礼》非朱熹自撰、系由他人伪作的观点曾颇有影响。由于清代王懋竑的提倡，以及《四库提要》对该观点的沿袭，伪作说一度成为定说。近年，上山春平、陈来、杨志刚及吾妻重二等人的研究证实《家礼》确系朱熹自著。43只是，《家礼》并非完本，未及完稿就流布于世而被出版。
王懋竑最视为问题的是，李方子《朱子年谱》载《家礼》成书于乾道六年（1170），但之后却没有朱熹完成《家礼》的明确表述，由此，王懋竑甚至连《朱子文集》卷75所载的《家礼序》也视为伪作。44然而，王懋竑的观点存在对事实的误解，伪作说已经失去根据。理由如下：
（1）正如上山春平所明确指出的，王懋竑不过否定了李方子《朱子年谱》中乾道六年《家礼》成书的记录，尚不至于证明伪作说的成立。
（2）王懋竑并未充分考虑陈淳、黄榦、方大琮等人在序跋中的说法。
（3）王懋竑甚至以《家礼序》为伪作，但宋版《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卷首翻刻的朱熹亲笔序，可对此构成反证。
（4）《家礼》在朱熹死后不久相继出版了五羊本、余杭本、严州本等多种版本，且参与出版的陈淳、黄榦、廖德明、杨复等直接受教于朱熹的门人都将其作为朱熹的自著，并对其抱有极大的敬意。倘若此书是他人伪作，恐怕不可能有此情况发生。王懋竑认为当时《家礼》业已盛行，故而他们不愿公开声称《家礼》非真作。此乃强词夺理。
（5）王懋竑对于《家礼》一时佚失而后被某个上人带回这一点深表怀疑。然而，某部著作在作者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拿出去并出版，这样的事例在当时绝非少见。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周易本义》便是如此，关于此事，《朱子语类》卷19第70条，《朱子文集》卷60《答刘君房》第2书中有明确记载。因此，上述怀疑不能成为伪作说的有力证据。
（6）如王懋竑《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白田草堂存稿》卷2）所说，《家礼》的内容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但是，这应解释为由于《家礼》不是完本而是稿本之故，以此作为《家礼》伪作说的证据有失草率。
如此说来，王懋竑有将与自己心目中的朱熹形象不合的著述当成伪作或他作予以排除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他对朱熹的象数易学的评价中也有所表现，有必要加以注意。45
七 从《书仪》到《家礼》——民间的仪注
所谓“书仪”，原本是“书函写法手册”之意，后成为“私家仪注”（《四库提要》“书仪十卷”之语），亦即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及各种礼仪的实用书之通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不少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所著的书仪，但是，作为全本传世的却只有北宋司马光的《书仪》。
然而，敦煌文书中残存大量以唐代为主的书仪，引起众人关注，并得到广泛研究。46关于书仪的特色，周一良的说明很有参考价值：
《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所以唐以后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仅以我国自古以来人际之间的称谓与亲属之间的服丧而言，都异常复杂，而《书仪》中都有详细记述，以体现尊卑长幼上下内外的区别。如与外国比较，欧美各国固然没有这一套，即使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也不存在这些烦琐的规定。只有长期沿用中国传统王朝法律的朝鲜、越南，才有近似中国的礼制细节。47
敦煌发现的书仪已达百余部，司马光的《书仪》即继承这种传统而成。《书仪》于卷首以“表奏”“公文”“私书”“家书”为题，提供了书函写作的范本。另一方面，朱熹的《家礼》虽然受到《书仪》的影响，但却没有相当于书函写作方法的部分，作为仪礼书，其体裁更趋完善。
与此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家礼》在后世被收入日用类书，被稍加改编后收入南宋末的《事林广记》、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明代的《万书渊海》等，48此外，也出现了将《家礼》进行通俗化改编的清朝《酬世锦囊家礼集成》等日用类书。49因此，从唐、五代流行的各类《书仪》到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再发展到明清时期日用类书的民间仪注，其间是如何继承及展开的，又有何种变化等问题，今后有必要对此做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八 《家礼》与东亚——传播与展开
随着朱子学的普及，《家礼》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远播至近世东亚地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关《家礼》的接受、改造之方法及其作用等情况，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这里仅以文献为中心，将其主要事项列举如下。
（一）中国
首先是中国，若要考察《家礼》的普及，尤为重要的是元代黄瑞节《朱子成书》、明洪武三年（1370）敕撰书《大明集礼》、永乐十三年（1415）敕撰书《性理大全》以及成化十年（1474）丘浚《文公家礼仪节》8卷。
黄瑞节《朱子成书》（不分卷）以朱熹的著作为主，收录宋代道学家的10种著作，并对之加注，可谓是一部朱子学丛书，《家礼》被列为第7种。另外，《家礼》卷首载有28幅家礼图，而这是黄瑞节所汇集的。
明代《性理大全》直接以《朱子成书》为蓝本而形成，50在《朱子成书》的基础上加了更详尽的注释，并原封不动地转载了《朱子成书》的家礼图。和刻本《家礼》卷首所载家礼图就源于此。毋庸置疑，《性理大全》与明朝一代国家礼制规范的《大明集礼》一样具有绝对权威。《家礼》亦以这种国家威信为背景而在各个阶层得到广泛流传。
丘浚《文公家礼仪节》正是顺应上述潮流，对《家礼》进行了合乎明代社会状况的改编。丘浚因身为164卷《大学衍义补》的作者而闻名，作为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文公家礼仪节》和《性理大全》在朝鲜、日本都被多次翻刻并被广泛阅读。
关于《家礼》的其他各种版本，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对元代至明清的有关《家礼》的著述进行了追踪考察，可供参考。51
近世时期，在中国各地是怎样举行冠婚丧祭仪礼的，换言之，亦即《家礼》具体发挥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仍有不少探讨的余地。对此，或可通过利用各种地方志以及《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北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95）等资料，予以更清晰的阐明。
（二）朝鲜
在朝鲜，《家礼》具有足以使其文化发生巨大改变的影响力。《家礼》传入朝鲜是在元末明初，即高丽王朝末期。52此后，《家礼》通过朝鲜王朝成为知识阶层即“两班”的极其重要的仪礼规范，16世纪初期中宗以后，在民间也得以积极推行。53关于这一情况，阿部吉雄指出：
朝鲜朱子学者的思考大多集中在礼论及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的理论上。而且其礼论无非是与《家礼》相关的，时俗也大多依从《家礼》，这是史家所公认的。因此，《家礼》的注释纂述之书可谓汗牛充栋。54
牧野巽则指出：
朱子学具有不同于汉唐训诂学的清新的精神力量，给朝鲜、安南的族制带来很大影响，并使之焕然一新。55
另外，近来卢仁淑也主张：
总之，两班制这一社会基础是《文公家礼》得以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温床。于是，《文公家礼》由中国移植此地、得以成长，而且形成了朝鲜的新文化。56
正如这里所指出的，在朝鲜王朝时代，《家礼》的翻刻、注释、改编及论述数量繁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按时代顺序列举如下：
曺好益《家礼考证》7卷
金长生《家礼辑览》10卷
金长生《丧礼备要》2卷
郑逑《五先生礼说》20卷
俞棨《家礼源流》14卷、续录2卷
李縡《四礼便览》8卷
李瀵《家礼疾书》6卷
李宜朝《家礼增解》14卷
其中，曺好益《家礼考证》、金长生《家礼辑览》、俞棨《家礼源流》、李宜朝《家礼增解》、李瀵《家礼疾书》均是对《家礼》的详尽注释。这种对《家礼》的详细注释在其产生地中国却始终未曾出现，而成为独具朝鲜特色的发展。可见，《家礼》在朝鲜享有比在中国更高的权威。在此无法对上述著作展开详细论述，姑请参看李承妍、卢仁淑、彭林等人的研究。57
即使在现代韩国，《家礼》的通俗改编本仍在使用，在台湾同样的实用书也在流传。通过对这些书籍的实际观察，可以看出《家礼》在东亚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且至今仍在人们的生活中保持着活力。58此外，在韩国，以《家礼》的设计为范本的三间祠堂（家庙）在以两班为核心的阶层中被广泛建造。
（三）越南
上引牧野巽的论述指出，与朝鲜一样，安南也受到了《家礼》的影响。上面提到的周一良亦持相同观点。其实，儒教对越南之渗透始于15世纪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举制度以后。圣宗时代继承前朝，向中国明朝学习，旨在建设以朱子学为理想的儒教国家。59《家礼》似在此时开始受到关注。山本达郎指出，圣宗时代的婚礼及服丧均依《家礼》进行。60
此后，在17世纪前半期，《胡尚书家礼》和《捷径家礼》得以刊行，而胡嘉宾于18世纪前半期，以汉文与喃文并用体书写的《寿梅家礼》一卷尤为重要，其内容以丧礼为中心。关于该书，嶋尾稔指出：
17—19世纪的越南知识阶层，有致力于将儒教仪礼普及到民间的倾向。此书即是表明此倾向的代表性事例之一。而此书初版之后，及至18世纪末沦为殖民地以后的很长时期内由多家书坊陆续出版。61
关于该书的内容，嶋尾稔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此外，末成道男对该书作了这样的介绍：
（该书）是随着19世纪阮朝的儒学奖励政策，从而在乡村一级得以普及的类书中的畅销书。该书采用夹杂喃字的汉文书写，现在还出版了国语版。
与此同时，末成道男还根据其对河内潮曲村的调查，做了有关至今仍在实施的儒葬的报告。62《家礼》给近世越南的社会、家族及仪礼等领域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关于家族制度，主要针对阮朝，Woodside指出：
越南的家族制度表现出一种倾向，即与中国早期的规范相比，更倾向于沿用宋代《朱子家礼》这样后期的规范。……其结果是，与外在的关系相比，毋宁说家族制度更强调内在的统制及家长特有的义务。63
然而，关于越南接受《家礼》之状况的考察才刚刚发端，需要展开包括文献调查在内的进一步研究。
（四）日本
《家礼》何时传入日本尚不明确，从记录上可以得到确认的是室町时代中期，即15世纪。64关于《家礼》在日本的影响，牧野巽指出：
朱子学作为哲学以及道德思想曾给予日本以强烈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家礼》对日本的影响则几乎完全没有触及实际生活。65
津田左右吉指出：
于实践有意义的礼对日本人而言，却被理解为只是书本上的知识。66
对于儒教仪礼之于日本的影响表示了否定性的看法。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正逐渐表明情况未必如此。因为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家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提出了相当多的言论，而且根据《家礼》加以实践的事例也不少。相关的文献学考察，请参看吾妻重二的论文。67近年，皆川美惠子使用赖山阳之父赖春水之妻的日记，饶有兴味地探讨了儒者家庭中《家礼》的实践情况。68因此，以为儒教仪礼对日本全无影响，这个看法并不妥当。69关于儒教仪礼乃至《家礼》是如何被日本所接受的问题，还须今后更进一步地累积个案研究。
此外，在琉球方面，有学者指出，18世纪初期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中能清楚地看到《家礼》的影响。70
九 丧祭（葬祭）仪礼以及祖先祭祀、家族的问题等
就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对《家礼》的接受情况来看，在“冠婚丧祭”的仪礼中，尤其是丧礼和祭礼受到更大的关注。关于这一点，徐福全、浅野春二、李丰楙、何淑宜、金斗宪、高英津、嶋尾稔、吾妻重二等人的研究均有所阐发。71
因此，研究《家礼》或儒教仪礼对日本的影响，应尤为重视考察丧祭（葬祭）仪礼，亦即葬仪和祖先祭祀。关于《家礼》的丧祭仪礼，近世以来日本人即有不容忽视的反应。对此，应留意以下几点：
（1）日本的儒教仪礼研究，总体来看虽不兴盛，但是及至江户后期以降，即有大量关于《家礼》葬祭仪礼的论著问世。
（2）事实上，依据《家礼》实行葬祭的事例自江户初期的林罗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野中兼山、林鹅峰、德川光圀、池田光政以来，就并非罕见。
（3）一般认为，日本“佛坛”中牌位的制作原本是以《家礼》为根据的。
（4）《家礼》式牌位普及到家家户户，这说明在日本社会中祖先祭祀得到强化，同时也意味着江户后期以降的祖先祭祀中存在《家礼》乃至朱子学的影响。关于《家礼》在日本的影响，不仅有必要关注仪式层面，还有必要将祖先观念的变化纳入考察的范围。虽然目前还无法阐明，但不难推测以“〓先祖様”（校者按，日语中对祖先的一种尊称）来称呼的近代日本的祖先观念是在儒教及《家礼》的影响下得以形成或得以强化的。
（5）幕府末期开始盛行的神道式葬祭即“神葬祭”中可明显地看出《家礼》的影响。72
另外，说到祖先祭祀，其实皇室的祖先祭祀便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现在，皇宫的三殿中有供奉历代天皇灵位的“皇灵殿”，但在明治以前，历代天皇的牌位仅供奉在宫中的“〓黑户”（校者按，指日本皇宫中一个用木炭涂黑的普通房间），一直没有独立的祭祀建筑。皇灵殿的设置应是效仿中国的太庙而来。由此看来，中国的太庙、朝鲜的宗庙、日本的皇灵殿作为儒教的王室祖先祭祀仪礼的一种展开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还有《家礼》与宗族结合（聚族）的功能问题。正如《说文解字》所云“宗者，尊祖之庙也”，“宗”字原本是祭祀祖先的祖庙之意，由此引申为参加祖庙祭祀的家族成员集团之意。换言之，正是祭祀共同祖先的祭礼使得宗族成为宗族。祖先祭祀具有赋予宗族特征的要素。已有学者指出，《家礼》对于近世中国而言在凝聚宗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73但是，它对朝鲜、越南及日本等东亚各地区的家族形态产生过何种影响，仍有从祖先祭祀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余地。
