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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提到，在朱子，心或者说“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在内，而“思”“情”“意”都是能力。所谓心（“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是指“思”“情”“意”都是心（“知—觉”之能）在与包括“魄”中信息在内的具体他者接触时的升级版、运用态，具体来说：
  此心（“知—觉”之能）最初与具体他者接触的时候，较浅的“知”能或者说认识能力会首先获得对象——即他者的经验因素，并升级为“思”以解析之。《语类》载朱子答弟子“知与思，于人身最紧要”之问时说“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与手相似，思是交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①，即是此意，后来阳明说“思是良知之发用”②，与朱子“思所以用夫知也”义同。随着“思”的深入，较深的“觉”能也会获得对象——即他者或者说此心的生生道理，所谓“思则得之”是也，③并升级为“情”以呈现之，呈现出来，便是此心对于他者表达基本态度（这种呈现是直达于眼神、面色的，所以是可见的，但未必所有人都有眼力见到）。朱子曾说：
  性具于心，发而中节，则是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④
  “情”是“性自心中发出来”，等于说“情”是此心“因理而觉”所生，即显示出“情”是“觉”能在获得对象时的升级版这一点（朱子这句话中所含的仅仅以“中节”者为“情”、不以“不中节”者为“情”的意思，待后文心与善恶处详辨）。需要说明的是，在朱子，心性二者“说着一个，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⑤，所以“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这一点，即“情是心灵因性理而觉所生”这一点，又常被朱子简化表述为“性之已发者，情也”⑥“情是性之发”⑦“（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⑧。也就是说，类似“情是性之发”这样的表达里面虽然没有出现“心”字，但实际上都隐含着“心”字在其中。如当朱子说“情根乎性”⑨“情本乎性，故与性为对”“性是根，情是那芽子”①，又以《乐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之说中“性之欲”三字为“即所谓情也”②且又说“及其感物而动，则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则无自而发，故曰‘性之欲’”③的时候，其中“性”字背后都隐含着“心”字，所谓“说着一个，一个随到”是也，这是解读朱子言论时所需特别注意者。④话说回来，上所言“思”，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解析，不会有任何异样，但“情”则因为是“性理”的呈现而一物一时一地各有其“理”，所以会随着他者的不同，甚至时地的不同而更有不同的具体面貌，所以《中庸》有“喜怒哀乐”之说，孟子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说，《礼运》有七情之说，而朱子也说“情却多般”。⑤
  随着“觉”能升级为“情”，“觉”能中所蕴含的“实践作用”也会浮出水面而首先呈现为“意”，以围绕基本态度为他者谋划，然后“主宰”身体及事物，将谋划的蓝图付诸实施，他者因此得到一定的处置。《语类》载：
  李梦先问情、意之别。曰：“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后用。”（夔孙录云：“因是有情而后用其意。”）⑥
  问：“意是心之运用处，是发处？”曰：“运用是发了。”问：“情亦是发处，何以别？”曰：“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①
  情又是意底骨子。②
  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③
  这些言论，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情”的后继、围绕“情”施展这一点；另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实践性的谋划之能的实质；延在钦说“这就是说，在发生某种情感后，意是要用尽一些方法而做该事情”④，也指出了这一点；柳阳辉说“‘意’是更具备主动性的心理活动”⑤、张立文教授曾说“（在朱子）‘意’是一种意见和主张，它是在‘知觉’积累了有关某一事的丰富感性材料基础上，通过‘心思’，认识了某一事物的本质，而形成了设想和方案”，所言皆近是。有学者认为朱子所言的“意”指意识或观念，接近于现代心字的内涵，恐于朱子营为、谋度、主张之说不合。现代所谓“意识”“观念”“心”其实只能对应上朱子所言的“知”“思”，而在朱子这里，“意”和“思”相近而实不同。相近处在于，二者都是心灵的高度运转状态，且“意”和“思”一样，也是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谋划，不会有任何异样；不同之处在于，“思”是一种静观的、分析的、辨别的能力，静观准确、分析清楚、辨别明白，“思”便完成其职分，“意”是一种支配的、综合的、谋划的能力，支配妥当、综合完整、谋划周密，“意”才完成其职分。当然，二者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意”以“思”为基础，朱子认同程子所说“三（思）则私意起而反惑矣”⑥，又自言“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观察、分辨“好色”“恶臭”，便是“思”），⑦即体现出这一点。
  基于“意”给予他者的处置，如果双方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则他者满足而退，不再需要“意”，“意”也“功成身退”，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如果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而来，此心自然又会有一番“思”“情”“意”的“运用”，但如果没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来至，另一番“思”“情”“意”的“运用”自然无从而起，此心不得不回复到纯然“知—觉”之能的面貌中去（这种状态不易理解，但在朱子这里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在后面中和新说部分会有详细论述）。后来阳明说“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①，所言诚是，从朱子心论的视角来看，“思”“情”“意”都不可能“悬空”，都是事物触发因而关联于事物的。
  “思”“情”“意”既然是心（“知—觉”之能）在与他者接触时的升级态、运用态，则三者在朱子之为纯然能力而不含任何意义上的信息可知，因为能力的升级态、运用态，一定仍然是能力，不可能质变或掺入其他东西。其中“思”之为能力，毋庸赘言，“情”“意”之为能力，还有以下证据：
  心，便是官人；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情，便是当厅处断事，如县尉捉得贼。②
  情犹施设，心则其人也。③
  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④
  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⑤
  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⑥