《家礼》的接受状况因地域和时代而有很大差异。在东亚各地区，关于《家礼》与其他仪礼、习俗、祭祀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的影响、又有何种变化等问题，今后应将道教、佛教、中国伊斯兰教、日本神道教以及各地的宗教、民间信仰等也纳入我们的视野来展开考察。尤为理想的是，以运用文献资料为主的思想史学、历史学与以实地调查为中心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能够有效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携手并进。这也必将关系到对近世、近代东亚的人们而言“儒教究为何物”这一历久而弥新之课题的解决。附录：《家礼》研究文献目录（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
1.（）内表示出版年；
2.与《家礼》相关的文献列举单行本和论文，其他文献原则上只列单行本；
3.各项中的书名均按出版年代排列；
4.—p表示该书的总页数，p—表示该论文刊载的页数。
（校者按，日文及韩文著作保留原文书名，在括弧内译出中文，韩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洪军副研究员翻译。原文中个别书名及排列顺序有明显错误者，译者做了订正，部分出版地亦为译者所加。）
A.文献目录
斋木哲郎（1985）《禮學關係文獻目录》（《礼学相关文献目录》），东京：东方书店，166p
刘兆佑（2000）《周礼、仪礼、三礼论著目录》，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周礼》：121p，《仪礼》：105p，《三礼》总义：133p
许辉、黄俊郎（2000）《尚书、礼记论著目录》，台北：洪叶文化事业，《礼记》：269p
王锷（2001）《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659p
黄俊郎（2003）《礼记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903p
刘兆佑（2003）《周礼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1037p
刘兆佑（2003）《仪礼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884p
刘兆佑（2003）《三礼总义著述考》（一），台北：“国立”编译馆，633p
B.研究动向
1.中国
杨志刚（2006）《略论礼学在现代中国的重构（纲要）》，收入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p15—19
林庆彰（2006）《近二十年台湾研究〈三礼〉成果之分析》，收入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p160—167
2.朝鲜·韩国
李承妍（1996）《朝鮮禮學〓〈朱子家禮〉——韓國〓禮學研究〓勤向》（《朝鲜礼学与〈朱子家礼〉——韩国礼学研究动向》），《江户〓思想》3，〓〓〓〓社，p147—183
吾妻重二（2006）《〓〓〓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座談曾》（《与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一行的座谈会》），《環流》4，大阪：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p14C.关于中国
1.总论（仅列单行本）
李安宅（1931）《〈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07p。*李安宅（200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复刊，164p
西晋一郎、小糸夏次郎（1941）《禮〓意羲〓構造》（《礼的意义与构成》），东京：畝傍书房，467p
加藤常贤（1943）《禮〓起源〓其發逹》（《礼的起源及其发展》），东京：中文馆书店，196p
藤川正数（1960）《魏晉時代〓〓〓〓喪服禮〓研究》（《魏晋时代丧服礼的研究》），东京：敬文社，503p
杨宽（1965）《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370p
藤川正数（1968）《漢代〓〓〓禮學〓研究》（《汉代礼学研究》），东京：风间书房，372pp。*藤川正数（1985）：修订版，东京：风间书房，509p
栗原圭介（1969）《禮宗教思想〓研究》（《礼记宗教思想研究》），自家版，219p
西冈弘（1970）《中國古代〓葬禮〓文學》（《中国古代的葬礼与文学》），东京：三光社出版，778p。*西冈弘（2002）：修订版，东京：汲古书院，759p
池田末利（1981）《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051p
李曰刚（1981）李曰刚编《三礼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330pp
周何（1981）周何编撰《礼记：儒家的理想国》，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台北：时报文化出版，329pp
西冈弘（1986）《中國古典〓民俗〓文學》（《中国古典的民俗与文学》），东京：角川书店，598pp
彭利芸（1988）《宋代婚俗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40p
渡边欣雄（1989）渡边欣雄编《祖先祭祀》，《環中國海〓民俗〓文化》第3卷，东京：凯风社，477p
甘怀真（1991）《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48p
陈戌国（1991）《先秦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419p
邹昌林（1992）《中国古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71p
邱衍文（1992）《中国上古礼制考辨》，台北：文津出版社，342p
周何（1992）《古礼今谈》，台北：万卷楼图书，227p
藤川正数（1993）禮〓話——古典〓現代的意羲》（《礼——古典的现代意义》），东京：明德出版社，276p
陈戌国（1993）《秦汉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416p
黄进兴（1994）《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471p
张寿安（1994）《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p
周聪俊（1994）《裸礼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16p
小南一郎（1995）小南一郎编《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558p
山根三芳（1995）《宋代説研究》（《宋代礼说研究》），广岛：溪水社，462p
陈戌国（1995）《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516p
小岛毅（1996）《中國近世〓〓〓〓禮〓言説》（《中国近世“礼”的言说》），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25p
渡边信一郎（1996）《天空〓玉座——中國古代帝國〓朝政〓儀禮》（《天空的玉座——中国古代国家的朝政与仪礼》），东京：柏书房，277p
陈来（1996）《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363p。*陈来（2005）：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再版，375p
章群（1996）《唐代祠祭论稿》，台北：学海出版社，271p
钱玄（1996）《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665p
牛志平（1996）《唐代婚丧》，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p
叶国良（1997）《古代礼制与风俗》，台北：台湾书店，263p
朱筱新（1997）《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p
钱玄（1998）《三礼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396p
鲁士春（1998）《先秦容礼研究》，台北：天工书局，243p
陈其泰（1998）陈其泰、郭伟川、周小川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581p
陈戌国（1998）《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550p
杨宽（1999）《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870p
沈文倬（1999）《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560p
任爽（1999）《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307p
傅亚庶（1999）《中国上古祭祀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443p
吴万居（1999）《宋代三礼学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526p
何淑宜（2000）《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祭礼俗为例的考察》，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70p
小南一郎（2001）小南一郎编《中國〓制〓禮學》（《中国的礼制与礼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京都：朋友书店，611p
金子修一（2001）《古代中國〓皇帝祭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323p
杨志刚（2001）《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77p
黄进兴（2001）《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298p
张寿安（2001）《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96p。*张寿安（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简体字版，336p
刘兴均（2001）《〈周礼〉名物词研究》，成都：巴蜀书社，579p
陈戌国（2001）《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650p
陈戌国（2002）《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841p
林存阳（2002）《清初三礼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75p
甘怀真（2003）《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财团法人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565p。*甘怀真（2004）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再版，东亚文明研究丛书7，590p
石川英昭（2003）《中國古代禮法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礼法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328p
小岛毅（2004）《東〓〓〓〓〓儒教〓禮》（《东亚的儒教与礼》），东京：山川出版社，90p
叶国良（2004）叶国良、李隆献、彭美玲《汉族成年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306p
商瑈（2004）《一代礼宗：凌廷堪之礼学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226p
姬秀珠（2005）《仪礼饮食礼器研究》，台北：里仁书局，553p
金子修一（2006）《中國古代皇帝祭祀〓研究》（《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东京：岩波书店，605p
邓声国（2006）《清代〈仪礼〉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530p
沈文倬（2006a）《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554p
沈文倬（2006b）《菿闇文存》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045p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2006）同研究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607p
渡边义浩（2006）《兩漢〓〓〓〓易〓三禮》（《两汉的易与三礼》），东京：汲古书院，487p
王锷（2007）《〈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349p
2.主要译注：三礼及《大戴礼记》
Legge（1885）James Legge，The Li Ki，2 volumes，Oxford：Clarendon Press
桂湖村（1927）《礼记》上下，《汉籍国字解全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上：650p，下：738p
小南一郎（1970）《仪礼》（冠礼、昏礼、士丧礼、既夕礼），收入《世界文学全集》3（五经、论语集），东京：筑摩书房
荒井健（1970）《礼记》（曲礼、檀弓），收入《世界文学全集》3（五经、论语集），东京：筑摩书房
竹内照夫（1971—79）《礼记》上中下，《新释汉文大系》，东京：明治书院，1031p
市原亨吉、今并清、铃木隆一（1976—79）《礼记》上中下，《全释汉文大系》，东京：集英社，上：569p，中：589p，下：603p
林尹（1972）《周礼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489p
王梦鸥（1972）《礼记今注今译》上下，台北：商务印书馆，841p
川原寿市（1973—76）《仪礼释考》1—13，自家版（誊写）
池田末利（1973—77）《仪礼》Ⅰ—Ⅴ，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
本田二郎（1977）《周礼通释》上下，上：东京：秀英出版，839p，下：东京：汲古书院，675p
高明（1981）《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480p
影山诚一（1984）《丧服经传注疏补义》，学校法人大东文化学园，673p
栗原圭介（1991）《大戴礼记》，东京：明治书院，569p
杨天宇（1994）《仪礼译注》，《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825p
杨天宇（1997）《礼记译注》上下，《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112p
王文锦（2001）《礼记译解》上下，北京：中华书局，955p
杨天宇（2004）《周礼译注》，《十三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97p
黄怀信（2005）黄怀信主编，孔德立、周海生合著《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上下，西安：三秦出版社，1414p
3.索引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2）《仪礼引得附郑注及贾疏引书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no.6，剑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174p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7）《礼记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no.27，剑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612p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0）《仪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no.37，剑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84p
野间文史（1988）《仪礼索引》，北京：中国书店，680p
野间文史（1989）《周礼索引》，北京：中国书店，740p
刘殿爵（1992）《大戴礼记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483p
刘殿爵、陈方正（1992）《礼记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002p
刘殿爵、陈方正（1993）《周礼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499p
刘殿爵、陈方正（1994）《仪礼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471p
4.《仪礼》的复原
张光裕（1971）《仪礼士昏礼，士相见之礼仪节研究》，《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173p
黄启方（1971）《仪礼特牲馈食礼仪节研究》，与上书为合订本，61p
郑良树（1971a）《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321p
郑良树（1971b）《仪礼宫室考》，《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65p
曾永义（1971a）《仪礼车马考》，与上书为合订本，131p
曾永义（1971b）《仪礼乐器考》，与上书为合订本，135p
陈瑞庚（1971）《士昏礼服饰考》，《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100p
章景明（1971）《先秦丧服制度考》，与上书为合订本，305p
施隆民（1973）《乡射礼仪节简释》，《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118p
吴宏一（1973）《乡饮酒礼仪节简释》，与上书为合订本，94p
吴达芸（1973）《仪礼特牲少牢有司彻祭品研究》，《仪礼复原研究丛刊》，台北：中华书局，62p
沈其丽（1973）《仪礼上丧礼器物研究》，与上书为合订本，84p
叶国良（2003）国科会计划报告《士冠礼研究——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综合考察（一）》，《仪礼士昏礼》彩色3D动画研发计划及完成品VCD
5.名物、服饰
林巳奈夫（1976）《漢代〓文物》（《汉代的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592p，图232p。*林巳奈夫（1996）：京都：朋友书店再版
沈从文（1981）《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479p。*古田真一、栗城延江译（1995）《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京都：京都书院
孙机（1993）《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366p。*孙机（2001）：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509p
周汛、高春明（1996）《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829p
王宇清（2000）《国服史学钩沉》上下，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上：260p，下：478p
王宇清（2001）《周礼六冕考辨》，台北：南天书局，137p
李之禮（2001）《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753p
高春明（2001）《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809p
6.《家礼》
（1）译注
Harlez（1889）C.de Harlez，Kia-Li：Livre Des Rites DomestiquesChinois de Tchou-Hi，Paris：Ernest Leroux，167p
Ebrey（1991a）Patricia Buckley Ebrey，Chu Hsi's Family Rituals：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Weddings，Funerals，and Ancestral Rite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34p
〓〓〓（1999）《〓〓〓〓》《朱子家礼》），〓〓〓〓（艺文书院），495p
（2）论文、专著
阿部雄（1936a）《文公家禮〓就〓〓》（《关于文公家礼》），收入《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东京：富山房，p25—40
阿部吉雄（1936b）《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經部禮類善本〓〓〓〓》（《关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经部礼类善本》），《東方學報》（東京）6，p295—334
兼永芳之（1958）《朱文公家〓一考察》（《朱文公家礼的一项考察》），《支那學研究》21，广岛：廣島支那學會，p22—25
上山春平（1976）《朱子〓禮學——〈儀禮經傅通解〉研究序説》（《朱子的礼学——〈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序说》），《人文學報》第41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p1—54
北村良知（1978）《毛奇龄〓禮説——宋學學的近世〓〓反逆》（《毛奇龄的礼说——对近世宋学的反叛》），《待兼山論叢（哲學篇）》11，大阪大学，p17—34
上山春平（1982）《朱熹〓〈家禮〉〓〈儀禮經傅通解〉》（《朱熹的〈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東方學報》（京都）54，p173—256
李晓东（1986）《中国封建家礼》，《中国风俗丛书》，台北：文津出版社，162p
樋口胜（1987）《〈文公家禮〉〓成立〓〓〓〓〓一考察》（《关于〈文公家礼〉之形成的一项考察》），《東洋〓思想〓宗教》4，早稻田大学，p60—78
樋口胜（1987）《〈文公家禮〉〓現〓〓死者觀念〓〓〓〓》（《关于〈文公家礼〉中的死者观念》），收入《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p837—850
陈来（1989）《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p115—122
加地伸行（1990）《儒教〓〓何〓》（《何谓儒教》），东京：中央公论社，中公新书，267p
Ebrey（1991b）Patricia Buckley Ebrey，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New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72p
杨志刚（1993）《〈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总第78期，p108—113
束景南（1993）《朱熹〈家礼〉真伪辨》，《朱子学刊》1993年第1期，总第5辑，p112—120
小岛毅（1993）《婚禮廟見考——毛奇龄〓〓〓〈家禮〉批判》（《婚礼庙见考——毛奇龄对〈家礼〉之批判》），收入《柳田節子先生古稀紀念：中國〓傅統社會〓家族》，东京：汲古书院，p311—328
Chou（1994）Kai-wing Chou，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r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and Lineage Discours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344p
杨志刚（1994）《论〈朱子家礼〉及其影响》，《朱子学刊》1994年第1期，总第6辑，p1—16
吾妻重二（1999）《〈家禮〉〓刊刻〓版本——〈性理大全〉〓〓》（《〈家礼〉的刊刻与版本——至〈性理大全〉》），《關西大學文學論集》48—3，p53—83。*吾妻重二（2000）：《〈家禮〉刊刻〓版本——〈性理大全〉〓〓》，。〓〓译，《东洋礼学》4，韩国：东洋礼学会，p43—84
张东宇（2000）《朱熹禮學〓〓〈朱子家概〉〓位相〓企画意圖》（《朱熹礼学中〈朱子家礼〉的位相与企图》），《〓〓〓〓〓〓》（《精神文化研究》），23—3
崔真德（2000）《〈〓〓〓〓〉〓〓〓〓〓〓〓〓〓》（《〈朱子家礼〉与死亡的儒学理解》），《〓〓〓〓〓〓》（《精神文化研究》），23—3
吾妻重二（2001）《宋代〓家廓〓祖先祭祀》（《宋代的家庙与祖先祭祀》），收入小南一雄编《中國〓禮制〓禮學》，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京都：朋友书店，p505—575
杨志刚（2001）森本亮介译《〈朱子家禮〉〓中國近世文化史〓〓〓〓位置》（《〈朱子家礼〉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中的地位》），《關西大學東西術研究所紀要》34，p81—88
细谷惠志（2001）《朱文公〈家禮〉〓真僞説〓〓〓〓〓》（《围绕朱文公〈家礼〉的真伪说》），《文學研究》16，圣德学园短期大学，p55—63
李丰楙（2001）《朱子〈家礼〉与闽台家礼》，杨儒宾编《朱子学的开展——东亚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p25—53
张东宇（2002）《〈朱子家禮〉成服章〓淵源〓〓〓〓〓——〈開元禮〉、〈書儀〉〓〓〓〓〓〓〓〓〓》（《对〈朱子家礼〉成服章渊源的考察——以比较〈开元礼〉、〈书仪〉为中心》），《东方学志》116
吾妻重二（2003）《朱熹〈家禮〉〓版本〓思想〓關〓〓實証的研究》（《关于朱熹〈家礼〉版本与思想的实证研究》），研究代表者：吾妻重二，平成12年度—14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299p
吾妻重二（2005a）《木主〓〓〓〓——朱子學〓〓》《木主考——到朱子学为止》），收入《福井文雅博士古稀紀念論集：〓〓〓文化〓思想〓儀禮》，东京：春秋社，p143—162
吾妻重二（2005b）《近世儒教〓祭祀儀禮〓木主、位牌——朱熹〈家禮〉〓一展開》（《近代儒教的祭祀仪礼与木主、牌位——朱熹〈家礼〉的展开》），收入吾妻重二主编，黄俊杰副主编《國際〓〓〓〓〓〓：東〓〓〓世界〓儒教》，东京：东方书店，p173—208
安国楼（2005）《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吕妙芬（2005）《颜元生命思想中的家礼实践与“家庭”的意涵》，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p143—196
张中秋（2005）《家礼与国法的关系和原理及其意义》，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p3—24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元代〓社會〓文化》（《元代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班《〈事林广记〉学校类（二）、家礼类（一）译注》，《東方學報》（京都）77，p146—158
7.《书仪》
那波利贞（1953）《中唐晚唐〓於〓〓接客辭儀類〓著書〓出現〓〓〓〓》（《关于中唐晚唐接客辞仪类著书的出现》），《東西學術研究所論叢》9，关西大学，p1—39
赵和平（1993）《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696p
周一良、赵和平（1995）《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40p
姜伯勤（1996）《敦煌艺术宗教与礼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27p
赵和平（1997）《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472p
伊藤美重子（2002）《敦煌〓吉凶書儀〓〓〓凶儀〓〓〓〓（《关于敦煌吉凶书仪中的凶仪》），《〓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紀要》55，p51—65
吴丽娱（2002）《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650p
吴丽娱（2006）《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时互动》，《敦煌吐鲁番研究》9