  此中第二条中的“施”“设”都是动词。一、二、四、五条皆以动词说“情”“意”，三、四两条复以“能”说“情”，则“情”“意”在朱子为纯粹能力可知。柳阳辉说“‘情’和‘意’都是心理活动”，也以“情”“意”为能力。⑦如前所言，“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会在“魄”中留下信息或者说痕迹，这些信息或者说痕迹中有很多是直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样貌的，却并非“思”能、“情”能、“意”能本身，日常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信息甚至“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所留下的一切痕迹为“思”能、“情”能、“意”能本身，从朱子的角度看，恐怕是一种张冠李戴。
  又，“知”浅“觉”深，而“思”是“知”的升级态，“情”是“觉”的升级态，则“思”自然是“情”的先导，“情”自然是“思”的后继，二者是先后串行关系，而非同时并行的关系，朱子描述心之应事接物时说“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①，也表明了这一点。由此则在朱子，“思”和“情”是不可能冲突的，而日常所谓“思”和“情”或者说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路“思”—“情”和另一路“思”—“情”的冲突，只不过前者中作为后继的“情”可能很微弱，后者中作为先导的“思”可能很迅捷，以至于人们不易察觉而已（这种迅捷之思也曾被《中庸》表述为“诚者不思而得”，但至少在朱子看来，所谓“不思而得”本质上仍然是“才思即得”，其中“不思”只是说没有平常人那种“百思不得其解”的迟钝之“思”而已，朱子回答弟子“圣人有思无思”之问说“圣人……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即是此意）。如孟子“孺子将入于井”一章中，“乍见”即有恻隐之心，好像只有“情”没有“思”，但实际上恻隐之心建基于对孺子所处情境迅速而清晰的认知和判断；那些想要“邀誉于乡党朋友”的人，好像只有“思”没有“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对孺子无“情”，对“邀誉”则有执着的喜好，难免有对于能够邀誉的窃喜；还有的人在救与不救之间纠结，“救”的理路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恻隐之心”，也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和想到可以邀誉—邀誉之窃喜”或其他，“不救”的理路可能是“救了也不能邀誉——讨厌浪费时间”，也可能是“想到讹诈事件——恐惧”或其他，但都不可能在“思”—“情”这一线路上缺少任何一环；而这种纠结，以及出于邀誉的救或者不救、出于对于讹诈事件的恐惧的不救，显然都是“思”之太多所致，这些坏的结果虽然都表现在“情”上，但无法在任何意义上归罪于“情”，所以对治的方法也不会是加强理智对于情感的控制，而是“思”的自我净化，包括朱子在内的理学家经常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思”上，根源即在于此。另外，关于“知—觉”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其所发出的“思”—“情”会分为两路形成纠结，我们在后文“道心人心”部分会进行讨论。
  总而言之，在朱子，心（“知—觉”之能）包含“思”能、“情”能、“意”能这一系列能力在自身，或者说，心之为“知—觉”之能，其实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朱子心论地基的丰富性，可以说已经毋庸置疑了。需要说明的是，论者或认为，朱子用以表述心之官能的，还有“志”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在朱子，“志”并非一种独立的官能，而只是一种特殊的“情”，一种由高明广大的事物所触发的强烈而恒久的情感，其言曰：“‘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这里朱子一反其区分情、意的通常做法，将意也纳入情的范畴中，实际上只是以情指代思、情、意这一系列能力，并非真的取消了意的独立性。后面“心统性情”部分我们还会涉及这一点），①“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②即是此意。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4页。此言也为另一弟子所录，主要内容相同：“又问：‘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584页）②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2页。 ③明清之际儒者陆桴亭说“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悟者思而得通也”（《思辨录辑要》卷3格致类第54条，同治正谊堂本），也指示出“思”—“（觉）悟”这一路径。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37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2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74页。 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⑧同上书，第224页。 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95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5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63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99页。 ④当然，在“说着一个一个随到”的前提下，究竟是“说着”心还是“说着”性，也是有区别的。延在钦说：“总之，关于情的来源问题，在朱熹那里，虽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它与其说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不如说由所要强调的重点不同而产生的结果。朱熹通过‘情者，心之动’的说法强调作为感应的主体的心的主宰功能。与此不同，朱熹所主张的‘情者，性之动’的见解可以说他要确立如同四端的道德情感所以为‘善’的根据。而且，他通过‘性之动’‘性之发’的说法而主张人类本性应当体现于所有意识活动上。”（《朱熹心论研究》，第150页）所言大体没有问题。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30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②同上书，第232页。 ③同上书，第232页。 ④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88页。 ⑤柳阳辉：《儒学大师朱熹的心理学思想述略》，《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1页。 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9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92页。 ③同上书，第215页。 ④同上书，第191页。 ⑤同上书，第542页。 ⑥同上书，第231页。 ⑦柳阳辉：《儒学大师朱熹的心理学思想述略》，《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②同上。