永田知之（2007）《唐代喪服儀禮〓一斑——書儀〓見〓〓“禫”〓〓〓〓〓》（《唐代丧服仪礼之一斑——围绕书仪中的“禫”》），《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创刊号，p91—118
8.《家礼》与宗族、宗法
牧野巽（1939）《宗祠〓〓〓發逹（上）》（《宗祠及其发展》上），《東方學報》（東京）9，后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2卷，东京：〓茶〓水書房，1980
清水盛光（1942）《支那家族〓造》（《支那家族的构造》），东京：岩波书店，582p
牧野巽（1948）《東洋〓族制〓朱子家禮》（《东洋的族制与朱子家礼》），《中國随筆》3，後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3卷，东京：〓茶〓水書房，1980
清水盛光（1949）《中國族産制度考》，东京：岩波书店，219p
牧野巽（1949）《司锡氏書儀〓大家族主羲〓文公家禮〓宗法主羲》（《司马氏书仪的大家族主义与文公家礼的宗法主义》），收入牧野《近世中國宗族研究》，东京：日光书院，後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3卷，东京：〓茶〓水書房，1980
樋口胜（1988）《宋代禮思想〓〓〓〓一形態——〈家禮〉〓現〓〓朱熹〓宗法制〓〓〓〓》（《宋代礼思想的一个形态——〈家礼〉中所见朱熹的宗法制》），《東洋哲學研究所紀要》4，p189—209
徐扬杰（1995）《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556p
佐佐木爱（1998）《毛奇龄〓〈朱子家禮〉批判——特〓宗法〓中心〓〓〓》（《毛奇龄的〈朱子家礼〉批判——尤以宗法为中心》），《上智史學》43，p59—86
常建华（1998）《宗族志》，《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88p
王善军（2000）《宋代家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96p
水口拓寿（2000）“大家族主莪”“宗法主義”？牧野巽氏〓中國親族組織論〓承〓〓》（《“大家族主义”对“宗法主义”？就牧野巽氏之中国亲族组织论而谈》），《中國哲學研究》14，东京大学，p1—32
井上彻（2000）《中國〓〓宗族〓國家〓制——宗法主羲〓視黠〓〓〓分析》（《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的礼制——由宗法主义视角的分析》），东京：研文出版，522p
佐佐木爱（2003）〈朱子家禮〉〓〓〓〓家族親族〓構造〓〓〓大〓〓〓〓〓〓》（《〈朱子家礼〉中家族亲族的构造及其规模》），《社會系列集》8，岛根大学，p1—16
吾妻重二（2005c）《近世宗族研究〓〓〓〓問題點——祠堂、始祖祭祀、大家族主羲》（《近世家族研究中的问题点——祠堂、始祖祭祀、大家族主义》），收入井上彻、远藤隆俊编《宋—明宗族〓研究》，东京：汲古书院，p107—131
佐佐木爱（2005）《宋代〓〓〓〓宗法論〓〓〓〓〓》（《关于宋代宗法论》），收入井上彻、远藤隆俊编《宋—明宗族〓研究》，东京：汲古书院，p133—155
9.《家礼》与民间信仰、道教
徐福全（1989）《台湾民间传统孝服制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798p
浅野春二（1994）《中國宗教文化〓〓〓〓道教的儀禮〓儒教的儀禮——現代臺灣〓事例〓〓》（《中国宗教文化中道教的仪礼与儒教的仪礼——从现代台湾的事例看》），《儀禮文化》20，东京：仪礼文化学会，p100—134
李丰楙（1996）《道教斋仪与丧祭礼俗复合的魂魄观》，收入李丰楙、朱荣贵主编《庙式、庙会与社区：道教、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p459—483
松本浩一（2001）《宋代〓葬儀：黄籙齋〓儒教〓葬禮》（《宋代的葬仪：黄箓斋与儒教的葬礼》），《图书馆情报大学研究报告》第20卷第1号，p43—72，后收入《宋代〓道教〓民間信仰》（《宋代的道教与民间信仰》），东京：汲古书院，2005
浅野春二（2005）《道教儀禮〓儒教的儀禮》（《道教仪礼与儒教的仪礼》），《臺灣〓〓〓〓道教儀禮〓研究》（《台湾道教仪礼研究》）第3章第1节，东京：笠间书院，p405—457
D.关于朝鲜·韩国
1.总论（仅列单行本）
若松实（1982）《朝鮮〓冠婚葬祭》（《朝鲜的冠婚葬祭》），高丽书林，373p
张哲秀（1984）《韓國傅統社會〓冠婚葬祭》（《韩国传统社会第一章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的冠婚葬祭》），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李范稷（1991）《韩国中世礼思想研究》，一潮阁
〓〓〓〓〓（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礼学〓礼论（1），〓〓〓〓〓，450p
〓〓〓〓〓（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礼学〓〓礼论（2），〓〓〓〓〓，542p
池斗焕（1994）《朝鲜前期仪礼研究》，〓〓〓〓〓〓（首尔大学校出版部）
李迎春（1994）《〓〓〓〓〓》（《茶礼与祭祀》），〓〓〓
奎章阁（1994—）奎章阁资料丛书仪轨篇：《宗教仪轨》《昭显世子嘉礼都监仪轨》《世祖国葬都监仪轨》等
高英津（1995）《朝鲜中期礼学思想史》，〓〓〓
黄元九（1995）《东亚史论考》，〓〓，436p
丁淳祐（1997）丁淳祐、池斗焕编《朝鲜时代仪礼资料集成》1—5，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2002）《朝鲜初期国家祭礼研究》，〓〓〓，267p
〓〓〓〓〓〓〓（朱子思想研究会）（2003）《〓〓〓〓〓〓〓〓〓〓》《朱子思想与朝鲜的儒者》），〓〓，293p
〓〓〓（2005）《〓〓〓〓〓〓仪轨——〓〓〓〓〓〓〓〓（《朝鲜王朝的仪轨——国家仪礼及其记录》），〓〓〓，995p
彭林（2005）《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05p
2.译注
〓〓〓〓〓〓〓〓〓（韩国古典仪礼研究会）（2006）《异〓〓〓〓士仪》（《国译士的士仪》）1—5，〓〓〓〓〓〓〓（图书出版宝库社）
3.《家礼》
稻叶岩吉（1936）《麗末鮮初〓〓〓〓家禮傅來及〓其意羲》（《丽末鲜初家礼传来及其意义》），《青丘學》23，p1—22
金斗宪（1936）《朝鮮禮俗〓研究（一）——冠婚喪祭〓主〓〓〓》（《朝鲜礼俗研究（一）——以冠婚丧祭为主》），《青丘學叢》24，p1—63
金斗宪（1937）《朝鮮禮俗〓研究（二）——冠婚喪祭〓主〓〓〓》（《朝鲜礼俗研究（二）——以冠婚丧祭为主》），《青丘學叢》27，p31—107
黄元九（1963）《李朝礼学〓形成过程》（《李朝礼学的形成过程》），《东方学志》6
李乙浩（1967）《礼概念〓变迁过程——〓〓茶山礼论〓〓〓〓〓》（《礼概念的变迁过程——茶山礼论的立场》），《〓〓〓〓〓〓》（《大东文化研究》）4，p181—197。*〓〓〓〓〓（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金泰永（1973）《朝鲜初期祀典〓成立〓〓〓〓——国家意识〓变迁〓中心〓〓》（《朝鲜初期祀典的成立——以国家意识的变迁为中心》），《历史学报》58，p105—135。*〓〓〓〓〓（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张哲秀（1974）《中国仪礼〓韩国仪礼生活〓〓〓影响——〈朱子家礼〉〓〈四礼便览〉〓丧礼〓中心〓〓》（《中国仪礼对韩国仪礼生活的影响——以〈朱子家礼〉与〈四礼便览〉的丧礼为中心》），《文化人类学》6，p67—83
韩笙劤（1976）《朝鲜王朝初期〓〓〓〓〓儒教理念〓实践〓信仰、宗教——祀祭问题〓中心〓〓》（《朝鲜王朝初期儒教理念的实践与信仰、宗教——以祀祭问题为中心》），《韩国史论》3，p147—228。*〓〓〓〓〓（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黄元九（1981）《朱子家礼〓形成过程》（《朱子家礼的形成过程》），《人文科学》45
〓〓〓（1982）《朝鲜时代两班伦理〓对〓批判的考察》（《对朝鲜时代两班伦理的批判性考察》），《〓〓〓〓〓〓》15，p38—49。*〓〓〓〓〓（《精神文化研究》）（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池斗焕（1982）《朝鲜初期朱子家礼〓理解過程：國喪儀禮〓〓〓〓〓》（《朝鲜初期对朱子家礼的理解过程：以国丧仪礼为中心》），《韩国史论》8，p63—93。*〓〓〓〓〓（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李吉（1983）《家禮通〓〓韓國人〓意識構造研究》（《通过〈家礼〉看韩国人的意识构造》），《诚信女子师范大学研究论文集》17；18，p225—325；p161—225
尹丝淳（1983）《朝鲜期礼思想〓研究——性理学〓〓〓〓〓〓〓〓〓》（《朝鲜期礼思想研究——以与性理学的关系为中心》），《东洋学》13，p219—233。*〓〓〓〓〓（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崔凤永（1984）《朝鲜时代〓〓〓〓类型〓行为类型——家庙、文庙、宗庙〓分析〓〓〓〓》（《朝鲜时代士大夫的类型与行为类型——通过家庙、文庙、宗庙的分析》），《〓〓〓〓〓》（《精神文化研究》）21，p171—188。*〓〓〓（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李范稷（1984）《高丽时期〓五礼——朝鲜初期五礼成立〓〓》（《高丽时期的五礼——朝鲜初期五礼的成立背景》），《历史教育》35
卢仁淑（1986）《文公家礼研究》，《儒教思想研究》1，儒教学会
李范稷（1986）《朝鲜初期〓礼学》（《朝鲜初期的礼学》），《历史教育》40
韩宽一（1988）《朝鲜前期〈小学〉教育〓关〓研究》（《关于朝鲜前期〈小学〉教育的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p123—141。*〓〓〓（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高英津（1988）《15、16世纪朱子家礼〓施行〓〓意义》（《15、16世纪朱子家礼的施行及其意义》），《韩国史论》21，p73—174。*〓〓〓〓〓（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李范稷（1990）《朝鲜前期〓五礼〓家礼》（《朝鲜前期的〈五礼〉与〈家礼〉》），《〓〓〓〓〓〓》（《韩国史研究》）71，p31—62。*〓〓〓〓〓（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朴连镐（1990）《朝鲜中期童蒙教育课程〓变化》（《朝鲜中期童蒙教育课程的变化》），《教育史学研究》23，p47—64
裴相贤（1991）《〈朱子家礼〉〓〓朝鲜〓〓〓行用过程》（《〈朱子家礼〉及其在朝鲜的行用过程，《〓〓〓〓》（《东方学志》）70，p223—254
李迎春（1991）《实学者〓〓〓礼学思想：星湖〓茶山〓〓〓〓〓》（《实学者的礼学思想：以星湖与茶山为中心》），《〓〓〓〓〓〓〓〓〓〓〓〓〓〓〓〓〓〓〓〓〓》（《〓〓〓教授花甲纪念论丛：韩国独立运动史的认识》），〓〓〓〓〓〓〓〓〓〓〓〓〓〓〓〓（〓〓〓教授花甲纪念论丛刊行委员会），p101—122
古田博司（1991）《朝鮮儒家〓葬禮〓死後觀——〈文公家禮〉〓〓〓廬墓古俗〓變巽》（《朝鲜儒家的葬礼与死后观——〈文公家礼〉庐墓古俗的变异》），《思想》808，东京：岩波书店，p96—113
高英津（1991）《16〓〓〓四礼书〓〓〓〓礼学〓〓〓》（《16世纪末四礼书的成立与礼学的发展》），《韩国文化》12，p445—509。*〓〓〓〓（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高英津（1991）《16〓〓〓〓丧祭礼书〓发展〓〓意义》（《16世纪后期丧祭礼书的发展及其意义》），《奎章阁》14，p29—62。*〓〓〓〓〓（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裴相贤（1992）《尤庵宋时烈〓〓礼学考》（《尤庵、宋时烈的礼学考》），《〓〓〓〓〓〓〓〓》（《尤庵思想研究论丛》），〓〓〓〓（斯文学会），p11—90
〓〓〓（1992）《〓〓〓礼书〓〓〓〓〓〓〓〓〓〓〓〓〓〓〓〓〓》（《朝鲜时代礼书中出现的有关建筑图的解释研究》），《〓〓〓〓〓〓》《建筑历史研究》2，p52—67
李承妍（1992）《〓〓〓〓〓〓『〓〓〓〓』〓“〓〓”〓〓〓“〓〓”〓〓〓》（《朝鲜朝〈朱子家礼〉的“绝对性”与其“变容”的逻辑》），《韩国〓哲学》20，庆北大学校退溪研究所，p155—181
古田博司（1992）《朝鲜王朝前期葬喪禮教化政策》，《史學》62—1·2，庆应大学，p93—129
〓〓〓（1993）《高麗後期朱子學受容〓朱子書普及》（《高丽后期朱子学的受容与朱子书的普及》），《〓〓〓〓》（《东方学志》）77、78、79〓〓（合辑），〓〓〓〓〓〓〓（延世大国学研究院），p189—222
裴相贤（1993）《朝鲜朝礼学〓成立〓展开：湖学派〓岭南学派〓〓〓〓〓》（《朝鲜朝礼学的成立与展开：畿湖学派与岭南学派为中心》），《〓〓〓〓〓〓〓〓〓〓〓〓〓〓〓〓》（《素轩南道永博士古稀纪念：历史学论丛》），〓〓〓〓〓（民族文化社），p499—514
卢仁淑（1993）《星湖李瀷〓〈家礼疾书〉考——礼学〓〓〓〓〓〓〓〓〓〓〓一考察》（《星湖李瀷的〈家礼疾书〉考——对礼学的社会作用及其机能的一项考察》），《〓〓〓〓〓》（《人文学研究》）20，p3—14
赵骏河等（1993）《传统礼学〓本质〓现代的价值〓〓〓〓〓》（《对传统礼学的本质与现代价值的研究》），《东洋哲学研究》14，《故玄潭柳正东教授10周忌追慕特辑》，p9—150
尹丝淳（1993）《性理学〓礼》（《性理学与礼》），《韩国思想史学》4、5
李承妍（1994）《朝鮮〓〓〓〓〈朱子家禮〉〓受容〓〓〓展開過程——金長生〓〈家禮辑覧〉〓中心〓》（《朝鲜〈朱子家礼〉的受容及其展开过程——以金长生〈家礼辑览〉为中心》），《朝鮮學報》153，p75—122
〓〓·〓〓〓〓（1994）《16〓〓〓〓〓〓班家〓〓〓〓〓〓〓》（《16世纪前后班家的形式变化与家礼》），《〓〓〓〓〓》（《建筑历史研究》）4，p50—65
张哲秀（1994）《朱子〈家礼〉〓〓〓〓祠堂〓构造〓〓〓〓〓》（《朱子〈家礼〉中出现的有关祠堂构造的研究》），《韩国〓社会〓文化》（《韩国的社会与文化》）22，p299—349
〓〓〓（1996）《〓〈朱子家礼〉〓〓〓〓提言——〓〓〓〓〓〓〓〓〓》（《对朝鲜朝〈朱子家礼〉研究的提言——以朱子礼论为中心》），《韩国哲学》24
李承妍（1998）《朝鮮〓〓〓〓〈朱子家禮〉〓受容〓〓〓展開過程Ⅱ——〈南溪集〉〓中心〓》（《朝鲜〈朱子家礼〉的受容及其展开过程Ⅱ——以〈南溪集〉为中心》），《朝鮮學報》167，p69—108
李迎春（1998）《茶山〓禮學〓服制禮説》（《茶山的礼学与服制礼说》），《朝鲜时代史学报》5，p176—223
李范稷（1998）《圃隐〓朱子家礼》（《圃隐与朱子家礼》），《〓〓〓〓〓〓》（《人文科学论丛》）30，p157—177
〓〓〓（1998）《家礼〓〓〓〓〓〓〓〓〓》（《家礼的传入与研究及其实践》），《中韩人文科学研究》2
郑景姬（1998）《〈朱子家礼〉〓〓〓〈家礼〉》（《〈朱子家礼〉的形成与〈家礼》》），《韩国史论》39
李迎春（1999）《星湖〓礼学〓己亥服制礼论》（《星湖的礼学与己亥服制礼论》），《韩国史研究》105，p115—149
。〓〓（1999）《〓〓〓〓〓〈朱子家礼〉》（《被重读的〈朱子家礼〉》），《东洋礼学》3
〓〓〓（2000）《〓个〓家〓：〈〓〓〓〓朱子家礼〉〓〓〓〓〓〓〓〓》（《个与家：以〈朱子家礼〉的出现为中心》），《东洋社会思想》3
卢仁淑（2000）《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p
宋熹准（2000）《18〓〓永川地域〓〓〈家礼〉注释书〓〓〓〓》（《关于18世纪永川地域的〈家礼〉注释书》），《韩国哲学》28，庆北大学校退溪研究所，p249—276
〓〓〓（2000）《瓶窝李衡祥〓〓〓》（《瓶窝李衡祥之思想》），《耽罗巡历图研究会论丛》（《耽罗巡历图研究会论丛》），p458—473
〓〓〓（2000）《朱子家礼〓〓〓〓〓朝鲜〓〓礼治》（《通过〈朱子家礼〉所见的朝鲜礼治》），《〓〓〓〓〓〓〓〓》（《精神文化研究通卷》）80，p41—68
〓〓〓（2000）《朱子〓〈家礼〉〓〓〓〓祠堂〓机能（1）——通礼〓〓〓〓〓》（《朱子〈家礼〉出现的祠堂功能（1）——以〈通礼〉为中心》），《〓〓〓〓〓》（《历史民俗学》）10，p113—146
〓〓〓（2000）《顺庵安福〓儒教观〓经学思想》（《顺庵安鼎福的儒教观与经学思想》），《韩国实学研究》2，p55—90
〓〓〓（2001）《〓〓〓〓〓〓祭礼，〓〓〓〓〓〓〓》（《现代社会的祭礼，问题何在？》），《〓〓〓〓〓》（《历史民俗学》）12，〓〓〓〓〓〓〓〓〓〓（〓〓〓先生追慕特辑号），p61—80
〓〓〓（2001）《〓〓〓〓朱子家礼〓〓〓〓祭祀承继〓〓》（《朝鲜前期朱子家礼的容受与祭祀承继观念》），《〓〓〓〓〓》（《历史民俗学》）12，〓〓〓〓〓〓〓〓（〓〓〓先生追慕特辑号），p177—198
〓〓〓（2001）《〓〓〓（神主考）》，《〓〓〓〓〓〓》（《生活文物研究》）2，〓〓〓〓〓〓〓（国立民俗博物馆），p62—93
Deuchler（2002）MartinaDeuchler，“ThePracticeofConfucianism：RitualandOrderinChosonDynastyKorea”，inRethinkingConfucianism：PastandPresentinChina，Japan，Korea，andVietnam，EditedbyBenjaminAElmanetal.，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2003）《〓〓〓〓〓〓〓〓〓〓〓〓〓〓〓〓〓〓〓〓——〓〓〓〓〓〓〓〓》（《朝鲜中期以后家礼书与班家中行礼空间的比较研究——以丧祭礼为中心》），《民俗学研究》12，p37—80
刘权钟（2004）《近代岭南礼制〓事例〓〓特征——〈家礼补阙〉〓〓〓〓〓》（《近代岭南礼制的事例及其特征——以〈家礼补阙〉为中心》），《韩国思想史学》23，p379—410
〓〓〓（2004）《冠婚丧祭〓传统〓〓——東亚细亚儒教文化〓周边文化論〓適实性》（《营造冠婚丧祭的传统氛围——东亚细亚儒教文化舆周边文化论的适实性》），《〓〓〓〓〓》（《历史民俗学》）19，p53—78
韩基宗（2005）《从法制的观点浅谈韩国传统社会的家礼》，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台大出版中心，p321—330
高英津（2005）《朝鲜时代的国法与家礼》，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台大出版中心，p401—425
南美惠（2006）《17世纪士大夫家训〓〓〓家礼〓〓——草庐李惟泰（1607—1684）〓庭训〓〓〓〓〓》（《通过17世纪士大夫家训看家礼意识——以草庐李惟泰（1607—1684）的庭训为中心》），高明士编《东洋古典研究》24，p223—255
〓〓（2006）《16〓〓〈〓〓〉〓〓5〓〓〓〓〓〓〓〓〓〓〓〓〓〓〓〓〓〓〓〓〓〓》（《16世纪〈朱子家礼〉讨论的展开与特性——对吸收家礼文化之研究的预备性考察》），《〓〓〓〓》（《精神文化研究》）29—2（〓〓103〓），p5—33
〓〓〓（2006）《〈〓〓〓〓〉〓〓〓〓〓〓〓〓〓〓〓〓〓〓〓》（《〈朱子家礼〉与朝鲜中期祭礼文化——终结与排斥的政治学》），《〓〓《精神文化研究》）29—2（〓103〓），p35—65
〓〓〓（2006）《17〓〓〓〓〓〓〈〓〓〓〓〉〓〓〓〓〓〓〓〓〓〓〓〓〓〓——〓〓〓〓〓〓〓〓〓〓〓〓》（《17世纪士大夫对〈朱子家礼〉的认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以尤庵、宋时烈为中心》），《〓〓〓〓〓〓》（《精神文化研究》）29—2（〓103〓），p99—124
〓〓〓（2006）《〓〓〓〓〓〓〓〓17〓〓〓〓〓〓〓〓〓〓〓〓〓〓》（《朱子家礼的容受与17世纪婚礼——以亲迎礼为中心》），《东洋古典研究》25，p261—292
4.《家礼》与家族
李光奎（1978）《韩国亲族体系〓〓〓中国〓影响》（《对韩国亲族体系的中国影响》），《〓〓〓〓〓》（《人类学论辑》）4，p97—137
郑东镐（1979）《丽末鲜初〓家族法规范——宗法制〓继受〓〓〓〓〓》（《丽末鲜初的家族法规范——与宗法制的承继相关联》），《〓〓〓〓〓》（《民族文化》）5，p43—73
金斗宪（1980）《韩国家族制度研究》，〓〓（首尔）大学校出版部，673p
〓〓〓（1990）《〓〓〓〓士大夫禮〓〓〓〓〓：〈家礼〉〓宗子法〓〓〓〓〓》（《朝鲜前期士大夫礼的变化样相：以〈家礼〉和宗子法为中心》），《〓〓〓〓》（《清溪史学》）7，p171—222。*〓〓〓〓〓（1993a）《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4所收
5.李混（退溪）与《家礼》
周何（1978）《李退溪〓礼学》（《李退溪的礼学》），《退溪学报》19，p285—305
周何（1984）《李退溪对文公家礼之运用》，《退溪学报》42，p23—34
鄭景嬉（2000）《16〓〓〓〓士林〓禮學——李滉〓禮學〓〓〓〓〓》（《16世纪中叶士林的礼学——以李滉的礼学为中心》），《韩国史研究》110，p119—148
6.金长生与《家礼》
柳承国（1979）《沙溪金长生〓礼学〓〓研究》（《关于沙溪金长生礼学的研究》），《〓〓〓〓〓〓〓〓〓（（《〓〓〓花甲纪念论集》），p49—59。*〓〓〓〓〓（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张世浩（1981）《金长生〓礼说〓〓〓研究》（《对金长生礼说的研究》），《〓〓〓〓〓〓》（《大学院论文集》），〓〓（高大）
李文周（1983）《沙溪礼说〓特质》（《沙溪礼说的特质》），《首善论集》8，〓〓（成大），p21—39。*〓〓〓〓〓（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卢仁淑（1989）《沙溪礼学考——家礼辑览〓丧礼备要〓〓〓〓〓》（《沙溪礼学考——以家礼辑览和丧礼备要为中心》），《中大论文集》32，人文科学篇，p377—391。*〓〓〓〓（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韩基范（1989）《沙溪金长生〓生涯〓礼学思想》（《沙溪金长生的生涯与礼学思想》），《〓〓〓〓》（《百济研究》）20，p173—210。*〓〓〓〓〓（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鄭玉子（1990）《17〓〓〓〓禮書〓〓〓〓〓〓：金长生〓〓〓〓〓》（《17世纪前期礼书的成立过程：以金长生为中心》），《〓〓》（《韩国文化》）11，p407—448
李迎春（1991）《沙溪礼学〓国家典礼》（《沙溪礼学与国家典礼》），《沙溪思想研究》所收，沙溪慎独斋两先生纪念事业会编
裴相贤（1991）《沙溪金长生〓礼学思想考》（《沙溪金长生的礼学思想考》），收入《沙溪思想研究》，沙溪慎独斋两先生纪念事业会编。*〓〓〓〓〓（1993b）《韩国儒学思想论文选集》25所收
郑玉子（1991）《沙溪金长生〓礼论》（《沙溪金长生的礼论》），《朝鲜后期知性史》所收，一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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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
前言
在考察以往东亚地域的文化现象之际，我们无法忽略儒教所起的作用。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积累了很多关于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各个地域儒教的研究成果。
然而，历来的研究都不太重视儒教的“仪礼”。所谓仪礼，姑且可这样定义；使人类的内在情感得以秩序化，通过行为展示（performance）使其向外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仪礼是儒教之为儒教的要素之一，同时仪礼之有无也被视作区分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文化指标。但是，将仪礼理解为形而下的行为展示（performance）而被排除在形而上/哲学的思辨范畴之外，则是很常见的情况，其结果是，虽然有大量的儒教思想研究，却无法抹去这样一种印象：对整个儒教史的全貌仍未充分阐明。
在中国古代，儒教仪礼可以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包含各个方面：神格、灵魂的祭祀，死者的葬礼以及服丧礼，交际、宾客、祝贺之礼，军事游行等军礼，即位仪礼、冠礼、婚礼。从国家、官僚、社会到宗族、家庭、个人，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会有仪礼的表现。另外，在展开儒教仪礼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由近世朱子学之普及而得到关注的朱熹《家礼》。《家礼》是以个人层面为中心的仪礼之书籍，讲述“冠婚丧祭”之仪礼。《家礼》作为“应该如何度过人生中重大之节日”这一与每个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仪礼指导手册，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地规范着东亚地域人们的生活，并对其文化的一部分起着型构的作用。1
本文主要围绕近世日本的儒教仪礼的展开进行讨论。日本的近世时期，即江户时代，儒教仪礼有怎样的讨论，又是怎样实践的？关于这一问题，迄今还没有详细的探讨，今后有必要积累个别的研究成果。本文作为一项基础研究，主要通过文献，尝试对于江户时代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以及《家礼》的接受状况之图像作一描画。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随时参照《国书总目录（补订版）》（东京：岩波书店，1989—1991年）、《古典籍综合目录》（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以及长泽规矩也监修、长泽孝三编《汉文学者总览》（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另外，在此列举的是仅限于可以确认现存的有关仪礼的各种文献。
一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三礼
江户时代是儒教作为知识人的教养而得以普及的时代，以《论语》《孟子》等“四书”为中心，经书被广泛阅读，也有大量的相关论著，然而特别涉及仪礼方面，则其著述相当有限。
日本关于儒教经典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战前寺田望南所撰的《大日本经解目录》可以作为一个大致的基准。寺田是明治、大正时期屈指可数的藏书家，也是援助静嘉堂收购丽宋楼藏书的人物。2这部《目录》（抄本）笔者尚未有目睹的机会，但是内野台岭的论文《关于日本经解》就寺田的目录做了详细介绍，3根据内野论文，以江户时代为中心，有关经学的著述数目大致如下：
周易 338部
尚书 124部
诗 90部
礼（礼记） 37部，周礼22部，仪礼15部
春秋 108部
孝经 116部
诸经总类 64部
四书总类 211部
虽然这个目录中所列数据并不都是根据原件而作，也有从汉学家们的著述目录记载或传记中照搬摘录的，但这个目录应该可以提供我们一个线索。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有关三礼的著述明显少于其他的经书：《礼记》有37部，《周礼》有22部，至于《仪礼》却只有15部。这种状况与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洋图书刊行会，1922—1926年）所收录的为数极多的有关“四书”的著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战前林泰辅所做的调查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4
本来，有关三礼的书籍，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有出版。宽永十三年（1636）出版的《仪礼》和《周礼》的加点、合刻本可能是三礼文献最早的和刻本，其后，《仪礼》有宝历十三年（1763）、宽政八年（1796）以后的刊本等等，《周礼》也有宽延二年（1749）、文化六年（1809）等数次刊印。
另一方面，关于《礼记》的和刻本，庆安五年（1652）由藤原惺窝所校的《礼记集说》是最早的和刻本。《礼记集说》有元代陈澔的注解，作为所谓的“新注”之一在中国得到广泛阅读，其后该书又数次刊印。与此相对，《礼记》古注本的和刻本却相当晚，宽延二年（1749）加岛矩直的加点本是其滥。就《礼记》来说，到江户时代中期为止，陈澔的新注本比郑玄的古注本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大戴礼记》的和刻本，浅见絅斋所训点的版本于元禄六年（1693）刊行后数次刊印，北宋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通志堂经解本），由菊地南阳加点，于宝历十一年（1761）单行刊刻，此本后来也有数次刊印。
此外，堪称古礼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早在宽文二年（1662）就出版了由野中兼山及山崎闇斋所加的训点本。其续编亦即黄榦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则在天明二年（1782）出版。5
这样，有关三礼的基本典籍在宽文年间亦即17世纪后半期，几乎已全部出版了和刻本，研究条件已基本齐备。江户初期以来，与其他经书一样，提供了附有训点的文本，在知识人中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阅读。不过，尽管如此，由国人（校者按，指日本人）撰写的有关仪礼的著述绝不可谓多矣。
首先，就《仪礼》研究而言，整个江户时代，由国人所做的《仪礼》全文的注释似乎连一本也没有，除了后面将提及的蘐园学派及江户后期的猪饲敬所等人以外，也几乎没有值得一看的研究。即便是《周礼》，其全文注释本也要等到生活在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安井息轩所著的《周礼补疏》12卷（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等藏，抄本）才终于出现，而有关《周礼》的个别研究，如后所述，只有蘐园学派的著作才略放异彩。
另一方面，同《仪礼》《周礼》的相关著作寥寥无几相比，有关《礼记》的著述则有少量存在，以下是主要的几部：
●林鹅峰《礼记私考》11卷（抄本，内阁文库藏）
●中村惕斋《笔记礼记集说》15卷15册（安政四年[1857]刊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穗积能改斋《礼记国字解》16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尾田玄古（马场信武）《礼记图解》4卷（享保元年[1717]刊本，筑波大学图书馆等藏）
●皆川淇园《礼记绎解》5卷（自笔稿本，京都大学清家文库藏）
●皆川淇园《礼记注解》10卷（抄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
●中井履轩《礼记雕题略》5卷、补遗1卷、补遗脱漏1卷（抄本，《七经雕题略》内，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等藏，另有纪府聚星堂的活字版）
●冢田大峰《礼记赘说》4册（抄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龟井昭阳《礼记抄说》14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山县太华《礼记备考》5卷（自笔稿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礼记》的研究可以说比《仪礼》《周礼》多一些，但这些著作基本都是抄本，其普及程度非常有限。当然，由于《礼记》的《大学篇》和《中庸篇》被选入“四书”而另行刊刻的缘故，其相关著作有很多，但就《礼记》整体而言，其研究还是属“不太流行”的领域，这与《仪礼》《周礼》的场合相差无几。
由此看来，历来认为日本的仪礼研究不很活跃的前人之说再次得到了确认。关于此前研究者的见解，如影山诚一指出：
（在江户时代）仪礼的讲学寥寥无几的原因，一是因为难解，或许是由于与直接的生活少有关联的缘故。（《仪礼通义》第1册，页54，油印本，1959年）
原田种成也指出《周礼》及《仪礼》的注释迹近全无。他说：
江户时代以来关于五经的著作有很多，但就三礼特别是《周礼》和《仪礼》而言，即便说毫不存在亦不为过。（本田二郎《周礼通释》序，秀英出版，1977年）
关于《礼记》，战前桂湖村在《汉籍国字解全书》的《礼记》叙说中指出：
及至德川时代，随着朱子学的普及，一般情况是读《礼记》者必看《集说》，若有余力则看《正义》，但学者研究《礼记》则很少，仅有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等人而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7年，页13）这是说，人们大多参照陈澔的《礼记集说》，而《礼记》的研究者则不多。该书“解题”（作者或是牧野谦次郎）亦云：
（《礼记》）卷帙浩瀚而又字句艰涩、典故繁杂，故上古以来，学者皆苦于解诂。因此我国学者中尚未有用日语解释《礼记》者，此诚为千古之憾事。本大学（即早稻田大学）有见于此，嘱桂教授以日语解之……
应该说，这些见解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对于桂湖村作为《礼记》的研究者所列的“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这份名单则有必要保留意见。因为他们关于《礼记》的著述只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不少著述仅见于传记及著述目录中，很难确定是否实际成书。此外，《汉籍国字解全书》“解题”指出在此之前日本尚未有尝试用日语解释《礼记》的人，这一点也应该订正。因为上文提到的穗积能改斋的《礼记国字解》就是一个宝贵的尝试。穗积能改斋是伊藤东涯的门人。6
这样的儒教仪礼的研究状况当然与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相关。换句话说，也就是儒教是否在日本扎根的问题。对此问题，现在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见解比较通行。第一种是津田左右吉的看法。津田认为：
在实践中才有意义的礼，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为日本人所知。（《〓〓思想〓日本》，岩波文库，1938年，页41）
津田还指出：
儒教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作为思想，而被学习和讲习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也不会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儒教中对人们的生活给予具体规范的是礼，但日本人决不学习儒教的礼，也不把礼运用到生活中去，这是最好的证明。（同上书，页161）
在津田看来，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儒教思想本身在日本也没有得以渗透。中国的章炳麟指出，由于在日本没有研治仪礼的人，所以日本的儒教只不过是散漫驳杂的东西而已。7可以说，这也与津田的见解是一致的。
第二种是尾藤正英的见解。尾藤认为：
不仅限于（中江）藤树，一般来说，在近世日本，儒学的接受不在礼法上，而只在精神方面上。也就是说，只是作为心的教导而被接受，正因如此，儒学变成了谁都可以学的……对于礼法的重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都是非常严格的。在日本的场合，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一点乃是日本普及儒学的特色。（《日本文化〓歷史》，岩波新书，2000年，页169）
这是说，在日本，儒教的“仪礼”没有扎根，而儒教“思想”却得以扎根和普及。从最近的研究状况来看，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尾藤的见解应是较为稳妥的。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另当别论，可是两者的看法在儒教仪礼最终未被日本所接受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这一理解从上面看到的日本仪礼研究文献并不太多这一情况来看也确有一定道理，但仍然留有疑问。
第一、就儒教的本质在于“思想”与“仪礼”的结合这一观点来说，将仪礼完全去除，则儒教之接受成为可能吗？“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在日本儒教的场合，究竟何以成为可能呢？
第二、关于日本的儒教仪礼的研究和实践，至今尚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与思想方面的研究相比，儒教仪礼的研究在整体上确实是很贫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儒教仪礼不存在或者可以对此采取无视的态度。在日本，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儒教仪礼到底是被如何论述的呢？上面所举的有关《礼记》的著述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应该注意的事项？
二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蘐园学派、猪饲敬所等
（一）蘐园学派
在日本的儒教仪礼研究中大放异彩的是由荻生徂徕（1666—1728）开创的“蘐园学派”。
众所周知，将“礼学刑政”视作儒教之本质的徂徕致力于阐明中国古礼，他留下了《葬礼略》《祠堂式及通礼微考》等相关著作（详见后述），继承并发展了徂徕礼学的则是他的门人，特别是以服部南郭（1683—1759）为中心的三礼文献的“会读”值得注目。所谓“会读”就是由许多参加者开展的共同研究，南郭的弟子汤浅常山在《文会杂记》中对其情况有如下转述（校者按，下列文字原文均为日语）：
（1）《仪礼》，应作木偶而使之进退便可了解，此为南郭之说。此与鄙见符同。又，在紫芝园开《周礼》之会时，初有三十人参加，而后仅君修（即松崎观山）与一二人，读完全部《周礼》。（《文会杂记》卷1上）
（2）《仪礼》古人亦觉难读。因需有专门之技，故难矣。若在阶等上面置少许木形，将壶等视为樽等礼器，象棋之棋子当作人形而使其揖让、下拜时，将象棋棋子伏下，如此即能解读仪礼。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问。（同上书，卷1上）
（3）《仪礼》会读之时发现，朱子《经传通解》纠正《注疏》之误甚多。朱子学问甚为可靠。南郭曾云：即使不甚有用之礼，朱子都加以阐明，及至细节。（同上书，卷2上）
（4）南郭之处有《仪礼》之会。据传连《注疏》都详加吟味。此是别处绝无之事，听说近来此会已开……某以为解读《仪礼》诚是屠龙之技，然若有好古之癖，持之以恒，则可通读三礼。又，贾公彦疏等错谬甚多，可用朱子《经传通解》解读之。朱子学问坚实无比，非后世理学家所能企及。（同上书，卷2下）
（5）先生云：“《仪礼》《周礼》，会读结束。今又会读《礼记》一半。吾从某诸侯借来朝鲜本《仪礼图解》而会读之，以为进退周旋甚难的韩退之亦嫌恶之《仪礼》，也已大致了解。《仪礼图解》甚好。又，朱子《经传通解》亦觉甚佳。”（同上书，卷2下）
由这些记载可见，南郭门下对《仪礼》《周礼》及《礼记》等经书持续地进行“会读”〔（1）（3）（4）（5）〕；他们用“木偶”“木形”向人展示，并摆弄器物，然后实际地再现仪礼的“进退周旋”〔（1）（2）〕；郑玄注、贾公彦疏自不用说，他们还有效地利用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朝鲜本《仪礼图解》来解读仪礼文献〔（3）（4）（5）〕。南郭等人从“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间”的立场出发，“咀嚼”“解读”《仪礼》，共同进行严密的探讨。
关于最后一条所说的朝鲜版《仪礼图解》，南郭的弟子村松芦溪令其子村松之安撰写的《新定仪礼图》自序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8
吾公（村松芦溪）好学，尤尚三礼，每曰：礼为政之本，不可不读。尝讲仪礼，尊俎、豆笾之陈，揖让、进退之节，其处有所不明，令臣安撰图解。因忆昔先人从服叟（即服部南郭）于赤羽之日，叟语曰：“有《仪礼图》者，宇子迪尝携来，嘉靖重刊之朝鲜国本也。”
这里提到的“宇子迪”即徂徕门人宇佐见灊水（1701—1776），他作为王弼注《老子》的校订者而闻名。将上述文字合起来看，可知灊水从某大名处借来了嘉靖年间朝鲜版的《仪礼图解》提供给了“会读”。此书从时期来看，是指南宋杨复的《仪礼图》17卷，其朝鲜本应是指嘉靖十五年（1536）吕柟序的版本。9不仅如此，南郭还亲自抄写了杨复的《仪礼图》，该抄本现由早稻田大学的服部文库收藏。10
除此之外，服部文库还保存有南郭用纸作的“深衣”模型，做工极为精巧细致。11不用说，深衣是中国古代士人正式的日常服装，见于《礼记·深衣篇》等记载，《家礼》的《深衣制度篇》也有所论述。
由上可见，以徂徕、南郭为中心而展开的有关儒教仪礼的严密研究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而且，从蘐园学派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例如：
村松之安《新定仪礼图》2卷（天明八年[1788]序刊，筑波大学藏）
此书在上面已经提到。村松之安的父亲芦溪（1715—1787）是越后人，师事服部南郭，后成为高田藩儒。由“礼为政之本，不可不读”这一立场出发而重视三礼之学的芦溪，为了阐明《仪礼》的“尊俎、豆笾之陈，揖让、进退之节”，而令之安撰述图解。之安曾从芦溪那里听说过朝鲜本《仪礼图解》亦即杨复《仪礼图》的存在，他虽多方寻找，而最终未果，于是便自己撰述此书。关于此事，在该书的自序中，紧接前面的引文有下面这段话：
愿一观之（即杨复《仪礼图》），虽搜防甚勤，卒不能得。乃不自量，稍稍图之。公（即芦溪）曰：“镌而藏之。”于是重为删定，以授剞劂氏。
关于该书，池田末利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虽然比不上清代张惠言的《仪礼图》，但在当时除了郑注、贾疏之外没有其他文献可供参照的情况下，实在是辛劳之作。12其《考工记图解》则是对《周礼·考工记》的注解，主要参照郑注，并旁引疏及明清诸儒之说而加以考证，实是劳苦之作。
村松之安、上野海门、井口兰雪、大竹麻谷、川合春川等人的名字现在几乎不被人所知。但是，他们的著作在当时三礼研究非常少见的情况下，作为个案研究，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二）猪饲敬所、朝川善庵
江户时代重要的儒教仪礼研究者，除了蘐园学派系统的人以外，还可以列举猪饲敬所和朝川善庵。不用说，他们与狩谷掖斋、松崎慊堂并列，是江户时代后期重要考证学家的代表。13
猪饲敬所（1761—1845）是近江人，津藩的儒者。他以坚实精确的学风而闻名，主要在文化、文政时代撰写了许多著作。以下列举的是儒教仪礼方面的重要著作。
《读礼肆考》4卷2册（弘化二年[1845]序，刊本，内阁文库、关西大学长泽文库等藏）
此书是模仿武英殿袖珍版的木活字版，由津藩有造馆出版的所谓“藩版”。该书由《深衣考》《凶服考》《寝庙堂室考》《周量考》四个部分组成，并配有图解。《深衣考》和《凶服考》对深衣及丧服的尺寸、制作法进行了考证；《寝庙堂室考》对于中国古代房屋的构造及房屋内各部分的名称，即堂、室、房、户、奥、屋漏、中溜、荣、坫等进行了扎实的论证；《周量考》论述了由周至汉的计量单位。关于该书的特色，斋藤正谦（拙堂）指出：
六经之末疏汗牛充栋，独《仪礼》为朴学，人不甚喜读。是以汉唐以降，至于宋元，除郑注、贾疏，仅有朱文公通解（即《仪礼经传通解》）、敖继公集说（即《仪礼集说》）等数部而已。至于本邦，寥寥无闻。敬所猪饲先生，经术精深，壮岁研覃礼经，辨注疏之谬，又取其中四项事为之图说。一曰深衣，二曰凶服，三曰寝庙堂室、四曰周量。各一卷，合而名之曰《读礼肆考》。且其精确乃西人（即中国人）之所罕见，况本邦人乎！（《读礼肆考》序）
的确，该书所展开的考证之精密即使在今日也有充分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江户时代的儒教仪礼研究由此达到了一个高峰。14
此外，敬所还有以下相关著作现存于世：
《仪礼义疏评》2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仪礼礼节改正图》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仪礼郑注补正》1册（抄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仪礼标记抄录》2卷（抄本，静嘉堂文库藏）关于《家礼》，如后所述，敬所还撰有《家礼仪节正误》这部论证严密的论著。
另外，敬所的朋友津阪孝绰有《祠堂考》一书，其中附有敬所的评语。
津阪孝绰《祠堂考》1册（猪饲敬所评，文化九年[1812]序，抄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藏）
津阪孝绰（1756—1825）是与猪饲敬所同时代的津藩儒者，在该书栏外写有敬所的评语。此书内容包括在《祠堂制度祭礼仪节私考》中对祠堂亦即庙及其祭礼进行的考证，旧文七篇作为附录，收录了《祭祀说》《祠堂说》《周尺当今七寸一部弱考》及三封有关书信。
朝川善庵（1781—1849）著有：
《神主式考证》1册（抄本，国会图书馆等藏）善庵是提倡“折衷学”的片山兼山之子，著述很多，因其学问而受到各地大名的礼遇。该书博采文献，揭示了“神主”亦即祭祀时魂所附的牌位及其变迁过程，是一部劳作。依笔者管见，在历来的仪礼研究中，该书似乎被完全忽视，然而如此详尽的神主研究在中国亦未见，是一部出色的考证性著作。
三 江户时代《家礼》研究——关于研究文献
以上，我们概观了有关三礼文献的研究情况，但在日本，与三礼相比，朱熹《家礼》的研究更为盛行。
其实，记录日本接受《家礼》的最早书志文献是足利学校的书目。根据该目录，《家礼》至迟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已传到日本。15
其后，《家礼》是如何被阅读的详细情况尚未明确，但到江户时代初期，与三礼文献一样，也开始出现了《家礼》的和刻本。最早的和刻本是明丘浚的《家礼仪节》8卷，于庆安元年（1648）京都的风月宗知刊刻了训点本。接着，《性理大全》和刻本于承应二年（1653）由小出永庵施以训点，作为《新刻性理大全》70卷出版，该书第18卷至第21卷收录《家礼》。另一方面，《家礼》单行本的出版稍晚，浅见絅斋点校的《家礼》5卷于元禄十年（1697）才得以刊行。无论如何，与三礼相关文献一样，在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具备了《家礼》的研究条件。
随着这种出版状况，有关《家礼》的著述陆续出现。其主要文献如下：
山崎闇斋（1618—1682）
《文会笔录》一之二、一之三（《（增订）山崎闇斋全集》
第1卷所收，〓〓〓〓社影印，1978年）
浅见絅斋（1652—1711）
《家礼师说》1册（抄本，宝永二年[1705]开讲，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通祭丧葬小记》1册（抄本，又称《丧葬小记》，元禄四年[1691]，早稻田大学等藏）
《丧祭略记》1册（平田笃胤写，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家礼纪闻》（抄本，浅见絅斋先生杂记11，筑波大学图书馆藏）
三宅尚斋（1662—1741）
《家礼笔记》7卷2册（抄本，享保十一年[1726]，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用新主说》《大宗小宗图考》《神主题名考》（抄本，享保八年[1723]，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若林强斋（1679—1723）
《家礼训蒙疏》4卷3册（刊本，享保十三年[1728]跋，关西大学等藏）
《家礼冠昏师说》（抄本，小滨市立图书馆藏，近藤启吾《四礼〓研究》收录翻刻，东京：临川书店，2003年）
林鹅峰（1619—1680）
《泣血余滴》2卷（明历二年[1656]，《鹅峰林学士文集》所收，〓〓〓〓社影印，1997年。另有万治二年[1659]刊本）
《后丧日录》1册（抄本，明历三年[1657]，内阁文库藏）
朱舜水（1600—1682）
《朱氏谈绮》3卷（宝永四年[1707]序，宝永五年[1798]刊本）
《泣血余滴》批评（对林鹅峰《泣血余滴》所加的批语。抄本，彰考馆水府明德会藏）德川光圀（1628—1700）
《藤妇人病中葬礼事略》（正室泰姬的葬仪记录，万治元年[1658]，《水户义公全集》上卷，《常山文集拾遗》，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
《慎终日录·威公》（小宅处斋记，父赖房的葬仪记录，抄本，宽文元年[1661]，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慎终日录·义公·恭伯世子》（石河明善记，光圀及纲条之子吉孚的葬仪记录，抄本，元禄十三年[1700]，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熊泽蕃山（1619—1691）
《葬祭辩论》（宽文七年[1667]，《（增订）蕃山全集》第5卷所收，名著出版，1978年）
藤井懒斋（1626—1706）
《二礼童览》2卷2册（元禄元年[1688]刊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中村惕斋（1629—1702）
《慎终疏节》4卷2册（元禄三年[1690]刊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藏）
《追远疏节》1册（抄本，享保二年[1717]，内阁文库等藏）
伊藤仁斋（1627—1705）
《读家礼》（《古学先生文集》卷6，《古学先生诗文集》，〓〓〓〓〓社，1985年）
伊藤东涯（1670—1736）
明版《文公家礼仪节》手泽本（曾于贞享四年[1687]、元禄二年[1689]两次阅读该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手泽本（于宝永元年[1704]阅读该书，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藏）
天木时中（1696—1736）
《二礼要略》1册（抄本，宝永五年[1708]，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室鸩巢（1658—1734）
《文公家礼通考》1卷（甘雨亭丛书第1集所收，刊本）
获生徂徕（1666—1728）
《葬礼略》1册（又称《葬礼考》。刊本，《获生徂徕全集》13所收，〓〓〓书房，1987年）
《祠堂式及通礼微考》1册（《荻生徂徕全集》13所收）
《答松子锦问神主制度书》（《徂徕集》卷28所收，〓〓〓〓社，1985年）
新井白石（1657—1725）
《家礼仪节考》8卷（抄本，早稻田大学等藏）
安积澹泊（1650—1737）
《葬祭仪略》附记（享保十六年[1731]，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加藤九皋（1664—1728）
《丧礼略私注》1册（抄本，享保十年[1725]，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三轮执斋（1669—1744）
《丧祭说》（抄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
稻叶迂斋（1684—1760）
《家礼笔记》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稻叶默斋（1732—1799）
《家礼抄略》1册（文久二年[1862]刊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默斋先生家礼抄略》2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蟹养斋（1705—1778）
《儒法棺椁式》1册（抄本，宽延二年[1749]，影印日本随笔集成12所收，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中井甃庵（1693—1758）、中井履轩（1731—1817）
《丧祭私说附幽人先生服忌图》（自笔稿本，享保六年[1721]，宝历八年[1758]，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中井履轩（1732—1817）
《深衣图解》1册（抄本，明和二年[1765]，内阁文库等藏）
纸制深衣（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中村习斋（1719—1799）
《家礼讲义》5册（抄本，天明五年[1785]，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家礼新图》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大藏永绥、村士玉水（1729—1776）
《祭仪略》1卷、同《丧仪略》1卷（统称为“二礼仪略”，天明八年[1788]，蜀山人编《三十幅》卷1所收，东京：大东出版社，1939年）大藏龙河（1757—1844）
《葬祭仪略》（《日本教育文库·宗教篇》所收，东京：同文馆，1911年）
猪饲敬所（1761—1845）
《家礼仪节正误》1册（抄本，文政十一年[1828]，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等藏）
松崎慊堂（1771—1844）
《敬作所偶得》（关于神主制的考证，《松崎慊堂全集》卷26所收，东京：冬至书房，1988年）佐久间象山（1811—1864）
《丧礼私说》（文久元年[1861]，《象山全集》上卷所收，东京：尚文馆，1913年）
以上所列仅限笔者管见所及。就此书目亦可看出，有关《家礼》的著作比三礼方面的文献丰富得多。现在虽然无法对这些文献逐一做详细的论述，但以下几点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关于《家礼》的展开史。首先，17世纪后半期是《家礼》的正式接受期，朱子学系和阳明学系的学者是其核心人物。以山崎闇斋、林鹅峰为首，朱舜水、德川光圀、藤井懒斋、中村惕斋等人留下了有关《家礼》的著作，或按照《家礼》实行了葬礼、祭礼，阳明学者熊泽蕃山也对《家礼》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另外，幕府的林罗山以及土佐藩的野中兼山虽然没有撰写有关《家礼》的著述，但也依据《家礼》实行了葬礼仪式，冈山藩主池田光政根据《家礼》实行祭礼，而他自己被以儒葬方式埋葬也是在这一时期。17可以说，17世纪后半期兴起了一股《家礼》风潮。
随后，18世纪初期即元禄时代以降，应是《家礼》的展开期。自此以后，不限于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各学派的思想家也都对《家礼》展开了研究。属于朱子学系统的人物有浅见絅斋、若林强斋、天木时中、室鸠巢、新井白石、安积澹泊、加藤九皋、稻叶迁斋、稻叶默斋、蟹养斋、中井甃庵、中井履轩、中村习斋、村士玉水等，属于阳明学系统的有三轮执斋，属于古学系统的有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荻生徂徕等，属于考证学系统的有猪饲敬所、松崎慊堂。此外，幕末的佐久间象山既属于朱子学系，也与“洋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总之，18世纪以后到幕末，知识人对《家礼》普遍产生了兴趣。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对《家礼》的探讨超越了各个学派，累积了许多学说。18
第二、在《家礼》“冠婚丧祭”四礼中，有关丧礼（葬礼）、祭礼二礼的论述占了一大半。其原因是，丧祭仪礼在《家礼》中所占的篇幅本来就很多，此外，还与日本很早就有祖先崇拜，而在江户时代此一习俗又得到强化相关。19这一点，与《家礼》冠婚丧祭的各种仪礼得到广泛普及的中国和朝鲜相比，可以说是日本儒教仪礼的特色。
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学研究，对江户时代的儒教仪礼进行了考察。在江户时代，有关三礼文献的研究确实不太活跃，与其他经书相比，特别是《仪礼》的研究很贫乏。仅以《仪礼》“难解”为由，显然不能充分说明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或许《仪礼》确是一部难读的书籍，但与《周易》《尚书》《诗经》等比较起来，也不能算特别难读。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还是与“仪礼”的性质有关。因为，仪礼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思想”是谁都可以应用的、抽象的东西，与此相比，《仪礼》在场所、器具、服装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固定性，对每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具体。儒教仪礼未必与日本古来的风俗以及“有职故实”（校者按，意指古代日本的公家及武家的仪礼、官职、制度、服饰、法令、军阵等相关先例及典故）相吻合。
于是，在日本，儒教仪礼研究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偏向：它成了只是喜欢儒教的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纸上空谈。在上引服部南郭的门人汤浅常山《文会杂记》中，其第2条“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问”之后，接着就有一段用朱笔写下的文字（校者按，原文是日文）：
为要准确了解揖让拜起之事，如此摆上象棋，连壶盘等都准备好，以便把握仪礼。然而即便如此，究竟是无益之消遣，所谓儿戏而已。（《文会杂记》卷1上）
这不是汤浅常山本人的意见，而是由第三者后来添写上去的。在这里，儒教仪礼的研究被看作是“无益之消遣”。
此外，猪饲敬所在其《深衣考序》中写道：
古服之取骇于世俗也，西土（即中国）之人尚且服之者寡，况我邦乎。人必笑余之屑屑于无用。呜呼，先王之法言，因后儒误解而大失正义者不可胜数矣。余深慨焉，此亦反正之一端也。余之志在彼而不在此，有识之士，其或察之。
在这里，他在承认日本儒教仪礼的研究会被看作“无用”的情况下，仍然意图探明其原意。
这些事例说明，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乖离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儒教仪礼还是成了研究的对象，服部南郭门下的三礼文献的会读、与蘐园学派有关的学人以及猪饲敬所、朝川善庵等人的考证性著作便是这一动向的典型。
另一方面，与这种研究层面相对，在实践层面，朱熹《家礼》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家礼》在近世中国及朝鲜都非常普及，而在日本，尽管人们的关注点偏向于丧礼（葬礼）与祭礼，但还是可以看出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关于《家礼》的儒教仪礼尤其是其丧祭仪礼在日本近世如何得到实践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详密考察，但至少可以说，儒教仪礼在日本完全没有得到普及这一“旧说”是不妥当的。
江户时代有关《家礼》的文献，现在大部分是作为抄本流传下来的，由于对仪礼缺乏关注，因而这些文献处在未被整理的搁置状态。对于这些文献，今后也有必要进行调查。
附注
1 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權誕生〓考古學》（东京：讲谈社，2003年），页222、232。
2 小南一郎：《古代中國：天命〓青銅器》（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年）。
3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推算为公元前300年左右的竹简群中的《六德》，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并列。这就为此六书在战国中期已是儒家的重要文献提供了佐证。参见汤浅邦弘：《郭店楚簡〈六德》〓〓〓〓——全體構造〓著作意圖》《中國出土資料研究》6，2002年）。
4 杨宽（1999）：第六编《西周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礼制》。
5 滋贺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东京：创文社，1967年）第1章第1节“親族〓〓〓〓”。
6 池田末利（1981）。
7 西冈弘（1970），（1986）。
8 杨宽（1965），（1999），小南一郎：《射〓儀禮化〓〓〓〓〓——〓〓二〓〓段隋》〔小南一郎（1995）所收〕，同：《飲酒禮〓裸禮》〔小南一郎（2001）所收〕，同：《漢代〓喪葬儀禮——〓〓宇宙論的耩造》（《〓〓〓文化交流研究》2，大阪：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2007年）。
9 陈来（1996）。
10 林巳奈夫（1976）。
11 大形彻：《〈儀禮〉士喪禮〓“後”——“後”〓蘇生〓颐〓儀式〓〓〓》（《〓〓〓文化交流研究》2，大阪：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2007）。
12 加藤常贤（1943）。
13 川正数（1968），栗原圭介（1969）。
14 王锷（2007）。
15 池田秀三：《盧植〓〓〓〈禮記解詁〉（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9，1990年）；同：盧植〓〓〓〈禮記解詁〉（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30，1991年）；同：《黄侃〈禮學略説）譯注稿（1）》（《中国思想史研究》28，京都：京都大学，2006年）；保科季子：《前漢後半期〓〓〓〓儒家禮制〓變容——漢的傅統〓〓對立〓皇帝觀〓變貌》（历史〓方法编集委员会《歷史〓方法3：方法〓〓〓〓丸山真男》所收，东京：青木书店，1998年）；渡边义浩：《後漢〓〓〓〓禮〓故事》〔渡边义浩（2006）所收〕。
16 钱玄（1996），（1998）。
17 李曰刚（1981），陈其泰（1998）。
18 沈文倬倬（1999），（2006a），（2006b）。沈文倬（2006a）所收的论文被（2006b）全部收入。
19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2006）。
20 参见C—4《〈儀禮〉〓複原》中所列文献。
21 川原寿市（1973—1976），池田末利（1973—1977），杨天宇（1994）。
22 小岛毅（1996），张寿安（1994）、（2001），邓声国（2006）。
23 桥本敬造：《天學〓西學：典禮周题〓初期的展開》（《〓〓〓文化交流研究》1，大阪：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2006年）。
24 渡边信一郎（1996），甘怀真（1991）、（2003），陈戌国（1991）、（1993）、（1995）、（1998）、（2001）、（2002）。另外，也有对郊祀即天祭的考察，山内弘一：《北宋時代〓郊祀》（《史學雜誌》92—1，1983年），梅原郁：《皇帝·祭祀·國都》（中村贤二郎编《歷史〓〓〓〓都市》所收，〓〓〓〓〓书房，1986年）；小岛毅：《郊祀制度〓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8，东京：东京大学，1989年）。
25 漥添庆文：《中國〓喪葬儀禮——漢代〓皇帝〓儀禮〓中心〓》（井上光贞等编集《東〓〓〓世界〓〓〓〓日本古代史講座》第9卷所收，东京：学生社，1982年）；渡边真弓：《漢代皇帝〓喪葬儀禮〓變遷》（《明治聖德紀念學會紀要》复刊9，1993年）；桐本东太：《後漢王朝〓死者儀禮——〈後漢書·禮儀志》下篇譯注稿（一）》（《史學》54—4，东京：三田史学会，1985年》；同：《後漢王朝〓死者禮——〈後漢書禮儀志〉下篇譯譯注稿（二）》（《史學》58—1，东京：三田史学会，1988年》。另，渡边真弓也有中日比较研究：《日中喪葬儀禮〓比較研究——日本古代及〓中國唐代〓中心〓》（《國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紀要》71，1993年）。
26 金子修一（2001），（2006）。
27 石见清裕：《唐〓圖書授舆儀禮〓〓〓〓》（《東洋史研究》57—2，1998年）；同：《唐代凶禮〓耩造——〈大唐開元禮）官僚喪葬儀禮〓中心〓》（《福井文雅博士古稀紀念論集：〓〓〓文化〓思想〓儀禮》所收，2005年）。
28 黄进兴（1994），（2001）。
29 中纯夫：《王守仁〓文廟徙祀問题〓〓〓〓〓》（奥崎裕司编：《明清時代〓〓〓〓〓時代〓〓〓〓〓——思想史論集》所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
30 叶国良（1997）、（2004），彭利芸（1988），何淑宜（2000）。
31 渡边欣雄（1989）。
32 小南一郎（1995），（2001）。
33 杨志刚（2001）。
34 吾妻重二（2001）。
35 皮锡瑞：《经学通论·四·三礼·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行之礼宜定画一之制》。
36 杨志刚（2001），页205—206。
37 更准确地说，在宋代，科举及第者为士大夫，举人、生员等无官职者为士人，这里将这些读书人统称为士人。参见高桥芳郎：《宋代〓士人身分〓〓〓〓》（《史林》69—3）。
38 参见吾妻重二：《朱子學〓新研究》（东京：创文社，2004年）第2部第1篇第1章“道學〓聖人概念”。
39 首次在国家礼制上公认仪礼亦可适用于庶人，似应是北宋末的《政和五礼新仪》。参见杨志刚（2001），页200。
40 吾妻重二：《儒教祭祀〓性格〓範圍〓〓〓〓》（《〓〓〓文化交流研究》1，大阪：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2006年）。
41 上山春平（1976），（1982）。另有《和刻本仪礼经传通解》第3辑（东京：汲古书院，1980年）卷末户川芳郎《解题》。
42 楠本正继：《宋明時代儒學思想〓研究》（东京：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页268—277。
43 上山春平（1982），陈来（1989），束景南（1993），杨志刚（2001），吾妻重二（2003）。
44 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1“乾道六年庚寅”条，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2《家礼考》及《家礼后考》。
45 吾妻重二著，傅锡洪译：《朱子学的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中篇“朱熹的象数易学及其意义”。将与自己所描绘的理想不合的思想或著述予以排除的倾向在清朝考证学者中很常见，参见吾妻重二：《中國思想史研究〓對話》（《創文》471，2004年》。
46 赵和平（1993）、（1997），周一良、赵和平（1995），姜伯勤（1996），伊藤美重子（2002），吴丽娱（2002）、（2006），永田知之（2007）。
47 赵和平（1993）中的周一良《序言》。
48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事林广记》所收本有《家礼》的节译本。
49 何淑宜（2001），页167。另见三浦国雄：《朱子家禮〓實踐——〈酬世錦囊〉〓場合》（2006年4月28日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思想·仪礼研究班第7次研究例会上的发言摘要）。
50 关于这一点，吾妻重二《性理大全〓成立〓朱子成書》（《名古屋大學中國哲學論集》5，2006年）已有阐明。
51 Ebrey（1991b）。
52 稻叶岩吉（1936）。
53 卢仁淑（2000），页131。
54 阿部吉雄（1936a），页37。
55 牧野巽（1948），页38。
56 卢仁淑（2000），页117。
57 李承妍（1996），卢仁淑（2000），彭林（2005）。
58 作为现代的实用书，在韩国有《家礼书式百科》（〓〓，2003年）、《家礼/书式百科》（恩光社，2005年）等，在台湾则通行王丽福《家礼大全》（大方文化事业公司）及其《家礼大成》（台中：瑞成书局，1985年）。
59 八尾隆生：《山〓民〓平野〓民〓形成史——五世紀〓越南》（石井米雄责任编集：《岩波講座：東南〓〓〓史》第3卷，2001年）。
60 山本达郎（1938）。
61 嶋尾稔（2006），页141。另，尾稔（2007）。
62 末成道男（1998），页399。刘玉珺（2007）在第242页也指出《寿梅家礼》的重要性。
63 Woodside（1971），页41。嶋尾稔在网页（http://www.icl.keio.ac.jp/shimaos/shiryo.htm）上发表了《寿梅家礼》的文本。这一点得到了关西大学助教西村昌也氏的指教。
64 吾妻重二（2005b）。
65 牧野巽（1948）。
66 津田左右吉：《〓〓思想〓日本》（东京：岩岩波新书，1938年），页41。
67 吾妻重二（2007）
68 皆川美惠子（1997）。
69 近藤敬吾（1990）、（2007），田尻佑一郎（1983）、（1986）、（1997），Nakai（2002），田世民（2005）、（2006）、（2007），汤浅邦弘（2006），吾妻重二（2005b）、（2008a）、（2008b）、（2008c）。
70 参见本章附录G“关于琉球”中所列文献。
71 徐福全（1989），浅野春二（1994）、（2005），李丰楙（1996），何淑宜（2000），金斗宪（1936）、（1937），高英津（1991），嶋尾稔（2006），吾妻重二（2007）。
72 关于神葬祭与儒教仪礼的关系，可参考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1995）以及矢崎浩之（2006）的文献目录。又，关于以上5点的观点，参见吾妻重二（2005b）、（2007）。
73 参见本章附录C—8“《家礼》与宗族、宗法”中所列文献。
1 关于儒教仪礼以及儒教祭祀意味着什么，笔者在《儒教祭祀〓性格〓範圍〓〓〓、〓》（《〓〓〓文化交流研究》第1号，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2006年）一文中进行了考察。
2 内野台岭：《日本經解〓就〓〓》（《近世日本〓儒教》所收，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
3 除了注2内野论文外，另据井上宗雄等著：《日本古典籍书志学辞典》（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页407。
4 据内野论文，林泰辅也调查和收集了日本人撰写的经解，写了《日本经解总目录》。根据该目录，（经解中）有《周易》395部、《尚书》147部、《诗经》173部、《礼》144部（《周礼》50部、《仪礼》21部、《礼记·大戴礼》45部）、《春秋》224部、《论语》363部、《孟子》169部、《大学》246部、《中庸》168部、《孝经》199部、《群经总义》226部（四书类122部、五经类24部）。此数据显示出与寺田目录相同的倾向。
5 户川芳郎：《仪礼经传通解·解题》（《仪礼经传通解》第3辑，东京：汲古书院，1980年）。
6 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The Li Ki》2卷（Oxford：Clarendon Press）的出版是1885年。桂湖村的《礼记》日文解释本的出版是1927年。因此《礼记》的近代外语翻译，英译比日译更早。这也说明日本的儒教仪礼研究不很活跃。
7 章太炎认为：“东方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大好言易，而不道礼宪，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然宋人治礼者亦尚多，日本人则无其人。盖浮夸傅会，是其素性，言礼则无所用此也。其学固已疏矣。”（《与罗振玉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章太炎全集·四》所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8 据静嘉堂文库所藏《新定仪礼图》。
9 即《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1（经部，学古房，韩国首尔，2005年）页225—226所载的版本。
10 《服部文库目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984年）“服部家历代著述类”中记载“仪礼抄图17卷，服部元乔编，抄本，4册，和大”。此本笔者未见，但从其卷数来看，此本无疑是南郭手抄杨复《仪礼图》17卷。
11 即《服部文库目录》“服部家旧藏一般书”礼记类中的“朱文公深衣制，9点，写，享保十九年，1帙”。
12 池田末利：《仪礼解说》（池田译注《仪礼》V，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77年），页614。
13 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近世日本的儒学》所收，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介绍江户后期兴起的考证学，非常有用。在该论文中，他说：“继掖斋与慊堂之后，喜欢清儒风格的考证学研究的儒者有：猪饲敬所、朝川善庵、东条一堂。此三儒成为考证学流行的文化（1804—1817）、文政（1818—1829）时代的儒林之殿，并且成为天保（1830—1843）之后第四期考证学风的先驱。”（校者按，文化、文政、天保的年代为校者所加）
14 另按，民国时期以经学家而名的吴承仕（1884—1939）也对敬所的《读礼肆考》感兴趣。据《仓石武四郎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麒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昭和五年（1930）1月31日条所载：“吴检斋先生来，托买猪饲彦博《读礼肆考》并《令义解》。”这条逸事记录是关西大学非常勤讲师城山阳宣君指出的。
15 笔者在本书第六章中指出了这一点。
16 此外，琉球的蔡文溥（1671—1745）撰有改订《家礼》的《四本堂家礼》（《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卷10所收翻刻本，那霸市役所，1989年》。但当时的琉球儒教与日本儒教有着不同的展开，故从这里的讨论对象除去。
17 关于江户时代根据《家礼》所进行的儒葬及儒祭的实践问题，将另文探讨。
18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指出自江户时代中期以降，《家礼》式的神主在民间得以普及，直至今日。参看注15所列的拙稿。
19 关于日本祖先崇拜的历史，竹田听洲：《祖先崇拜——民族〓歷史》（京都：平乐寺书店，1957年）一书便于参考。
知识出处
《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为朱子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影响后世达七百年，深刻塑造了中华礼仪文明。本书为日本朱子学、礼学专家吾妻重二教授《家礼》学研究成果的汇集。全书分三编：文献足征、礼文备具、礼书承传，共十三章，广涉《家礼》版本、木主、深衣、日本《家礼》接受史等议题，融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于一炉，全面深入地揭示《家礼》在东亚的“漫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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